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u

别提运动员了，杨利伟上了一次天就没消息了，还巴巴的盼着他在上一次天呢！

大汉天生

在《为了自由和尊严》一文中，老索认为，出国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自由和尊严。许三多说“人活着要有意义，就是好好活”。这种说了等于没说、摧残人智力的白痴语言出现在流行的艺术作品中，反映出国内这个行业人才流失是相当严重的。直到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老百姓更有尊严地活着”，许三多的愚昧才被制止。如果待归者们在“来”的原因上不明不白，在“归”的决定上恐怕也难保持清醒。
在《独在异乡为异客》一文中老索说过，回国是因为爱国，这个观点没有展开论述。我未见海外论坛上有类似观点。它听起来很“左”，也许国内喜见之，但我不希望我的观点被打上红印章。“爱国”长期以来被误读，必须正本清源；海归爱国有历史源缘，不能任人抹杀；搞清楚归国与爱国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至少可以添补一个学术空白。老索此文旨在作一探索。
历史上的中国人只讲“忠君报国”。因为国家为皇帝所有，“报国”其实是“忠君”见诸行动。我找不到“爱国”一词的由来，想必是随着红色思想一起介绍进中国的， 反正不是本土生产的。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爱本民族就是民族主义。当一个国家民族成份变得复杂，世界各国进入既合作又对立的时代，鼓吹民族主义已经不合适，提倡爱国主义更符合本国利益。但是爱国主义遭到马恩列斯的否定。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多少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列宁对爱国主义的批判是最猛烈的，他说“爱国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 “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小资产阶级是最爱国的”。列宁主张国际主义，进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就是实践这一理论的组织机构，新中国就是受益者之一。可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并没有全盘马列化而放弃“爱国主义”，他们怀着爱国的理念，浴血奋战，创建了新中国。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爱国主义加农民主义的混合体，中苏当年的分裂可以说是爱国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决裂。之后中国社会发生历史轮回，再次回到“忠君报国”时代，那些本土爱国主义者和受爱国主义感召而回国的海外“小资产阶级”们因为顽固坚持“爱国”、或者搞不清爱国与忠君的区别而行为失当，蒙受千古奇冤。他们在牛棚里一定扪心自问过，难道爱国爱错了？
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曾经数次为异族统治，而且统治了很久。只要给饭吃，替谁打仗卖命都无所谓。异族的铁骑过后，把死去的掩埋掉，中国人继续种田读书当官，继续向着皇位跪拜，继续作着歌功颂德的文章。
有必要回顾一下元清两个异族灭汉的历史，否则光讲理论很难把后面的“骇人听闻” 的观点说清楚。许多人歌颂成吉思汗“雄才大略”，赞叹清圣祖英明远虑，可是多翻翻历史后发现，他们的那些征服汉族、夺取中原的重大决策竟然几乎都有汉人参与，主要战争和战场几乎都以汉人为主力！有个老偷丘处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骑着毛驴从山东出发深入蒙古草原面见成吉思汗，他去干什么去了？相信他不是因为喜欢吃羊肉才去的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相信忽必烈绝对不懂易经（其实是刘秉忠的主意）！蒙古马兵擅游击，不擅攻城和水战，汉地到处都是城墙河流，他们是怎么攻下来的啊？汉人攻城射得不是箭，而是木头椽子（木头椽子必须用专门的机械才能发射，敌人没有这种装备就不能用它来还击自己），蒙古人把这汉地工匠和技术装备用到西征，攻城时先射椽，然后汉人冲在前边用尸体把城沟填起来，蒙古马队然后冲上城去，所以攻无不克。要不然元初时中原千里怎么会没有人烟呢？！蒙古人第一次攻宋时，孟珙率孟家军把蒙古人打得狼狈逃窜，蒙古皇帝蒙哥打四川竟被钓鱼城头王坚扔下的石头砸死，亡宋的第一回合惨败。后来的战争就不一样了。有贾似道这样的劣人把持南宋朝政，谁抗蒙就搞死谁，于是汉将投降一波接一波，泸州市长刘整（此人勇猛如岳飞辛弃疾）被吓得率众投降，送给忽必烈大半个四川，刘整贡献亡宋的重要战略策略并打先锋，绕开山城攻平地，下襄阳（攻襄阳的汉将是董文蔚，攻樊城的汉将是张好古），降吕文焕，然后吕文焕做先锋招降长江沿线各城旧部，直到占杭州俘宋帝。最后把张世杰、陆秀夫和宋朝小皇帝赶下海的不是蒙古军，是汉将张弘范（孟珙还救过其父张柔的命，父子都效命蒙古）！灭亡南宋基本上是汉人用汉人的战略战术攻灭汉人的战争，蒙古没有那么多人，也不会那么复杂的战略战术操作。有人吹棒蒙古人的“狼”战术，其实攻汉城游击战术根本不适用，靠那点伎俩蒙古人永远也灭亡不了宋朝。
北宋范仲淹是知识分子的楷模，但他的后代可并没有给他长脸。范文程应该算是明朝对清朝贡献最大的汉奸，“凡犯明的策略、策反汉族官员、 进攻朝鲜、抚定蒙古、国家制度的建设等等，他都参与决策，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袁崇焕被杀之后，明朝人投降成风，连国防部长洪承畴都投降了，还有谁不可以投降的呢？江淮24万明军居然向只有一万人的清军放下了武器。但是南方大片江山仍在汉人手里，大不了汉人可以如南宋隔江而治啊？可是史可法的政策是“联虏平寇”（估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师承自此！）！书生误国啊！左良玉坐镇武汉，本是南明最后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他却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发动了“清君侧” 讨伐南京的战争，帮了清军大忙。眼见清军阵营中都是“自己人”了，史可法的抵抗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可是此书生有“宋末三杰”的骨气，因忠烈而留名青史。和元灭宋一样，清灭明仍是以汉人为主的战争。清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比元朝的杀光政策要人道和高明得多，汉人很配合，因为他们这样想，留条辫子就把昏君换掉了，去发事小，失节事更小。于是仗越打清朝里的汉人越多，最后的结局是留辫子的一大批汉人追杀一小批没辩子的汉人，除了皇帝是外族人外，朝代更替的性质和以往历次农民造反汉人对砍没什么本质不同。
通观历次朝代更替，“背叛”几乎是每一个朝代兴亡的主旋律，“汉奸”几乎是创造历史的主动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皇权！皇权让谁死谁就得死，让人活着一点尊严都没有；皇权让鸡犬升天，让走狗作恶而不受惩罚；皇权“攫天下为一人之天下，江山只是皇帝的仓库而已”。 背叛大多起于仇恨而为了泄恨，背叛就是对皇权的反抗，就是夺回被皇帝霸占的东西，就是捍卫做人的尊严；作汉奸就是为了“人活着要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因为卖的是皇帝的国，我不卖还会有别人接着卖，早晚都要卖，早卖皇帝早死我才能“好好活”……这样我们就能解释中国历史上汉奸为什么会那么多，庞大的中国为什么会败在少数民族手中，只要异族对上层汉人精英优待一点儿，比汉人的皇帝好一点儿，做了异族的臣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而且干得更欢，替主子把汉人收拾得服服贴贴，还要替人家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甚至窜改历史，掩盖罪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中国传统社会只会产生“忠君报国”的对立面----不忠君不报国的造反叛逆思想，而很难产生“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的爱国主义思想，更不可能产生什么民主法制思想。又因为这两种思想和行为的截然对立不可调和，连中立思想或中间状态都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所以才会有道教之修隐），所以中国的历史只能是一种恶性轮回的模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成者王侯败者贼，国家只是被抢来抢去的一个物件而已（这物件还真有，叫“传国玺”，可以让据国者感觉心里踏实）。爱国，就是爱上皇帝的国家，就是觊觎皇位，要偷皇帝的玉玺！这样的国家，谁还敢爱？！
“忠君报国”与爱国当然有相当部分实质上的重叠，可是当君的威权不在的时候，失去了服务效忠的对像，麻烦就来了。崇祯上吊的消息传到武汉，众将官都商量着散伙呢，可把左良玉吓坏了，不得不自掏腰包，拿出百万资财收拢人心，可见忠君报国不一定能保卫国家的安全。新中国初期的一句口号是“保家卫国”， 可见毛泽东一定看到了这个问题，才有这种提法，他显然比以往的皇帝高明的多。国家的所有权与隶属关系已经非常清楚了，除了离皇帝近的人忠君报国可以得到好处，小百姓忠君报皇帝的国则显得滑稽和多余，百姓与国家的关系就这样被完全切割了，变成了乘客与船长的关系。乘客与船不再有直接联系，即使船漏水，也是船长的事，与乘客无关。这便能解释八国联军从北京地沟爬进城的时候，为什么市民们站着看；鬼子追抗日武装跑过地头，农民们照样在地里继续干活， 等等。所以，历史上中国人没有爱国的传统，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因为皇帝是异族，连民族主义都不敢有。宋以后，大汉族主义只是个传说而已。在皇权的绝对统治威胁下，如何生存、如何保证生命和生活安全成了人们追求的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好好活”自然成了普通中国人生命所能追求的全部意义，多了就不敢想了，也才会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说法。即使皇帝开明教导人们享受生活，人们也不知道如何去享受，只能不断地存钱存钱再存钱以享受那“钱多不愁”的满足感（这也许是中国人爱存钱习惯的由来吧！）。人一旦不想国家的事以后，剩下的只有家里的那点儿事了，人自然会变得狭隘自私懒惰。有善心的人做些公益，管点社会的事，但这种人在中国社会极少，因为做善事有危险。这得怪孔夫子，别人做善事的时候，孔夫人就曾砸过人家的粥祸，说人家犯规了！所以中国人才会有这样的名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许多人（包括我老索）说中国文化伟大，那么中国文化在历史轮回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道讲避世，儒求入世，其实都不过是教人们做机会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学会这两种主义的人，表面淡定，内里自私，虚伪狡猾，见风使舵，就像基因一样，这是儒道文化中人们必然的人格选择，而不可能升华成为民族主义者或者爱国主义者。即使偶然有爱国表现，那也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刘整吕文焕洪承畴吴三桂汪精卫等人不顾民族大义，转眼之间从国家柱石突变为民族敌人，表面上不可思议，实为文化基因决定，一点不奇怪。当然中华文化基因不全是坏的，它的伴生产品就是传统智慧。训练一个人成为成功的机会主义者，儒道学不单教授教条，还传授许多复杂的技巧，因而中华文化有很强的实用性；即使你不想当机会主义者，学习中华文化可以使人变得智慧灵活，帮助你“好好活”。这是中华文化没有演变成宗教的根本原因，也是其现实意义所在，也是老索吹棒中华文化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这种“双重人格”特性，有人反对，有人拥护，各执一端，争论一百年了至今没有定论。没定论的东西没法让人相信，所以中国人现在啥都不信，只信钱。
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几乎到了快要饿死累死穷死气死的地步，农民被迫革命了；西学东渐，知识分子们也开窍了，被迫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许多人去海外谋求民族生路。这些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爱国主义思想文化，也就是被列宁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通过比较学习，这些留洋生去除了自身源自故土文化的愚昧和自私，懂得了国家民族兴衰与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看到了故国的落后和潜力，找到了民族复兴的前途和方向，在西方“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怀着对故国的满腔热诚和忧患，毅然踏上回归之路，投入实业救国或者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正是因为这些早期留洋生的回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自唐宋以来才第一次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中。五四运动与其说是民主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中国人第一次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运动；如果不是一大批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海归人仕领导参与，中华民族之独立革命差一点被断送在苏俄世界革命的历史深渊中。和袁世凯一样，因为没有接受过西式资产阶级民主和爱国主义教育，毛大圣的心底里还是坚定地信仰中华文化的。在他的爱国主义使命完成之后， 他的思想又回落到传统轨道上，于是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要数从近代到现代开历史倒车者，其实只有毛大圣一人办成了。“忠君报国”时代的爱国者们当然不会有好下场的。
到底怎样才算爱国？罗斯福在二战时说过，不要问祖国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祖国做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定这样一个标准，为祖国做事就是爱国！容闳为曾国藩买机器，就是爱国；陈天华为国难疾呼悲愤而死，就是爱国；孙中山为中华谋复兴，就是爱国；毛泽东救民于水火，就是爱国；陈嘉庚是爱国者，钱学森是爱国者，过去被逐离大陆、开放后回国投资也是爱国！爱国不分贵贱贫富，不论立场信仰，不以政治为好恶，不随境迁而改变；爱国不是高级修养，不为谁独有，而是一种朴素感情，如血缘般难以割舍；爱国不需要谁来认可，贡献了并不图回报；爱国是自愿的、无私的、纯洁的，但也经受不起嘲讽、污蔑和冷落；任何一个政权或者社会，如果连爱国行为都接纳不了、保护不了，它一定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如果政府无力疗此病，社会只有等待本土的造反派和海归爱国主义者们来修理了。那将是又一次历史轮回！
全文请参阅：http://blog.creaders.net/zhengwe ... diary.php?did=87714

