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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底，美司法部对一名美国国务院女官员充当中共间谍、涉嫌“威胁国家安全”指控，此案被外界评为继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之后的又一大案。

细读指控书，不仅会被大量的细节震撼，还能一窥中国情报部门的真实运作。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为了圆家人的“时尚梦”，她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收受“朋友”的帮助，自然心存感激；但这朋友并非善类，只是用诱饵引她入套；在诱惑与伦理中，她一度失去平衡，选择了用国家的“机密”换自己的利益；她也有过挣扎和害怕，但是一上贼船、怎脱身得了；直至最后意外被查、露出马脚。

人物介绍

克莱伯（Candace Claiborne），199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第一次的工作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出发去中国之前，她完成了外国服务机构（FSI）的普通话训练，于2000－2003年在经济大使顾问的管理专员办公室、以及大使馆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

此后，她调去上海的驻华大使馆工作（2003-2005年）。随后去了阿根廷和伊朗，然后她又回到北京工作（2009－2012年）。也就是说克莱伯熟悉中文，在中国前后工作了8年。

之后克莱伯被调回华盛顿总部，再派往苏丹，直到2015年8月，返回华府工作。被调查前，她的工作职责是负责为办公室主管、部门主管以及六行动官员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后者跟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类似。

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

一切都是从2007年开始，那时候他们只是“朋友”。克莱伯与中国特务的交集是从她的家人——A某身上（美国公民，起诉书有抹掉相关信息，从常理上推断A某很可能是她儿子，以下仍称家人）。

据悉，从2007年开始，克莱伯一家认识了一个中国进出口商、在上海经营水疗和餐厅业务的B某（中共特务），成为朋友。当时她的家人A某给B某发邮件，希望后者帮他在中国找一分教英文的工作。A某当时21岁、大学毕业；所以克莱伯（50岁）就拜托B某帮助；然后第二天，B某就帮A某在上海微笑星学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一分教职。

同年12月底，克莱伯也有告知B某，想让A某在中国学习时装设计。但是现在的困难是A某的大学学费没着落，“他需要有地方住、还需要机票钱，你有什么建议吗？”

整个2008年，克莱伯、A某以及B某都在谈论A某能在中国找到的工作机会，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

到了2010-2011年间，A某和中共特务B某之间有大量的邮件往来，都是关于申请艺术学校的内容。此期间克莱伯在北京工作，A某还在美国，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莱伯出差去上海，在万豪酒店（JW Marriott）与B某见面，具体聊了什么内容不详，但两人有特意留影纪念。8月，克莱伯告诉家人“钱现在有点紧。”并说在她回国时，会尽力把债务都补上。这似乎预示著接下来会有事发生。

第一个任务 探听美对中战略底线

但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关系，到了2011年有了实质性改变。当年5月9-10日，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参与，中共情报机构急切地想要打听出美国的底线。可能觉得克莱伯这条线“成熟”了，他们开始向克莱伯打听“人民币汇率以及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反应”。

到对话结束后（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给她发邮件说，想要知道“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内容以及时间表”，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美国政府会对中共政府如何施压，要求克莱伯报告“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内部态度”。

5月18日，克莱伯发邮件给B某，认为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B某明确告诉她，“想要一些从网上找不到的东西”，并且要求她弄好了、不要通过邮件发送，以免被人通过网络查到，最后B某亲自飞到北京、取走这些资料。

在要克莱伯动手之前，中共特务B某已经提前付款，4月克莱伯的美国账户汇入一笔2,480美元的款项。根据起诉书，这笔汇款是从中国银行（香港）汇出，汇方是三洲船务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 Ltd），备注一栏写着：From Shanghai。根据网上查出的资料，该公司2003年注册，属于香港私人股份公司，运营9年后（2012年）注销，然后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达航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注册。

而在克莱伯收取这笔钱的前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出规定，美国各大使馆或领事馆雇员只要接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就需要报告，有形和无形的礼物都包括在内。当然，老抱怨钱不够花的克莱伯没有报告这笔礼物，她在日记中写到：一年可收2万（从B某），还可以帮助A某在未来完成海外学业以及达成职业目标（当时A某还在美国）。看的出来，在伦理与金钱之间，克莱伯第一次偏向了后者。

开弓哪有回头箭 共收数万礼物

克莱伯作为美国国务院雇员，曾接受多次反情报培训，她也很清楚B某和随后出现的C某都是中共特务，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国务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负担家人追逐“时尚梦”。在钱的诱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趴下。

