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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道为什么北大总是出现一些卑鄙的教授: 北大教授阿忆近日在其博客中撰写了一篇题为《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博文，文章中称，大家耳熟能详的烈士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之下。难道还有比这种情况还惨的吗? !!!

惊人史实 刘胡兰死在乡亲们的铡刀之下

北大教授阿忆近日在其博客中撰写了一篇题为《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博文，文章中称，大家耳熟能详的烈士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之下。文章一出，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而阿忆的这篇博文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点击量就超过二十多万。
　新民网消息，阿忆在文章中介绍说，当时因为要制作一档名为《翻阅日历》的节目，所以栏目组的记者就来到刘胡兰牺牲的村庄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进行调查和采访。 　
　阿忆在文章中除了对刘胡兰的勇敢无畏表达了钦佩，也在文章中披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次采访最令人震惊的是，老人们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逼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死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但在后来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宣传资料中，却“完全剥除了这个事实”，大家读到的只是刘胡兰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之下等类似的细节了。 　
　刘胡兰到底是怎么牺牲的呢？是否真的像阿忆博客中描述的那样死在乡亲们的铡刀之下呢？ 带着这些疑问，15日，新民网电话连线了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现已更名为刘胡兰村）的张书记，希望对此事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 　
　张书记告诉新民网：当时的敌人是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当时一共有七名老乡遇害，刘胡兰是最后一个。“刘胡兰为了保护更多的乡亲们，她主动走到铡刀下，在敌人拿枪威胁的逼迫下，乡亲们才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 张书记向新民网证实了阿忆博客中所披露的内容。张书记表示，这些细节都是听村里的目击者讲述的，而有几位目击的老人们现在尚健在。但关于其他的细节，自己也不是十分地清楚。 　　
相关链接： 　　刘胡兰(1932—1947)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8岁上村小学，10岁参加儿童团。曾任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1947年1月12日，年仅15岁的刘胡兰，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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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的无耻与北大的无知

●关中孤狼的伴侣

我对阿忆的了解仅限于在香电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哪几句不着边际的插话，当时我想，这个所谓的主持人干不长了，因为他没有什么“亮点”；而随后这家伙由于何晶要生“小宝宝”，便暂代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把小崔一手打造的精品栏目弄成了“假话假说”和“无话可说”。在一片怨声载道下，阿忆很无奈的告别了央视，被一心想压过清华而又没有多少办法的北大收留。北大收阿忆如果说是看重了阿忆的“才”，不如说是看重了阿忆的“不要脸”，因为北大教授虽也胡说，象厉以宁、张维迎之流，但敢“裸奔”的终不多，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北大的阿忆教授”。阿忆不愧为无耻之徒，上任没几天便对北大的待遇心存不满，可又不直接说，打着为文化人鸣不平的幌子，在其博客中哭穷，什么4876元没法活了等等，招来滚滚骂名。而阿忆不以为耻反川以为荣，因为他得到了他要的名：终于又有媒体采访他了，又可以上镜了！在介绍阿忆时，都要加上北大副教授的名头，这也就是北大收留阿忆的真正目的！我为北大自蔡元培先生伊始，就秉承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法方针哭！

出名是好事，名越大越响越受人观注越有经济效益。在名星经济的今天，你可以没有脸，你可以没有德，你可以没有知识，你却不可以没有名！阿忆与芙蓉姐姐等深谙此道。你们骂吧，越骂我越有名！当阿忆哭穷这件事稍稍平息之时，阿忆教授今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60周年纪念日)，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 在文章中阿忆写道:“《翻阅日历》电视栏目组(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编者注)派出由记者杨小光带队的摄制小分队，前往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1971年云周西村改名为胡兰村——编者注)采访刘胡兰家乡。这次采访最令人震惊的是，老人们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强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在宣传刘胡兰时，完全剥除了这个事实。”看重，如果说阿忆之前哭穷也只是无耻的话，那么这篇博文却是既无耻又反动了。

我不想说阿忆有没有常识，因为他是有意这么说，与常识无关。他为了出名！要出名就要特别！特别的美或者特别的丑特别的恶心特别的反动，总之，你得特别！像阿忆将国民党反动派说成国民革命军就很特别！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虽然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了，但并未消灭。阎锡山的队伍都是山西人，都与刘胡兰是乡亲。话又说回来，即便是老乡们铡的又怎样？难道不是被反动派逼的吗？！我们中华文化讲大义，想想过去有多少老乡为了推翻一个反动的政权，为了掩护革命的后代，将自己的孩子和红军、八路军的孩子对调，上演了一出出的“狸猫换太子”。什么是大无畏？这才是大无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乡亲们铡刘胡兰，更显示了乡亲们的伟大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作为一个教授，难道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毛泽东主席为刘胡兰的评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千千万万个刘胡兰这样的好儿女，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不会任人宰割。想想清军入关时的屠城，看看日军侵华时的汉奸，我们难道不需要刘胡兰吗？

