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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看报纸gazette才知中国宣传的邪教之一摩门教原来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中国多次报道摩门教，但从不提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他们施行一夫多妻，妻子穿遮眼长袍，不允许读报，不允许看电视和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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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消息，台北市长马英九说，如果他是台湾总统，他将面对“一个中国”的议题。马英九也表示，如果北京要统一，就必须实现民主，否则免谈。

马英九是在接受美联社电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上述观点。

台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传出马英九将竞选2008年的总统职位，同时，国民党内高层也传出，马英九将在连战下台后，竞选国民党主席。

尽管马英九对此一一否认，但是，人们相信，马英九正在逐步义不容辞地扮演陈水扁强力对手的角色。

上周，马英九的台北市政府管理班子，在台北市议会上公开宣示：马英九将竞选下届总统。而马英九则在一旁含笑不语。

马英九的支持者一直指责马英九，为什么人们把轿子都准备好了，为什么马英九还不登高一呼，站出来代表泛蓝挑战陈水扁甚至国民党老派势力。

美联社今天引述分析人士说，马英九正小心地表现出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或许为了避免成为执政的民进党未来四年的攻击目标。

马英九是台北市长，也是中国国民党主席，他在今年选后，以其冷静睿智的处理手法，成功避免了一场危机。他更被支持者认为，是一个坚持改革，能够给国民党带来新生的年轻政治家。

马英九在1998年，成功战胜了政绩突出、谋求连任的陈水扁，出任台北市长，被认为是陈水扁的克星。

美联社引述分析师Alexander Huang说：“我认为马英九有很好的品质：吸引人、平静和谦虚，是一个能信任的人。他总是信守诺言。”

岛内政治版图近一星期的裂变征候，也从美联社对马英九的专访所体现出来。美联社今天播出题为“如果你是总统”的专访。

马英九在电视镜头里用英语说：“我实际上更关注维护(两岸)现状。不过，未来的台湾取决于形势。第一位的，就是取决于大陆是否推进民主。如果不是，当然，我们就不会统一。”

记者问道，如果你现在有陈水扁的权力，你会如何和中国面对面？

马英九说，当然，第一位的，我们将商讨“一个中国”的议题，试图解决这个议题。我说过很多次，我们可以去处理(manage)，但无法解决(solve)。

马英九又强调，两岸必须维持现状，让下一代去考虑统一这件事情。

马英九认为，国民党会获得北京更多的信任，有助于解决“一个中国”的议题，尤其是他看好能够解决“三通”议题。

他说，台湾需要和北京建立新型的关系，来远离非经济的议题。

马英九也很关注北京和亚洲国家签署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课题，他认为，由于北京的打压，台湾无法和其他国家签署自贸协定。

针对岛内政治，马英九说：“对于枪击案，以及选举中的其他疑点，如果没有真相，我实在对台湾的政治感到不安。”

马英九近期不断接受岛外媒体的专访，其中包括香港亚洲周刊的专访。马英九前不久，也投书新加坡中文报章，就民主课题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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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是反话高手！哈哈哈哈~~~~~~自以为别人都会相信他们的话。

艰难的天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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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媒体所宣告的“美国难题”：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必然惨败！
美国兵绝不是塔利班的对手——苏联红军都不是它的对手！
阿富汗是美国又一个越南。
美国已经陷入阿富汗泥淖！
伊拉克可不是阿富汗。
萨达姆是不可战胜的。
美国军队进退两难。
共和国卫队是不可战胜的！
巴格达巷战是对美国人的真正考验！
真正的战斗还没有打响。
萨达姆不知去向，是美国人最头疼的问题。
抓住萨达姆给美国人带来最大的难题。
审判萨达姆是美国最大的难题。
什叶派武装是美国最痛疼的问题。
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泥淖！
政权移交是最大的难题。
布雷默进退两难。
按时移交权力已不可能！
匆忙交权说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已经失败。
权力移交不能阻止武装袭击。
布雷默黯然离开巴格达，美国人已经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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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人憎恨美国吗？2004年06月29日19:25 作者：陈思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在伊拉克权力移交之际，伊拉克人在想些什么？他们怎样看待将权力移交给他们的美国人？本报特约时事观察员陈思和当地伊拉克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并特地采访了一些伊拉克人，让我们得以了解伊拉克人的真实心态。

　　“萨达姆还在的时候，他不准我们用手机，不准我们接触互联网，更不允许我们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国外频道。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面对任何正式采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讨厌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正式采访的话，被采访者的名字甚至形象都会出现在收音机或是电视荧幕上，很容易就会被那些反抗武装分子认出而遭到杀害。而如果我们骂美国人的话，我们心里都清楚美国人是不会计较的。”

　　我去一个离美军大营不远的一个柯达冲印店冲洗胶卷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正为日本记者做翻译兼做摄影工作的巴格达青年阿里。他是巴格达大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英语讲得相当不错。当我问他对美国部队的看法时，他感慨地回答：“虽然说开战以来我们伊拉克平民被联合部队打死打伤的也不少，可是萨达姆在的时候，每天被萨达姆直接命令杀害或被他的部下杀害的伊拉克人也是不少的。现在美国人在打击反抗武装分子的时候误杀误伤的人数新闻上都有报道，可是萨达姆在的时候，每天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又有什么人知道呢。”“那么伊拉克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救星了？”“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虽然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是我们也很清楚他们不会亏本的。”“你是说石油？”“那还用说吗！”

　　自从进入巴格达以来，确实看到很多地方有手机店和网吧。至于卫星电视接收器，则在巴格达市内的大大小小的建筑上随处可见，甚至在费卢杰这个几乎找不到一家有两层以上建筑的小地方都可以看到自由地向无限的苍穹张开怀抱的碟形天线。在巴格达的市场上现在卖得最火的商品就是卫星接收器——碟形天线外加一个解码器；这里的盗版极度猖獗，最受欢迎的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网吧和酒店的数目也在慢慢地增加中。

　　在这边的这二十来个中国福建人基本上都熟悉室内装修，我经常帮他们用英语跟新建酒店的负责人洽谈室内装修的要求和费用。另外我发现这些新开的酒店的老板多有留洋背景，都能讲很好的英语。我问他们为什么现在在战乱中还急着开酒店宾馆，他们的回答基本一样，就是：伊拉克人绝大多数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生活了，外国的厂家也纷纷做好进入伊拉克市场的准备，希望能够在重建伊拉克中分一杯羹。制造混乱的那些武装反抗者多数是从阿富汗、叙利亚、约旦、埃及等穆斯林国家来的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他们得不到伊拉克人的同情，所以他们不可能再坚持太久。

