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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共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提出“政治庇护”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不仅因澳政府被批评处理不当（拒绝了政庇，但同意其申请保护居留签证），还因陈用林披露，中共在澳国间谍多达一千人。澳洲人口才两千万（少于台湾），中共却要派这么多的特工到该国活动。
作为中共驻澳大使馆一等政治秘书，陈用林当然知道不少内情。他说这些特工不仅搜集情报，还监控当地华人，尤其是******及异议人士等，有时还采取绑架行动。


在陈用林事件之前，前天津国安局官员郝凤军也在澳洲披露，中共在加拿大的特工和线民超过1000名，主要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华裔较集中的城市。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说，在国安局已任职十年，后在该局监控******的特殊部门“610办公室”工作的郝凤军，今年初持旅游签证到澳洲而申请了难民保护。加报引述前 “加拿大安全情报部”亚洲事务主管卡特苏亚（M.J. Katsuya）的评估说：“郝凤军的说法是可信的。”

澳加两国加起来才五千万人口，中共如果派遣二千特工的话，那么对人口是澳加的六倍、又被中共视为“主要敌人”的美国，要派多少特工？

早在1997年，《华尔街日报》记者费尔卡（John Fialka）在其研究中共间谍活动的专著《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指出：“现在中国安全部派遣到美国的间谍数量，已超过冷战时苏联克格勃派遣特务的高峰期。”中共国安部的英文缩写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现在比原苏联克格勃的英文字头KGB在美国更有名。

美国《新闻透视》报导说，中共特工在美国进行“地毯式”的情报搜集，即使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不放过。“尤其是关于密码分析、雷达和计算机系统控制导引、以及导弹失败和燃料质量等相关博士论文。据美国连锁复印公司Xerox的报告，有人曾通过该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运到中国。”

《亚太邮报》（The Asian Pacific Post）2003年8月8日以“美加有中共间谍公司3500家”为题报导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在国会作证说，中共在美设有3000家空壳公司，其真正目的是搜集美国情报。每年成千上万进入美国的中国访客，很多带有为中共搜集情报的任务。在加拿大，这种中共空壳公司约三到五百家，受北京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对中共间谍和军力深有研究的是《华盛顿时报》军事记者葛茨（BillGertz），他几年前出版《中国威胁：中共如何攻击美国》一书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追查六名中共特工，但一直没有破获潜伏在美国政府内部、能接触到极机密情报、代名为“马”的资深中共间谍。

上个星期，葛茨在《华盛顿时报》发表了关于中共窃取美国情报的专题报导，引用美国联调局反情报行动主管萨迪（David Szady）的话说，中共正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情报窃取，包括各类机密和军事科技相关情报。一般需十年左右的武器系统研发进程，中共在取得美尖端科技情报后，可将其缩短为两到三年。据美方的信息，中共在美设有多达3200家空壳公司，其中多由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经营，主要搜集美国军事科技等各类情报。

间谍是人类自古有之，2002年在华盛顿揭幕的“国际间谍博物馆”（International Spy Museum），展室中间就放着中国古代兵法家孙子的书，美国人把孙子视为最早重视搜集军事情报的间谍战鼻祖和理论权威。不要说冷战时期美苏进行间谍战，即使今天在民主国家之间，也常因间谍发生纠纷；连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也在美国发展特工，曾给以色列做间谍的美国军官波拉德（John Pollard）1986年被判无期徒刑，迄今还在服刑，即使以色列总理多次请求，美国也不赦免。仅仅两天前，新西兰和以色列因间谍问题而僵持的外交关系才告缓和。虽然现在美国把中共列为主要间谍威胁，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除中国外，俄国，日本，法国，印度以至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也在刺探美国的情报。

特工各国都有，但中国的特工和世界其它国家至少有四个不同之处：

第一，中共海外特工多是华人，因中国国安部更倾向在华裔中发展特务。美国反情报和安全研究中心分析处主任摩尔（Paul Moor）认为，“这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在情报搜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俄罗斯针对美国采取的情报行动，他们使用的间谍有四分之三都不是俄罗斯人。而中国对美国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100次里大约有98次都是利用华人来进行。”

美国反情报分析专家艾蒂米德斯（N. Eftimiades）在其《中共情报活动》一书中说，中共国安部利用两种理由在华裔中招收特工，一是利用他们的民族感情，唤起他们帮助祖国强大的责任心；二是暗示他们如不合作，他们仍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连累。第二种方式效果较大，是迫使他们同意服从的强有力的动机因素。从1985年至今美国抓获的所有中共间谍，全部都是华裔，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外国人。