如今，一些所谓的文化人，打着批判儒家文化的旗号，恶意打击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把中华文明说的一钱不值！是的，儒家文化有糟粕，它最大的糟粕就是让人学好，让人做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的人，可它忘了这世界还有恶魔，还有豺狼。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难道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吗？宋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顶点，文人骚客受大家尊崇，文东武西，文臣的地位高于武将；清朝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顶点，将吃喝玩乐发展到极致，你看那满汉全席，你看那文物古玩。所以说，中华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它是文明人的，它有非常深厚的内含。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没有看到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凶残的野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会用战争，会用武力去破坏人类的文明。在野兽尚存的今天当然是不行的，这不怪文化。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进入文明化，消毁一切武器，那么，用不着多久，中华文明将统一全球，我深信！我总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在咱们的先人已经开始研究礼仪的时侯，那些外夷还不知道去用树叶遮盖一下丑陋的下体，只会在山上树林子里跑上跑下乱吱哇。为了尽快变成人，他们的先人想速成，谁知，欲速则不达！人是变成了，却落下许多毛病，比如口臭，比如体臭，比如多毛。因而口香糖、香水、剃毛器均为外夷发明。我们的姑娘身上的香气是少女的体香，而他们女人身上的香气是法国香水造成的；我们姑娘皮肤尤如凝脂是胎里带出来的，而他们女人身体的光洁全靠脱毛器，若不脱毛，远看还可以，近看则如“在皮肤上先涂一层胶水，然后将麻戎撒上去”似的，恶心得很！这就如狼狗，虽也算狗，但终因和狼的血缘关系太近，脱不了狼的毛病！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的奇迹，有许多东西如古汉语、中医药、诗、词、歌、赋等。我们这些不孝的子孙都快要看不懂了。

阿忆为了出名，想脱吧，没有芙蓉姐姐的胸肌；想跳楼吧，又没那胆量；想来想去，想到了英雄的刘胡兰，给英雄身上泼脏水，全国人民会骂他，骂名也是名！北大为了出名，聘用了阿忆，将百余年北大的人文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北大不再是人民的北大，渐渐变成了所谓的“精英”的北大，在“私”的引导下，北大的“精英”当然也从“私”出发，形成了很多怪思维，比如什么“牺牲一代国人”、“作美国大兵”等等，无一不是在某些错误言论、理论的误导下走入怪圈，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极端的拜金主义、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阿忆的所谓“刘胡兰之死”的“真实谎言”，就真的不奇怪，不出这样的言论，反而奇怪！

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德经》上有这样几句话：“我恒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出名是不对的，但好名可以出一出，例如杨利伟、刘翔等，但坏名呢？让人指着骂先人的名呢？我看还是不出为好！一个人要对得起到世上走一糟，不能连脸都不要了。

阿忆是丑人爱作怪！生的丑不是你的错，在关注“色”的今天你不是女儿身也没有什么，但你且不可胡说！收入比常人多5倍说他没法活了；国民党反动派被他说成国民革命军，“还乡团”“复仇队”被他说成乡亲；刘胡兰的英雄事迹被他说成“真实的谎言”。你像这样的无耻之辈教育下的北大的学生，是非观念会不会有？我真为我们祖国的未来担心，因为北大是出官的地方，是培养官员的“摇篮”，什么省长、部长，市长、局长，县长、处长，有多少“官儿”出身于北大？就连那被毙了的胡长青造假文凭时都要造个北大的，为啥？北大牛呗！如果我们的领导将来有了阿忆一般的思想，真是后怕啊！

炒作盛行并不是坏事，但恶意炒作，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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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田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 HTTP://GNZS.CN）

北大教授阿忆说刘胡兰是被她的乡亲们动手所害，江苏某校曾经有教授写文章说
刘胡兰是“政治童工”，有人据此认为这些教授和记者合伙造谣，通过“恶搞”
历史细节来解构革命，其实并非一定如此。他们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不明白，是真
的很无辜。虽然事后解放军报记者调查证实阿忆的说法没有经过调查，他们的说
法并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不说明他们是从恶意出发来编排历史的。精英们
完全可以从自认为是真理的理论起点出发，来表述他们对刘胡兰的“完全不理解
”，他们确实需要一种事实（无论真假）来证实刘胡兰的事迹纯属虚假和偶然、
无意义，否则他们所执着的理论信念和真理知识，将受到最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被
“否定”而不完满。

