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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历史上有很多离奇的案子没有破。贵州瓮安的李树芬不明死亡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贵州有关当局2008年7月2日公布了对李树芬尸体所作的第三次解剖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死亡的原因是溺水而死，对此可以基本确定。关于没有强奸的结论人们也很难挑战。但是这个法医报告没有关于是否是自杀的分析和判断（有的死亡情况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比如在致死的刀口旁有很多没有挣扎痕迹的浅刀口等），也没有关于是否有其他的性骚扰行为的分析，包括强奸未遂等。“溺水而死”的结论也不排除被人故意或过失推下水而死亡的判断。

仅凭一个法医报告不可能得出他杀还是自杀的结论，警察当局必须要有其他的证据。但是瓮安县公安局得出的李树芬是自杀的结论没有向人们提供充分的依据， 或公布的依据不合情理。于是乎，瓮安人民“烧”了公安局。在当地上万民众“暴动”后，除了做了一个新的法医鉴定外，贵州省有关当局只是简单维持原来的结论，而且在法医鉴定发表之前。看来省里或中央有关当局没有做任何新的调查。贵州省的这个结论意味着公安局将此案列为“结案”，不再作进一步的调查。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此案应列为“悬案”，必须作进一步的调查。

官方有关陈树芬自杀的判定如下：

现已查明：2008年6月21日20许，李树芬与女友王某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某及陈的朋友刘某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 谈。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 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刘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 李树芬。王某急忙打电话给陈某，并大声呼叫救人。陈立即返回河边，跳下河中帮忙施救，陈见刘已体力不支，便用力先将刘拉回岸上。王某、刘某随即报警，并打 电话通知了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1989年12月9日生，瓮安县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生)。

这么大的案子，其事实和分析（好像没有分析）就这么简短。如此简短的判定无法让人信服。第一，这个关于自杀的判定没有交代李树芬有无精神病历史或自杀的动机。自杀主要源于各种精神病包括人们不太注意的抑郁症和社会压力以及脆弱心理承受力等等。不管如何，自杀都要有原因。官方文本的死者“自杀”前的说法—“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 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可以说是厌世，也可以说是对死亡的测试，或玩死亡游戏，好像也在打赌，也许是说“狠”话。但是为什么“厌世”或为什么玩死亡游戏（如果有的话）？不管怎样，这一句话解释不了李树芬自杀的动机。当地有一种说法是李树芬平素学习很好，从前没有过自杀的念头。她好像也没有考高中或考大学的压力。公安局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来驳斥这种说法。

第二，西门河多深？大堰桥有多高？桥面栏杆有多高？李树芬是头部先落水还是身体先落水？在身体先落水的时候会不会产生“溺水死亡”？如果是头部先落水，有无可能是被人推下水？尸体解剖的报告有没有讨论关于死者落水后是否有过挣扎？这些关键点官方没有做任何交待。

第三，关于其他三个涉案人与死者的关系的说法交待不清并且不可信。这三个涉案人是陈某，男，1987年6月出生，汉族，瓮安县草塘镇那乡村岩门组人，在瓮安县纸厂打工，据说是李的男朋友。刘某,
男1990年1月出生，汉族，与陈光权为同村人，现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和王某，女，1992年7月出生，汉族，瓮安县三中初二年级学生。如果李和陈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三个人中有任何一个说他们两个吵架了，也是一个充分的证据。公安局马上会说“死者因与其男友吵架，一气之下跳河自杀”。多么好的理由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贵州省公安当局会不公布？看来是李和陈之间没有吵架，甚至他们之间是否是“男女”朋友关系也值得怀疑。作为男朋友的陈某，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嫌犯， 因为他有性侵犯的可能。陈某是否还有其他不当行为？另外，陈某在死者跳河的时候，不在现场，如果死者事先想自杀，其男朋友会那样轻易的离开？刘某最先知道死者跳河，他在陈某离开后的10 分钟内对死者没有做任何事情而只是做俯卧撑？当当地民众认为该女孩为“奸杀”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要交待清楚，他们夜间玩耍与吃喝的起因也要交待清楚。总之，虽然没有奸杀，但是不能排除其他的造成死亡的原因，比如三个人中有人将死者故意或过失的推向河中。