　　■伊拉克人访谈录

　　伊拉克人憎恨美国吗？

　　在伊拉克的几天里，我偶然结识了一位名叫海达的伊拉克人，该人早年在德国学习并在那边居住和经商。从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海达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思维很敏捷，考虑问题深入细致，对国际时事，特别是伊拉克的状况非常关注，也认识很多伊拉克国内和中东其他国家的不少政要。以下是我对海达的采访：

　　过去很多东西被蒙蔽

　　陈思：“我来到这里将近有一个星期了。以前认为伊拉克人会憎恨美国人，可是到现在为止我问过的很多伊拉克人都认同美国，实在是难以理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海达：“这是很自然的事，萨达姆时期，国民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剥削和限制。那个时候也有不喜欢萨达姆的，因为大多数的人也还没有觉醒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也不会意识到是因为自己被萨达姆蒙蔽了。后来美军来了，联军来了，萨达姆政权被打垮了，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卫星电视等等手段，过去很多被蒙蔽的东西很快就被人们了解了，很多人才知道自己过去被骗得那么苦。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将会是过去的那么多代人当中第一代在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前途无限。”

　　伊民众普遍支持反美武装？

　　陈思：“可是确实还有不少人呼喊着要美国人离开伊拉克；而且为什么反抗武装暴动到现在还那么活跃，那么地坚持？特别是到主权交接之前我们看到各地对美军和其他联合部队的攻击越发频繁了？”

　　海达：“一般老百姓想不到那么长远，伊拉克人看见萨达姆已经下台那么久了还不平稳发达起来，甚至还有很多无辜的伤亡，心里就不能理解；再加上一些想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个别人的煽动，反美情绪就更加激烈了。”

　　陈思：“你知道现在国际上的看法是费卢杰人就是伊拉克人，人们都混淆了！”

　　海达：“这对善良、渴望和平的伊拉克人是很不公平的！你来了这里之后也许也能感受到伊拉克人的善良和宽厚吧？”

　　陈思：“这是真的。我在街上一个人走着的时候，几乎所有见到我的人都会叫我赶紧回去，别让那些阿里巴巴给抓到了。可能他们当时都认为我是韩国人，所以特别担心我。”

　　海达：(说到韩国人，海达先生指着他的台湾太太说)“我前天带着她出席一个宴会的时候，马上有几个当地的伊拉克人过来向她道歉，请求她的宽恕，因为他们以为她是韩国人。你知道这些砍头事件对谁的伤害最重？除了他们的家人以外就是我们伊拉克人了！伊拉克人是好客的，热情的，善良的，费卢杰人就是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打击，让国际社会孤立伊拉克，然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陈思：“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进行策划的首脑叫扎卡维吧？”

　　海达：“这里我们就要谈到现在进行武装反抗的第三类人，也就是那些外国激进穆斯林分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反美，其他的都次要！扎卡维其实是约旦人，可是他长期在阿富汗那边活动，跟拉丹的关系异常密切。”

　　伊战是美国高明战略？

　　陈思：“就说说你自己对美国的看法吧！”

　　海达：“感觉很复杂！开战以来我一直在伊拉克国内关注着各方面的动态。美国人想让法律法规尽早实施起来，伊拉克境内的人民生命和生活都有保障，可是他们又不能专注于这些方面的实施！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恨美国人，他们面对生命的时候，很明显有双重的标准：他们美国人的生命比较宝贵，我们伊拉克人的就贱一些！”

　　陈思：“为什么这么说？”

　　海达：“要想知道这场战争的本质，有一件事你必须了解的就是，美国人知道有很多反美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潜伏在世界各地，都在等待时机在美国本土对美国人进行打击。于是他们就开辟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而且放开所有的边境关卡，让所有的人自由出入！那很明显就是对那些仇恨美国人的人发出信号说，‘来吧，来伊拉克吧，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这样全世界的反美武装都被吸引到伊拉克来了，美国人和世界反美武装分子的战场就从美国本土转移到我们伊拉克来了。”

　　陈思：“天啊，这个战略也太高明了！！”　我不禁大声惊呼！“虽然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经任何方面证实，但是这个想法是绝对有道理的！”

　　海达：“你看，这样做的话，所有的反美武装分子都暴露出来了，美国人就可以在伊拉克把他们一举歼灭掉。美国本土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只是可怜了我们伊拉克人！”

　　我听得毛骨悚然，禁不住连连摇头叹气！在辞别海达先生和他的台湾夫人很久以后，我还在思考着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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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eople heard the news that Brenu is going to leave, many Iraq people who like sadlr were almost crying.Brenu said to Iraq people:"Long live Iraq,Long live Iraq,Long live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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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来央视里频频报道美国导演迈克.摩尔拍的《华氏911》，俺这两天至少看到一段新闻和二个专题中对此片赞不绝口了。央视这么推崇美国人搞出来的玩意还真是少见的，据说此片会成为中国进口的第一部外国纪录片呢，能得享此殊荣也必有过人之处吧。俺就从网上找了此片下载来看，原来此片也别无其他好就好在攻击领袖对抗中央嘛。嘿嘿。

一个国家在任最高领导人，一个为国家打赢了两场战争的领袖，这是什么概念，要换在咱们这里那还了得吗？怎么就被好莱坞的小小导演给丑化成那个样子了，摩尔真是吃了豹子胆呢，公开羞辱领袖对抗中央，他居然还能好好的活着，还对自己的大作洋洋自得，这也算得上美国特色了吧。

摩尔在影片中说布什与拉登有不正常关系，并指出有人在911后美国禁空时放走了拉登家庭成员。看上去这两个指控都有点证据不足，猜测成份居多。尤其是后一条，拉登的兄弟之后接受采访时称并无此事，他的家庭成员是美国重新开放天空一周后才离开美国的。如果属实那摩尔就有诬陷的嫌疑了，嘿嘿。给领袖上烂药，纵是真的都要付出代价，何况还真假难辩呢。他又何来如此大胆？

