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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分不开。这就是我的状态。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房子。我在波士顿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则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后来在哈佛读书的一个日本学生问我，“你那房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两个中国朋友帮我找的。”他无意的反应是：“中国人!?为什么?”我则有意回应：“不为什么。那是自然。”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这次也习惯性地买了一杯啤酒带出去，那是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喝了一口，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招数拿出来，保持冷静对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我吓了一跳，瞬间内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恶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的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的且要受罚的。我在被指责，警察调查我是谁的同时，发现很多行人边走路边抽烟。我跟警察先生说：“他们抽烟是可以吗?那样也危害公共环境吧?”他们大笑，说，“那是可以的啊!”

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释道：“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我一次好吗?”他们互相看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盘问。“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竟然通过了……我小心翼翼带着啤酒回住处，坐下来，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国，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调整思维，更换状态。但刚遇到的场合，也有点像中国……”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二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于是我绕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俩表示问候，孩子们正在唱国歌，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来跟我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右手的姿势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 岁)有些害羞地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祖国的小孩子正在异国他乡融入当地的国情与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爱自己的国家吗?”

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的他(他父亲说孩子到美国之后变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后点着头说：“嗯，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很自然地爱。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不像日本人，不随便骂总统。因为总统是他们自己选的。”本想进一步追问，“在日本，首相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虽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决定算了。我从他的观察与姿态已经学习了很多，就不要为难他了。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他们一家人，我继续跑步。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地面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不过，如此张扬“国家的伟大”，我这个日本人觉得有些夸张而过分，还有些不习惯，甚至不顺眼。由于二战期间“国家主义”失控的惨痛历史，活在当下的日本人对国歌与国旗的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当然，日本国内对国旗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谓“右翼势力”主张弘扬 “国家”，进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则持有谨慎的态度，更多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少提爱国，多谈国际，认为在“国”字面前有必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克制一些。而普通老百姓在“国”字面前也比较被动或消极，这与二战后遗症密不可分，他们从来不相信政府是对的。

三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 “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两者兼有。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看到了“永远跟党走”五个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举报。

据我的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待了十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日本社会由均等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

四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无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都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形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的主要景点法国区(French Quarter)里，到处都是警察。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我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在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的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下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的场面，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别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万一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上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我记得，它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上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归属上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都是拉丁式的，更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然，我们都自认为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在美国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国旗和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

五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在会议期间我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瞭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就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来看，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糊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的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在哈佛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理解、接受。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需要被外界听懂。不管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还是渴望了解中国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的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更加客观公正地被了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切入点。不仅是出于中国改革的需求，也出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或者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开了国门，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

六

2012年11月6日晚，奥巴马再次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大厅里，跟同学们一起观看大屏幕上的电视直播，跟踪美国总统选举的现场。除了美国当地的学生，以及住在附近的波士顿市民，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奥巴马阵营表现得很漂亮，可称为“大胜”，奥巴马确定连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统一节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其中。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感到兴奋，超越国籍、种族、性别、年龄、背景等因素为美国加油。政治原来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走出过去，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现场观察波士顿居民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早晨8时，街上到处都能看到“VOTE”这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口号，有许多高个子的男人举着牌子呼吁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剑桥区和波士顿区逛了三个投票现场，排着很长的队，不少人应该是上班之前抽空过来投票的，表情很认真很严肃，我靠近寒冷的天气下排队中的选民，主动表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来了解美国投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和他们聊聊天。他们说：“投票很重要”，“今日将称为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希望”，“我特别高兴能够来投票”，等等。没有什么格言，选民们想得也比较简单，但从他们的表情和氛围上，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们做选民的自觉、做公民的欢乐，以及做国民的自豪。他们许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将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立场来到投票现场的。

游走于美国社会的过程让我发现，在这里，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发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损害了什么，马上把想法转换成行动，集会也好，游行也罢，自下而上地组织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媒体以及决策者也密切关心这些草根声音，投票则是其中最为规范化的程序。只有政治归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公民才会有自觉、欢乐以及自豪感，并下决心参与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28岁来到美国才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本质。

2013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边的古巴餐厅吃饭。给我服务的中年女性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我们聊了一会之后，我冒昧地问她：“你当时是怎么移到这边来的?”她想都没想，睁大眼睛放大，回答道;“小伙子，怎么过来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严肃地回应道：“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我从来都认为，在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是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固守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上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与大多数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企业界。对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企业家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真的有决心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再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 ——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于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八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相关问题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在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会主动跟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种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中国走向世界：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倡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去听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说，中国的官员经常问他

“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中国领导人却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让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