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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算定中美裂痕  





中南海算定中美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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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9-24 18:10:46 东方欲晓 【大 中 小】
　　
　　9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私下会晤。当此中美关系多事之秋，胡布峰会自然备受世人关注，各种分析、预测此前早已出笼。概言之，没有人不预言中美之间因美国新一轮“反华潮”与“中国威胁论”所导致的关系紧张将随此次峰会而有所缓解，但也没有人因此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预期乐观。胡布峰会的实际情形并未出乎观察家们的预料，唯一出人意料的是胡锦涛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柔软身段。但是，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这种个人的柔软表演，终究是有限的。

　　这十年也是冷战终结后美国的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正式成形，自我定位日渐清晰的十年。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定位不但主导着世界政治格局，也主导着各国对美国的态度、主导着包括中美在内的各种国际关系。这是一个一切都被打上美国意志烙印的时代，其它国家与人民对美国的态度取决于美国本身的行为与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代美国有能力主导它与任何一国的关系；但从全局利益出发，美国必然有所取舍。美国所交好的，总是它珍视的；美国所交恶的，即是它放弃的。

　　对改善中美关系，中方态度无疑是积极甚至迫切的。中美关系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美国优先追求的目标；美国的优先目标不是改善中美关系，而是遏制中国。在全球资源约束现状下，致力于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中国与美国所追求主导的全球秩序颇不相容，因此中美在根本战略目标上存在严重冲突。作为强势一方，美国并不准备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让步；在它看来，需要让步的只是中国，否则中美关系的改善得不偿失。

　　本文试图剖析中美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

　　一，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目的在建立全球政经等级序列

　　由于需要面对不同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需要，当代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被西方极力推崇的“自由、民主”价值，虽然在其它文明中也能找到若干因子，但并没有居于核心位置。自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即不遗余力推广这一从古希腊、罗马，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演变而来的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如果冷战时这种努力是为了战胜对手，那么在冷战后美国已无可抗衡的情况下，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正当化、合法化的价值基础。

　　价值观的作用主要是为社会利益分配提供指导原则及评价标准，通过得到人们认同来减轻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可能引发的对抗。因此，一种价值观背后必然对应一种现实的等级序列及利益分配格局。当西方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形态就成为得到普遍最高认同的社会形态而居于各国顶端。站在这种居高临下位置上，美国可依据自身需要设计最有利于己的世界政经新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普世利益。

　　美国利益等同于普世利益，这在观念世界的推演中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加入经验世界的若干参量后，却成了普世价值观推演下之必然。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明知美国许多做法损害了中国利益仍然支持美国？因为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所决定的评价体系中，“自由、民主”是第一需要，其它都可先放到一边。由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满足这种普世价值观所定义的“自由、民主”，“反体制”就成为政治正确。虽然美国许多做法具有霸权主义特征，但由于美国既是践行这种普世价值的世俗榜样，又是这种普世价值在世俗扩张的最大依恃，因此美国利益的霸权主义扩张被视为有利于普世价值的扩张，可以谅解。虽然美国遏制中国必然给中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损失，但这种压力有利于促进普世价值在中国实现，具体利益损失可待普世价值实现后再寻求弥补--在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推演下，即便是战略利益与美国冲突严重的中国，其知识精英也相当普遍地无条件支持美国，更遑论其它国家。

　　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成了当今全球意识形态的主流，这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体现，也是美国“软权力”登峰造极的表现。凭借这一软权力，美国可在把一己私利正当化、合法化的同时，将异己利益妖魔化、非法化。当许多国家的人都认同：凡合符美国利益的，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凡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邪恶的、不合理的；凡站在美国一起的，就是文明国家、负责任国家，凡被美国敌视的，就是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时，美国可以无往不利。美国无往不利正是当代普世价值观信奉者们的普遍愿望，因为这意味着这种普世价值能得到最快扩展。为此，他们可以忽略或容忍美国的种种自私之恶，因为在这些人头脑中，延误普世价值的扩展才是最大的恶。