俺到以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人眼中的攻击领袖太平常了，那一位总统不受别人指责？被指责的总统分辨还来不及，何尝敢用手中的权力去专政人家一把？尼克松偷听一回就得下台，克林顿玩个女人亦是灰头土脑。这种事换到别的地方，谁敢在公开场合去指出来？更别提去追究领袖的责任了。对于国家的执政者，美国人民更多的是用监督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不是仆伏在他们面前。领袖从来不代表绝对正确，既然领袖也会有错，那指出他有错就再正常不过了。摩尔说错了总统，总统可以申辩。不许摩尔说总统，那才会导致总统的错误危害国家呢。摩尔错了不打紧，总统错了可是后果严重的呢。

至于说对抗中央，那更是无稽之谈。如何治理国家是大家的事，人民给予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并不代表政府就有绝对权威，相反政府的行为是要受到人民监督的。对于国家大事从来不会只有一种意见，政府的意见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符合多数老百姓的愿望，这都很难讲。在某件事上政府的行为与部分百姓的意见不统一，那是很普通的。人民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这样就被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谁又敢反对政府的错误举动呢？在美国这样的多党制国家，反对党天天都在对抗政府，人家认为这样才不至于让权力失去监督。光有反对党都还不够呢，人家还怕党和党勾结起来谋私，就让像摩尔这样的人出来再监督一把。看到摩尔质问国会议员为何不将自己的儿女派去伊拉克时，俺深深的感到这种对抗实在是有必要的。

如果咱们将政府看成是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把领袖看成是自己推举出来的办事员，而不是将其视为身生父母绝对权威。那咱们也很容易想到，这工具有可能出问题，办事员有可能做错事。咱们既然给了这么大的权力给他们，那就更需要小心再小心的去盯着他们。有错误就要攻击，不同意就得对抗。不如此怎么才能体现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呢？！

丘吉尔打赢了二战，为英国人立下汗马功劳，可人民一样能让他下台，只要人民觉得有必要换一个领导，那甭管他有多大功，甭管他以前多正确，该下台就得下台。布什打赢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二场战争，人民并不需要感激他的英勇，相反要认真的问一问在这些事中他有没有错，如果人民不满意了，十一月份就可以让他回老家。如此的环境才会让手握大权的领导老实一点，不至于饿死千万百姓后只说“无非是一段时期头发卡子少了一点”这类无耻之极的话。嘿嘿。

你要是不将领袖看成是神，那你就需要摩尔这样的人，让他们时时刻刻去盯紧领袖，防止领袖玩花样。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必需要有一种能让摩尔存在的制度，否则一切免谈！彭德怀不是没有指出浮夸的问题，马寅初不是没有指出人口的问题，储安平不是没有指出党天下的问题。可他们的下场如何？摩尔是幸福的，他受到的压力与这些人来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摩尔之所以没有被攻击领袖对抗中央这样的罪名打倒，那就是因为美国人民的智慧，他们赞同这样的监督！

华盛顿当总统时，有人公开在报纸上说他会搞独裁，华盛顿气得把报纸丢地板上了，可他没有把此人定为攻击伟大英明领袖，（人民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权力！）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民主的开路先锋，从而证明了他是英明伟大的领袖。要说他之所以如此伟大，还就因为民主存在于他和监督他的人民的心中，存在于先进的制度之中！

真的希望中国早点引进《华氏911》，更希望人民不是在看一个美国笑话，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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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一边听着演讲《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一边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他动情地说：“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时刻心里装着一双草鞋，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九百多万元的身家，这笔财富是他升任宣传部长之前，贪污受贿得来的。

　　当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张部长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转身和他的哥们一起登上飞机，带着数以亿计的公款，去澳门赌博去了。

　　——这就是张部长留给我们的一幅图景。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你让百姓怎么想？怎能不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过去总以为宣传部门是个“清水衙门”，现在发现，“清水衙门”里也有大贪官。张部长不但挥霍了人民创造的财富，而且挥霍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诚信。而后者所造成的损失，比前者更加难以弥补。这种人居然能够混进宣传部门，执掌“喉舌”，则更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喉舌”的不信任感：你丫说的那些美丽动听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

　　老百姓不相信你说的话了，尽管你说的话本身并没有错，但从你的嘴里出来，就成了假话，骗人的鬼话。执政党和政府的诚信，就这样一点点被贪官们腐蚀掉了。

　　解决之道在哪里？我们的“喉舌”，有什么办法来挽回这种诚信的损失？俺以为，仅靠加倍的宣传或禁止宣传，是无济于事的。

　　俺一向认为，不管是官还是民，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好人，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人少之又少。第二种，普通人，如果有制度监督着制约着，就做不成坏事，看上去就是好人；如果没有监督制约，可能就会做坏事。这种人是大多数。第三种，坏人，不管有什么样的制度来监督制约，他都会想方设法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种人也是极少数。

　　张宗海是哪种人？俺还是愿意把他划为第二种。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第二种人。他们起初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也是怀着抱国为民之心的。但是，在缺乏监督制约的体制下，他们就变成了今天的张宗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没有健全的透明的监督体制做保证，就会在实践中逐渐走样，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会失去百姓的信任。

　　领导们，向百姓透明一点吧，让百姓和舆论监督你们盯着你们吧，这是挽救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变成今日张宗海的唯一可行之道。

　　救救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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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異見重新崛起
前不久，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公開致信共青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挑戰中共管制媒體及其官員的霸道。盧躍剛在陳述自己寫公開信的理由時說：趙勇的講話表現出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小官僚的權力蠻橫，「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他教訓「中青人」要時刻牢記誰是《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中青報」）的老闆，他恐嚇「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他無知於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新聞人的理想主義。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北大新聞系教授焦國標公開發表批判中宣部的長篇檄文，青年幹部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教授公開致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為「南都案」鳴不平。由此，也不能不讓人想起作為中共黨員和軍醫的蔣彥永先生，他在SARS危機期間和六四問題上的講真話，已經被大陸民間視為良知英雄。想起老黨員李銳先生在中共十六大期間曾公開提出政治改革和平反六四的建議；更想起了已故李慎之先生的開拓性作為，他作為體制內的部級離休官員，於一九九九年發表了引起巨大反響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標誌著六四後沉默了十年的體制內異見的重新崛起。自慎之先生發聲以來，體制內的異見聲音就再未間斷過。進入二○○四年，民間維權運動的一種令人欣慰的進展，就是體制內的著名知識人接連向中共的言論管制發出挑戰，且有越來越大膽尖銳之勢。