还是从国共内战说起，以前的共产党宣传中间，最为理性的分析是认定国民党代
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农的利益相反，而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
利益，这两个集团的冲突是阶级利益不相容的必然结果。最终，共产党的胜利被
认为是人民利益的胜利，按照毛泽东在《人民的大联合》那篇文章中间的说法（
这个早期说法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容易理解），是人民的大联合战胜了地主资本家
的大联合。在宣传的另一方面，许多马屁文人（其中有些是思想并未入党的共产
党员），则长期着力宣传是共产党高官谁谁谁聪明机智、勇敢顽强对取得胜利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共产党的胜利被宣传为高官们领导有方、道德优越方面
超过了国民党人。体现其它宣传倾向的材料也有，但是这两种宣传模式占据了大
多数。

在这些宣传材料之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国共双方认识世界的“范
式”差别。国共内战的爆发并越打越大，在操作层面上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看问题
方法和对力量对比的不同预见。见识过赌博的人都有经验，对垒双方的底牌都很
好的时候，赌注会在双方的共同信心推动下上升到很高。大体上可以认为：国民
党方面的底牌是有形实力的优势――人力物力兵器美援等等，这是他们胜利的信
心所在，老蒋和陈诚在内战爆发初期公开宣布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而共
产党方面也有必胜信念，共产党的底牌是民心向背――可以把统一战线划到敌人
的脚跟前，毛泽东在四六年预言五年左右取得最后胜利。

综合起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不仅仅代表利益的不同，也有一个纯粹的看
问题方法的巨大差别：国民党认为笃定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那些因素，共产党方
面则持有相反的看法；共产党方面认定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国民党方面完全
看不到。如果双方看问题的方法相同，作出的最后判断一致，则有可能实现妥协
――甚至存在一方投降另一方的可能。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番邦蛮夷托马斯•库恩
所说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国民党的看问题分析问题的“
范式”，共产党认定是错误的，共产党运用另外的“范式”来分析问题，国民党
人也显然不认同。

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广泛存在，由来以久，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左传》记载
，春秋时期有一位曹刿先生就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个话说的很生动
很具体，意思是说：那些吃肉吃得多的人，思维一定会产生障碍，有很多重大问
题注定是那些人看不到的。孟子也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也很清
楚，在忧患时代可以很自然地起作用的东西，等到了享福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不
会再存在了。结合这两位先贤的说法，可以发现“范式革命”的一个条件：一个
人从贫贱走向富贵、肉吃得多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和认识
论就会改变，从而导致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范式革命带来认识上冲突――
不可通约性――的产生和对立，甚至严重到一个人难以保留他从前知识积累的程
度。一般来说，一个人从被统治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地位，范式革命的后果总是
消极的，这一点上，曹刿和孟子有共识；毛泽东有一句话，精英们一听就要跳起
来，但用于翻译“曹孟共识”，则显得很通俗、很彻底，他说得有点赤裸裸：高
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说到底，共产党革命胜利至今已经接近六○年了，从前有些吃不上肉的人，解放
后都吃上肉了，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有肉吃的人越来越多了，特
别是在吃肉特多的精英阶层中间，发生“范式革命”就有必然性。不理解共产党
和革命在精英们中间恐怕不在少，硬要他们明了当初共产党艰苦奋斗时期的“范
式”，确实是勉为其难了。阿忆教授四五千块的月薪还嫌少，吃肉很多，头脑就
肯定要跟着发生变化；阿忆教授还自己开车，这个事情恐怕也会加速头脑里的范
式革命，不利于他认识问题，尤其是不利于认识共产党革命。

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时候，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还是解放战争初期，都是在技术和
兵器劣势的条件下作战的，所以，共产党头子毛泽东，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军队
将领：不要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除了彭德怀等人偶尔违背一次（例如百团大战
）之外，共产党在战争中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要求的那个样子。但是在今
天的精英们看来，没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刀枪互戳，那怎么能够称为打仗呢
？所以说共产党“假抗日”的精英，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老祖宗孙武写文章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精英们读得很熟，至少比参加共产党革命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更熟，但是要他们
把这个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很困难了。当年革命时代的农民虽然完全不识字，没有
读过多少书，但是，在毛泽东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指导之下，对孙武的思想倒是能
够学以致用。我们今天的精英们在对打仗的认识上，基本上局限在孙武认定为第
三等和第四等层次的打法上，由于“肉食者鄙”引发“范式革命”导致认识方面
的障碍，精英们的认识始终难以达到孙武所说的“上等战争”的打法层次上。共
产党在战争年代穷得叮当响，孙武所说的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战争打法，除了解放
战争后期之外，共产党往往打不起。共产党别无出路，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去打第二等（其次伐交）和第一等（士兵伐谋）的仗。

