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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中国处在性革命的前夜

记者：李银河老师，03年12月份世界艾滋病日想对你做一个专访，当时你到美国开会去了。因为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祉，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心。请你谈谈，美国的性革命已经怎么样了？我们大概处在他们的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李银河：这个问题比较好。

西方从60年代开始，60、70年代都是性解放，或者叫性革命。80年代有回潮，一个是美国里根政府上台，英国是撒切尔政府，这都是非常保守的。然后是发现艾滋病。发现艾滋病是对性革命的那种乐观的气氛是一个特别大的挫伤。大家发现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天堂，好像闻到了地狱的味道。很多人都有朋友死去，死于艾滋病什么的。整个社会都有一个回潮。

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说大家又都回到60年代以前去了，而是有新的论争。比如在女权主义者内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我翻译成盖尔·罗宾，我们在加州开性病问题研讨班的时候，她把90年代的这个状况叫做sex war，就是性大战，或者性战争，或者就是说，保守派和革命派/自由派争论是非常厉害的。保守派就是要扫黄，要反对同性恋，要把所有的淫秽品都扫掉。自由派则论证，淫秽品实际上属于言论范畴的，不是行动。美国有好几场官司都是围绕这个的，美国不是以案例为（法院判决依据）的国家吗？有一批扫黄的主张把出产淫秽品的书商告到法庭，认为他们教唆了性的犯罪，针对妇女的暴力等等。地方政府呢，根据这个思路判决的犯罪，到了联邦法院却被驳回了。因为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里，有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所以就认为淫秽品书商没有超出言论自由权利。因为淫秽品，不管是书、录相、杂志，像《花花公子》、《阁楼》，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在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它必须保护这种权利。所以，告那些书商的人就败诉了，被最高法院驳回了。根据这个有一个电影，叫《人民诉拉里·弗林特》（1996年末美国上映的好评如潮的影片），知道吗？很有名的，是以一个色情出版商为模特，写他怎么样发迹，怎么样被告上法庭，法庭如何支持了他。

现在我们国内有一种论调，你看美国都否定性革命了，咱们不要重蹈覆辙了，其实不是美国否定性革命，而是右派一直否定性革命，现在两派还在论争。

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处于美国60年代，性革命的前夜，还处在那个状态。我们现在好多（情况下）还是禁锢的，相当禁锢，比如淫秽品的问题，还是没有开放，淫秽品的传播，还是违反中国刑法的。每年7、8、9三个月还要扫黄，根本上还没有达到美国60、70年代的状态。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比如木子美，最近有一个大学教师，四个字的，我记不清了（竹影青瞳-编者注），一个大学老师，把自己的裸照放到网上，跟同学跟老师也坦率地谈她的观点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像性革命的前兆。但是必竟，美国已经经历了80年代的回潮了，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像美国当年那么乐观。可以撒开了，大家都不管不顾。虽然大家在观念上可以继续开放，但是，因为艾滋病在中国也是处于大爆发的前夜了，所以，在行为上，要顾及到所有的危险，以及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因为在美国他们当初完全不知道啊，而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比如你的性伴增加一个，得性病的几率就大好几倍，而且有艾滋病这样的不治之症，这些是他们60年代闻所未闻的。

记者：请从公益的角度来谈谈性。我报去年12月份艾滋病日曾提出性小康的概念。艾滋病作为一个医学问题已经能够做到带病生存了，这个时候，有钱没钱差别就大了。有钱的，一年花四五万就能活得跟正常人差不多，带病生存。没有钱只好等死。公益讲公平、公正，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李银河：实际上，性病、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阶级的现象了。一般都发生在最贫困的人群里头。（艾滋病）70%是吸毒传染是吧？还有相当大一个比例是卖血。到了卖血的份上，都是特别、特别穷的那些人。

（性的问题，说到底）它只不过就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就是人快乐不快乐。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性的快乐呀，这种非常私人的感觉，根本就提不上议事日程。现在是饱暖思淫欲了，想提高一点生活质量，除了吃饱穿暖以外，还想使自己的生活质量高一点儿，有一点儿快乐。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尤其是和陌生人的这种关系，如果太多了，到时候得病，就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快乐不快乐？所以，大家现在的观念会非常开放，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危险。尤其是和陌生人的、和很多人的。这种东西现在在中国也是方兴未艾呀，比如南方有很多换偶的活动，这里头也有好多危险。因为这里边的好多人，你不知道他的性史。所以真的有可能传播性病什么的。

所以当人们想追求肉体的快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也是西方过来的经验吧，不要再像西方60、70年代那么无忧无虑了。

记者：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事情，政府和社会主流的反应总是滞后的。正如王小波先生所说，社会分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这些事情总是处于社会的阴的一面。我们知道，有几位院士提过建议，设立红灯区，但是没有被采纳。网上有人讨论，不设红灯区，受益最大的是谁？你认为，会是谁呢？

李银河：不设红灯区，像现在这种若明若暗的状态，受益最大的应该是搞腐败的人，比如说一些警察，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我也是跑了一些酒店、夜总会，也了解过。他们说，要不你就彻底放开，要不你就彻底禁掉。现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状态，特别（不好说）。就是说，他们总要打点吧。打点那些官员，打点那些警察什么的。这都从根本上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警察要创收，这是一个最能挖出钱来的地方。我们有专门研究地下性产业的同事，他说扫黄老扫不干净，就因为利益在驱动。有好多警察，或者说执法当局，它是不希望彻底扫完的。它要留着它，成为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我觉得这样弄是很糟糕的，最后得利的还是那些黑社会。因为你在地下，所以就容易被黑社会控制。因为它危险，一旦出了事需要人去打通关节，也需要人来保护。因为它是地下，所以涉及到很多打劫啊，谋杀呀，这些它都不敢报警。不报警的话，谁来维护正常秩序呢？只好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以，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记者：做地下性产业研究的是人民大学的潘绥铭老师么？

李银河：对。他说性产业只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利益驱动嘛。

记者：这里涉及到学者和大众的关系问题。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学者已经很清楚了，而公众还很迷惑。学者群体可能已经走出去好远了，而公众作为大部队落在后头，中间隔了很大的距离。我认为这中间的距离越大，说明学者越需要出来说话。请谈谈社会学者对社会进步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所能起的作用。

李银河：如果学者和大众特别隔绝的话，比如在学术界大家都已经公认的许多事儿，大众还不知道，他们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学者也可以帮助公众来发声的，自己的愿望说不出来的公众，如果这些声音出不来呢，就只能是一些特别保守的，或者是一些特别愚昧的东西在占领着话语权。这样也是很糟的。比如说，同性恋这件事。当年人大法工委，我提那个同性婚姻法案的时候，社会学者全都赞成，大家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一样，可是，在公众当中有好多人，对同性恋，还有那种错误观点，比如特别歧视啊，漠视啊，有好多错误的观点。（学者）应当是出来加以匡正的。

记者：有人认为，学者明星化对于学术本身的普及特别有好处，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常识。你认为学者明星化的意义在哪？ 李银河：你与其说学者明星化，还不如说学者应该尽一些社会的责任。当然对我们来说，最标准的就是坐冷板凳，埋头研究自己的那一点儿事情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比如正好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而社会上又有一些需要加以矫正的、需要由学者提出预警的一些事情，学者应该有这个责任出来说话。替那些，比如说弱势群体呀，替那些说不出声音来的人说话。应当是有这个责任。<!--End of Content. 结束：文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