[size=+1]公開信透露的體制內信息
在此文中，我不想用更多的筆墨讚美盧躍剛的良知勇氣和專業素養，因為公開信本身比任何其他讚美都有力量。我更想談論該公開信所顯示出的極為豐富的體制內信息：從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開始，中青報的從業者們如何自發地以實際行動參與新聞體制改革，比較深地介入了八九運動，而團中央幾代書記處又如何盡量保護出格言論，以便把來自更高層的問罪對青年報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這說明了中共體制並非鐵板一塊，官員們也並非全都如趙勇那般蠻橫無知，而是早已開始了內部分化，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也決不可小視。

該信透露的信息與我的八九記憶基本吻合。

在八九運動期間，團中央系統及其中青報基本站在支持學生的一邊：一，五月四日，北京新聞界曾有過一次要求新聞自由的著名大遊行，公開打出「不要逼我們造謠」的橫幅，並與學生的五四大遊行隊伍匯合，一起向新聞出版署遞交「要求新聞自由和制定新聞法的公開信」，當時在信上簽名的新聞人高達一千一百多人，參與其中的「中青人」不在少數；二，請願過後的五月十一日，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來到中青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中青人」對話。此次對話與袁木等人同學生的對話完全不同，在知識界和學生中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成為八九運動期間官民良性互動的象徵性事件；三，學生絕食後，中青報又是少數幾家不斷發出來自廣場現場報道的報紙；六四屠殺後，中青報人又參與了抗議活動。可以說，八九運動期間的中青報是踐行新聞獨立的先鋒，用當時中青新聞人的話說：我們第一次體驗到做新聞的興奮和責任。

六四後，按中共的體制邏輯，中青報的所作所為，不僅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而且被定為「背叛黨中央、支持動亂」也不為過，必將成為媒體界被整肅的重災區。然而，即便在人人過關的大清查中，團中央高層也對中青報進行了保護，那些積極介入八九運動的中青新聞人得以繼續留在報社中，並在九十年代成為中央級新聞單位中的開明報紙。盧躍剛等「中青人」也逐漸成長為大陸的著名記者。

對此，盧躍剛在信中回憶：「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就是在六樓大會議室閣下講話的地方，前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同志代表黨中央來中國青年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青年報人對話，而且當時無論是代表新聞界與中共中央高層對話，還是廣場現場的報道，後來被定性為『政治導向錯誤』，問題嚴不嚴重？那時的團中央領導如果想投機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萬個理由對中國青年報高層和中層幹部『落井下石』，而且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反彈。團中央沒那麼做。『六四』開槍以後，團中央一位主管書記來報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樓大會議室發表講話。我忍不住想先告訴閣下講話的效果，那次講話後，奇蹟般地消除了青年報人對團中央的某些疑慮和抵觸情緒，將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報人能在國難當頭又前途難卜的情況下，與團中央風雨同舟，和衷共濟。」

[size=+1]上級和下級默契中渡過難關
由此，我們能夠看到推動中國新聞體制改革的主要機制：首先是優秀新聞人的新聞良知和職業素質，他們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為中國的新聞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內在動力；其次是黨內開明官員的支持和保護所提供的外在動力，對新聞人的自發努力，他們在環境寬鬆時予以鼓勵和支持，而在環境險惡時給予盡可能的保護。正是兩種力量的良性互動，才成全了一種在灰色區域內擴展半吊子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的局面。新聞人是通過「打擦邊球」、「先斬後奏」的方式擴展言論空間，主管單位的官員以「陽奉陰違」，「重檢討而輕處罰」、「下不為例」等方式來保護下屬，上級和下級就在這樣的默契中安渡大難關。

這樣的互動也表現在八十年代的其他媒體上。比如以劉賓雁、王若水、胡績偉、欽本立、戈揚等老一代為代表的新聞業者，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努力，對言論開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開拓作用。在他們的主持下，《人民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成為領思想解放風氣之先的傳媒重鎮。他們發動並參與了關於傳媒的「黨性」和「人民性」的大討論，為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大聲疾呼，開啟了媒體角色的歷史性轉變，即由「黨的喉舌」向「人民代言人」轉變。特別是《世界經濟導報》，更是引領言論自由和政治改革之潮流的佼佼者。該報在中共十三大後，發表了一系列著名知識分子大聲呼籲政改的文章，又在一九八九年的多事之春，組織悼念胡耀邦的討論會，積極介入偉大的八九運動。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中國新聞改革的有功之臣，一是由於他們本身的內在新聞良知的覺醒，二是由於黨內高層開明派所主導的改革大勢以及對他們的具體保護。反自由化之前是胡耀邦、朱厚澤的保護，反自由化之後是趙紫陽的保護。而在六四之後，這些失去高層保護的優秀新聞人，不得不為堅守新聞良知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或至今流亡國外，或被排擠到邊緣和受到監控。遭遇最為悲壯的《世界經濟導報》，在八九運動初期即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強行查封，編輯部人員也先後受到嚴厲整肅，主編欽本立在病床上被開除黨籍並悒鬱而終，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至今流亡美國。

[size=+1]中國新聞史的迫害個案
試想，如果當年的上海高層也像團中央的高層一樣，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或者採取稍微柔和一點的處理方式，比如，不在欽本立先生的病床前宣讀整肅決定，《世界經濟導報》及其報人的命運決不會如此悲慘。然而，八九期間上海市委的作為，也已經作為新聞迫害的典型個案而載入中國新聞史。

最近，廣東高層對開明報紙《南方都市報》的嚴厲打壓，也破壞了以前的歷屆廣東高層保護開明媒體的一貫政策，而使經過多年積累才建立起民間聲譽的南方報業集團遭遇了接二連三的嚴厲整肅。特別是對《南方都市報》的整肅極為卑鄙和兇狠，已經遠遠超出了「行政整肅」的傳統範圍，而開始進行司法構陷，不但扼殺了報紙本身的開明取向、癱瘓了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阻止了媒體改革的進程，而且把有良知有能力的優秀新聞人打入黑牢，是對本來就稀缺的新聞人才的嚴重戕害，也是對民眾知情權的肆意剝奪，再次創下了地方當局打壓本地媒體和迫害人權的惡劣先例。