第二是中共采取“大跃进式”的人海战术，在情报搜集上采取“广种薄收”的策略，即利用很多人员来搜集数量有限的情报，以求积少成多。上述美国反情报专家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情报搜集活动很多，但是这些活动有很多并不很专业，所以他们的效率不是很高，因为有太多人参与，他们会得到很多支离破碎的情报。中国从美国搜集的资讯总量很大，这对美国是个问题，但是中国的搜集方法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个问题。”

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安全行动办公室（IOSS）不久前编写的《谍报威胁手册》中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在情报搜集上使用的人海战术缺乏效率，但是由于投入的人数众多，因此也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司法和反间谍部门在应对的时候缺乏良策。

第三，和其它国家的间谍更大不同的是，中共的海外特工还负责监控当地华人，尤其是******及异议团体等。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一个月在洛杉矶召开的“中国民联”代表会议上，民联成员邵华强在会上“倒戈”，坦白他是中共国安部的特工，因六四屠杀，改变了想法，决心脱离中共（邵随后被美国联调局人员带走）。

共产党在民运组织中发展线民，早已不是秘密。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警察档案不断证实这一点。《纽约时报》知名的研究共产国家和中国问题的专家波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今年1月14日发自华沙的专题报导说，波共秘密档案证实，“波兰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 Nakder）等，都曾给共产党做过线民。最令人吃惊的是，去年发现的警察档案显示，曾任“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扎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也曾与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

东德的情况也是这样，曾是著名异议诗人、音乐家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前年被发现原是共产党的特工。东德政权垮台时，有16000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2003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导说，德国利用美国Hewlett-Packard计算机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件，已把文件复原，由此发现了这个“异议诗人”的真面目。该计算机软件的重组准确率达80％，能复原70％的碎片文件。

中国海外民运组织虽然也在“抓特务”，但雷声大雨点小，成效不大，毕竟很难拿到证据。但原东欧国家的情况证明，那些曾给共产党做特工、线民的秘密档案，迟早都会被挖掘出来。

近年来，中共海外特工的另一个重点是监控******团体。加拿大追查迫害******组织的杨凯文向媒体披露，很多******学员被中共列入黑名单，被电话骚扰和跟踪，不少人回国被抓。******学员朱颖在回国探亲时被绑架，公安人员告诉她，加拿大每个******学员的情况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前天津国安局官员郝凤军提供给媒体的情报显示，中共特工居然详细掌握多伦多******学员叶映红计划在当地开一家通讯公司的情况，该文件标明“报：刘副部长；送：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外交部办公厅。”加通社报导说，共有八个类似记录由郝凤军提供给了当地媒体。

据报导，今年39岁的叶映红是加拿大公民，九十年代初来加，在“安大略大学”学习计算机。叶看到自己的私人信息在情报中出现，惊讶地说：“不知他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他们对我们的监视真厉害呀！”

加通社还披露，监视加拿大******学员的情报部门代号F101，郝凤军用数字存储设备带出数百份秘密档案。

最后一个不同是，那些给中共做特务的一旦在海外被抓获，北京当局一概不予承认（是自己的特工），这是世界间谍史上少见的。即使是共产苏联，当年也和美国交换各自被抓的“间谍”。美方迄今抓获的最著名的中共间谍，是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30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他曾把美国很多最高保密等级的文件偷拍成微型胶卷，秘密交给中共方面，即使到他1981年退休，也没被发现。后来中共国安部官员俞琼森叛逃到西方，才使金被捕。

虽然该案当时在美国公开审理，但中共方面始终不承认金是他们的特工，并否认和金有任何关系。金在等待判决期间接受中文报纸采访时，还呼吁中共拿魏京生作筹码交换他出狱。当得知中共对他矢口否认后，完全绝望，最后在囚室内用塑料袋包头，用鞋带勒紧，窒息而死。当时访问他的记者陈国坤（现纽约《自由时报》总编辑）曾向笔者描述过他们当年采访金无怠、以及金的绝望情形等。因此那些为中共做特工的，只有准备好为党国献身，而且还要死得“不明不白”。

windman

Post by carl009,
废话,,每个西方国家都有大量的特务...
  
国家帮不了外籍华人也是正常的.

--> 最后一个不同是，那些给中共做特务的一旦在海外被抓获，北京当局一概不予承认（是自己的特工），这是世界间谍史上少见的。即使是共产苏联，当年也和美国交换各自被抓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