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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各自的高速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两国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环境的优劣，以及最后谁占上风，也是论客们津津乐道的课题.
其实在文化、历史、政治的各种差异之外，中印两国的发展有许多平行特色，特别是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近日两国内部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桩新闻，再次彰显了这一平行现象。  两国社会的严重弊端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中国公安部29日召开了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口制度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电文引述有关负责人评价“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换言之，这是中国力图消除制度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步骤。  

　　同一天，《纽约时报》从新德里报道：一项旨在增加和保障下层种姓在印度大学中名额的重要平权法案，被印度最高法院搁置。这可以说是印度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这一社会不平等弊端的一大挫折。  

　　一年半前，笔者已经把中国的户口制度比拟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指出两者都是父子相承的世袭社会不平等体制。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两国发展的重大障碍，更是直接阻挠建立“和谐社会”的祸首。  

　　在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危机和大小事件许多关联到“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征用，有目共睹。至于印度（以及印度教主导的尼泊尔），如笔者多次指出，则是目前世上唯一毛派武装运动如鱼得水的地区。基于种姓制度的世袭性不平等，是这种动乱的社会土壤。  

　　其他不说，据英国BBC报道，近在3月中旬，印度中部毛派武装一举歼杀50名印度军警，成为几十年来造反运动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再次彰显毛派造反力量，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是印度面临的“内部最大安全挑战”（印度总理曼莫汉星语）。

现代中国的“经济种姓”

　　种姓制度代表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原来是雅利安人征服南亚次大陆后维持统治地位的需要。但是几千年下来，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使得几乎一半印度人口无法逃脱世袭的不平等命运。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上升，更制造了革除这一陋习的新障碍。  

　　中国现行户口制度造成的世袭性不平等，却是“新生事物”，代表毛泽东的最大弊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遭到柏杨等现代人士的鞭挞，但是却具 有举世罕见的一项良好传统：缺乏世袭社会阶层。从秦末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之后“一举成名天下闻”，无不体现了这一优良传 统。

　　可是毛泽东却一手创造了两项现代种姓制度：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政治种姓”，以及城乡户口代表的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种姓”。  

　　这两项现代种姓制度，首先打击了中国社会最有创造力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村有产阶级。前一受害者通过反右和文革暴露无遗，后者却至今缺乏学者关注。  

　　原来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导致所谓“富不过三代”现象。因此在农村，有产阶级通常是人口中智能最出众的代表，却在毛泽东时代遭到最无情的压制和打击。文革之前，中国中小学成绩最优秀的常常是升学无望的“地富反坏右”子女，是这一人才浪费的明证。  

　　邓小平的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便是彻底革除了毛泽东基于家庭成分的“政治种姓”，由此造成的人才解放，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但是 城乡户口代表的“经济种姓”，却一直迁延至今，不仅继续阻碍创造“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更导致“同命不同价”的荒唐社会不平等现象。

　　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导致的许多负面社会现象，使得不少人产生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年青一代中更有人将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的崛起归功给毛泽东，而忽视毛泽东长期弊政对中国崛起的灾难性延滞，特别是经济学上“机会损失”的巨大代价。  

　　正如新加坡李光耀资政2005年夏天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访谈时敏锐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弊政的弯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早就应该成为亚洲首强，而不至于到今天才因“中国崛起”而引起国际震荡。这真是一代政治家的金玉良言。  

　　以往不谏，来者可追。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谁能更快更彻底地消灭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更会是决定两国谁 最后赢得发展竞赛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低下的中国，城乡户口差别是广泛开发人才资源的巨大障碍。期望北京新近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能够 加快中国现代种姓制度的早日消亡。

（作者：于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