[size=+1]顛覆「官本位」的意識
在「喉舌」角色的束縛下，中國的嚴肅媒體如何追求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如何在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之間、「第四權力」和「御用喉舌」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微妙而危險的平衡中，盡量淡化「喉舌」色彩而加重「獨立」、「民間」的色彩，已經成為中國新聞人的最大苦惱，也是對新聞人的良知和智慧的考驗：即在既定的外部環境下，如何把新聞做到最好。在新聞人的自發努力和開明官員的保護之間，前者提供改革動力，後者提供寬鬆環境。媒體人越是具有骨氣和智慧，越敢於巧妙地向蠻橫的言論管制說「不」，越能夠利用專業特點成為「打擦邊球」的高手，開明官員的保護就越有抵擋蠻橫力量的底氣。

盧躍剛敢於公開叫板主管部門的常務書記趙勇的深層自信，從正面說，來自他本人的新聞良知和歷史責任感，也來自報社同仁的民意支持，更來自中國必將走上新聞自由之路的大勢，甚至來自新聞人對開明官員的期待。從反面說，則來自對失道寡助的「小官僚」那種霸道面孔的蔑視。比如，公開信的遣詞造句中，透出了一種顛覆「官本位」意識和不屈從於「官本位現實」的力量，一種新聞人的內在自信和內心明亮：作為無權者，我們雖然無法阻止整肅報社、撤職甚至開除，但新聞人起碼可以向強權者發出這樣的警告——制度的蠻橫和邪惡在道義上決不能暢通無阻，官員個人的作惡也要付出長遠的名譽代價，歷史的恥辱柱上已經為所有作惡者準備好了位置。

正如盧躍剛在信中所言：「總結起來，我們無非是在大動盪時期頭腦冷靜，堅持了職業的標準和操守，堅持了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應該有的角色。當然，還有一點私心，就是不願意在歷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惡劣的記錄，哪怕我們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擋箭牌下不承當任何個人的責任。其實，這不僅是個人的職業準則，也是社會道義的要求，更是對歷史後果的警惕。」

[size=+1]新聞人反對新聞管制的象徵
如果聯繫到自去年崛起的民間維權運動，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就不僅僅是一個報社的一個記者對其主管官員的不滿和抨擊，而是大陸新聞人反對新聞管制和追求新聞自由的象徵，是整個民間維權運動的標誌性事件之一，再次凸現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

所以，即便是精於為官之道的高官們，在面對其下屬們講話時，類似趙勇這樣蠻橫而弱智的官員，也已經不多見了，所謂「不幹髒活」已經成為當下官場的潛規則之一。現在，因盧的公開信，過去在民間默默無聞的趙勇先生，真的出名了。盧信在多個民間網站上皆有極高的點擊率，多個民間網站上出現了趙勇的照片，90%以上的跟貼是對盧的支持、褒揚和對趙的反對、貶損。於是，「幹髒活」的小官僚趙勇，通過進入公共視野而被錄入中國當代新聞史的「醜聞錄」中。

作為由團中央主管的報紙的一名記者，盧躍剛與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相比，顯然是「無權者」。然而，「無權者的權力」——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良知勇氣——正是民間維權的最大資源。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民間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的示範，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才能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質富有，而是無形的精神源泉，是踐行「天地良心」的道義力量。

[size=+1]全民齊挖體制牆角
這是正統意識形態失效的曖昧而灰色的時代，一黨天下的僵化表層之下，湧動著、沸騰著日益多元化的個人、集團、階層，他們的利益訴求，或多或少，皆與黨的核心利益不相協調；也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或直接喊出來，或隱諱說出來。官員們在私下的或單位內部等場合講話時，也大都放下官腔，起碼要在言詞上盡量顯得實在點兒、貼近民間趣味點兒。所謂「官場說鬼話，民間說人話」，已經普遍地成為中共官員的生存方式。官員們的這種兩面神面孔，與大陸百姓「公開說鬼話，私下說人話」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轉型期的一致性：一個正式規則無效而潛規則大行其道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經濟利益和價值趣味日趨多元化，中共體制的核心價值已經在人們的靈魂中腐爛，全民齊挖體制牆角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所以，即便在官府內和體制內，也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生態，比如，在中共黨內，開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始於九十年代，同為中共的黨魁，胡耀邦、趙紫陽完全不同於江澤民，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甚至新上台的胡溫與前任江朱的不同也很明顯。同樣的廣東省委，前幾屆省委書記和現任省委書記對本省的開明報刊的態度就完全不同；同樣的團中央書記，前幾任書記與現任的趙勇對中青報的態度就有很大差別。

[size=+1]民間力量不斷擴張
也就是說，轉型時期的中國，不但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分殊日益明顯，民間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迴旋餘地，而且體制內的任何層次和任何單位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觀念新、能力強和勇氣大的體制內人士，不僅可以在體制外贏得民間的尊重，而且在體制內也能贏得同仁的尊重，從而通過突破體制限制來不斷開拓體制內的言論空間，來推動整個民間維權的持續擴張。而官方的打壓恰好是對被迫害者的道義成全。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更給民間話語空間的拓展如虎添翼，即便官方下達再嚴厲的禁令和投入再多的資源，也無法有效地抑制網絡民間的成長。而網絡民間的急遽發展又對非網絡媒體形成道義和效益的雙重壓力，推動著整個中國媒體的自發改革。

在此大勢所趨之下，網管對民間網站和網絡議政的睜眼閉眼，開明官員容忍幾張走在前列的報刊，保護其在夾縫中求改革的開明取向和探索精神，鼓勵優秀新聞人對言論自由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實在是多方受益的大好事：有利於民間的知情和表達，以便緩解民怨和瞭解民意；有利於新聞輿論對權力濫用的監督和對人權迫害的輿論救濟，使媒體越來越接近於「第四權力」的境界；有利於全國的媒體改革和優秀新聞人才的造就，加速中國走向新聞自由的步伐；而這一切，也必然有利於中國及胡溫體制的良性運行和國際形象。

如果只看中共拒絕政治改革的頑固立場，就會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悲觀的失望，但如果還看到湧動著民間動力，就有理由對中國的自由未來抱有樂觀的希望。儘管，大陸民間力量還處於分散狀態，其擴張也離自治化組織化的獨立民間社會還有不小的距離，確實還無法積蓄起足以改變獨裁秩序的力量，也無法阻止現政權所實施的恐怖政治，然而，民間力量的不斷擴張，起碼可以增加現政權維護獨裁和進行鎮壓的成本，「按下葫蘆冒出瓢」的分散性反抗，足以使現政權感到力不從心。