第四，按照官方“6.28”后的说法，陈某和刘某都曾经跳到河里勇敢地救过死者。他们应算是英雄， 应当鼓励。为什么这种英雄行为没有在“暴动”前公布出来？不说表扬，至少可以平息人们对公安的不满。今天他们也应当得到表扬才是，但是当局没有做任何评价。

第五，当局没有提供证据或解释来排斥与自杀判定有矛盾的一个基本事实：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在要求公安进行调查后被不明身份的人士“暴打一顿”，且伤势严重。贵州瓮安“6.28”事件的起因之一就是传言死者的叔叔为求公道被人打成重伤或打死。现在他在出来说：

6月22日深夜，我接到侄女李树芬在县城西门河死亡的消息后，立即赶往现场打捞尸体。尸体捞上岸后，县公安局通知我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我走进民警张明的办公室，他正在办案，很不耐烦的大声呵斥我：“你搞哪样？”因侄女刚亡，我没好气地随口回答：“来玩的”。张明大喝：“滚出去！”就赶过来推我，发生了冲突。后来，教育局叫我到局里了解冲突情况。从局里出来后，走到保险公司门口，被6个不明身份的人冲出来暴打一顿。我拨打110报警，警察立即把我送到医院治疗。由于伤较重，治疗期间我没有出过医院，也不知道后来发生游行和打砸烧事件。事发当天，在医院家人对我说，现在街上十有九人说我被公安局逼供被打死了，上万人正为你和李树芬申冤。

以上的说法来自官方的“人民网”，可见，他莫名其妙地在与公安就其侄女死亡一事吵闹过后不久就被人打成重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被打成重伤？谁是侵害人？侵害人与李树芬生前在一起的那三个人有关系没有？这些当然挑战李树芬自杀的说法。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哪怕是合理的解释来排除这个和自杀相矛盾或有关联的事件。在没有调查清楚该事件之前就仓促下“自杀”结论，当局是对民众的不负责任。

最后，贵州瓮安“6.28”事件后，贵州省政府就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确认”瓮安县公安局的有关“自杀”结论，显然是没有经过正当合理的调查程序。这么一个大的事件，在引起世界的关注和中央干预后，省政府如此简单的下结论，无法让人相信政府。道理很简单，从李树芬“自杀”的6月22日凌晨（6月21日夜晚）到6月28日万人“暴乱”，其间几乎有一个星期。 在这六天时间里，瓮安县人民也不是一下子走上街头的。其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暂且排除“有黑势力”介入和政治发泄的原因，当地人一定是被惹成“众怒”，这种众怒来自何方？难道是黑实力谋杀李树芬然后有预谋的“教唆”瓮安人民造反？贵州当局也没有如此下结论。可见，即便存在黑势力介入，那也是黑势力借用了什么。是什么事被“黑势力”借用了呢？再说回来，如果事情如同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新闻那么简单，那么当地政府为什么不早点公布情况， 非要直到“打砸烧”之后？我不信，人民就那么简单的走上街头。政府要交待清楚。中国有关当局必须要组成特别的调查委员会，如同多维“格丘山”博克指出的，贵州当局无权调查此案。无论如何，此案目前不能如此“销案”或“结案”。

p.s.



中国政府现在的麻烦是，一旦誓誓旦旦的宣布“自杀”后，当局就面临着如格丘山博讲的故事当中清朝大臣隐瞒真相的情结（http://blog.dwnews.com/?p=39031 ）。此结论之后，地方乃至中央都要竭力维护这个结论， 以维护其政府的公信力。所以，这个案子就更难于找到真相了。 错就错在当局在不做新的调查情况下，两天内就确认县公安局的结论。当初的皇上或皇上派去的大臣也不至于如此吧。

附件

人民网关于尸检报告的报道

人民网贵阳7月2日电 由贵州省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今天在瓮安县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对该县三中学生李树芬的遗体进行了第3次解剖检验，结果为溺水死亡。

此前，瓮安县公安局和黔南州公安局曾2次对李树芬遗体进行解剖检验，结果均为溺水死亡，死亡前未发生过性行为。为充分体现公正、客观的检验原则，经省有关部门决定，由贵州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在李树芬的家乡对其遗体进行第3次解剖检验。