到2012年，克莱伯又经B某引荐给C某，C某自称是中共情报机构人员，以后一直到2016年，克莱伯持续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应对底线等通过邮件、见面等方式，发送给中共情报机构的B某和C某。（起诉书中为隐私问题，没有透露共犯A某、中共特务B以及C某的姓名，但有提及B某和C某是为上海安全局工作，从2011年开始为克莱伯和A某提供大量礼品）。

每次中方在获得情报前后，都会给克莱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汇款作为报酬；而对克莱伯和家人的各种经济需求，都是各方满足，比如提供多次国内或出国旅行或购买iPhone、电脑等支出，以及负担A某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术学院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甚至当A某在中国犯事，中共特务B某和C某出面介入，阻止警察进行调查，最后让A某“全身而退”，这足以见得B和C在中国的权限绝非普通人。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记录，克莱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收取了中共情报人员送予她及家人的总价值数万美元的礼品、现金、电子产品、旅游招待、一间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仅最后一项就近6万美元。

害怕？想要抽身却被家人“坑”

但是这些年来，克莱伯也对这层关系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败露，她得面临什么，那将是沉重的代价。在家人憧憬中国“时尚梦”的时候，克莱伯就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她有跟家人商量，但是家人不听，反而把她给“坑”了。

当时克莱伯对A某说，“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套在绳索里，但是已经有人对你这么做了。”但家人A某铁定认为中共特务B某是真心实意帮他，所以回复克莱伯：“你跟他（指B某）是你的事，我跟他是我的事，我知道他能助我成功。”然后A某背着克莱伯跟B某联系，跟B某配合给克莱伯施压，最后逼得克莱伯只能认了，甘心被拖进泥潭。

为避免越陷越深，克莱伯开始躲闪，但是她完全没料到她摆脱不了控制。她曾警告家人A某：“我不想他们（指B某和C某）参与你的每一步，还有知道细节……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但是A某都固执地当没听见，继续我行我素。

到2014年，克莱伯更是说自己要退休了，并告知家人A某：“我不想你继续寻求他们的帮助，然后把我拖下水”。结果A某居然回复：“事实上是B某已经找上你，跟我无关。B某找你是他自己的意思，为何你老说我拖你下水。反正你得全部处理干净，不要把我扯在其中。”估计克莱伯听到这话，肠子都悔青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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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美司法部对一名美国务院女官员充当中共间谍、涉嫌“威胁国家安全”指控，此案被外界评为继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之后的又一大案。

一名60岁即将退休的女官员，从199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就通过“高度机密”（Top Secret）授权，不仅清楚这些信息要对外国情报机构保密，而且也被多次告诫：如果与外国情报机构人员接触、应当及时汇报给当局；如果收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也需要上报。那克莱伯（Candace Claiborne）明知这些，她又是如何做的呢？

脚踏两只船 一边拿钱一边隐瞒

因为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很大，克莱伯一直在积极隐瞒她与中共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面对国务院以及FBI的常规调查时，但是她却始终放不下轻松得来的钱财。

在2014年，她参与背景调查问卷、更新“最高机密”授权时，克莱伯刻意隐瞒任何跟B某、C某相关的事宜，并且面对针对家人A某的旅行提问时，她回答A某唯一一次出国旅行是去非洲，根本没有提及A某在中国居住、学习一事。在面谈后一天，克莱伯打电话给A某，告知她没有提及任何关于他在中国的事宜，以串口供。

但是这位爱钱的克莱伯却放不下轻松得来的钱财。几乎是在美国机构对克莱伯面谈的同时，她仍然有规律地联系B某，收取额外收入。克莱伯知道国家安全背景调查的面谈时间，在此之前，她联系上B某，要求汇5千美元到账户上，B同意了。但在钱转账之前，克莱伯又听说背景调查很快就要进行，她害怕国务院调查员看到这笔转账后生疑，于是立刻发邮件给B某，告知“所有事情都停住，直到面谈结束。”

面谈时，果然调查人员询问了很多国外旅行和对外联系事宜。而克莱伯采取的对策是，对调查员隐瞒与B某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电话和邮件告知B某，删除所有她提到5千美元的回应电邮，以免后患。

跟中共特务联系 只用Skype和微信

为了避免自己出卖美国情报的事情被发现，克莱伯告诉他们，不要使用脸书（Facebook），因为可能会被收集情报，并表示自己已经删除脸书账号。然后每次跟中共特务联系，他们都是通过Skype以及微信（Wechat）联系，每次聊完就删除信息。