大汉天生

阿妞不牛：捧友遍天下，天下无朋之中国

中国现在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作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之一，还有美国加拿大房地产的最大收购商，这银子不是白的，而是金光闪闪。到利比亚扔掉上百个亿，卡扎菲同志即使卡死了，利比亚将来可能还是中国的捧友。
另外一个有钱的最新标志是，老牌超级大国苏联里面最富有的乌克兰，说他民主之后没饭吃，温总理最近也去搞慈善救济了，给受苦受难的乌克兰人民提供一笔数目不菲的无偿援助。

中国崛起，金山银海，开仓济贫，拯救世界。救济非洲，救济东南亚，救济台湾，救济美国，救济日本，如今还救济前苏联的天府之国乌克兰，终于有人不高兴了：不 是别人，是原来中国的老大哥现在的俄罗斯。乐善好施者，天下人皆仰之，争与为友。这俄罗斯说什么也是中国的朋友，说什么也不比日本美国富有，说什么也比颜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同中国更加友好，干嘛不见人民币洒落到莫斯科呢？

于是，俄罗斯有人发牢骚了。当然小梅与老普没有开腔。但是俄罗斯的一位很有名气的专家发声了。这位名叫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的俄罗斯国际事务专家最近撰文指出， 俄罗斯很不明白中国咋混的：中国满世界洒钱，扶贫济困，竟然一个朋友都没有？

萨姆索诺夫的文章说：
《大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没有？只要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总伴随着有捐款和提供无偿援助，今天，我们又看到向乌克兰提供无偿援助的消息。2010年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

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

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尤其在今年日本地震加海啸的灾难中，中国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仅中石油捐款捐物就达3亿元。从温总理的讲话中可以读懂，中国确实在到处撒钱。

但作为发展中的国家， 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中国慷慨大方。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当年举全国之力援助的越南，现在却占领着中国的南海岛屿，全民御华；在日本海啸中国也是举全力支援，而日本却视中国为最大威胁 ；用无数生命和举全国之力卫护的朝鲜也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

中国非不结盟国家，而实际上没有真正能够为其而战的盟国，朝鲜和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结盟有着非常大的前提条件，只是因为对自身有利。朝鲜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朋友，而巴基斯坦与中国交好主要是为了对付印度，仅此而已。

中国无论是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西方，不但没有真正的盟国，连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难找到。而且，中国的邻国几乎全是“仇敌”，至少过去曾发生严重冲突，现在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仍有领土争端，而且还面临收复台湾实现统一的难题。邻国非常不愿看到中国迅速腾飞，担心中国军事实力持续增长。》

萨姆索诺夫还没有翻古。不是远古。只要翻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中古近古史，中国有着辉煌的世界交友三部曲。

首先是“朋友遍天下”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早在遍地卫星上天的大跃进时代，超英赶美的新中国，就把吃不完的猪肉鸡蛋苹果救济东德捷克等发达共产主义穷兄弟。 在北京人仍然点松明子的时候，中国就帮助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全国实现电气化。在毛泽东号蒸汽机车孤零零奔驰在华夏大地的时候，中国人让坦桑尼亚 赞比亚通了内燃机车大铁路。连中非帝国皇帝的皇冠，也是在加冕之前到北京高呼“毛主席万岁”就到手的。当然，幸福的朝鲜人民更不用提了。他们从苏联和中国忙不跌地轮流《摘苹果的时候》，中国人民从几乎唯一的进口电影引发的幸福的口水，现在回味起来都甜蜜无比。有着这么遍天下的朋友，中国人民当时豪情万丈打倒帝修反，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把红旗插上克里姆林宫与白宫，顺带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因为朋友遍天下，所以世界全无敌。只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朋友，没 有一个符合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标准。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几个铁杆哥们，都原来是“搞修正主义”。

中国确实有过“天下无敌”的时光：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中国真的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敌人。美帝不敌对了。苏联友好了。越南挨揍之后又“同志加兄弟”了。印度也友好了。蒙古的苏军撤走了。“第三世界”仍然“属于中国”，第二世界都是生意伙伴。朝鲜的金大胖子仍然串门走亲戚。最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中国大叫穷。除了跟台湾比试轮流给几个黑非洲酋长拉美军头塞黑钱之外，中国几乎不给任何人开红包，可是门庭若市，连疯子都不反华。好像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喝茶”同志嫌茶 变了味，可是中国当没听说过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国家。

如今中国又阔了，比祖上阔多了。可是，不但没有朋友，连捧友都见不着了。是好汉不结盟吗？明摆着跟朝鲜是“互助友好同盟条约”国。这个“盟友”，蒙谁呀？是 中共体制举世无双，一枝独秀吗？越南到今天还重申只有中国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大家都准备进一步发展战斗友谊呢，当然准备通过 战斗来发展这种鲜血友谊。

俄罗斯很不明白中国咋混的：竟然一个朋友都没有？可是这个俄罗斯朋友很明白。他毫不忌讳地说明了这样几个道理：

一是中国的援助标榜“无条件”，世界各国都想吃唐僧肉。

萨姆索诺夫说：“世界所有国家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美国等欧美国家，但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在任何重大事件发生时都会互相力挺。而中国的援助是没有附带 条件的，正是如此，都以为中国是傻瓜，是唐僧肉，都想捞点好处，不得白不得。但中国的财力毕竟有限，也不可能做到平衡撒钱，这样，得到援助的国家因为得到 的援助不一致，反而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关系有别，所以，一旦有要求达不到时，就以关系为威胁来挟持中国，如此国家，怎能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其实，这种“无条件”的免费午餐，世界上的白痴都明白，只有两种白吃：一是唐僧肉，另外是耶稣肉。除了他们，就是自封的世界圣明皇上撒花仙子。你越是姿态摆得搞，就是尾巴翘得越高。你雄鸡头翘得高高，咱们往尾巴后面啄金蛋蛋。管你雄鸡母鸡，下蛋送人就是好鸡。叫你凤凰也行。没蛋蛋啦？拔毛的凤凰啊。

二是中国没有明确的核心利益，尤其从来没有明确的表达。

萨姆索诺夫说，中国到底有哪些核心利益，他从来没有看明白过，如中国在世界各地应该牺牲什么，应该得到什么，从来没有明确的观点，总是高唱中国与某国的传统 友谊战斗团结，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微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为了友谊而来，中国人民永远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利比亚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等等 。

“但当欧美等国要制裁他们时，中国做不到挺身而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每次要么是弃权，要么说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话，你叫这些国家如何把你当忠心朋友？而反观美国，他们在世界各地需要什么，要作出怎样的牺牲，有明确的理论支撑，而且在以后的实际运作中，对于他的朋友，无论对方是对还是错，都站在他们一边力挺，即使是双重标准也在所不惜。如此次的中东之变，同样是发生内乱，美国的立场是截然不同。这一切都是因为坚持其核心利益。没有明确表达自己核心利益的中 国，就无法取舍自己的朋友，总想都成为朋友，最后谁也不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萨姆索诺夫大概是装傻。中国的核心利益，跟卡扎菲的核心利益一样，明白表达无误。皇帝的面子，中国人毛时代流行的毛装里面的确良假衬衫领子。大国民风范。跟下西洋的郑和四海传播龙恩一个样。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皇帝好，只要你不是他的子民。

三是四邻不睦，“高姿态”下面的居高临下。跟邻居没有一个有共同社会价值理念，或者开诚布公斩钉截铁的利益分界。

萨姆索诺夫说，“打开地图，恐怕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周边环境如此恶劣，北边中俄关系表里不一；东边中日关系是水火不容；东南是小国都敢小视你，南边中印关系日趋紧张，西边各国是战火连天，而且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有陆地、海洋的纠纷，尤其对于一些领土，如钓鱼岛、 南海岛屿，竟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主权的东西怎能提出如此观点，还自以为很聪明。”

“现在同周边国家出现的领土纠纷，就是中国对于主权不明确造成的，造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 现象，如此不会处理周边关系的中国，怎能与世界各国交朋友？而反观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对于主权从来没有模糊的理念，而且而善于处理周边关系，如美国的北边同样是大国加拿大，但他们的关系就是一家子。对于其南边的那么多岛国，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土纠纷。即使俄罗斯，虽然与邻国有矛盾，但并没有主权纠 纷。”比如俄罗斯对待格鲁吉亚，打你揍你分割你咋样？对日本的“北方四岛”，斩钉截铁，“俄罗斯千岛群岛风光无限好，好你没商量”。

“所以，要想在世界有朋友，首先得处理好周边关系，对于主权必须明确，不得含糊，这样，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放弃什么，这样才能有朋友，如果与周边国家都不能成为朋友，不可能指望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四是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都瞧不起你。

这是萨姆索诺夫最反动的话：“虽然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是慷慨大方，但对于国民利益却不是那么重视。中国是个大国，而且也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更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虽然经济总量雄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有有上亿的贫困人口，而且中国对老百姓的各种保障制度相关差的， 尤其是这几年，中国的灾难不断，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

