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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南风窗》 文章作者：袁伟时
17世纪以降，世界地图急剧变化。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灭亡；苏联崛起和覆没；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步瓦解直至灭亡；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又在20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与此同时，美国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从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变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德国、日本一度成为20世纪的法西斯匪徒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让人类付出几千万条生命才迫使他们回归正轨，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而亚非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则至今还在苦苦挣扎。如此等等的国家兴替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人们留下不少历史智慧。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必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17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或正在形成，严格说来，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 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

　　2． 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3．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4． 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四百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方生未死，错杂纷陈，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极为稀少，而兴起的艰辛和覆没、沉沦的痛苦却包含足为后人鉴戒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愚意以为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第一． 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在东亚，1644年满州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专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i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ii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他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他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他们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iii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脚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1）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2）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3）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这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4）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大宪章》iv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4．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5．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6．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wto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 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1688年)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v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vi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vii

　　第二． 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1．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2．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主要原因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 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 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关键在如何看待现代社会。

　　第五． 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四百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1．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2．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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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中大中国研究中心 文章作者：李丹慧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由此，他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之后，又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将中苏边界问题也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一、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1]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2]从字面上看，这一次清理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3]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4]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5]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6]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7]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二、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19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对于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趋向，毛泽东也逐渐由对苏共新领导批判斯大林的大党、大国主义及独断专行等作风的赞同，转变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8]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9]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责备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10]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11]

　　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章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2]

　　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13]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14]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15]这即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目的。两个月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6]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7]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

　　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8]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19]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

　　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是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边界问题上的必然反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196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考虑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的思考当中，进而将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19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20]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即曾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21]“东京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22]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长远看中国是其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23]

　　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24]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25]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遏制苏联，从而对中国做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他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26]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27]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做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28]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29]毛泽东要与苏联抗争到底。（燕南，http://www.yannan.cn）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做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30]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1]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19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32]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33]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34]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5]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36]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37]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四、珍宝岛事件的后果

　　既然毛泽东已经把中苏的边境冲突纳入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整体思路和策略安排，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后果也就直接促成了1970年代初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

　　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38]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39]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40]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对于任何外交事件、边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打破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一种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41]可见，苏联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也是忧心忡忡的。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42]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43]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44]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45]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46]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47]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48]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49]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50]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