[size=+1]維持獨裁統治成本越來越巨大
在社會資源越來越流向民間的私有化大勢之下，在民間的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時代，不斷擴張的民間維權運動此起彼伏。所以，這個連自己的官員都不再相信主旋律的政權，根本支付不起鎮壓的巨大成本，特別是對來自底層的民眾上訪、請願、遊行，以及地下基督教運動和法輪功等民間信仰的迅猛擴張，中共現政權已經無法動員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徹底剿滅，而只能在力不從心的無可奈何之中睜眼閉眼。何況，共產極權體制的整體性崩潰和中國經濟對西方市場依賴日深，也使中共的每一次大鎮壓皆要支付巨大的國際成本。這方面的大教訓，先是六四大屠殺，接著是鎮壓法輪功，自由國家的人權外交所施加的壓力，至今仍然令中共頭痛不已。

現在，中共對於異見者的迫害，既敗壞政權形象，又成全了被迫害者的道義聲譽，不斷造就新的著名異見人士，所以，支付不起大面積鎮壓和長期關押著名人士的中共，也就只能玩弄捉放遊戲。比如，中共政權想用關押蔣彥永老人來震懾說真話的民間潮流，但它就連長期關押一個蔣彥永的成本都支付不起，也就更支付不起關押更多的體制內異見者的成本了。從焦國標到盧躍剛的大膽直言就是明證；它能逮捕幾個網絡政論家、關閉網站和監控網絡言論，但它無法徹底封殺網絡上的議政和維權；它能製造臭名昭著的「南都案」，但它無法阻止民間社會對「南都案」的質疑、抗議，也無法威懾其他新聞人從此閉嘴；它能搗毀民間的多座教堂和關押眾多傳教人，但它無力搗毀民間所有教堂和逮捕所有傳教人及其信徒；它能讓法輪功在國內無聲，但它無法阻止法輪功發動的國際性維權運動；它能無數次地堵截底層上訪者，但上訪者反而越來越多……在此大勢之下，如果中共執迷不悟，固守跛足改革和一直採取鎮壓政策，民間維權運動的持續積累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就將使其難以支付以恐怖和收買來維持獨裁統治的越來越巨大的成本，最終必將因透支而破產。 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於北京家中

maisonneuve

五十年前開始的一場事關中國命運的大論爭，一九五七年後轉入地下，現在忽然間公開到全世界了。這就是由盧躍剛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和共青團中央之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為什麼叫做戰爭呢？因為按常規，盧躍剛的這封信不可能出現。一個上級機關的頭頭的訓話，是代表一級權威，下面只能照辦，無二話可說；更不要說公開對抗了。再說，趙勇的那次訓話，主旨就是重申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報》的絕對權威：「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而現在就站出一個盧躍剛，針鋒相對地宣告，他就不信這個邪，讓大家來評議一下誰該滾蛋吧！

[size=+1]妄圖把中國拉回斯大林時代？
最大的分歧，是這家報紙究竟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或者說，報紙究竟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從一九五七年起，無聲的辯論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並且已經由歷史做出了結論。但是趙勇拿出了一個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國青年報》回到當年團中央關於創辦這張報紙的決定上來。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之一。一九五○年，中國向蘇聯派出了第一個青年代表團。使命是學習蘇聯的經驗，包括辦一張青年報紙的經驗。到《共青團真理報》學習時，我曾經為後來《中國青年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做翻譯。那當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聞制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那張報紙連同那套制度就開始改變，現在連那個黨和他的政權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團真理報》卻依然健在，還頗受歡迎，不過已經面目全非。趙勇把半世紀前的古董拿出來，除了證明他妄圖把中國拉回到斯大林時代，有什麼意義呢？何況在此期間，《中國青年報》已經兩次改變了自己！

[size=+1]《中國青年報》的兩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顯然是在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代表黨中央分管團的工作的鄧小平）的贊許之下，《中國青年報》在全國新聞界中率先來了一次大變革，面目全非。主要之點又恰好是它從此不再是「團報」了。可惜不出一年，編輯記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後，報紙又恢復了舊貌。有趣的是，時隔三十年，八十年代末，又來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內容和一九五六年幾乎一模一樣，還是擺脫「團報」的束縛：報道不再限於青年和共青團，而是以全社會為對象，可以干預同青年完全無關的問題。這時我已離開《中國青年報》，對於一九七八年復刊後的那張報紙，並不很喜歡。只是從這次改革起，我才成為它的訂戶，並四處宣傳這張報紙值得一訂，「每天都有幾篇報道我覺得必須剪下來保存」。《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一躍而至二百多萬份，還不足以證明改革的成功嗎？

但是事情怪著呢，最重視宣傳的中國共產黨，最怕的卻是自己的媒體對社會發生更大的影響！這其實就是那個黨已經變質的一個反映，因為它極力維護現狀，生怕自己的統治有所動搖，而從事新聞工作的黨員，只要不失良知，職業本身就決定他們必定推動變革。現在趙勇和盧躍剛之爭，便代表著那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

兩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卻如出一轍，最雄辯地證明了時代和現實的律令是何其強大，同時也證明報紙的本性是不可改變的。

鄧小平雖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終未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對於新聞自由還是比較寬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一，一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後，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現一個新聞自由的新高峰。江澤民就不一樣了，《人民日報》現在還距文革時期的它更近而離八十年代的它更遠，其面貌成了六四後十幾年政治大倒退的縮影。《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萬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訂戶。但是江澤民畢竟還沒有要求《中國青年報》回歸到它「團報」的屬性。怎麼現在反倒更有過之呢？趙勇絕無自作主張的膽量。那意旨顯然是從上面下來的。

[size=+1]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就見出政治家膽識的高低了。盧躍剛說，現在是中共「通過民主渠道，解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經面對同樣的局面。那時他的抉擇是有限度地擴大新聞自由，不怕揭本黨的瘡疤。那也是為了給改革提供論據，壓倒黨內的保守派。當今的領導，日子按說應該比鄧小平當年好過多了，因為無論如何經濟是上去了，餓肚子的人是少了。那麼為什麼財大而不氣粗，還要把那一丁點兒新聞自由收回去呢？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穩定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是用金錢買不來的；同時也暴露了領導人缺乏膽識，不敢開拓，寧願對對付付過日子。收縮自由可以迴避眼前的風險，至於它會使未來那場爆炸殺傷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這一招，無疑是從舊武器庫裡找出來的。找出來的另一手招數，就是趙勇在《中國青年報》會議室裡說的「要加強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桿子、槍桿子這兩杆子」了。可是趙勇此次來《中國青年報》的使命，就泄露了一個秘密：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是中共面對的一個致命的兩難局面。它需要的是聽他使喚的人，就是盧躍剛所說的那種和黨「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聽話，「直腸子，吃啥拉啥，沒腦子，指哪兒打哪兒，見誰咬誰」。共產黨別的本事不咋樣，點金成石倒很靈。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強了，智慧、良知和敏感就減弱了。這種人只能敗事，而能夠成事的筆桿子，偏偏就是趙勇寧願他們「滾蛋」的人。