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要求“政治挂帅”，军队必须克服单纯军事主义，
就算是普通士兵也必须在打仗之外，学会“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在抗战期间，表现就更为典型了，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队就象赶鸭子赶出华北
，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器比国民党还差，却能够逆向渗透过去。就是在精
英们认定共产党没有怎么跟日本人真刀真枪打的情况下，硬是把华北的日军统统
赶进了“炮楼”――那些侵略军理性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
自己，晚上就睡不着觉。到了这个地步，日本人如果不是头脑糊涂，抑或死要面
子，早就应该知道他们的仗已经败了，应该老老实实卷铺盖回老家了。为什么日
本人不肯回老家、硬要赖在炮楼里不走呢？很显然，他们欺负共产党的八路军穷
得叮当响，没有大炮和炸药可以摧毁炮楼，一时半刻还威胁不到他们的“炮楼生
存模式”，所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赖上些时候。

日本人搞扫荡，进攻八路军总部，想要捉住八路军主力决战，按照日本人自己的
技术和武器优势来打仗；但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反对按照
敌人优势打仗（伐兵、攻城等模式），最终日本人被迫按照八路军的优势陷入所
谓的“麻雀战”，被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就是伐交、伐谋
的打法），龟缩在“炮楼”里面。

当时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队伍很少以大部队行动，分成很小的分队和小组（例如
“武工队”），深入到群众中间，建立起抗日政权，把群众组织起来，反抗日本
的侵略，最终的结果是：蕴藏在群众中间的“战争伟力”能够为共产党八路军所
用而不为日本侵略军所用，使得侵略军的经济补给和人力补充成了严重问题，而
人民军队却在这个过程中间发展和壮大起来，这其实就是孙武所说的“其次伐交
”――切断敌人赖以进行人力物力补充的群众联系；最后让敌人既面临补给困难
，又面临着现实零碎的、日常的生存危机。

而且，战争原本就是政治，就是通过战争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在日本人
看来，最好是能够建立稳定的傀儡政权，从而低成本地、长期而系统地掠夺中华
民族的经济剩余，这样的战争目标，在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伐交”
）打法之下，就必然地落空了，侵华战争不仅未能建立起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经济
掠夺系统，反而成为消耗日本国力的泥潭，这样，日本军阀所规划和发动侵华战
争的利益目标，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从宏观和战略层次上看，共产党的伐交
战法，就升到“伐谋”层次了――根本打消了日本侵华的一切如意算盘。

只要是执行这个宏观上“伐谋”战法和操作上“伐交”的战法，作为参加战争的
个人，就一定会常常陷入刘胡兰所面临的那种危险。共产党和八路军联系群众，
并赖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的巨大地方行政管理网络中间的每一个人，通常都
是处在毛泽东所称的那种“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之下，常常缺乏大部队的保护
，是那种真正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者――按照刘胡兰的说法就是“
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意义所在。共产党革命胜利，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共产
党员数量高达370万人，这些人中间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堂堂正正地死在战场之上
的，多数都是死于刑场，甚至是死于工作上的失误和偶然遭遇的敌人――就跟刘
胡兰一样。在这种偶然背后，有必然性，因为共产党人在劣势下不得不以“伐交
”的方式去替代堂堂之阵，个人与优势敌人遭遇的情况，就是经常的、大量的，
所以没有刘胡兰所说的“不怕死”心理准备，是不可能主动投入风险非常高的共
产党革命事业的。

精英们不理解革命，有其必然性，这是范式革命跟着吃肉数量上升而必然会发生
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精英很高明，完全理解革命，但是革命时期共产党
那种打仗方式，从根本上足以颠覆精英们的一切统治优势，所以他们需要在宣传
上进行抹黑和歪曲，以免群众掌握之后对他们构成现实的危险。不过，我个人倾
向于相信，真正足以突破范式革命障碍认清共产党革命奥妙的精英，是极少数和
个别的。

最后，做一点总结发言，一般说来，愚蠢不总是由于文化知识或者技术性知识不
足带来的，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地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认识人类社会的社会
科学发展方面，一个人是否能够超出自己的阶级偏见来看待问题，超出那个跟着
吃肉数量而发生的“范式革命”所带来的障碍，可能是影响认识进步更为关键的
因素，所以我很赞成宋明儒家提出的一个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蔽，见天理
之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熟读孙子，但是等到他们分析中国革命中间的人物和
事件的时候，却常常表现出来惊人的无知，看来，熟知确实不等于真知。不过，
精英们也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一些参加国中国共产党革命全过程在新中国当了
高官的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中国革命，有个著名的大官的女儿写了一本书回忆她
老爸，说她老爸是――“长征路上跟着走，解放战争跟着打”――就这么着懵里
懵懂地跟着干了一场革命。 二００七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