“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区区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仅1.26亿元。拿这点钱与捐款和无偿援助世界各国相比，这恐怕可以忽略不计。请看：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中国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

中国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穿不暖衣；许多老百姓无钱治病；许多老百姓老无所依；尤其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这些，本应该是中国政 府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然而，中国的政府却往往视而不见，而去支援他国，包括比中国人均收入高好几倍的接近发达国家。”

“如此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会和你做朋友吗？会瞧得起你吗？一个国家要想有真正的朋友，首先要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这样，才有老百姓好的口碑，这好的口碑才会带到世界各国，才会影响世界各国，才会让世界各国尊重你，世界各国才会和你做真正的朋友。”

所以，这位并不自封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俄罗斯人认为，以后的中国要想有真正的朋友，不是光用钱才能换来，其实钱是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朋友的，即使能够换来朋友， 那也不是贴心朋友，是想沾你便宜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尤其任何时候要为核心利益挺身而出，尤 其要以国民利益为根本，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朋友，而且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这个俄罗斯人，真的说的都是外国话吗？

许多中国人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

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 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

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中国人在国内也一样。大家都知道你姓张俺姓赵，但是不知道你信什么，而你也知道俺什么都不信。毛泽东知道没有一个他的同志信共产主义。他最信任的是林彪，因为他知道林彪在他和世界面前讲的任何话，都是假的，因此，林彪的假，是难得的真。中国人唯一赢得世界信任的时候， 是从上到下承认自己穷。现在好了，哭穷摆阔，都没人信。连孔夫子都成了花拳绣腿的中国功夫了，姓孔的都不是中国人了。全中国一个姓：姓贾。可是，贾不假， 白玉为堂金做马。除了美国梦，中国还是有红楼梦。这是真的

大汉天生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华尔街电脑、衍生证券化，使大批“物美价廉”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原先由白人独领风骚的世界——华尔街，从事电脑软件和衍生证券的模型研发，当年的纽约时报上还曾大幅报道过。渐渐地，擅长电脑、数学的印度人和以俄国人为主的前苏联人也随后跟进。没几年，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人，在华尔街形成了三大群体，占华尔街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苏联人擅长团体作战，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单打独斗。



近两、三年，华尔街可谓血雨腥风，哀鸿遍野。几乎每家银行都成了“总裁”——总在裁员。我直接、间接的朋友中，大约有三十来人丢了工作。这要放在过去，找一份新工作只需两、三个月，薪水往往还朝上涨。如今裁员滚滚，招人的公司却寥寥无几，僧多粥少，找一份华尔街的工作简直难如登天。迄今为止，那三十来人中，只有七、八位朋友有幸又谋到了新的职位，但薪水大幅缩水；另有五位朋友在其他城市找到了工作，搬离了纽约；还有几个加拿大籍朋友回到了多伦多，还有几个海归中国；几位年纪大的索性退休，剩下的几位依然在苦苦地找寻着。


前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来电话，谈起找工作的近况。他绝望地说，每一次面谈第一轮感觉都不错，但第二轮面谈总被刷下来，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前苏联人！


他一说我立刻明白。华尔街第一轮面谈，通常都是人事部门或未来的顶头上司先约见，这些行政主管或者项目经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应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顺眼。而第二轮面谈，就轮到技术主管、或者部门的技术骨干来考问了。中国人去应聘，白人这一关轻轻松松就过了，但第二轮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苏联人，他们便会“朝死里整”，届时向经理说声这个人不合适，中国人便自然出局。有一个华尔街软件公司更为离谱，我朋友去第二次面谈时，见到一个俄国人、一个乌克兰人，他们直截了当对他说，你不会俄语吧。我们这儿的软件是用俄语写的，你看不懂的。


其他朋友也都碰到类似情况。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术或业务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在华尔街，一旦一个印度技术业务高手进入一个部门，就再招聘两、三个助手，也是印度人；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再带新人。于是，他们就像搭人梯那样，渐渐地向上升，到后来，最早进去的那位当上部门经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个部门的用人权。再过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中印度人越来越多，并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中国人去找工作去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同胞。


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难怪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半句是：“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而下半句呢，和我们中国人有关，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


上文提到华尔街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其下半句和我们中国人有关：“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这话虽然不动听，却一点儿都不夸张，讲一个我自己的跳槽找工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招人，那时花旗如日中天，我觉得机会非常不错，立刻申请，不久就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叫韩伍，电话里我们只简单的谈了几分钟。猎头们一天起码拨打百八十个电话，又要写电邮安排双方见面的时间、地点、人名，忙得恨不得连脚都伸上来帮忙。那晚我已经上床了，韩伍来电话，语气语调极为亲近，他说一看我履历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国人，并告知他是越南人，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介绍道：“我的头儿一看你的履历，就觉得你是非常有希望的候选人。你以前的经验符合他们的标准。而且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中国人，苏博士，技术水平相当高，去年升上去的。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天，我怀着与韩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轮面谈采用“Panel Interview”的形式，也就是和几个人同时面谈，共三个组员，一个老美，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山姆。由于有一个老美在场，那个印度人比较“客气”，这一轮谈下来双方感觉都挺好，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又安排了第二次面谈，见组长，也就是那位苏博士。去见苏博士的前一晚，韩伍又在我临睡前来电话，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公司忙，他回答是，不忙不行啊。我们“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地聊了半小时，他说：“听苏博士讲，别的猎头给他送去一个老美，我们觉得你的希望还是最大，你的实力强过那个老美。”我自己也信心满满，花旗那个位置的业务领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术更是我的强项。


第二次去花旗早到十五分钟，我在会客室坐等得不耐烦，伸出头去四下张望，见到了前一次那个叫山姆的组员，他正巧来到门口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种，我自然地流露出一副热乎劲儿，刚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奇怪，没想到他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简直莫名其妙！不过，那位苏博士组长倒还好，他浑身散发著书生气，跟我想像的差不多，我们谈得不错。


那晚我等着韩伍的电话，我估计他会安排第三次面谈，去见花旗的部门经理，可电话没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着午餐，听到电话铃声，我将一口还来不及下咽的饭吐在盘子里，急忙去接听，是韩伍！他开口便质问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苏博士却说你不合适，我逼问了他半天，他说顾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我的头儿听了之后气坏了，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单生意弄丢了。”


我很失望，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抱团儿工作是件好事，中国人为什么要自我心虚？我们中国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帮自己人，特别在当下艰难时刻不“抱团儿取暖”，那指望谁来帮你呢？


这次华尔街的大裁员，更使得中国人大量流失，那电脑软件系统和衍生证券模型原先的三分天下，不久就将成为印度人和俄国人的地盘。

大汉天生

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喝咖啡是外国人的习惯。
时下的中国人也流行喝咖啡了，尤其是年轻人，就像外国人也流行喝茶一样。不过，外国人的茶和中国人的茶大不一样。加工成碎末的茶叶，就如从榨汁机里出来的各种水果，很难区分彼此。再套上个茶叶包后，更难看出本来的面目，分出原来的贵贱。即便是茶叶的千里马也只能委屈在千篇一律的茶叶包之中，品茶的伯乐只能鉴别出茶包的味道，无法鉴别每一粒茶叶末子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味好味差一个样，猪肉猪头一个价。再上品的茶叶也无法逃脱碾碎打包的命运，再低档的茶叶也可以鱼目混珠滥竽充数。在洋人的如此习惯之下，除了那块吊在茶包上的品牌，已无什么茶文化可以弘扬了。不管打出老舍的“裕泰茶馆”还是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的旗号，都无法吸引洋人的眼球，更不会天天进茶馆掏腰包。
较之洋人排斥茶文化，中国人对咖啡文化的态度要友好得多了。只要洋人喜欢的，中国人都喜欢。只要是洋人的习惯，中国人都想学。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姓洋。海外中国人对咖啡文化的悟性绝对没有在门里的中国人来得敏锐。“星巴克”在洋人那里吃香，到了中国人这里也吃香，甚至更吃香。中国人喜欢喝咖啡，更喜欢在有洋名字的地方喝咖啡。不管是叫“星巴克”，还是叫“巴星克”，只要是洋文就好。就连台湾老板也深知其中奥妙，在店门上玩半中半洋的把戏。汽车叫“奥迪”，咖啡馆就叫“迪奥”。台湾的“上岛咖啡”下了岛上了陆地，上岛下岛的洋名字吸引了不少中国“洋盘”。大陆人在嘴上说台湾人是“台巴子”，其实，台湾人在心里说大陆人是“洋盘”。
中国人喜欢喝的不是杯子里的咖啡，而是杯子外的咖啡；中国人注重的不是杯子里的味道，而是杯子外的味道。如今，同样是一杯咖啡，如果让围着青花布的阿庆嫂送上来，就是讲义气的胡传奎也不会喜欢；如果让戴着瓜皮帽的王利发递过去，就是念情面的老主顾也不会高兴。杯子里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图的就是档次和情调，有时候就是冲着“贵”字才去的。
如果借用钱钟书先生进城出城的思路，出城的中国人是带着茶叶走进了咖啡壶，进城的外国人是带着咖啡走进了茶叶罐。在海外的中国超市里罗列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茶叶，买主大部分是习性难改的海外中国人。海外中国人在咖啡壶里仍旧坚持茶叶的立场，仍旧喜欢用茶叶来招待自己的朋友，可见茶文化在海外中国人血液中的根深蒂固，在习惯上的顽固不化。其实，海外中国人本身就是茶叶，是咖啡中的茶叶。裹着咖啡的茶叶，和咖啡不同，和茶叶也不同，两边不讨好。相反，咖啡到了茶叶中，会优于原来的咖啡。
假如既没有当地的学历也没有流利的当地语言，一个华人想要在海外的正规学校里教中文，几乎是痴心妄想。而没有中国学历又不会汉语的洋人，却能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大学里教洋文。有一次，陪友人去一所中国的贵族高中。有一加拿大人的家庭，一家三口都在那里当老师。和他们交谈后得知他们都不会中文。学校的中国老板一半是借用他们的英语，另一半是借用他们的洋脸。中国的法律对洋人是如此的宽松，洋人的法律对华人是那样的严厉。茶叶里的咖啡和咖啡中茶叶，运气大不一样。中国人向来喜欢崇洋媚外，自贬身价。洋货在中国是什么价？国货在外国又是什么价？前者往高里走，后者往低里压，这是洋人的问题？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问了一百多年的问题了，但至今仍旧是一个问题。
一杯咖啡，看上去很浑浊，其实喝到杯底也就是如此。一杯清茶，看上去很清纯，但每一片茶叶下面都会有不同的花样。没见底前，一切无法预知。一杯咖啡，不管你喜欢与否，就是这个味，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一杯清茶，每一口的味道都不一样，可能会从无味到有味，再从有味到无味；也可能会从有味到无味，再从无味到有味。因为茶有味道的变化，所以君子喜欢喝水，味道始终如一。君子之交淡如水，淡水方见真君子。
咖啡中的茶叶，处境是很微妙的，咖啡和茶叶都把它视为异类。当然也有好处，既能体会咖啡的味道，也能体会茶叶的味道，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这种自得其乐源于自我安慰。
闻着咖啡，品着茶，写下这篇“咖啡中的茶叶”。

