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通过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到家乡,成功的标准则突然变成了结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 春节期间,有一则题为“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的新闻很火。这类网友“喜闻乐见”的八卦,迅速挑起地域骂战与群体攻击,也让春节里赋闲的网民们,酣畅地秀了把婚姻观和家庭观。 对于出生自不同文化地域的情侣,“过年”这件事或许真是个一年一度的坎儿,不同的饮食、文化、习俗、社交圈,会在短短的几日内上演一场原子对撞,一不留神双方之间就生出失控黑洞。 今年,是我和先生婚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我们现已常驻上海,对于“回东北过年”我们早就心照不宣,但这场原子对撞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火花,我们都好奇又忐忑。 “小年”与“小年夜” 和先生到达他老家的时候,刚好遇上北方的“小年”——事实上“过小年”的习惯,也是我去了北京后才学会的。 在上海,人们没有“小年”这一说。大家只是叫“除夕”为“大年夜”,而除夕的前一天则就相对成“小年夜”了。在我记忆中,上海的小年夜没什么特别讲究。父亲一般会带我和母亲去大型超市进行年度大采购,备上一整个春节食材,也顺带捎上一些拜年手礼。 在北方,“小年”则是腊月廿三。自小年开始。每家每户都进入了全心全意准备过年的节奏,它是整个“北方年”里正正经经的序章。 小年当天早上,婆婆天没亮就起床开始忙活。从她口中得知,本地人都是不屑菜场卖的饺子皮的,觉得机器压的皮子太干、吃口不粘。 从和面、揉面到擀皮,婆婆对这些都要亲力亲为——这让我感觉相比在家包馄饨时父亲总爱琢磨馅料,这外边面皮才是北方饺子的魂。 在先生老家,吃饺子沾的不是醋,而是蒜汁儿。它由鲜酱油与蒜末调成,先生喜爱在里边放些干辣椒,一口沾一个下肚,完全不用碗盆接着。 这味道怎么说呢,挺咸也挺鲜,但我矫情的南方胃,还是驱使我默默倒了碗陈醋,还加了勺糖。 吃完饺子后,我和先生陪着婆婆逛街采购。年关将至,这里各路卖东西的商贩便悉数把货物推到镇上的主干道来摆卖。在这和谐、有爱的氛围里,当然没有什么扫兴的城管。 干果、海鲜、鸡鸭、蔬菜、玩具、保健品、对联、鞭炮、猪头……凡过年需要的食材和物品,我们走半条街便能采购完全。 沿途最“魔性”的,就属满大街黑乎乎的冻梨和各类冻成冰棍状在室外晒太阳的鱼虾了。它们让我想起那个有名的东北笑话:一哥们去东北出差,在饭馆要啤酒,得知冷藏啤酒零下1°,换了常温,结果零下15°。 东北女人和上海男人 若说位列中国男权思想最重的,东北应该脱不了三甲,而在上海正恰恰相反。 在东北,男人的分工是主掌家中挣钱大计,回到家则是甩手掌柜,几乎不用操心任何家事;而东北女人,则是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里各种细节,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做好贤妻良母。 这是我对“东北年”和“上海年”感受到的最大差异:在东北过年,厨房里忙碌的都是家里的女人们,男人们则在里屋吹水、打牌;而在上海,永远是男人们在厨房里钻进钻出,女主人们则都以丈夫的厨艺和勤奋为荣。 这次年夜饭我们是在先生奶奶家吃的。奶奶家一共有三个儿子,三位媳妇到了后,外套一脱便上了灶台——大媳妇(也是我婆婆)炒菜,二媳妇包饺子、生柴火,三媳妇切菜、打下手。 婆婆和婶婶们都疼惜我是新媳妇又是小辈,坚持不让帮忙。我猜自己一定是当晚整个镇上最清闲的媳妇了。 东北的年夜饭很丰盛,整桌都是需要费些功夫准备的硬菜。吃完菜上的饺子里还塞有硬币,吃到的则寓意来财源广进。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还有“送年”这一习俗。在年初二晚上,一家人又重聚一起“送年”,相同规格的菜肴,吃前也同样需要放鞭炮、敬神灵,差别只是“送年”的饺子里就没有钱币了。 看着东北家里女人们在灶台忙碌的身影,有时会觉得两地分别由男权主导以及女权主导的家庭运行惯例,或许是上海姑娘与东北小伙结合的一个隐患。“东北男人会不会打老婆啊?”“上海媳妇是不是很作、很强势?”在让亲友过份担忧的这一面上,我与先生简直势均力敌。 徘徊的年轻人 如果说东北经济衰退和人才外流在研究报告里是一组数字,那在春节的白山小镇,大规模年轻人的来去则绘制了一幅现实配图。 “过年了能看到年轻人真好啊!平时别说二三十岁的,连我这样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都没有。”镇上一间水果店的老板娘对我说。 跟着先生参加当地朋友的聚会,大部分我们的同龄人都在外地求学工作,近的在省会,远的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 “有谁还愿意来这里”,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聚会上感慨到。 而令年轻人们更纠结的,则是乡愿和传统对异地奋斗的精神拉锯。 在春节里,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回家,仿佛还保留着前一个城市的惯性,未来得及褪下一身铠甲。然而征途尚未走远,城池已然失守,在饭桌上,他们依旧会被不同长辈催促着找对象、结婚、生娃。 处在那样时刻,会想不自觉替这些年轻人鸣不平。在大城市的残酷竞争,他们很难从父辈那里得到资源和支持,回到家,却依然要背负着父辈顽冥的期待与压力。 在城市里,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通过不断奋斗,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到家乡,成功的标准则突然变成了结婚的早晚、生育的多少、甚至是生男生女上。这不免令人想起奥尼尔的《天边外》,或走或留,都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痛苦。 今日晚上我也将回到上海,开始后半段“春节”,但对上海的“年”,我也同样爱恨交织。 上海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不需要在开饭前祭拜天地神灵;今年外环之内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马路上没那么吵、不会到处是红纸屑;上海的社交文化有礼而疏离,不会有那么多饭局,也不会在饭局上心生尴尬……但同样,上海的年味儿我早已说不出一二了。 自毕业后去了广东,春节就是父母飞来,一起在温暖的南方度假;后来去了北京,春节就是和他们找个目的地,一起接头玩几天。今年也一样,母亲已经订好和老友们南飞的行程,父亲也还有工作不能和我们团聚——对我的父母而言,春节早就不过是一年中的两个长假之一。 再回头来看“过年”这件事,它是所有一地社会文化的浓缩,或许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很难既亲密又自由,既团圆又潇洒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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