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从山中来

Post by asun;2391995
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加拿大？追求自由，寻求人身保障。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这场RECESSION中，丢失了工作，找不到稳定的经济来源。面对窘迫，我们就可以让渡出自己自由的人身权利，卖身投靠各种海外的政治势力吗？
自由，只有失去了才会知道它的珍贵。

中国人正在体验被群体强奸的快感中(转载)

古代一个丫鬟，偶放一屁，恰好被主人听见。主人以为放屁不雅观，非要打丫鬟的屁股。当主人看到丫鬟的美白的皮肤后，便把丫鬟给强奸了。一天，丫鬟又来找主人。主人问：“何事前来？”丫鬟说：“我又想放屁了。”被强奸是一件痛苦的事，可是一个丫鬟为何从被迫强奸发展到了主动送奸？显然是被强奸的快感在作怪。还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小偷去一家偷东西。发现女主人在裸睡，于是，淫心大发。女主人一阵挣扎，小偷以为要喊人。十分惊慌。不料，女主人却说：“贼哥哥，你是什么时间来得。”   
一位智者说：“强奸一次是强奸，强奸多次是夫妻。”很多人在第一次被强奸时，感到痛苦。可是，几次被强奸后却成了夫妻。可见，强奸带给的快感，是一种神气的力量。一个宫女被齐桓公强奸，这对于拔腿无情的帝王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得到快感的宫女来说却耿耿与怀的大事情。齐桓公老年，被人用围墙围困。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个宫女爬过围墙，来到他的身边。齐桓公问宫女：为何对自己这么好？宫女说：“我就是那个被你强奸过的宫女。”类似宫女“一日被奸百日恩”的现象，在生活决非个别现象。
(博讯 boxun.com)
    强奸带来快感，在生活中是很正常的事情。生活就是充满神奇，当一个人或一群人第一次被压迫时，可能大喊大叫，难以忍受。可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屡屡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长期被压迫，产生被压迫的快感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压迫人民一次的是贼，如果长期或一贯压迫人民的人，却会成为最受爱戴的大救星。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乌克兰在三十年代初付出了一千一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在1936年到1941年的大清洗恐怖浪潮中共有七百万人丧生。这类屠杀曾一直持续，斯大林一共至少应对两千五百万人，甚至可能达四千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成了一个残忍、暴戾而又极富组织能力的暴君之手。可是，在莫斯科省的一个区党代表会议，会议进程中每次念到斯大林的名字，所有代表都一跃而起，高喊“乌拉”。会议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时，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几分钟过去了，场面依然是欢呼依旧。人们的手掌已经发疼了，手臂已经麻木了，然而谁也不敢第一个停下来。
   
    如果想要一个或一群人听话或癫狂，强奸的办法比协商的办法更让人产生快感。一次整人就是一次强奸，而多次强奸比一次强奸带来的快感更多。萨达姆上台后，在一次清洗反对派的大会上，每当念到一个被清洗者的名字，会场就是一次雷鸣般的掌声。清洗一个，一片欢呼。当清理结束后，整个会场成了狂欢的海洋。独裁政治就是这样，人们一次次被清理，就是一次次强奸。快感随着被奸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强烈。一个统治者成为他们的暴君及精神领袖之后，整个国家也就成了快感的海洋，高潮的世界。
   
    朝鲜金家王朝，可谓现代社会的一大恶魔。可是人们却把他比作慈祥的父亲、伟大的领袖、舵手、统帅、红太阳。有一次，朝鲜体育代表团到韩国参加比赛，金正日的照片在韩国街头遭雨淋湿后，恰好，为朝鲜的美女啦啦队成员看到。为此，她们失声痛哭，并强烈抗议韩国政府的侮辱行径。30～40个美女跑到宣传横幅前，表示强烈地抗议。一路上，她们高举着金正日的照片，一边如丧考妣。看到北韩美女助威团大声哭喊，一个过路人形容她们“就像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
   
