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由于观念的影响，观察者总爱带着各种有色眼镜，在现实的图景上涂抹多种颜色，使得一些本来相对简单的事实，也被弄得模煳不清。
中国政坛有一个简单而惊人的事实，却被众多的观察家所忽略：在现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中，李克强几乎是唯一没有家族腐败传闻的人。再看他的恩师胡锦涛，也被视为最廉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前些时候有传闻称，清华同方下属的威视公司，利用胡的儿子的权势拓展生意。但威视是国有企业，胡的儿子只是在其内任职，并没有消息说，他在威视就像朱镕基的儿子在中金一样，有着特殊利益。而且，现在胡的儿子也已退出企业界这一方便捞钱的行业。
可见，在清廉方面，胡的自律超过了在民间素有廉洁清望的朱镕基。如果上述判断基本属实，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胡这样做是要干什么？在举世皆浑浊中，他为什么要独持一份清白，并且还约束他相中的接班人也必须如此？难道是为了身后留名？显然不是。且不说身后留下清廉之名有无意义，舆论和历史从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你这样无声无息，谁知道你清不清廉？清廉者的名声，都不仅仅是因为清廉而流传下来的，而总是伴随着具体的惊人事件。
那么，胡这样做是因为他品性高洁，个人习惯了如此？显然也不是。在今日官场，习惯于贪腐很容易，要习惯清廉却很难，不知要承受来自同僚方面的多少压力？谁会这样吃饱了和其他所有人对着干？胡更不是这种性格。
所以，胡、李的清廉自守，一定是有其目的，一定是欲有所为。方向确定后，结论自然就出来了：胡准备抓住反腐作为突破口，做一篇大文章，推动他的“建国大业”迈上新台阶，争取名留青史。但是，在胡任上，反腐并未见有显著成效，反而腐败愈演愈烈，似乎与此判断不符。其实这不奇怪，反腐触及官僚集团的最大利益，要见其功，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终胡两任，始终权威不足，被压在江的阴影下，动弹不得。于是外界批评他循规蹈矩、优柔寡断、无所作为，想必胡的内心也充满委屈：这能怪我吗？我也想干点事，还为此一忍20年，可惜权柄不足，时势不在——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始终是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明确：没有时势，英雄也将无所作为。
但是，与二次复出时的邓小平相比，今天胡的无作为，显然还有能力、胆魄，乃至胸襟方面的因素。当年毛之威压远甚于今时江之余威，邓之权柄、地位也远不如今日之胡，周遭形势、环境之恶劣则远甚，然而，在重重艰难压力下，邓却能折腾出一番大局面，与之相比，胡宁无愧乎？
胡的一生似乎都在等待，等待着江落涛起，他把赌注压在时间上。邓赌的却不是时间，而是时势，他最终创造了时势。如果赌时间，邓不会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他大可先顺着毛之意，给文革下个“三七开”的结论，等毛死后再翻案，毛那时明显已时日无多。邓的做法，确实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他自己年纪也大了，再次被打倒后，如果毛晚死几年，或者英明领袖华国锋内心的狠劲少那么一点、耐心多一点，毛后“四人帮”的强势格局就可能再持续几年，届时，纵然“粉碎四人帮”，邓也已不堪大用矣。当然，时势反转是必然的，因为文革的极端做法，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反对能量，只争来早来迟而已。邓的做法，严格说并不是无中生有创造了时势，而只是加速了时势的变化。这种做法，对邓个人而言并非最佳选择。这说明历经磨难后复出的邓，确实将国家前途、民族福祉置于个人的得失之上，有着“功成不必在我”之胸怀。邓的做法不避风险，却赢得了历史；胡的选择类似于文革中的周恩来，表现类似于“粉碎四人帮”前的华国锋，避免了与强者正面冲突而下台的风险，却失去了创造历史的难得机会。
按照胡的“稳妥”选择，成功必须时间站在他这一边。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胡任内，江身体就不行了；二是江身体虽行，胡的接班人却由胡选择，江撑不过下一届。这两种情况至今都没出现，于是胡的宏图大业已不能说仅仅只是失败，而是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快落幕了，胡至今还在等待。
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江必须自己钦定十八大接班人？为什么胡必然会对此不满？维基解密所揭示的中国政治情况，有很多内容都是胡扯，但其中有两点值得参考：一，它说中国领导人现在已没有多少治国理念之争，有的只是利益冲突。确实，高层政治已进入利益时代，没有左右，只有利益，这是理清中国政坛脉络和动静的最重要切口。二，它说领导人之所以热衷于培养接班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离任后家族的利益，一是不要被清算，二是还能保持一定的“赢利能力”。
习如果顺利接班，当可保江系一脉后事无忧。江、习之接近，应始于1999年的远华案。或许正是通过这件事，习开始成为江的“自己人”。另一个同样简单、惊人，却为舆论所忽视的事实是：远华案时期的3位福建省最高领导人，包括书记贾庆林、前期省长贺国强、后期省长习近平，都成了十七大的常委，竟占常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远华案在江心目中份量之重——那是朱容基唯一一次对江系发起的有力冲锋，较量的结果是：江胜出，朱无奈。胜了的江志得意满，大封功臣；败了的朱从此一蹶不振，不但海内外期待成空，他自己也豪情壮志空置，似乎是自知事不可为，从此只抓经济，甚至开始考虑后路，因此也不再怎么管自己的儿子了。
有传闻说，胡曾在高层会议上提出要重典治腐，被李鹏一封公开信所阻止。其实，李鹏阻止不了胡，有能力阻止胡的只有一个人。在任时能力压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朱容基，离任后仍死死压住邓钦点的胡锦涛，而他本人并没有邓那种明显高人一筹的资历与威望。可见，江之权术，确实登峰造极，堪称一代宗师。
李如接胡，一场以反腐领衔的再造政治和社会之运动必将兴起，但胜负却很难逆料。对手强大是一方面，李的能力不足是另一方面。以能力论，李明显不如习。几十年的政治生涯，虽有胡默默注视，李展现的却不是才具过人，而是相反，并且明显地表现出食西不化。有胡力挺，李接任总书记虽未必成功，却确然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一试；而李接任总理则是最坏选择——他不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那个人。温家宝留下的烂摊子，只有像朱容基那样擅长中西合璧的铁腕强人，才有能力清理干净。
纵观今日中国政坛，最理想的接班人选是“薄王配”——薄熙来接总书记，王歧山接总理。原本被高层权力接班布局所抛弃、自己杀出一条活路的薄，即便真如海外传闻所言曾经也有过不干净，却仍然是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清算特殊利益集团的不二人选；王虽长于金融外贸，短于工农实业，但已是有资格进入十八大接班序列的人选中，唯一有可能理顺当下经济困局的“次优”选择。习王搭配，至少可以撼动迄今最困惑中国政治经济的两大难题：腐败和通胀。从这里出发，中国或许能走出困境，再次开辟未来。 冼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