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火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记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５０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於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记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５０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不乏日本军人的後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债，而後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帐，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50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磨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已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kk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kk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几年来跑过很多国家，虽无大的长进，至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坏人之分，而好人总是占大多数。如今，不管是对西洋人、东洋人或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我都以一个人的平常心去对待。“平常心”是个佛家语，也是全世界人一体化观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译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学的年轻学者野泽俊敬。他干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宁夏，就为了与我面谈，弄懂《绿化树》中的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信中也能解决。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当他提出出版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个小企业，付不出较多的版税时，我马上表示主动放弃版税，帮助他顺利地出版第一本译作。译本不久就出来了，虽没给我支付版税，但邮寄来两大箱装帧得很好的样书，并附了一封诚恳的感谢信。

　　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日“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一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於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导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设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最后，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全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１９９３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１３００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代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情。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译者大望浩秋。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腔，怎么也叫我想不通。

　　其实我对日本人和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等等人一样都很喜欢。在各国旅游时，常见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面小旗子和哨音的指挥下统一参观的情景。尽管在香檄里檄大街上或卢浮宫里这样拘谨地游行未免有点可笑，可是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我曾暗暗想过，这样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其他民族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和德国人一比，立刻会对他们失望，虽然队列艰整齐，旅游的队列也几乎走遍全世界，但他们在世界各地却没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依然心胸狭窄。

　　我有幸到过以色列，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暂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给我的震撼，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却不由得对德国人产生了好感，当然是除法西斯之外的德国人。陪同我们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介绍，建造“纪念馆”时，德国人出的钱最多，而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我亲眼看见不少德国游客在纪念碑前脱帽致哀，我也立在碑前，我觉得我是既向死难的犹太人致哀，也是在向德国人致敬。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已六十高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今天他对德国人已毫无芥蒂，跟德国游客谈笑风生，常常把我们撂在一边。如果说日本人是很难战胜的，那么德国人不“战”，就“胜”了！

　　柏林、德累斯顿在二战中挨的炸弹炮弹燃烧弹所造成的损失、死亡的人数不比长崎广岛少多少，不过长崎广岛人的死亡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今天纪念他们有另一层政治意义然而假如德国人要纪念柏林和德累斯顿挨炸，凭他们的聪明劲儿，也不是想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我们应该理解和同情日本人对核武器的特殊憎恨，但过份喊冤叫屈也令人反感。核武器是全世界人都厌弃的，现在好像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情结”。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八十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我，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所措。但一谈到原子弹，我就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她几句。说到中国的“文革”，山崎女士也极痛心，她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我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槁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但一个赢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小说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他来援助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