[size=+1]「給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盧躍剛這封公開信的意義，就是他首次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公開了，那就是：盧躍剛和他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裡的大多數編輯和記者，公開地表示他們和共青團中央主要領導人決裂，這是前所未有的。

盧躍剛寫到《中國青年報》人幾十年來和幾屆團中央領導都有過相對和諧的關係。發生分歧時，雙方都能以謙讓達成妥協。除非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運動，很少動用處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風險極力保護過《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和普通編輯、記者，不然，反右運動的犧牲者就不是十七個人，而很可能是三十幾位了。文革前，團中央領導人資歷、年齡都比《中國青年報》的人要高。文革後，則相反，《中國青年報》的老人兒，就比團中央領導幹部資歷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場改革，我隱約感覺到團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鑒於《中國青年報》領導幹部畢竟都是老報人，也就不加干涉了。這種情況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變了呢？不清楚。是否由於六四後報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對方更加居高臨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標誌著一個不講理的時代開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講道理，但明目張膽地以力服人，動不動就是開除或逮捕，卻是江澤民時代的新事。這一招好像很嚇人，不過也有弊病：萬一連這一招有一天也失靈了，那可怎麼辦呢？

趙勇和盧躍剛之間的戰爭，就是這樣爆發的。以強行改組，即對人員隨意調動或處分來迫使新聞出版單位就範的做法，早就成了實現「黨的領導」的唯一有效辦法了。只要是受到讀者歡迎的報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書屋》，改組就像換一件襯衫那樣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長，這回對《中國青年報》竟然不靈了。盧躍剛鄭重指出，「細細觀察整個事態發展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次對《中國青年報》的改組，是一場窺伺已久的陰謀……閣下們給《中國青年報》人傳達的所有信息已經到位。但是，閣下們沒有收到震懾的效果，反而在中國新聞界給閣下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size=+1]把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給團中央一次體面地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青年報》七十多位編輯、記者聯名寫給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一封信，卻被周強斷然拒絕了。好，現在打破歷史紀錄，一個下級單位的成員把一封嚴厲批評上級領導（涉及的範圍還要大得多）的公開信捅到互聯網上，把一個堂堂皇皇的共青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醜！

信裡寫的全都是事實，要否認，很難；默認呢，後果不堪設想。不錯，盧躍剛是位名記者，可用這種方式和黨對著幹，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麼辦呢？對他採取任何措施，都會引起整個《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反彈，還有個國際影響呢。置之不理，也不行。這個先例決不能開。

趙勇被整了一頓，聲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誰出面來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來那是黨中央的旨意：收斂一下傳媒的氣焰，加強控制，以免刺激社會風暴爆發；爆發後又難以收拾。誰出面都不合適。

這個盧躍剛也許出於無意，可是他這回給黨的領導出的難題可真夠嗆呀。現在，採取組織措施，已經是黨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這麼一折騰，假如對《中國青年報》不再追究責任，又對他本人不加懲罰，創下這個先例，今後又怎樣在中國實現黨的領導呢？ 盧躍剛的信件公佈，已經一個多月了，迄今毫無反應。既有蔣彥永醫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謹慎從事了。

maisonneuve

五十年前開始的一場事關中國命運的大論爭，一九五七年後轉入地下，現在忽然間公開到全世界了。這就是由盧躍剛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和共青團中央之間發生的那場「戰爭」的意義所在。



為什麼叫做戰爭呢？因為按常規，盧躍剛的這封信不可能出現。一個上級機關的頭頭的訓話，是代表一級權威，下面只能照辦，無二話可說；更不要說公開對抗了。再說，趙勇的那次訓話，主旨就是重申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報》的絕對權威：「誰要是不聽話，隨時可以滾蛋」。而現在就站出一個盧躍剛，針鋒相對地宣告，他就不信這個邪，讓大家來評議一下誰該滾蛋吧！

[size=+1]妄圖把中國拉回斯大林時代？
最大的分歧，是這家報紙究竟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或者說，報紙究竟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從一九五七年起，無聲的辯論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並且已經由歷史做出了結論。但是趙勇拿出了一個一九五一年的文件，要求《中國青年報》回到當年團中央關於創辦這張報紙的決定上來。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之一。一九五○年，中國向蘇聯派出了第一個青年代表團。使命是學習蘇聯的經驗，包括辦一張青年報紙的經驗。到《共青團真理報》學習時，我曾經為後來《中國青年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做翻譯。那當然只能是斯大林的一套新聞制度。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那張報紙連同那套制度就開始改變，現在連那個黨和他的政權都不再存在了，而《共青團真理報》卻依然健在，還頗受歡迎，不過已經面目全非。趙勇把半世紀前的古董拿出來，除了證明他妄圖把中國拉回到斯大林時代，有什麼意義呢？何況在此期間，《中國青年報》已經兩次改變了自己！

[size=+1]《中國青年報》的兩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顯然是在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代表黨中央分管團的工作的鄧小平）的贊許之下，《中國青年報》在全國新聞界中率先來了一次大變革，面目全非。主要之點又恰好是它從此不再是「團報」了。可惜不出一年，編輯記者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後，報紙又恢復了舊貌。有趣的是，時隔三十年，八十年代末，又來了一次改革，而改革的內容和一九五六年幾乎一模一樣，還是擺脫「團報」的束縛：報道不再限於青年和共青團，而是以全社會為對象，可以干預同青年完全無關的問題。這時我已離開《中國青年報》，對於一九七八年復刊後的那張報紙，並不很喜歡。只是從這次改革起，我才成為它的訂戶，並四處宣傳這張報紙值得一訂，「每天都有幾篇報道我覺得必須剪下來保存」。《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一躍而至二百多萬份，還不足以證明改革的成功嗎？