解剖检验从今天上午11时20分开始，对李树芬遗体体表、胸腔、头颅、阴部等部进行了细致检验，并提取了部分内脏组织进行生化和理化检验。检验持续了2个多小时。

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村民代表李成华见证了解剖检验全过程，并在检验笔录上签名。按照法律规定检验结果向其家属进行了公布。李树芬家人已按当地风俗对其遗体装棺安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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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张洁平、朱一心、黄立坚／贵州瓮安县数万人因女学生李树芬离奇之死而聚会游行，警民对峙，有人打、砸、烧政府和县公安大楼。贵州当局试图盖棺论定，但官方报告疑点很多。事件背后蕴藏尖锐社会矛盾，治安恶化，贫富分化，民怨藉机发洩，当地政府试图封锁消息、应对失措而一发不可收拾。

这不是一场意外。六月二十八日，贵州瓮安县城数万群眾因女学生李树芬离奇之死而聚会游行，警民对峙，有人打、砸、烧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成为今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群体性事件之一。七月一日深夜，在瓮安县城河边置放多天的李树芬遗体被拖回老家安葬，贵州省新闻办也召开记者会公布「事件真相」，试图盖棺论定，但是官方报告疑点很多，瓮安县城内仍然非议不断。

儘管李树芬之死扑朔迷离，但从一起「单纯的事件」演变成为一场全国关注、胡锦涛批示的重大风暴，其原因不应像贵州官方那样说的简单（「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亚洲週刊记者深入瓮安事件现场，发现事件背后其实蕴藏著尖锐的社会矛盾因素，种种民怨也就藉李树芬之死开始寻找发洩的机会，各种传闻漫天飞，最终在当地政府骄横轻慢、应对失措下一发不可收拾。

李树芬因何而死？官方尸检结果认定是「溺水身亡」，但在六二八风暴发生前，瓮安县城传言漫天飞：「李树芬考试时不让同学抄袭，被同学找人姦杀」「死者家属上公安局寻求公道，叔父被人打死，婶母被打伤……」「捉到嫌疑人，半天就把他们放了，两男一女，里面有县委书记的亲戚。」……信息公开是澄清传闻的最好武器，但是瓮安县当局一开始就错过了机会。

而在六二八事件之后，面对蜂拥而来的各路记者，当局仍然试图封城（外地人一度只许出不许进）、封网（一度断开当地网络链接，在网上删除各种非官方的信息）、封通信（二十九日一度断开手机对外联繫）、封记者（严防记者，几次把记者请离瓮安），更令信息结构趋向负面，难以赢得民眾信任，尤其让外界对中国在五一二四川大地震救灾中树立的良好形象一下子抹去，也让外界更多猜疑。

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生的李树芬是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第三中学初二学生，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一时许，被发现在西门河大堰桥溺水死亡。事发现场另有三人：李树芬的女同学王娇、砖厂工人陈光权、刘言超。家属坚持认为：李树芬死於谋杀，有可能是姦杀，王娇、陈光权、刘言超有重大嫌疑。法医尸检报告做出结论：李树芬係自杀溺水身亡；并在第一次尸检开始之前，就将三个嫌疑人放行。

截然相反的结论令事件陷入僵局。李树芬乾爹谢青发（网络误传为谢新发）出面，向冰棺私人经营者卢小平租了一架可以保存尸体的冰棺，一百二十元一天一夜，就将尸体保存在案发现场，希望政府重新验尸。而后，王娇等三人的身份引来传言：「县里后台很硬」「公安局有人」「县长的亲戚」……传闻越传越烈，更多的市民站到家属这边，指责政府偏袒勾结，酿成冤案。矛盾日渐升级，政府却始终没有出来做有效澄清，终於在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爆发，酿成瓮安县城数百人打、砸、烧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数万群眾围观的严重群体性事件。

六月三十日，亚洲週刊记者抵达瓮安县城。在接近瓮安的必经之路福泉市，当地出租车司机已经接到交警部门的通告，未经公司登记和批准，不允许搭载外地客人到瓮安。进入瓮安县城，气氛逐渐萧索。县城内的主要街道入口，都有十数名手持挡盾的武警或警察站岗，路边常见军用货车与武警车辆，甚至偶尔见到四川地震时的救灾专用帐篷，供临时调配过来的武警安营扎寨。到夜晚，瓮安最繁华的步行街进驻大量武警，几乎戒严，多半商店不开门，网吧关闭，偶尔开著的一两家，也要求必须本地居民持本地网络卡才能上网。