　　价值体系规制着评价标准、等级序列与利益分配格局，构成与“硬权力”相辅相成的“软权力”。由于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价值被普遍认同为最高价值，美国在掌握最大“硬权力”同时又执掌了最大“软权力”。“软权力”对美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它可以以自己利益为中心设计、构筑、推广世界新秩序，在普世价值的圆说下，新秩序只会遭遇较少阻力，被它欺侮的人往往没脾气，被它出卖的人经常还帮着数钱；2，一旦出现桀傲不训的挑战者，美国可以普世价值之名斥其为“邪恶”、“无赖”，轻易分化、瓦解对手，使对手国的国民也起而反对自己的政权，不战屈人之兵。


　　

　　二，为什么中国不能屈从于美国主导的等级秩序？

　　人类社会从来是不平等的，强者总要占据更多利益资源。既然美国在当代一强独大，它要推广、维持一种有利于自己、貌似公平、实质不平等的全球“新秩序”，又有何不可？其它国家望风影从，还可以避免流血冲突；如不从对抗，只会徒增流血牺牲，最终结果可能还一样。规则服从力量，实力对比决定何去何从。

　　不断有人举例说，某某国家因甘于服从美国制订的游戏规则，结果实现了与美国的“双赢”。这种成功例子确实不少，但故事的主角不是蕞尔小国就是夹在大国冷战夹缝中的特殊国家，不能类比于今日中国。如果美国仍然要面对类似前苏联那样强大的对手，那么中美可以继续结盟，争取“双赢”；前苏联的崩溃，是中国国际处境恶化的转折点。

　　所谓“双赢”，实质是当你的存在无足轻重、你的壮大不会改变总体格局时，人家允许你尝一杯羹；一旦你强大到足以与对方抗衡，“双赢”就变成“零和”，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全球利益资源总量是固定的。猎人养猎犬是希望它可以帮自己俘获更多猎物，但他绝不会养一头猛虎；不仅如此，“狡兔死、走狗烹”也是普遍现象。

　　中美难以共赢是因为中国是当前最有可能挑战美国战略利益的潜在对手。在全球资源、利益总量难有实质突破的背景下，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崛起”对所有既得利益国家（传统强国）都是噩梦，对美国“保持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战略目标更足以致命。中美两国的战略冲突根源于“中国崛起”与“美国保持独霸世界”这两个谁都不可能放弃的根本性战略目标的冲突，其实质是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在既定资源利益格局下的必然冲突。它既不会因中国“积极融入主流国际社会”而化解，也不会因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而消失。无论中国怎么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化解美方的警惕与敌意。美国对中国敌意的收敛，只会伴随着中国的衰落，不会伴随着中国的低姿态或民主化。

　　在美方视中国为“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背景下，针对中国的弱点，美国必然在加强军事、政治、经济遏制的同时，频频吹响“普世价值”的魔咒，直击中国软肋--西方价值观背景下的国内政治认同。宾服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自由派知识精英成了美国施展“软权力”的尖兵与内应，起到了美国自己起不到的作用。其中自觉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这样做只是在忠实于自己的价值信念。

　　中国为什么不能主动实施政治转型，变软肋为硬骨？从前苏东诸国政治转型经验看，条件不成熟的政治转型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愈甚，这也是美国极力诱促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因。如果政治民主化真是一副补药，美国未必会如此热衷推介给自己的“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正因为它对中国这种体质的国家是泻剂而非补药，美国才会铺天盖地打广告促销，催促中国服用，其目的是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自废武功，阻止中国崛起，使中国无力挑战美国。但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基本生存丧失保障，造成大量难民，这是当前中国社会越来越多人认同“渐进”的原因。

　　即算将来条件成熟时中国能顺利完成政治转型，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等级秩序中也只能敬陪末座。道理很简单，在人均利益资源有限的具体约束下，除非实行平均主义，否则只能满足部分人需要；在效率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全球化背景下，它必然趋向优先充分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要维持这种利益格局的稳定，唯一方法是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令大多数人处于塔底，极少数人居于顶端。一国之内如此，全球也一样。如果不能将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排挤在金字塔底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新秩序”不可能有效运行。