此后，2015年克莱伯再次到中国旅行，她告知家人A某要用雅虎、Viper、What’s app以及微信、apple联系。回到美国后，克莱伯再次告知A某，因为要应对国务院每五年一次的审查，要他删除她的微信账号，她担心这些信息会被发现。而且为了顺利通过审查，她还找了一位前FBI雇员，请教如何通过这种安全性审查，尤其是避开与外国政府机构有关的问题。

这也说明克莱伯很清楚哪些信息可能会被查到，她已经在考虑“安全”问题。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特务们从来不做无用的功课。他们之所以这么费尽周折地拉拢克莱伯，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克莱伯的情报价值。他们愿意从上海飞到北京（克莱伯曾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工作）见面，甚至在克莱伯派往非洲工作期间，还给克莱伯提供飞中国的机票或安排克莱伯去临近的非洲国家度假，在那里见面，是因为知道克莱伯的情报值那个价。

而这期间，克莱伯对国务院发出的信函、要求雇员报告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捕获对象的邮件，她都通通回复“完全明白”，但是并没有报告过一次。

起诉CBP 无防备下反遭FBI盘查

2016年，克莱伯去维也纳、奥地利短期旅行，出境前被带到海关和边境执法局（CBP）第二层检查，返回入境时再次被CBP带去第二层检查，且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搜查了她的行李。

克莱伯非常生气，投诉CBP，随后FBI介入。到了面谈日，她原以为是行李事件面谈，结果到了现场发现FBI探员感兴趣的是她和A某在中国的经历。

克莱伯小心翼翼地隐瞒与中共特务B某、C某的关系，并对收到的礼物和回报闭口不谈。结束FBI面谈后数小时，克莱伯偷偷摸摸地用国务院内的电话亭跟A某通话，告知A某不要谈及在中国的学习经历，并说“现在要离（中共）远远的”。此后，克莱伯还让A某删除跟B某、C某有关的所有邮件以及电话信息，“我不想以后惹麻烦，请立即做！”

FBI的调查还显示，克莱伯在即将接受FBI调查时，还曾指使中共特务，销毁之前彼此接触的证据及提供给她礼品的证据。

卧底特工钓鱼执法 一切败露无遗

此后，克莱伯也刻意不跟中共特务B某和C某联系，也不让她的家人A某跟他们联络。但是事情没有像她预料的结束，到2017年1月26日、一切都结束了。那天的天气是又冷又黑，一位FBI的卧底探员（华人）扮成中共国安局（MSS）官员，在克莱伯住处等她，告知他是B某和C某的同事。

克莱伯居然邀请他（一个陌生人）到家里，两人交谈了近1个半小时。在交谈中，探员表示代表（中共）国安部对克莱伯过去的“直接帮助”表示感谢，克莱伯没有半点否认。相反，她还解释为何现在不能提供帮助，因为“跟他们过去（的审查）不一样”。在卧底探员离开时，克莱伯对他像“朋友”一样致以微笑以及挥手告别。

3月28日，FBI第二次约谈克莱伯，她再次见到这位自称是B某和C某同事的探员，才明白一切都结束了。

星期三（3月29日），克莱伯在面对美国治安法官的提问时，几乎沉默不语。法官已经下令对克莱伯实施在家监禁，并将在4月18日就此案展开初步审讯。如果被判有罪，克莱伯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国务院国家安全司官员发表声明说：“克莱伯利用通过职位之便了解到的国家安全信息，换取个人利益。这种利用个人职务之便损害国家安全的做法一直是本司严重警惕的问题。”

中共情报机构在国外的运作模式

国务院女官员克莱伯出卖情报给中共的消息一出，让美国大众哗然。媒体评价这是继美前情报人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之后的又一大案。而起诉书也有详细谈及中共情报机构对外国政府的常见运作模式。

中共情报机构由中共国家安全局（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负责，类似于FBI和中情局（CIA）的结合体。它们注重收集以及辨识外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机密信息，尤其是想要获取跟中国有关的外国政府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政策情报；同时执行反情报任务；以及收集外国政治家和情报官员的个人简历等。

它们的常见手法是，使用受训的情报人员，也通过非专业的人士收集信息。非专业情报人员被称为居间（cut-outs）或被选择人（co-optees），他们通常扮成国内外的外交官、记者、学术人员或商业人士。

针对中共看上的潜在诱惑对象，中共情报机构一般会在中国境内招揽他们，招待他们旅游或负责他们的开销。不仅通过现金，还有各种方式，包括生意业务考虑以及其它援助行为，要求他们为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