大汉天生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次看到如此危言耸听的警示，就条件反射地背诵起‘无病呻吟，杞人忧天，哗众取宠，大惊小怪，吃饱了撑的’等，才能使心率恢复正常。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小学学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歌里讲的是小日本打来，中国国民党军队用逃来回应。所以，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严重情况出现。
我那时还小，可不管共产党讲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只纳闷：这中国军队，怎么就打不过别人呢？
因为，如果打得过的话，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会把日本鬼子干掉的。只有打不过的情形下，这些“祖宗”才会用逃的行为艺术，来教育我们以及以后的子孙后代：要“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奶便是娘”，“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
反正，祖宗告诉我们，如果外族入侵，我们打不过，逃跑就是了。祖国，祖宗的国，他们都不顾自己的国而逃啊逃，我们也没必要为了祖国怎么怎么的吧。
有人说“抵抗”。
抵抗个屁。这么弱的士气，这么差的武器，这么落伍的战术，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流氓的长官，这么愚昧的民众。
五毛们别骂我，我这是在说民国时期。
当然也有抵抗的好汉。但总的中国战场形势，是祖宗们逃啊逃，鬼子们追啊追。
假如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势力的支持，祖宗的国，中华民国一定会被日本给占了的，就好比满清占中国一样。
汪精卫是汉奸，的确是，因为他与侵略中国的人合作。同样，写满清书的，编满清故事的，演满清影视剧的，看满清戏的，统统是汉奸。因为，汉族人都看过满清影视剧，都读过满清的书，都听过满清的故事，所以，汉族人都是汉奸。
既然汉人都是汉奸，依照死要面子定律，汉族人都不是汉奸。
因为日本占领中国，满汉人就都是亡国奴。同理，因为满清占了中国，汉族人就都是亡国奴。又所以，我们以及子子孙孙，就都是亡国奴的子孙。
说得这里还没有提到秦始皇。有人着急了？
我不急。
今天要聊的不是亡国奴，没什么好了的，我们都是亡国奴的子孙；也不是聊汉奸，三三三，我们不是木头人，可我们都是汉奸；更不是聊国民党抗曰还是共产党抗曰，据解密文件，中曰两国军事实力对比，那时候，国民党抗不住被曰，共产党同样也抗不住被曰。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到此为止吧。
人类历史悄悄地溜进了21世纪，又稀里糊涂地过了11年，今天，是2011年。
2011年，中华民族的问题很多，除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
最新鲜的问题之一，是“高铁”问题。只是依我认为，只不过就是中国铁路喝高了而已。喝高了的表现，就是今天这里不听使唤，明天那里不停使唤。
最新鲜的问题之二，是“美美”问题。看见世界日报七月一十五日美东版H10版里林雯茵的豆腐块『郭美美』，他写道：『原来中国的慈善组织，都是政府公务员编制』。我很想坐飞碟过去，嘲笑他的无知：“才知道啊。还央企呢。”
别以为上面两个问题是大问题。那是很小很小的问题，如同我正在吃的椒盐花生里的小鱼干一样小。
中华民族的问题，可分外伤和内伤。外伤就是被其他民族曰，所以要抗曰。内伤是离心离德。所以人家来曰的时候，表现为大家作鸟兽散，不团结一致抗曰。
当今中共高级官员家眷移民国外，就是离心离德的外在表现，就是“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鸟兽散）”的序幕。
接着谈外伤。
外族人怎么老是曰我们中华民族？
什么抗曰，什么抗美，什么抗越，什么反抗。真没出息啊，这中华民族。怎么老是抗？而不是让其他民族抗中？1962年的曰印，1979年的曰越，就是不给他人抗中的机会，自己回来的，不是抗回来的。
当然，俺从小就知道，曰别人不是个好孩子。但也不要老是等着别人曰俺啊。如果，一定要在动态平衡中选择的话，俺宁愿选择曰人，而不是被人曰。
写到这里，大家和我一样，应该知道中华民族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吧？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这样吧，不管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我都写清楚吧。
中华民族的问题，不是什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问题，而是从官员到百姓离心离德的问题。若问为何会导致“离心离德”？是因为中国独裁政权的腐败无能。
傻瓜才为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去卖命。
至于中华民族，请放心好了，不会危险的，因为已经派许许多多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同其他民族通婚了。
最后才讲到主题：大胆嬴政，你知罪否？
政：小的是中华民族统一的积极分子，何罪之有？
大胆嬴政，曰到临头还敢狡辩。我问你：如果当年你统一世界的话，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头痛的事情。什么日本鬼子，那就是日本老乡了。什么钓鱼岛，一定已经被央企房地产商转手倒卖几十回了。什么南海问题，大不了让越南省委书记和菲律宾省委书记都进十八大常委就是了。美国？哼哼，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华盛顿航空母舰上。瓦良格算什么，拉到东莞去做洗脚房。
来人啊，把这中华民族的头号罪人，秦皇嬴政，拉出去，曰了。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com/post-142701.html

大汉天生

谈谈汉奸的生成，种类，结局和当代汉奸




汉奸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比较尖锐，中国历史上，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曾有大量的汉奸现象出现，笔者也曾经写过两篇专门谈汉奸的文章，还有专门谈汪精卫现象的文章。不过，现在的汉奸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一个当代的新近出现的一个现象，在国内的争论也非常的大，国内和海外现在都有大量的汉奸现象出现，也就是汉奸的当代性问题，而且，万维网近来的一些争论，也都与这个话题有关，因此有必要再谈谈这个话题。


笔者主要从汉奸的生成，种类，结局和汉奸的当代性几个方面谈一谈，而且也不仅谈国内的中国人，也涉及到海外华人。


就汉奸的生成来说，中国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汉奸现象之所以比较的普遍，人数众多，其原因，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也提过，主要是中国历来是一个以文化立国的国家，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因此很多中国人，对近代出现的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不太适应。中国人对外族一般都比较的宽容，容忍，也不太将民族分的太清，因为中国这个中华民族，本身就是混合各民族而成的，中国历史上，也有多次外族在中国分立国家，以及几次少数族裔组成中央政府的先例。但，民族主义不强，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忠奸和汉奸的观念，否则也就没有岳飞文天祥的故事了。


忠，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也是辨别汉奸的一个方面。古代的忠，主要是指对于君王而言的，但其范围也不局限于君王，在家忠于家和父母，在国忠于君，在天下忠于天下，家，国，天下，构成忠的对象。因此，一个人不忠于家，国，和天下，就是不忠。而当一个人不忠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汉奸呢？也不一定，汉奸一般是指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的不忠行为，为汉奸行为。因此，现代汉奸行为，与民族利益有很大的关系，但究其内心，还是不忠的一种表现。比如说，一个人出卖的了朋友兄弟，我们可以说他是不忠，但一般也不说他是汉奸，原因是出卖朋友兄弟，与民族扯不上关系，但当一个人处于那种外族入侵的环境，出卖朋友兄弟，关涉到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这种时候的不忠，就是汉奸行为。而出卖和不忠，可以范围很大，有政治出卖，军事出卖，经济出卖，文化出卖，因此，汉奸的核心问题是不忠，也就是不忠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并在外地入侵的时候，出卖之。


汉奸行为，或背叛本身，其生成的具体原因，一般有利益和个人生命的原因，为了自我的利益，或自我活命而出卖别人，朋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一般称为其汉奸没有疑问。但还有一种高级汉奸，就是认为自己或自己的民族不行了，打不过，或在文化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在没有利益甚至生命威胁的时候，主动成为汉奸，为外来势力鞍前马后的忙活，这种人是高级汉奸，如汪精卫和周作人等，都是高级汉奸，其区别仅仅是，一个是政治汉奸，一个是文化汉奸而已。


汉奸的种类很多，与汉奸的生成有直接的关系，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高级汉奸，就是一类。其实，我们看，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政治入侵，军事入侵，经济入侵， 文化入侵，这些都是入侵，我们一般认为政治入侵和军事入侵的时候，才有汉奸出现，这就太狭窄了，现在中国经常遭受军事之外的入侵，包括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这个时候，在经济上出卖，在文化上出卖或宣扬自己的文化低劣，拼命贬低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也是汉奸，不过是经济汉奸和文化汉奸的分别而已，前面说的周作人就是一个文化汉奸。因此，从大汉奸范围而论，中国现在当下，有很多的汉奸出现，包括经济汉奸和文化汉奸，非常的多，这也是国内现在在大论战的原因。

其实，当一个外来的势力过来的时候，尤其是以强势过来的时候，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经济文化，一般人面对这些入侵，一般会分为很多种的对付方式，或态度，这些态度和对待方式，也是汉奸的生成和种类的判别。


我们看两个例子，一个是满清压过来的时候，那些明末的汉人，都在干什么，或如何应对？一个是日本人压过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人又如何？


满清压过来的时候，先是那个明代的名臣洪承畴叛变了，投靠了满清，这应该是政治上的投靠；还有就是吴三桂的叛变和投靠，吴三桂主要是军事上的投靠。洪承畴和吴三桂都是满清的大将，对满清能在汉人地区立足，剿灭明末的抵抗者，建有大功，吴三桂甚至被满清封为王，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都可以说是满清的开国功臣。但是，他们后来在满清修明史的时候，都进入了《贰臣传》，也就是满清人，后来对他们的评价也是汉奸，贰臣。满清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日后学他们的样子。洪承畴的叛变，有具体原因，也就是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为了保命而投降；吴三桂主要是为了日后的投机和飞黄腾达而投降。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人的投降和卖主，客观上造成了很多其他人的死亡，甚至朝代的灭亡，他们的罪过，应该是非常大的。


我们要问的是，那个时候，大家，或汉人都是汉奸吗？当然不是，一般被入侵的人的应对方式，有几种，一种是主动投降，一种是被动投降，一种是没有态度，被迫做顺民，有的是内心愤怒，但无能为力，还有是逍遥自在，隐居山林，还有是不抵抗，但也不合作，再有就是奋起反抗，剧烈抵抗，发动军队甚至民众的人民战争。因此，我们看，这些众多的态度中，汉奸是少数，抵抗者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是中间立场的人。也就是说，想当汉奸也不容易，都是属于少数派的选择，人们有太多的选择了，为什么一定要当汉奸呢？


很多人在谈汉奸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的结论好像是，要么抵抗，要么投降，没有其他选择，这是不对的，选择很多。我们知道，明末的大知识分子，如黄宗羲顾炎武，他们可以选择抵抗，也可以选择停止抵抗，不抵抗但也不合作，当康熙他们要他们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而更多的老百姓，是选择了做顺民，也就是不投降也不抵抗，继续过日子，但也绝不主动为侵略者卖命，去屠杀抵抗的人士。还有一些人激烈抵抗，如史可法他们，还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嘉定和扬州，他们选择的是抵抗，而且是全民抵抗，人民战争。