出租车司机王先生开车穿过一排武警列队，笑了：「瓮安这下治安好了，还从没有这麼好过。」在六二八事件爆发之前，瓮安县就因为贫富分化、治安恶化、官商黑白勾结而民怨沸腾。

在瓮安事件发生前，瓮安县已被中国政府内部列入甲等危情地区评估目录，评价属於典型因矿產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分配不公，使社会生态和经济生态，以及自然生态等严重失衡的地区。瓮安矿產资源丰富。随著一九九九年中国开始一系列矿权改革，县内外民营资本大量进入瓮安的矿產资源行业，瓮安似乎迎来了巨大的财富机会，但随之而来的矿权纠纷却显示出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存在巨大黑洞，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使本来作为地方财富的矿產资源一下子成了一些有门路人士的私有财產。

突然繁华的矿区，官商之间的暗箱交易，虚浮的经济里蔓延著不问将来、只看当前的情绪，瓮安变了，赌场开了，治安恶化，生活秩序却退化了。以权力为依託的矿產资源盈利模式导致的贫富分化，把本地百姓排斥在矿產资源的主要收益之外，百姓却要承担环保、治安、物价、就业等危机，加剧了当地民眾与政府的矛盾。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普遍的反感和质疑。

在瓮安採访两天，我们被警方「护送离开」两次。地方政府官员在记者採访李树芬小姨罗新菊，以及深夜探访死者老家时，上前微笑阻挠：「我们欢迎记者採访，但是一定要先去我们省委宣传部门登记，尤其是境外媒体，要先去外宣部门登记。」显然，这是违反奥运期间对境外媒体採访承诺的。玉华乡派出所所长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上面的要求，我们也是工作，请你们配合。警车开路，一直送出瓮安才罢休。遇上如此干预的，不止我们一家媒体。

李树芬案至今扑朔迷离、疑点重重，与政府的干预与不明朗的运作机制直接相关。在我们的採访中，各种假设合理但缺乏证据的传闻无处不在，对官方的质疑和不信任比比皆是。七月一日早上八点左右，李树芬冰棺附近已经围聚了一百多名群眾。他们听说是香港来的记者，马上围上来，争著讲述这一个星期瓮安的故事。「香港来的记者有用，我们和本地的报纸讲都没有用，他们都是官官相护。」

在场有老人、中年、青年、小孩，有穿衬衫的，穿背心的，穿皮鞋的，穿拖鞋的。讲话的人纷纷杂杂，你一句我一句。有些人面带怒色，神情激动；也有些人，是看热闹的神情，边讲边笑。「我们都是与死者无亲无故的瓮安人，出於同情，自发来这里守护冰棺。」

「尸体明明是李树芬的叔叔半夜捞上来的，消防队二十二日凌晨天亮后才到，但外面的大广播却硬要说尸体是消防队捞上来的。」「尸体身上都有伤，脖子有掐过的痕跡。出事那天，附近还有农民听到喊救命。」「这里就是强姦的现场，原来是有血跡的，公安来后就把现场毁灭了。」

非常刺激、非常传奇、非常富有新闻性的故事。只是问一句：你们谁亲眼看到尸体捞上来？叔叔被打伤？强姦现场的血跡？验尸挖走内臟？一时间便没有人说话。最前面的张女士笑了，说：「我们也都是听说，没有看见。」「不过当官的都坏，公安局长的儿子杀人就不犯法！」她又补充一句。

离开的时候，十几个群眾和记者一起沿著西门河沿走了一百多米，直到记者坐上的士离去。「你们要小心，赶快离开瓮安。这些人坏，不要遭报復。」老百姓未必能明辨是非，但他们的愿望其实并不奢侈。不止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李树芬的事情只是导火索。很多人不知道真相。但是瓮安这些年民愤太大。现在是因为有几千个武警在这里，才有这种安静，如果他们不在，老百姓迟早会再有行动。」

李树芬之死是家长或民间的说法可信，还是官方一份粗糙的尸检报告更可信？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可是有人已经等不及了。七月一日晚七时四十五分，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瓮安六二八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在第一次全面解答外界疑问，解释事件来龙去脉之外，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也告知了对李树芬遗体的处理办法：「七月一日，经反覆向死者家属做耐心细緻的解释，其所有家属同意安葬，但要求下葬前再做一次尸体检验。现已决定，当晚遗体解冻后，贵州省、州、县公检法部门法医将对遗体进行联合复检。」

