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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精英为何都在海外 海外华人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在学界。华人比其他族裔更多注重子女教育,他们在学术上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政界、军界等其他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等,都是在西方社会的制度环境中获得发展,并不是在本土环境中成功获奖。 如果说有一个时期中国的制度环境、教育体系比较接近于海外的教育,那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联大。民国时代中国在教育方面与世界的接轨,做得甚至比现在更好。不以诺贝尔奖做标志,也不以国内、国外做区隔,仅看现在,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子赔款时的留学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惜1949年以后,我们几乎摧毁了这一体系,建立仿苏体系,全盘俄化的结果是全盘恶化,这对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科研是毁灭性的。 现在俄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变过来,在此之上,又加上新出现的大学行政化,大学官本位化。需要批评的不仅仅是大家正在咒骂的教育产业化,毒瘤在于教育垄断化,在垄断的基础上再来这个教育产业化!批评的注意力应该引到产业化之前的垄断化,这才是批到了根本。垄断下的产业化恶果,尚属外在恶果,属于教育跟社会、跟市场的外部联系,今天舆论压力大了,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应该注意、应该声讨的是这个毒瘤的内部——学校行政化、官本位化,这比前一个问题难多了,对中国教育学术的毒害也远远超过教育产业化。 前不久温家宝拜访一些老学者,曾有锥心之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哪个大学校长敢于直面这一问题?他们不加剧恶化大学环境就算不错了。不要说大师了,一个有独立尊严、有人格追求的教授都难以生存,你看看最近的张鸣事件!表面上都有程序操作,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这些校长、院长、委员哪一个是选出来的?还不都是任命的?教授连农民都不如,农民还能选村长,教授连选举自己村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会有什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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