近代中国抗战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日本人入侵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选择。很多人选择了抵抗，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还有共产党集团，还有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百姓。还有很多的人，千里奔向大后方，不当亡国奴，如东北大学的很多青年，平津一带的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离开了那里，而跟随国民政府去了大后方。但是，有两个人，选择了主动投降投靠日本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周作人，一个代表政治汉奸，一个代表文化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主动，没有人逼迫他；周作人也是如此，很多周作人的同事朋友都去了大后方，大家也都劝周作人走，可是周作人就是不走，最后果然投靠了日本人。汪精卫是一个骨子里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人的政治人物，周作人是一个骨子里持中国文化崩溃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已经不行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是高级文化，占领和侵入中国理所当然，还能给中国带来好处。


现在很多人试图给汪精卫和周作人平反，但他们的理由，说破了天，也是没有用的，对中国历史民族和文化的不忠，是他们的根本，因此，他们也必然如洪承畴和吴三桂一样，被划入贰臣，是一定的。汪精卫和后来陈璧君的自我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无非就是他们是曲线救国，是忍辱负重，是为了中国敌后的老百姓的生命和利益，还有收回租界等。平心而论，他们是在敌占区做了一些的好事情，可是他们的投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更巨大，尤其是汪精卫，国民党的元老，有那么大的影响，最后选择投降，与法国的贝当政府有一拼，贝当政府也可以说自己干了一些保护法国文化的事情，可是，法国人民在战后没有选择贝当政府，而是选择了抵抗的戴高乐来执政，这就是人民的选择和心声。另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也不是什么汪精卫们收回来的，日本人入侵，本来也有驱逐西方势力的目的，列强的租界被废，是日本自己的意图，而且那个时候，中国都是日本的，租界也不是回归中国，而是回归日本。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不过是傀儡政府，汪精卫手下的上百万的皇协军，都是为日本人卖命的，打中国人和中国的抗日武装的，戏剧性的场面就是，伪军在前，日军在后。


其实，很多如胡适等，持全盘西化的中国学者，也没有如周作人那样直接投敌，他们或者去重庆云南等大后方，有的执教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人才，有的直接参与救亡，有的去了海外，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有中国文化人的骨气的。而在敌占区，有如顾炎武黄宗羲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他们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但也不合作。


中国的海外华人也是如此，他们当年一定要支持日本人吗？包括在日本的华人，大多数的海外华人都是支持中国抗战的，后期重庆政府的一半开支，都是华人捐献，有很多华人直接回国参战，死在中国战场。如果日后美国和中国开战，在美国的中国华人，都要加入美军侵入中国吗？否。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最差也是两不相帮，而不是什么效忠美国，打中国人，这样的行为，土生美国人也会看低你的，这不是入籍不入籍的问题。还有，到了国外，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就是汉奸吗？当然不是，那些直接参与出卖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才是汉奸。一般人，还真没有当汉奸的资格。如，那些留日的学生，很多都投入日本军队，给日军当翻译，那些鬼子翻译官的形象，就是部分留日中国学生的写照，但留日的中国学生，只有当鬼子翻译这一条路吗？当然不是，那是他们的自我选择。


当代中国，汉奸问题也非常严重。中国现在没有直接的外国军事威胁和侵略，但有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因此中国现在的经济汉奸和文化汉奸很多。吸收西方好的文化为我所用，这是可以的，但吸收并不等于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定自己祖国的伟大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是不能不承认的，就是清代，在高峰期，也是西方所不可望其项背的，何况清代以前。很多文化人以满清代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中国在明代，或宋代以前的伟大，是我们当代中国人都不可以想象的，也是被西方，包括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所承认，认可和学习的。中国的伟大文化，在近来的一千年中，被两个异族和蛮族，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满清给糟践了或部分摧毁了。


因此，恢复中国汉唐宋的伟大文化传统，恢复孔子的伟大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人的责任。另外还要注意一种人，就是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或篡改历史的人。


































                                                .ccc{width:610px;display:block;white-space:nowrap;overflow:hidden;float:left;-o-text-overflow: ellipsis;text-overflow:ellipsis;}                                                　　好文章。看来，汉奸有两类， - 落英缤纷 08/31/11 (0)
　　最后的那种人的所为，毛的贡献最为严重。嘿嘿，好啊好啊！  /无内容 - 好啊好啊 08/31/11 (3)
　　一党专政又不是中国文化，而是西方外来文化！  /无内容 - kkllyy 08/30/11 (10)
　　　　难道全盘否定一党专政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无内容 - kkllyy 08/30/11 (7)
　　为中国人民的人权推翻独裁党统治而做一切都是爱国行为  /无内容 - 归去来兮. 08/30/11 (9)
　　毛贼就是苏维埃在中国的为斯大林效劳的汉奸第一代理人  /无内容 - 归去来兮. 08/30/11 (7)
　　毛不就是全盘吸收西方马列文化，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  /无内容 - kkllyy 08/30/11 (9)
　　　　有两个谷歌的汉奸链接很好看，请点击链接：1.图　2.文 - `嘻嘻 08/30/11 (58)

大汉天生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前年开始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于是开始宣传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

　　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是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遍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 “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

　　第一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

　　第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

　　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面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

　　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构建力。大师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者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要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当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在下请问导演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必须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遍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否则，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人类普遍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朱大可教授,著名文化学者,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任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大汉天生