七月一日晚上二十二点，西门河大堰桥，停放十日之久的李树芬冰棺，按照贵州当地风俗，在两声礼砲鸣响之后、数百名武警、警车与政府车辆护送下，由一辆小型货车接走，向西面驶去。上千名群眾围观。但是，这列车队的目的地，既不是公安局法医中心，也不是省州市县或任何一处的法医鑑定中心，而是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李树芬的老家。据《财经》杂誌消息，此前，贵州省调查组刑侦、法医人员已经就地摘取李树芬的主要鑑定器官样本，以备进一步检验。

那麼，尸体不再整体检验而直接「入土为安」？二十二点四十分，约二十辆轿车、越野和小型货车组成的车队到达玉华乡玉华小学，向深处的雷文村驶去。亚洲週刊记者沿车队的方向跟上。由瓮安县城往玉华乡，是上行转下行的盘山公路，虽然路窄，但水泥路面行驶顺畅，二十分鐘左右就可进入玉华乡中心区。但雷文村泥坪组在玉华乡的最深处，没有水泥路面，土石山路崎嶇难行，且夜黑不见五指，车行至少一小时才能到达。

李树芬的父母就生活在这里，四年前，李树芬也是从这里离开家，到瓮安县城租房子，和哥哥开始了县里的学生生活。十七岁的她，如今要以这样的方式回家，是谁也想不到的。凌晨十二点半左右，在靠近泥坪组的山路上，记者先后遇到了反向开回的七辆车牌为「贵J2」开头的越野车，和一辆小型货车。「贵J2」是瓮安县政府的车牌。而后一辆小型货车，正是从西门河拉走冰棺的那辆车。一路跟著的「冰棺老板」卢小平告诉我们，尸身已经放下了，冰棺随货车撤回。

凌晨一点，在漫漫漆黑的山路里，终於看到前面点点灯光。那里就是雷文村泥坪组，李树芬的老家。向灯光走去，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棺木。普通棺木，长长的，盖著厚厚的白色不透明塑料布，停在院子里。这就是李树芬家的院子，院后一个大屋，都坐满了人。棺木旁边的地上，也铺著凸起的不透明塑料布。天上正下雨，雨水哗啦啦滴上，又流下。院子里的人告诉记者，原来这才是尸骨！

冰棺撤走后，尸体并未抬入棺木，而是放在旁边地下。明天还会做最后一次尸检吗？冰冻十天后解冻的尸身，一个雨夜之后，尸检，还可能吗？院子里的人说：你是记者吧，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尸检的。定睛一看，来宾自我介绍，才看清，院子里坐著的近二十个人，几乎都是政府领导。玉华乡乡长、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派出所所长等等，用女政法委书记的话就是：「都到齐了。」领导说：「我们乡里这麼大的事，必须要在场嘛。一是表个态，二也是要稳定秩序。」

没有机会等到第二天早上，在现场停留约半小时后，当地警方即护送我们一行离开雷文村。七月一日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是这样描述李树芬死亡经过的：「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这个不清不楚的自杀过程几乎是单方面採信嫌犯口供而没有其他佐证，也没有让死者家属出席发布会，而「半夜在桥头做俯卧撑」的细节更被全国老百姓冷嘲热讽，「俯卧撑」也因此成为当下最热门的网络用语。



至於民间流传的谋杀版本，各种各样，有说姦杀，有说报仇，有说感情纠纷，都无法提供準确证据。同样地，政府版本也不行。没有人能找得到王娇、陈光权、刘言超这三个最最关键的在场当事人。所有人都说，他们失踪了。一度失踪的，还包括李树芬的父亲、母亲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哥哥李树勇，以及叔叔李秀忠、房东刘学金等。



李秀忠在消失五天后，最终在医院露面，对官方媒体说自己被不明人士打伤，与警方没关係，并说：「我认为事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扩大和利用了……」李秀忠这个非常「主流的表态」让人怀疑是言不由衷。信息不公开，程序不正义，让政府的行为始终受到怀疑，让人慨嘆当地政府仍未在事件中汲取教训。

事实上，瓮安事件在六月二十八日达到顶峰，已经超越李树芬之死。在当地社会矛盾尖锐、公权力信誉低下的情况下，任何涉及民生民权的事件，都有可能形成极端民意的集体爆发；任何关於政府的负面传闻都可以酿成一场大风暴，无论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姦杀，也无论李树芬是否真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