 我家思思是资深的差生，从小学三年级成绩就开始倒数。她在国内读一年级的时候，上学还挺积极。那时的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眼睛里都是笑。等过了半年，我去找老师沟通，走到教室门口，小姑娘得把脸板得苦大仇深，闹腾的教室才能静下来。 结果，小姑娘最后还是被调走了，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她不够严厉。后来的班主任，个个都是严师，就像家长希望的那么严。可老师越严，思思就越不想上学。我遇到过家长在校门口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严师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师的手说：“我的娃，就是个渣，你就让她坐在教室后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级，我送思思上学，她垂头丧气，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学，她神采飞扬，就像“中国郎”。轮到要做作业的时候，她愁苦得就像书包里面要窜出一条蛇来咬她一口。我在家里翻《老舍选集》，思思跑过来一看，就厌恶地说：“这个人，是专门写好词好句的嘛？”原来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大手一挥，说：“这里那里，都是好词好句，你们把它抄下来，背下来！”于是小朋友就连老舍也恨上了。 8岁的思思告诉我：“老师骂人的时候，我觉得教室垮塌了，整个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过我，击碎我。” 到了三年级，思思的成绩已经很差了。一天我去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写检讨：“对不起，我数学只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诉我，数学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说：“低于平均分的同学，站起来！”然后对坐着的同学说：“看，就是他们拉低了你们班的平均分！”于是，坐着的孩子投来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头去。 我是个溺爱孩子的妈妈，听到这个，心都炸裂了，转身就去找数学老师理论：“平均分就是用来拉低的！如果个个娃儿都要比它高，那个该是最低分啊。你这也是九年义务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我的“义务教育宣言”气得数学老师几乎跳起来。后来，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声，道：“思思的家长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义务教育完了怎么办，只有去捡二煤炭！（成都方言，捡煤渣，意思是只能去做底层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但她说，她心里有点小骄傲：“我的妈妈是和我一伙的，你们的妈妈都是和老师一伙的。” 等到思思该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签证。临行前，玄幻小说读多了的我，跟女儿畅想未来：“如果我们有魔法指环就好了，一转，我们回到家里，一转，就出现在加拿大。” 没想到，思思小脸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看来，严师也许能出高徒，但对渣娃来说，“被淘汰”的伤害是拉满了。 到了异国他乡，我带着思思去当地公立学校报道，英文和数学拿张卷子一测，老师连说“wonderful”，于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 我去过那里的小学教室，桌子是围成U字型的，一个班只有十一二个孩子。教室的后面是洗手台，洗手台边上是满满的绿植和小石头、小树枝之类的工艺品。书架上堆满了图画书。老师的讲台边上是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放着画了名字的石头。每个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把画着自己名字的石头给放进篮子里去——我想，天，这就是我梦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这里当差生，也是运气了。 思思在学校享受了将近一年的“一对一教学”——因为学校的小留学生实在太少，开不起单独的语言班了，所以干脆直接派了个老师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读。授课老师在上面讲课，陪读老师就在思思身边连比带划，力求思思能听懂、能跟上。我翻过孩子一张讲褒义词、贬义词的卷子，老师在褒义词旁都画上了笑脸，把贬义词画了个哭脸。 我发现，加拿大的老师，似乎个个都是宽师，一个比一个宽——可能因为敢于在教室里敢喊差生站起来的，都被处分了开除了？他们看见学生都是眉开眼笑，好像是见到了加元。思思初来乍到，就像小猫猫，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但是见老师笑眯眯的样子，还是每天鼓起勇气去上学。 当然，思思并没因为老师们态度和蔼就成了优等生。她的成绩仍然很差，离不开课外补课。我找的补课老师是UBC毕业的，当地私立学校退休的，收费35加元一小时（约等于180人民币）。她是上门授课的，每次带来满兜的图画书，带着思思手把手做作业。 我租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等混熟了一些，发现西人爹妈和中国人爹妈，完全是两种当法。 西人当爹妈，主打一个“陪伴”，他们门前停着房车停着船，有的人家门前甚至停着两三艘船，西人邻居一碰面，总是会问：“带娃儿到哪里去玩来着？”平时孩子早早下课，自己会去滑板公园游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妈就带孩子外出骑车爬山露营滑冰滑雪。不旅游的时候，就全家上阵整花园剪树枝，圣诞节一家子上梯子架灯，把房子搞得灯火辉煌的，就像中国的灯光工程。他们觉得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带孩子去补课？没听说过；监督孩子学习？也没听说过。 一个西人邻居总结说：当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满口是爱，没得钱”，孩子成年之前，对其轻言细语，像对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成年后，要想做啥都坚决支持——至于钱，自己去想办法。 而华人当爹妈，主打一个“奉献”，孟母三迁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绩当成战略目标来抓。下午3点一下课，华人父母就来接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费用每月上千。妈妈之间会深切交流哪里的补习老师好，有什么证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升学季，你就看，麦吉尔、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好学校都是华人娃娃能去的，相当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华人爹妈说话虽然没有西人爹妈那么轻言细语，但对孩子的付出是实打实的，给孩子买一套房当“成年礼”是标配。 我那时在当地华人报社谋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穷），但“怎样给娃买房子买得安全”的普法类的稿子，每个月都要写一次。华人爹妈的奉献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告诉思思：“我们家是这个社区里最有上升空间的，他们谁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间大。” 思思深以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当妈妈，也很有上升空间。 七年级就像个缓冲期，热情的宽师们带着思思一下就混过去了。那时我的英语不够用，和补课老师没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学班主任联袂来找我，说：“我们很担心思思，中学的教程比小学快，要求团队合作，要求演讲，思思很难跟走的，要给她加倍的帮助才行。” 当时我想：哎，加倍的帮助，但是还怎么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补课，只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学里，思思的难题来了。 首先是上台演讲。思思有点害羞，老师喊她用英语演讲，她上台之前紧张得三天吃不下饭，上台讲完之后还要再躺三天才回得过神。