中国周刊    2011-09-24 10:57:41

　　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
　　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的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作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落实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他们为什么移民
　　十余年前，一部电视剧和一本小说曾在国内大行其道。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小说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改革开放之后两次来势汹汹的移民潮，被浓缩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仿佛是巧合，当下被热议的第三轮移民潮，也是随着影视剧的上映被人们瞩目的。前两部文学作品被关注，是因为当年移民潮中的众生相，而今年热议是因为参演一部影响甚广的影视剧的众多明星国籍问题引发的。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体只是其中的少数人，却是最耀眼的一部分。
　　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随着移民话题转热，大众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中国的财富阶层。更有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话题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记者的报道，也只是向读者呈现这一社会话题的一个切面，而这一切面背后隐含的问题，有待专家和读者一起思考：他们的出走为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井喷的移民热情
　　“这几天有空，见了几个有钱人，都想移民。大多数已经移民了，还有的在办理。”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人具体说的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这成了中国富人们的生活标签。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以前，办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谨慎，现在他们直接问我们：我多支付你们些钱，能不能办得快一点？”
　　英国《经济学人》也观察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在近期出版的杂志上，这样评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中国有钱人的模式是拥有一个独立厨房，放满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享有各种象征财富的东西大房子、好车子、奢华的假期。即使是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离开中国。”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谁又在离开中国？
　　有钱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答案：
　　“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资产过千万的人，有60%的人考虑过移民。这个数据不小。但是，李旭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体验，“每次参加一些企业家俱乐部的聚会，在场的人，只要知道我是从事这行的，都会问上几句，"怎么办理移民？"”
　　现在来看，移民办得最疯狂、也最高调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一个移民广告的海报高调地悬挂着，“在北京买房么？不如移民吧！”
　　这种行业内的高调背后，是2010年移民市场的一次井喷。
　　当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业绩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开始，流传着移民涨价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涨价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赶在这个涨价前冲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北京两地签证中心积压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移民申请个案达18534例，按照现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额度，这至少需要9年时间。
　　有机构对这些“富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移民做了调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调查显示，超过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为什么移民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移民中介还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释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口会说，“好的空气，好的生活环境，并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俨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不仅如此，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签证受限指数的推出者Henley&artners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在98个参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8位。
　　张伟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了财，有自己的公司，做软件开发和硬件销售。九十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认为，“孩子”，永远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报告》中统计，58%的受访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说到根上，让多数富人们移民的深刻原因，还是“安全感”。
　　张伟光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都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那也是一种仇富心理。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
　　他说，前段时间，他有个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朋友，总问他移民的事情。因为，一直和他这个朋友有联系的当地一个分管土地的领导被抓了，他朋友变得很紧张，总想赶紧移民。
　　张伟光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办移民了，他对张伟光说，“在国内做房地产，整天悬着，哪个相关官员被抓了，自己都紧张死了，整天揪着。”
　　让富人们揪心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财产安全，多是赚了钱的商人们的移民原因。官员们的移民，则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经犯事逃走的人。
　　张伟光说，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国国人分为三类圈子：
　　“一类是官员，这个圈子我们也接近不了；一类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过去的商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类人，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还有一半期望，想过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经有人开始界定，最近几年时兴的这种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现象，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国逐渐开始正式接纳国外移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国的移民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取得审批，成为他国公民。移民国的这一规定，无疑为移民打开了一个“花钱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开了，那些较早出国的一帮中国人开始经营这单买卖，他们在移民国家设立公司，专门接待和办理中国人移民他国的申请。有的干脆来中国大陆设立公司，自己开拓市场。
　　1995年进入移民行业的李旭，赶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时的李旭被同学们调侃为“人贩子”。
　　李旭记得，“1995年，每单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万美元的手续费，8万元人民币在90年代是个大数目。”毕业没几年的李旭看到了这行的诱惑：“花钱就能移民，几单生意就能养一个公司。太好赚了。”
　　这股“花钱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续到了1999年。
　　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做了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财产安全了。国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国内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护等原因是推力。”
　　“还有个新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
　　去年，胡伟略曾经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对方问他，“中国兴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国内部的政策变动原因？”
　　胡伟略没有回答。
　　换个身份的理由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移不走的生意
　　2011年6月11日，温州滨海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在一间装修阔绰的“温州厅”，一排白色的长桌，面对面摆了三十多张座椅。这里正举行一场温州世界侨领的聚餐。
　　同去赴宴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为他还是“中国身份”。
　　曹国荣拿着一杯啤酒，穿梭期间。他习惯倒上满满一杯，无论对方是茅台(600519,股吧)还是干红，一定要劝着双方一杯干为止。一圈下来，他的话头就多了。他是比较早富起来的一批温州商人之一，如今在国内外有七家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开发南美洲市场，在秘鲁经营着“秘鲁利玛中国名品中心”。如今，他还是秘鲁温州工商总会的会长。
　　这个自封为“钻石王老五”的豪爽老板，隔着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一杯啤酒一干而尽。而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虽然是秘鲁的会长，但是常年居住在温州。“国内的生意一直做，发展的也很好啊。”温州利玛集团，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
　　和曹国荣一样“移民不移身”的人，在这个宴会上还有很多。
　　宴会上的移民
　　请客的人是冯定献，他是德国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也是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温州人，如今在德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也是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荣誉主席。
　　这位长相清瘦、表情谦恭的中年人，干红洒到白衬衣上，腼腆地连连说“不好意思”。他被评价为“侨领界的老好人”，是温州侨领的领头人。这几年，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温州，做房地产，办酒店。这家滨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资产。
　　和多数在场的侨领一样，冯定献在国内过得很舒服。
　　一方面，在国内的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如鱼得水。再有，他还是温州市的“荣誉市民”，是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和身份在国内的企业家相比，他总是被政府“礼貌接待”，有一定的话语权。
　　记者和冯定献交谈中，曹国荣凑上来，“我们这些侨领，政府很重视的。每年春节后都摆酒席款待我们。”
　　“你们是外国人。”记者开玩笑。
　　“是的。”曹国荣又举起一杯啤酒干掉。
　　曹国荣的邻座，一位身穿白色西裤的中年人，显得小资得多，一直半杯半杯的红酒喝着。他是美国温州商会的会长陈永坤，是温州企业家中“老大哥”级的人物，出国一二十年，有了美国身份，也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温州最高的世贸大楼就是他投资建造的。
　　转到桌子对面，到了陈永坤的位置，问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着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国，外贸好做，这几年不好做了。”
　　“相比国内呢？”记者问。
　　“房地产啊，投资啊，反倒是好做了。来，喝酒。”说着，陈永坤又是半杯红酒入肚。
　　“生活呢？”记者接着问。
　　“我们全家都在美国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着空杯子，陈永坤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惊讶，回答也带着些不屑，“当然在国外。”
　　生意在国内，家庭在国外，这是目前诸多温州侨领们的选择。即使拿个国籍，拿个绿卡，依然不放弃国内生意。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市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009年，曾经被疯炒起来的迪拜投资房地产，今年以来，相对安静了。坐在记者身边的陈志远，相对沉默，每道新菜上来，他总是先吃光自己盘子的美味，然后再端起酒杯，边聊边喝。
　　陈志远好几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时正是迪拜房地产投资苗头正旺的时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做一些房地产的代理服务。2009年，迪拜一火，他成了当地接待温州商人前去投资的“地主”。去年开始，他在国内的时间多起来，因为迪拜炒房热降温了。
　　周德文，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间，觥筹交错，心情不错。他被认为是“企业家们的精神领袖”，是比较敢说话的学者型活动家，企业家们的聚会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确说了“很多企业家心里的话”。记者去过他的办公室，每天人来人往，密密麻麻，平均二十分钟接见一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也总有企业家找他去诉苦，也有人和他讨论移民的事情。周德文从不反对移民，他甚至还会建议他们移民。“对他们而言，可以继续在国内发展，又多了个余地。脚踩两只船，对企业家来说心里会更踏实。主要是这个原因。”
　　周德文端起一杯黄瓜汁，换换口味，“你看，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了，但是依旧在国内发展。”
　　移民不移身，已经是一种常态。
　　移走了什么
　　人不走，移走的到底是什么？
　　“要一个身份喽。”傅黎强对记者说。
　　傅黎强没有去参加这场宴会。他是美国某城市的温州商会名誉会长。在温州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最近，他忙得很。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他在国内的生意处处需要他。
　　和宴会上较早出国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相比，傅黎强算是比较晚出去的。“我移民就是想再生个孩子，国内不允许，就移民了。”
　　2006年，傅黎强在美国投资了一幢商业中心，全家移民到美国。
　　他总是不苟言笑，说话很少。表情一直秉着，偶尔笑一下，立马低下头，或者拿过手机来摆弄转移注意力。
　　他从书架上拿来一张全家照，指给记者看，“瞧。这个小儿子，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国内不许生。”
　　换个身份，带给富人们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财富转移。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但又讳莫如深。
　　傅黎强已经花了几千万，放在国外的投资。
　　“你会把多大比例的财富放在国外？”记者问。
　　傅黎强从桌子上抬起头来，笑了笑，没有作答。
　　移民加拿大的曲德刚，在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先笑了笑。然后把主角换成“大多数人”才回答记者，“这么说吧，如果国内不需要很多资金流动了，大部分投资移民的人还是会把资金放到国外的。一来，家庭生活中心在那。二来，安全稳定能更踏实，为何不放国外呢？”
　　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1600美元。
　　曲德刚觉得，再大的数字也不惊奇。他把身边移民的人分为三类。
　　一类是自己辛苦创业起来，现在在四十岁左右的一帮人。“他们的家庭重心在国外，当然会存些钱在国外。”
　　一类是资源性富起来的人，譬如矿主。“在加拿大，你要是看见一幢价值千万加币的豪宅，门前蹲着两头石狮子，打听一下，一定是矿主，煤老板们。他们钱多，有十几亿也正常，这些人最害怕钱不安全了，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能不存国外么？”
　　还有一类就是官员亲属移民。“这个更不用想了。灰色收入，能转移早转移。”
　　“你呢？”记者重复开始的问题。
　　曲德刚又笑了笑，不说话了。
　　“大把大把钱，有哪些渠道转移？”记者接着问。
　　“中国对现金的控制还是不够精细的，地下钱庄，洗钱的多得是，什么办法都有。最常见的办法，移民成功后，你可以多报自己在国内的财产数额，慢慢转移过去。作为原有资产在移民目的国还不用上税。”
　　神秘低调的移民身份如果不是很好的朋友，曲德刚也不聊移民的事。他说，“90年代的时候，移民身份回国创业，可能还会享受一些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等等，但是现在这几年没有了。所以，在国内做生意，这个身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大家也就尽量不说了。”
　　曲德刚拿自己举例，“我的生意，还有人脉都在国内，不能因为移民就不干了。但是，又想拿个身份获得诸多便利。”
　　曲德刚还不是站在商界金字塔尖的人，他的圈子里对移民身份的态度是，“低调”。对于那些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而言，对此就更“低调”，甚至“忌讳”了。
　　一方面，他们要继续树立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移民被晒出来的事实。
　　所以，更多大老板们拿了绿卡，或者就换了身份，但会拥护国内，在国内做慈善。
　　曾经，轰动一时的娃哈哈达能之争，宗庆后打的就是“民族品牌”的旗帜。2008年6月初，美国加州一位移民律师对媒体称，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且有九个年头。后来有媒体继续报道出，宗庆后一家妻小均已经移民美国，并拿到美国的社保卡，宗本人也手持美国绿卡。
　　这让宗的形象很受影响，生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为此，宗庆后专门出面说明，自己已经放弃美国绿卡，并对媒体报道宗家移民美国否认。拨通宗庆后电话质疑，不待记者提完问题，宗即匆匆挂断，不做任何回应。
　　没移走的生意
　　移走了身份和财富，移不走的是生意。
　　“国内好赚钱。国外是去生活，说起投资赚大钱并不容易。”张伟光说。
　　张伟光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的，在国内一直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刚到加拿大那会，他想换个战场，在加拿大“隐约觉得可以做点事情”。
　　“我想弄个软件公司，借机会开发自己北京公司的产品在加拿大的市场。”后来，他真干了。还在网站和报纸上做了产品宣传，开始跑客户。但是两个月下来，没有任何回馈信息。
　　他分析原因是，“加拿大地广人稀，没人买，市场小。”他甚至拿个玩笑宽慰自己，“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廉价地买下一块农场，但是，没有人给你干活，即使有人，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养不起。”
　　他也逐渐发现，“身边人在国外真的投资做生意的，大多是小生意，投资大生意又赚钱的不多吧。”他的一对朋友夫妇，在加拿大做外贸，每天负责把国内发来的货转到各个超市。也有朋友做外贸之类的，每年也都只是赚个一二十万加币。
　　在加拿大投资创业失败的张伟光，后来安静了起来，“打打猎，钓钓鱼，抓抓螃蟹，聚聚会。买个菜做个饭啥的，都快锻炼成厨师水准了。”
　　不过，买房子还是赚钱的。“我2005年买的房子，算赚了。特别是2009年，去加拿大的华人多了，买房的也多了，涨了不少。”
　　“五年涨了多少？”记者问。
　　“总共60%，差不多。”张伟光说完，接着补充，“当然不能和国内比了。”
　　2011年，张伟光在国内重新创业，做起了英语教育软件。他相信，“中国市场大，没问题。准备大干一场。”
　　重新开辟战场，在国外投资赚大钱，如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温州的傅黎强，为了移民就“赔了不少钱。”
　　2006年，傅黎强移民成功。他在当地投资买下了一座商业中心写字楼。最初，希望商业中心可以吸纳更多国内的投资者到美国开店做生意。但是，回国招商，却并不顺利。
　　“可以停止不做了呀？”记者问。
　　“不行，这个项目一停，我的投资就算没有了，身份也就不保障了，要满五年呢。”
　　“赔多少了？”
　　“这个具体数字没有，反正不少。但是，再赔，还是要做，身份得要。”对于傅黎强来说，好在，五年的时间就要到了。
　　如今，他还是专心做着国内的房地产生意。
　　(文中人物傅黎强、曲德刚、张伟光均为化名)
　　我的移民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
　　要不回来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觉得这个上海男人说到了我心里。
　　周立波说，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事后举报制度。商人在贿赂官员后可以事后举报同时不受处罚。
　　这个点子太绝了。作为商人，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大把大把拿出去给别人，是不得已才会贿赂。如果事后举报，商人无罪，能检举出拿钱的官员。官员就会有顾忌了。这个办法绝对适用。
　　现在就是监督不明。
　　几天前，我在温州和老朋友喝酒，还在抱怨我那块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还是郊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中黄金地段。一共四亩。当时我被说服和政府置换，政府要在这里盖安置房。但是，后来，地给了政府了，置换给我的地，一直拖着，没给。
　　十年里我和公司的员工跑去沟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个月都沟通，早些年沟通的越发频繁。
　　没办法，我就把当年和我置换土地的政府部门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赢了，判决给我是：在没有给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万元赔偿我。
　　如今，赔偿金我都拿了好几年了，地还是没有。
　　为此，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签字写了份万言书，交到市纪委。还贴到网上去了。有703804个网友跟帖支持我们。我当时觉得，这够轰动了，够引起注意了。
　　纪委也的确受理了，让我们去填了个表。只不过，接下来俩月，又没声音了。判决书拿在手里，就是要不回地。
　　我还是市里一个有身份的人，还能和市里领导说上话。这次回去，我见到了新换届的市长，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长先表态：一定给你！
　　“那就现在给吧。”我赶紧接着问。
　　市长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说，“以前他们那届没安置，我现在怎么弄？再等等，再等等。”
　　现在，还等着呢。那块地放到现在是值钱了。
　　“一下子安全了”
　　这个期间，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经营基本就停滞了。特别是查我的那几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还有很多人是在国外做生意，然后慢慢拿到了绿卡。
　　后来，我就借出差的时间，去香港咨询这事。
　　其实，我是中共党员，上过七年半党校，修过哲学，我认为我们的纲领都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一些干部很坏。譬如，税务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有理由找你。
　　这让人很难办。
　　2006年，移民的手续批下来。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后也没多兴奋，就这样。
　　现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来了。每周末去打猎、钓鱼。
　　有个事很感动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来送油，五分钟内，警车出现了。我们被监控到了。再过五分钟加油的车来了。加油，不花钱。对方回答，“这是国家的油，我们不收钱。”我赶忙递出200加币小费，给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收小费。”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朋友说，“在加拿大捐钱，直接捐给政府就好了！”后来，我朋友把这个故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帖子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我在中间，两边搂着两名加油人员的合影。
　　我现在有两对双胞胎女儿，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个月奖励我2000加币。我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移民，让我损失也很大。
　　之前我买下的总共1000亩地，没机会开发了，都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发的话，肯定赚大钱的。
　　自己还留下了几个项目，想继续赚钱。项目在中国做，还是比较好赚钱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对双胞胎女儿后，我决定再多赚点钱。
　　这次到济南，也是因为要处理一个投资的事情。
　　在济南的两个项目，投资了一个亿。最后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权卖掉。
　　四年没管这里的项目，我的一个亿的投资没有了。第一感觉就是：“又要上诉了！没办法。”但是，他们在当地有人，听说我那个合伙人的亲姐姐就在检察院。没办法，没人就不好办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诉，后来，市刑侦队出动了，还不错，终于冻结了这部分即将被交易的买卖。但是，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到。
　　以后的生意，我会转向投资，不涉及具体经营了。经营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过，项目还会在中国投资，赚钱，还是大陆好赚。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见了那个一直举报我的前合伙人。两人看了看，都没说话。各自走开了。我曾经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这个气，是谁也不顺。后来，想开了，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办完济南的事，我就飞加拿大了。那里生活很好。
　　（文中王一安为化名）