但是事情怪著呢，最重視宣傳的中國共產黨，最怕的卻是自己的媒體對社會發生更大的影響！這其實就是那個黨已經變質的一個反映，因為它極力維護現狀，生怕自己的統治有所動搖，而從事新聞工作的黨員，只要不失良知，職業本身就決定他們必定推動變革。現在趙勇和盧躍剛之爭，便代表著那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

兩次改革，相隔三十年，卻如出一轍，最雄辯地證明了時代和現實的律令是何其強大，同時也證明報紙的本性是不可改變的。

鄧小平雖然在政治改革上始終未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他對於新聞自由還是比較寬容的，因而才有可能在搞了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一，一九八三，一九八七）之後，在一九八八——八九年出現一個新聞自由的新高峰。江澤民就不一樣了，《人民日報》現在還距文革時期的它更近而離八十年代的它更遠，其面貌成了六四後十幾年政治大倒退的縮影。《中國青年報》的發行量也下降到四十多萬份，失去了五分之四的訂戶。但是江澤民畢竟還沒有要求《中國青年報》回歸到它「團報」的屬性。怎麼現在反倒更有過之呢？趙勇絕無自作主張的膽量。那意旨顯然是從上面下來的。

[size=+1]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就見出政治家膽識的高低了。盧躍剛說，現在是中共「通過民主渠道，解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在二十六年前也曾經面對同樣的局面。那時他的抉擇是有限度地擴大新聞自由，不怕揭本黨的瘡疤。那也是為了給改革提供論據，壓倒黨內的保守派。當今的領導，日子按說應該比鄧小平當年好過多了，因為無論如何經濟是上去了，餓肚子的人是少了。那麼為什麼財大而不氣粗，還要把那一丁點兒新聞自由收回去呢？這一方面是暴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穩定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是用金錢買不來的；同時也暴露了領導人缺乏膽識，不敢開拓，寧願對對付付過日子。收縮自由可以迴避眼前的風險，至於它會使未來那場爆炸殺傷力更大，那就不管了。

這一招，無疑是從舊武器庫裡找出來的。找出來的另一手招數，就是趙勇在《中國青年報》會議室裡說的「要加強中共永遠的執政地位，必須依靠筆桿子、槍桿子這兩杆子」了。可是趙勇此次來《中國青年報》的使命，就泄露了一個秘密：筆桿子已經不可靠了。

這是中共面對的一個致命的兩難局面。它需要的是聽他使喚的人，就是盧躍剛所說的那種和黨「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聽話，「直腸子，吃啥拉啥，沒腦子，指哪兒打哪兒，見誰咬誰」。共產黨別的本事不咋樣，點金成石倒很靈。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能力就大大加強了，智慧、良知和敏感就減弱了。這種人只能敗事，而能夠成事的筆桿子，偏偏就是趙勇寧願他們「滾蛋」的人。

[size=+1]「給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盧躍剛這封公開信的意義，就是他首次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公開了，那就是：盧躍剛和他所代表的《中國青年報》裡的大多數編輯和記者，公開地表示他們和共青團中央主要領導人決裂，這是前所未有的。

盧躍剛寫到《中國青年報》人幾十年來和幾屆團中央領導都有過相對和諧的關係。發生分歧時，雙方都能以謙讓達成妥協。除非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運動，很少動用處分的手段。胡耀邦甚至曾甘冒風險極力保護過《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和普通編輯、記者，不然，反右運動的犧牲者就不是十七個人，而很可能是三十幾位了。文革前，團中央領導人資歷、年齡都比《中國青年報》的人要高。文革後，則相反，《中國青年報》的老人兒，就比團中央領導幹部資歷更老了。八十年代末那場改革，我隱約感覺到團中央似乎未必十分同意，但鑒於《中國青年報》領導幹部畢竟都是老報人，也就不加干涉了。這種情況何以到了九十年代就全然改變了呢？不清楚。是否由於六四後報社的人多成了戴罪之身，使得對方更加居高臨下了呢？

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天，也標誌著一個不講理的時代開始了。以前也不是很講道理，但明目張膽地以力服人，動不動就是開除或逮捕，卻是江澤民時代的新事。這一招好像很嚇人，不過也有弊病：萬一連這一招有一天也失靈了，那可怎麼辦呢？

趙勇和盧躍剛之間的戰爭，就是這樣爆發的。以強行改組，即對人員隨意調動或處分來迫使新聞出版單位就範的做法，早就成了實現「黨的領導」的唯一有效辦法了。只要是受到讀者歡迎的報刊，例如《南方周末》，或湖南的《書屋》，改組就像換一件襯衫那樣不算回事了。但是好景不長，這回對《中國青年報》竟然不靈了。盧躍剛鄭重指出，「細細觀察整個事態發展的過程，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次對《中國青年報》的改組，是一場窺伺已久的陰謀……閣下們給《中國青年報》人傳達的所有信息已經到位。但是，閣下們沒有收到震懾的效果，反而在中國新聞界給閣下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醜聞。」

[size=+1]把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
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給團中央一次體面地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青年報》七十多位編輯、記者聯名寫給團中央書記處和周強書記一封信，卻被周強斷然拒絕了。好，現在打破歷史紀錄，一個下級單位的成員把一封嚴厲批評上級領導（涉及的範圍還要大得多）的公開信捅到互聯網上，把一個堂堂皇皇的共青團中央放到被告席上，在全世界面前出了醜！

信裡寫的全都是事實，要否認，很難；默認呢，後果不堪設想。不錯，盧躍剛是位名記者，可用這種方式和黨對著幹，也未免太出格了吧？可是你又拿他怎麼辦呢？對他採取任何措施，都會引起整個《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反彈，還有個國際影響呢。置之不理，也不行。這個先例決不能開。

趙勇被整了一頓，聲名狼藉，可那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由誰出面來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呢？看來那是黨中央的旨意：收斂一下傳媒的氣焰，加強控制，以免刺激社會風暴爆發；爆發後又難以收拾。誰出面都不合適。

這個盧躍剛也許出於無意，可是他這回給黨的領導出的難題可真夠嗆呀。現在，採取組織措施，已經是黨手中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叫他這麼一折騰，假如對《中國青年報》不再追究責任，又對他本人不加懲罰，創下這個先例，今後又怎樣在中國實現黨的領導呢？ 盧躍剛的信件公佈，已經一個多月了，迄今毫無反應。既有蔣彥永醫生捉了又放的事例在先，就不能不謹慎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