但学校的老师偏偏特别爱布置演讲，不管孩子外向内向，一个班就十几个娃，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查资料，到时上台演讲。 而到“小组合作”时，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发组起了队，大约是他们平时在一起打球滑冰，本来就熟，团队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而中国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只能组成了纯留学生组。 适应不了的思思，从十年级开始逃课，常常是课堂上要演讲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学校的角落里独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医院了。如此下来，她的各科成绩和我的薪水一样，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师给孩子们发考完的卷子，都要盖着分数发，表扬成绩优异的小朋友也要课后留下来偷偷地表扬，免得刺激了差生。 没有了快递和外卖，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里手忙脚乱，锱铢必较，走进超市都要算乘法。我只够时间给女儿强调：“从十一年级开始，成绩单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紧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么抓紧，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国小留学生们的圈子。小学时，孩子还可以忽视的贫富差距，此时成了问题——班上的小留学生见了面，先斜着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对方脚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气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类。听说有个小留学生，家里衣柜一打开，一地的鞋子，上万刀（加元，下同）。 其实，送孩子留学，是把娃大部分的学习压力转嫁为家长的经济压力。相当一部分的华人小留学生，家里是真的有矿的。有个女孩说要炒股，她爹直接划给她2万加元，让她炒就是了（相当于11万人民币扔水里了）。还有一个女孩，爹妈直接在本地买了房子，请了保姆来照顾她。可那女孩并不领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学校食堂点外卖，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吃啥，我一起点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说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卖价格十几刀，配送费还要十几刀，如果要回请，几个同学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门槛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独。说什么留学是丰俭由人，都是骗鬼的，对富人来说，丰，就是给娃买个房子，俭，就是只买鞋子不买房子。 我忍痛给思思买了一两双贵鞋子，一两件贵衣服，看她还想配齐包包，便忍不住训斥她：“你是不是傻呀，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们比学习呀！你看妈妈的朋友们，妈妈说喝五块钱的咖啡，她们家里就算再富，也不会说要喝十块的。一个团队的消费要以最穷的这个为准，否则就是故意排除这个最穷的。” 思思眼含热泪，比我还要悲痛，大声给我吼回来：“你喊我和他们比学习，那你为啥不去和他们的爹妈比赚钱？上学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们玩没人带我组队，那分数从哪里来？！” 进入青春期的思思，开始成天照镜子。她就像个闪电娘娘，每天在卫生间里对着大镜子，拿着小镜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无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颜。我见到，忍不住泼冷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看一张名校的通知书最好看。” 思思不爱听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压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打压我。” 她作业做不来，不知道问谁，也不去问。打开学校的个人页面，都是红的，一堆没完成的作业，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尔看一眼，血压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学校是没有平均分这一说的，否则她在教室里站起来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业，我要从早上“请”到晚上，她才愿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业——其实看到那些作业，我也头皮发麻，真希望给她点拨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并不着急，反正就是抱着手机，手机比我这个亲妈还要亲。各种游戏，我看她都有个账号，每天的时间被手机排得满满的。 中国爹妈的做法自然是“严打”，我试图定规矩：晚上10点钟关网，每天只能玩2小时游戏。可思思对这个规矩嗤之以鼻，大声抗议：“你关了网我就要学习了吗？我就算没有任何玩的，把墙壁抠一个洞出来也不学习！” 我二话不说，给家里的网络安了个监控软件，每天晚上10点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设备网络连接一关，世界清静了。而思思则在她的房间里把门一关，鸦雀无声。 我们娘俩这样耗过了几个月，思思的成绩和以前一样差。一天半夜我惊醒，打开手机一看：天啦，APP为啥又自动把网络打开了呢？一查，才发现原来思思也下了同一个APP，直接把自己设为“管理员”，实现了上网自由了。 我气炸，想要物理消灭手机，几次把思思的手机抢过来、锁起来。思思以牙还牙，也把我的手机偷走、锁起来。我们娘俩针尖对麦芒，我吼她，她就吼回来。我想打她——哼，还不敢，我不想招来警察给自己搞个犯罪记录。什么天地君亲师，在加拿大这边，是人人平等的。 最后，思思和我对放狠话： “你等着，我一到十八岁就搬出去住，再也不会回来！” “你等着，我给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养老院！” 思思作业一塌糊涂，成绩每况愈下。我和社区里的陪读妈妈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弃我不会说英语，又没本地工作经验，觉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听我的意见。”我也深深叹口气：“我说两门外语，做国际新闻编辑，我的娃也不肯听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听人话的。” 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咪，阳光好的时候，我踮着脚把猫咪往葡萄架一送，猫咪就手脚并用地往上拼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着脚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这边的家长会都是“一对一”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师面前，等着老师说思思的各种不足，思考着要怎么用英文狡辩，还不能把老师给得罪了。不料，老师拿出个小本本，告诉我，思思这样good，那样better，反正就是excellent。 这时，我听到走廊里叮咚作响，一个手脚明显不协调的孩子，推着咖啡车过来了。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围过去，各种彩虹屁，好像那个娃是省长的娃一样：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给我加点奶油吗？” “你能给我来点红茶么？” 我伸头一看，那个娃一只手抽着，半边身体不听使唤，但他满脸深感自己有价值的笑容。 我缩回头——好吧，既然我拿手机和拖延症都没有办法，就让思思在学校excellent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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