　　大腕的出走
　　中国周刊实习 陈俊宇 中国周刊特约记者 陶冶 综合报道
　　在这个娱乐传媒无孔不入的时代，一个超级粉丝可以轻易掌握他钟爱的大明星的一举一动，除了换国籍的问题。
　　扑朔迷离的明星国籍
　　最近几年，内地明星换国籍的新闻屡屡爆出，它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滞后，往往是明星换了国籍数年公众才得以知道。二是扑朔迷离，大明星们似乎宁愿谈论自己的绯闻，也不愿意敞开谈为什么移民。
　　2009年6月，法新社一条新闻引发关注：功夫明星李连杰在新加坡市区购置豪宅。据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随之，李连杰入籍新加坡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早在1989年李就已经移民美国，妻子利智和两个女儿均为美国人身份。此消息意味着，这是李连杰二度更改国籍。
　　换籍风波将李连杰推向了风口浪尖，但他选择了沉默。新加坡移民局并没有就法新社的报道做出回应，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拒绝对此作出回应。2009年7月1日下午，李连杰现身电视舞蹈大赛“精舞门”拍摄现场，当天被问及“加入新加坡籍”一事时，他一言不发，活动结束后更在众保镖的护卫下迅速离开，没有给记者近身采访的机会。
　　事实上，2008年初媒体就曾报道，有传李连杰在新加坡置产，为两个女儿未来的教育先行铺路。但关于李连杰移居新加坡一事，他的助理林家贤含糊回应，他只处理李连杰的拍片事宜，不过问私生活。
　　直到2009年11月，李连杰以中小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会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公开承认移民新加坡。移民的理由，李连杰解释说“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也有某资深媒体人的分析"壹基金"才是李连杰入新加坡籍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许，只有李连杰本人才知道。
　　2009年9月16日，一部国产献礼大片首映，爆出一份真真假假的“外国国籍明星”名单。在这份名单的开列人看来，这些名人有个共同点籍贯中国，加入了外国国籍，同时参演了献礼大片。这份名单虚虚实实，有些当事人也三缄其口。
　　其中据传加入美国国籍的顾长卫和蒋雯丽夫妇，曾有记者向其助手求证时，对方的回答是“不清楚”。名单上注明加拿大籍的徐帆，电话无法接通。而被指为加入日本国籍的许晴，其助手干脆拒绝回应此事。在献礼片中饰演宋美龄的邬君梅回应质疑称“国籍、护照只是个符号。改了国籍仍是中国人”，至于她何时加入美国国籍，却不得而知。
　　隐私一再被放大的明星，在移民与国籍一事上，却留下了真空地带。
　　从美国归来的刘亦菲一出道就被人问个不停，以至于类似“刘亦菲的国籍，我要证据”和“刘亦菲国籍一切谜团水落石出”等帖子总能反复出现在各种论坛里。宁静传出与美国丈夫离婚的消息后，是否拥有美国绿卡的问题再度被抛出。最终，她在摆放着青花瓷和山水画的房间里接受采访，用自己是个“顽固的中国人”加以否认。
　　扑朔迷离的明星移民，也会因为公众的好奇心导致“误伤”。今年6月中旬，有媒体报道，赵本山及家人移民加拿大获批，并已经完成移民前的体检，赵将选择多伦多作为移民后的定居城市。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08年11月，赵本山就已经“被”举家移民加拿大。在这个消息传播了许久后，赵本山才公开站出表示自己没有移民。
　　无论如何，移民国外的明星的数量，正在低调且快速地增长。
　　明星移民先行者
　　明星移民的渊源，可以在中国经历的移民潮中寻得踪迹。当时的明星，更多是先出国，后移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次留学移民潮，演员陈冲成为了移民海外的先锋。1981年，此前凭借《小花》摘得“百花奖”的她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在美国闯荡了30年的她，也会无奈地表示美国“不是我本来的土壤。作为移民，这是我寄存的地方，我永远怀念我的故土”。
　　拥有瑞士国籍25个年头，斯琴高娃也是明星移民队伍不折不扣的先行者。
　　“很多年了，这早就是路人皆知的事了”，斯琴高娃的经纪人宋先生并不否认斯琴高娃确实加入了瑞士国籍。1986年12月，斯琴高娃远嫁瑞士华裔音乐指挥家陈亮声，随后把国籍变为了瑞士。
　　先行者对于移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
　　2008年10月8日，巩俐领取了自己的新加坡身份证，“笑容灿烂如花”。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一批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演员再次被推到公众视线。而已经入瑞士国籍20多年的斯琴高娃也被牵连其中。
　　当年12月，斯琴高娃选择直面媒体，认为巩俐的选择很正常：“那是她的自由、她的权利，是她个人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去指责她呢？”同时，她激动地表示，选择什么国籍并不影响一个演员的演技和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我跟她(巩俐)也一样啊，但至少我们还是中国演员。我嫁了人，到了瑞士定居，但还是每年回国内来拍戏，也还是可以把农民演得很像。”
　　在先行者的队伍中，斯琴高娃属于随夫移民一类，蒋大为却是为了女儿的学习。
　　一身白西装，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成了舞台上的蒋大为特有的标志。1996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演出的他，想到了女儿高考毕业，有意出国深造。
　　“我找到了加拿大移民机构，但是当时的移民局不好通过（女儿出国深造），律师就建议我移民，因为你是一个名人，也不花什么钱，只要肯移民，女儿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再说将来做国际文化交流也方便。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我就过去了。”事后回忆起当初移民，蒋大为大方坦言。
　　1998年，移民加拿大，辞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行政职务，蒋大为过起了平淡的生活。除了出席一些重大演出，大部分时间养花弄画度日。偶尔也会练练歌，他的“咪咪吗吗”让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里住了个歌唱家。
　　到香港去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 1997快些到吧 让我站在红体育馆 /1997快些到吧 和他去看午夜场……”
　　1992年，歌手艾敬的《我的1997》家喻户晓。香港，对于彼时的内地人而言，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时间来到21世纪，前往香港已经相对方便。但香港作为行政特区享受的特殊政策，对意欲移民的明星照样充满了诱惑。
　　明星们落户香港特区，算是移民中最具公开性的，这源自于香港政府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简称优才计划），这一公开政策也使得每个明星的移民具备超高的透明度。
　　2006年11月27日，郎朗向香港入境事务处递交了相关申请证明，这个浑身充满表演气质的钢琴演奏家从此成为香港居民。郎朗在香港入境处的那张招牌式的笑脸，第二天便出现在内地各大报纸上。
　　此前的2003年，香港为了引进人才，推出“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五年间引进了近两万人，但是由于没有明星加盟，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大关注。2006年6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才制定了“优才计划”，任何人只要符合资格、能够通过“综合计分制”或“成就计分制”任何一种评核，便能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处共收到5045份申请。在已举行的17次甄选中，共有1808名申请人成功获分配名额：当中1672名来自“综合计分制”，来自“成就计分制”的则有136 名。明星们的高分，则多来自“成就积分制”。
　　李云迪和廖昌永在国际上拿奖无数，章子怡、汤唯、胡军、周迅等明星凭借在各种电影节上的获奖加分，得以通过“优才计划”。一般来说，内地明星在申请“优才计划”时，还会找资深的香港业界大腕做推荐，张静初被传就得到了成龙、尔冬升等人的联合力推。
　　移民香港的理由或多或少有着共通之处。2008年3月11日，戴着墨镜出现在香港入境处的胡军，顺利通过“优才计划”。在接受例行的媒体采访中，胡军一席话有着一定代表性：“中港台娱乐圈发展空间很大，但过去每次来港只能逗留七天，工作的话要再拿签证，不时要进进出出，取得优才身份后，对大陆艺人工作的自由度更大，方便进出。”
　　获得香港身份的明星们，将拥有出入境自由，免签通行134个国家和地区。并且相比国外，香港更靠近在大陆的家和事业。这自然成为了众多内地明星基于移民香港的重要因素。
　　移民，并不缺少故事。2006年6月，已是 27岁的汤唯被华人奥斯卡导演李安相中，出演《色·戒》里的女主角而一名天下。本就成名太晚，却遭遇了封杀。2007年，汤唯选择蛰伏海外，同时，积极申请移民香港。2008年底，同样是因为《色·戒》曾在台湾“金马奖”夺得“最佳新演员”的汤唯，轻易通过了“成就计分制”审核，获得香港身份。对汤唯而言，移民香港，换一个身份，无疑是她事业起死回生的重要助推。
　　2007年，艾敬写了一首新歌《我的1997和2007》，歌里唱着“2007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HONGKONG！ 2007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去香港吧！”移民去香港的内地明星，伴随着歌声，一年一年地增多。
　　移不走的片场
　　明星们的频频“出走”，总有人想撬开这背后的“诱惑”所在。
　　“现在办移民的明星太多了，很多人交给律师隐秘办理。虽然没办法确切统计，但至少80%以上的人都在办吧，或者更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传媒集团董事长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证实，“对于许多明星来讲，移民并不难，选择哪个移民国家才是他们需要抉择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硬性条件不同，特别是在移民监的时间规定上，时间越长，限制越多，也就越影响其国内的演艺事业。”
　　有人分析说，除婚姻因素外，文体明星移民主要出于今后事业发展的考虑。“拥有外国国籍或香港身份的演员，一般均已小有名气，移民后，拥有出入境自由，不仅能给他们的演艺事业加分，还可以争取到更高片酬。”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福利、医疗补助等方面比国内完善，也是吸引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
　　除此外，“避税”也成为众人口中高收入明星移民的原因之一。“他们都是相关免税减税政策的受益者，”有演出商一语道破，“明星走穴演出，本身就是缴税的灰色地带，而一个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明星，就更不知该给谁缴纳税款了。”
　　看
　　似诸多的移民诱惑，然而，这些移民国外或是香港的明星并没有从国内大众视野中消失，他们在重新为自己获得一个身份后，继续着其在中国的事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就算有的明星们移民国外，他们的演艺事业肯定还是在中国内地，陈凯歌、蒋雯丽、张铁林、斯琴高娃这些人不早就持有外国绿卡吗，还不是都在国内发展？”
　　巩俐移民新加坡之后虽然主要接拍国际电影，但也并未减少在中国的亮相机会。去年，巩俐甚至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并排名第53位。今年年初，著名影星巩俐推出华语电影《我知女人心》，由于该片锁定贺岁档，巩俐频繁亮相电影宣传活动，在国内非常活跃。
　　2009年至今，有着新加坡国籍的李连杰将精力主要投入到壹基金的运作和慈善救援行动中，他出现在玉树等灾后捐款现场，参加各种节目录制，出席高校演讲。同时，他还参演了《海洋天堂》、《太极》、《敢死队2》等多部影片，并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这片市场。
　　更换着国籍，却有着在中国的事业，赚取利益与名声，却要忍受舆论的时不时的质疑。离开与固守，这样的故事在不同的明星身上，上演、落幕，却永远不会停歇。