　　隐藏在价值评价体系与国际等级序列背后的是实际利益，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如果中国人成了美国新秩序下的劣等公民或边缘群体，就只能长期满足于类似在美国被圈养的印第安人、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生活状况。一些被普世价值驯服的自由派精英与接受了他们“启蒙”的大众，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又幻想着用接受与顺从换取对方的尊重与平等，这只是一厢情愿。西方普世价值观背后所对应的世界图景绝非普世平等，而只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新秩序驾临中国也必然是居高临下的，正如它当年驾临俄罗斯、今天驾临伊拉克一样。奢望新秩序普世后的平等与尊重，这说明许多人对普世价值在经验世界所必然对应的等级秩序还没有充分认识；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仅止于观念世界，但他们却支持它普行于经验世界--这是这种理想主义最终必然幻灭的根由；遗憾的是，等这些人一觉醒来，可能一切都已来不及改变。

　　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即意味着接受其背后的价值评价标准与国际等级序列，接受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与利益格局。俄罗斯是前车之鉴，证明其间能够实现鸡犬升天梦想的只是极少数买办精英。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天真浪漫后，俄罗斯终于回归到到普京的现实理性。中国人要避免劣等化、边缘化命运，只有在今天起即凝聚在这个叫做“中国”的共同体旗下，对抗国际强权，抗拒美国单边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首先应该对必然导致真实等级序列的价值评价体系“自由主义”保持清醒认识。
　　三，五虎斗恶龙：中国可以这么做

　　虽然中美裂痕难以从根本上弥合，但两国交恶并不符合现阶段两国利益的最大化；鹬蚌相争，真正得利的只会是渔翁。不但中方极不愿见中美直接对抗，美方也不愿见中国现在即成为它势不两立的敌人，迄今为止国际形势还不允许它倾全力对付中国，只不过它比中国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已。根本利益的难以调和与当下行为的各有顾忌，构成中美关系不冷不热、时冷时热的主格调。

　　因应这种形势，中国在中美关系上既要有足够的坚定，又要有足够的柔软，外柔内刚。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应该坚持“渐进”不动摇，不屈从外部压力盲目躁进，一切从中国实际需要与现实可能出发。同时，必须对已居于国内学界民间主流的自由主义价值有清醒认识，明确其局限性与负面性。不是要把自由主义一棒子打死，而是应该改变思想界目前自由主义一强独大的局面，尽力发展本土思想资源，努力形成多水分流、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由主义在其中可作为重要一支发挥有益作用。

　　在国际方面，应该集中力量重点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多极化是包括中国在内、除美国外其它大国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中国应与俄、法、德、日、印共同努力。

　　要有效推动多极化，中国首先应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保存自己是第一需要。毕竟现在美国一强独大，有能力对付任何对手。中国已被美国视为“首要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但要避免成为象前苏联那样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敌人。世界并非只有中美两国，只要中国不成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就会有所顾忌，不会倾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就可以在压力的夹缝中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

　　要避免成为美国眼中死盯不放的目标，中国就要与其它大国一起成长，减少“一枝独秀”的表现，韬光养晦。只有当世界几大力量同时增长，美国难以抑制时，它最终才会不得不接受一种多极化的秩序安排，中国与世界才能真正拥有和平与安全。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只能力争“共赢”的时代，中国应尽可能改善与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尽管中国与俄、日、印都存在历史恩怨与现实地缘利益冲突，但美国的一强独大及其谋求单极格局改变了一切。多极与单极的较量才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当下历史演进的主旋律，其它都沦为次要。如果中国的地区优势被俄、日、印取代，中国不过发展慢一点而已，到那时美国可能又会反过来拉拢中国，帮助中国免于被其它国家压垮；但如果中国被美国视为现实对手而压垮，就可能重蹈前苏联国家分裂、经济倒退五十年、货币贬值六万倍的覆辙。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经此一劫不但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而且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再回头又是百年身。

　　对于当前局势下中美矛盾的难以调和，内心最难接受的是中国的自由派精英，他们时刻企盼着国内一切能够“与国际惯例接轨”，那才是他们理想的生存方式。除非中美能够避免直接对抗，否则他们极可能成为中美对抗中不利于中国的因素。 　　世事无绝对，在中美之外，其它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如果美国对单极秩序的构建已有心无力，它就不得不接受一种多极化的秩序安排。就象三十年前中美曾经化敌为友一样，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能再一次促使中美关系发生实质变化--国际关系的最强法则毕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鉴于此，世人对中美关系改善既不必寄望过多，也仍然可以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