　　“让家属先走”背后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裸官”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个词汇。“裸官”的非官方定义：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关于“裸官”及“裸官”的外逃，这些年来有许多见诸报道。由此，引发了人们广泛的质疑：妻子儿女移民国外，是为转移非法资产和东窗事发后逃跑做的准备吗？
　　裸与贪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
　　2006年6月，时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在被调查期间，给纪委部门留下一封信，便从容逃往美国销声匿迹。在此之前，周的妻女早已持有美国绿卡。
　　2004年12月，潜逃加拿大的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至今仍在接受加拿大司法审查。其妻女早在2002年就以求学为名出国，并办理了移民手续。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出逃前妻女移民美国；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妻儿在其当权时移民加拿大；温州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访问期间离团赴法国看望女儿，随后称病辞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的妻子，均通过在开平与华裔美国人假结婚，成为美国公民……
　　这些案例均表明，“移民”成了腐败分子事后遁逃和转移资产最便捷的手段。
　　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中办、国办2010年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官员需汇报配偶子女的居住地，并在办理的公共事务存在利益冲突时，主动回避。
　　《暂行规定》将对“裸官”的管理提上了日程。防治腐败是当务之急，但百万计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民的现象，指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腐败。
　　士心所向
　　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清代政治家魏源认为贤才的流向和社会的治乱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林喆教授认为，社会对“裸官”的认知带有歧视性，裸官不等于贪官。
　　林喆教授将“裸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国外留学，把配偶和子女都带到国外，最后自己学业有成回国。这类留学回来的人，主要是科研人员，回国后被提拔做官，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国外。第二类是自己在做官的时候，配偶和子女在国外深造、工作或定居。第三类是指贪腐官员先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到海外，再把贪腐的财产转移出去。一旦事情败露，就逃到海外。
　　“我认识一些官员，是很好的清官，他们的配偶子女就在国外。”林喆教授说。
　　林喆教授认为，官员出国的机会比较多，能够看到一些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些公职人员为家属移民的动因。“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他们的自由，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官员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不应该再做官了。”
　　成为“裸官”虽然不能证明官员的廉洁度出现问题，但却影响了官员的忠诚度。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的立场是：“家属移居海外，是官员的政治信仰出现问题。国际上对于公职人员的政治忠诚度都是有要求的。而在台湾，立法委员会官员持有他国绿卡也要放弃公职身份。对于如何管理移民或家属移民海外的公职人员，我国目前缺乏明确的规定。”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就是先要修身齐家。任建明认为：“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会起到一个道德表率和示范的作用。一个官员个人和家庭对于祖国的忠诚和信任，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跨国家庭、一家两制”是网民给裸官家庭起的外号。
　　中国目前有许多没有触犯法律的裸体官员，移民对于公职人员家属来说，是权利，是自由。但对于国家来说，公职人员的政治信仰是国之良心。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记者鲁宁曾撰文：“一家两制，脚踏两只船，身穿"救生衣"。在国内心安理得地领取优厚待遇，享有体制提供的终身保障，一旦贪污罪行败露，拔脚就可开溜。更值得忧虑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必定一帆风顺。其中必定有曲折，有迂回，而当与曲折、迂回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发生，这些已经穿上"救生衣"的人士能够与全党、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吗？”
　　身在曹营心在汉，“士心向外”所产生的影响，要么是带走民心，要么是激起民怨。
　　天堂的钥匙
　　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曾在出国访问时对林喆说：“这里这么漂亮，如果能在这儿买个小屋，退休以后住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海外是一些官员的养老天堂。而移居海外对官员来说，已经不是难事。
　　西南政法大学学者李韧说：“新一波移民潮获得国外政府许多优惠的移民新政策，与以往中国移民走的艰苦之路不同了。”
　　美国移民局目前正在着手对EB-5投资移民项目的收案和审案流程进行调整。今年5月份提出的调整方案中包括：美国EB5投资移民的申请人，需要投资50万美元到美国指定的高失业地区，为美国创造至少10个就业名额。
　　EB-5大开绿灯，5年后全额返还，对申请人没有学历、年龄、经商背景的要求，没有英语要求，申请周期短，没有移民监和居住地的要求等等。
　　这样的政策为“裸官”提供了方便，没有移民监和居住地的要求就表示美国公民可以长期在海外居住，不需要定期登陆美国。而5年内全额返还投资款，也可能会让一些不够坚定的公职人员动了“借钱”移民的念头。
　　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不仅成了养老天堂，更成了“裸官”外逃的天堂。官员一旦逃出境外，再想引渡回国相当困难。目前我国只与全球31 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其中并不包括美、加、澳这些我国外逃官员最多的国家。
　　这些政策就是“裸官”手中的一把钥匙，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打开国门定居海外。
　　社会病
　　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这本是官员应该恪守的原则，而今，裸官不仅让人民大呼不公，也成为廉政建设的一块心病。
　　在厦门远华案中，有一长串涉案官员名单：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委原副书记詹少敏、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原副市长蓝甫、厦门市原政法委副书记林金栋等105名县级以上干部，600多名各界显贵。
　　这些人员中不乏裸官，李纪周归案后就交代：“我就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了。”
　　任建明教授分析，可以推断裸官为支付家属在国外高额的生活开支很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林喆教授则说：“官场风云多变，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她认为当政治环境不利，官员的发展空间不好时，会产生移民或为亲属移民的心理甚至行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政府开始治理积重难返的社会腐败问题，全斗焕政府上台后，在全社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净化运动”，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了《反腐败基本计划试行法》，卢武铉政府时期通过了《透明社会协约》。
　　韩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是透明政治环境的主要做法。而我国在对公职人员财产管理上一直推行困难。
　　任建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投资移民对中国公职人员家庭而言相当困难。中国是一个讲廉政建设的国家，国家主席的收入水平，都无法负担向发达国家投资移民的费用。这也是让裸官失去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因。”
　　裸官家庭，放弃的不仅是中国公民身份，也放弃了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庞大的裸官家属群体，是第三代移民大军中的一支，折射的也是一种社会病。

大汉天生

人，尤其是那些落后民族的人，一般是欺软怕硬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人的简单的理性思考的结果：人在行动时一般要进行风险与获益分析。简单的说，获利的期待值等于可能的获利减去可能的风险。如果风险大于获利，获利期待值为负值，就会放弃风险。


日本人轰炸珍珠港，美国人死伤数千，美国轰炸东京，烧得日本人鬼哭狼嚎，烧死几十万，还不解气，再扔两颗原子弹，将日本两个城市夷为平地，让日本人知道美国人的厉害，在日本人的民族记忆里炸出一个大坑，给日本民族上了一堂深刻的历史课：惹美国人风险系数很大。也就是美国人可侵犯度小。


几个恐怖份子撞掉纽约几栋楼，美国人死伤数千。后果呢，两个国家灭国，上百万人死亡，萨达姆因为幸灾乐祸被从地洞里拖出来吊死。拉登虽然躲了几年，最后还是被美军就地正法，美国人还通过卫星实时观看了处决过程。总之，每死一个美国人，得有几千人殉葬。


古代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也是这么高。当时匈奴扣留了苏武之类的使节是不敢杀害的。因为知道杀死汉朝的使者后果严重。


确实，西汉时期，匈奴郅支单于对汉朝的边防军无礼，于是西域都护的副官陈汤不经请示中央，直接领军把匈奴灭了。之后，陈汤向中央汇报道：“郅支单于叛逆我大汉王朝却没有受到惩罚，大夏国以西的国家以为我大汉朝不过尔尔，甚为藐视。这次我等统帅义兵，斩郅支单于及匈奴诸王首级。应该将单于头悬挂与槁街蛮夷邸间，以告示国际社会，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个槁街相当于今天的秀水东街，是外国使节聚居之处。陈汤对把单于首级挂在这条街上的目的进行了明确解释：要向世界宣布，冒犯强大汉朝的，距离再远，也一定诛杀。于是悬首十日。外国无不震慑，纷纷朝见汉庭。十多年前，我在写《从汉征匈奴看中日关系》一文时，就曾重点介绍这段历史。

日本国王、首相到夏威夷都要去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向美国人民谢罪。可以想象，未来日本人对美国人不满，也会认真思考后果，绝不会像偷袭珍珠港那样轻举妄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态度就不同了。因为日本人屠杀中国人3000万，中国还要巴结日本搞世代友好。。。


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不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信心，而是在于其他民族的看法。一个中国人可以很聪明、很强壮、很富有、很自信，但是这并不等于别的民族的人就会尊重他。汉朝固然强大，但如果不灭掉匈奴，蛮夷就不会知道汉朝的强大，而是依附匈奴、蔑视大汉民族。


东南亚诸国大多都曾被日本侵略，其人民也深知中国人曾被日本杀戮甚惨、而且没有报复，这种历史对中国人的国际地位有严重的损害，也就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和不可侵犯度。按照类似的风险获益分析，侵犯中国人的风险系数小，也就是中国人的可侵犯度大。


看到十多名中国同胞在湄公河被东南亚人残忍地杀害，很痛心。不管你有多聪明、多有学问、多有钱、官有多大，如果你在那个场合，会有区别吗？即使你拿的是美国护照，那些歹徒可能不识英文，你拿出公务员的工作证，歹徒不识汉语，只看到一副中国人的面孔。


在中国血洗耻辱之前，中国人可欺的形象很难改善。:m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