    人一生难免不被强暴，被歹徒强暴，我们往往能感觉强暴。可是对于强权强暴，人们往往先是痛苦、继续麻木，只好可能发展到快感。这让我想起一个幽默。一个女文工团员结婚后，在新婚之夜，军官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了。丈夫很气愤，非要去跟强暴妻子的人算帐。女文工团员只好说出了她和几个姐妹轮番服务伟大领袖的事。作为军人的丈夫马上从床上爬下来立正说：“向伟大领袖战斗过的地方敬礼！”
   
    “绿帽子”也能给被强奸者家人带来快感。这是痛苦、麻木之后的必然。在一个时时被强奸的社会，被强奸的快感也是一种极易传染的疾病，让被强奸者的家人也要分享一下快感的传递。在封建社会，大臣受罚，要对皇帝心存感激，即便被杀，临死还要谢主隆恩，高喊“吾皇万岁”。至于家人痛苦、麻木之后，必须在“吾皇圣明”快感之中才能寻求出路。
   
    压迫就象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摆好姿势享受快感也许是最好的出路。在“要么被杀，要么闭眼”的现实中，把屈辱转化为快感不失为一种摆脱的方法。在一个痛苦、屈辱而又无助的现实中，我们常常被人强奸。在被强奸的快感作用下，我们成了一个自觉的、恬不知耻的助奸者。
    　　
    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了。”强奸之下，□□不仅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还能在极致的奴隶生活中体验到被强奸的快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灭绝帅才

Post by asun;2392099
我唯一担心的是被太监强奸。

那个tj是吗

灭绝帅才

Post by W2S;2392026
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的贡献. 但是本人对蒋介石本人绝对没有好感.
放弃东北: 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工业为日本日后南下中国起到决定作用. 在抗战后期, 日本在东北的产值超过本土.
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唯一一次大战抗战胜利. 查查资料看看蒋介石的丑陋的行为.
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 直接造成了跨越豫皖苏３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大灾难，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直接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人为的一次黄河洪水大灾难。
长沙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少數幾個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
实际上还有许多例子......

知道为什么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年解放军就打败了国军?
不是抗日中八路军多，消灭鬼子多，而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赢得了民心，许多国民党军队迅速倒向了了中共，后来解放大军中有大量成建制的部队都是国军起义投诚部队(例如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 形势发生了一边倒, 全国一片反蒋呼声.

共产党的长期洗脑已经把大陆百姓忽悠傻了。

东北是蒋介石放弃的吗？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取得对东北的实际有效控制，东北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盘，真正原因是张学良这个纨绔子弟面对人数不多的日本兵畏战避战。而国民政府政令还无法通行全国，协调无力（这其中，苏俄支持下的中共在国内牵制和捣乱，是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弱国无外交，弱国常常只有忍辱的份，这往往不是一个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哪个领导人不想开疆拓土而甘愿丧师失地？

说到“主动放弃”，不得不提毛贼东这个贼之大者。1962年对印度打了大胜仗，却命令部队撤回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后数十公里，将数万将士吃大苦耐大劳夺回的藏南宝地又拱手让给印度阿三，造成今天这个尴尬的“阿鲁纳恰尔邦”。毛贼东只不过是想满足他的天朝大国帝王思想，缺乏国际关系常识，独断专行。否则，以共产党统治下那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国焉有守不住藏南的道理？

国力衰弱、政治混乱造成的国土被迫沦丧，岂能跟军事胜利背景下的失地相提并论？中共丧失藏南，与清朝对法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却丢失了越南一事，可以并载史册。

至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优秀表现”，更是可笑的呓语。中国的抗战是由中国的政府军承担的，而决不是“游而不击”的中共所谓“游击队”。 大陆政治教科书一贯呱噪的所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什么“中流砥柱”，一堆狗屎扯淡大谎言。

俗话说的好，不做事的永远不会犯错，认真做事的时不时犯个错。不抗日的中共在抗战期间就不会犯错，而全心抗日的国民政府无法避免时不时犯些战略战术失误。抗日战争是个艰苦的敌强我弱形势，兵荒马乱的，国民政府不可能事事都做到完美，许多表面看似国民党直接造成的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其实应该算到日本鬼子账上。

共产党后来赢得内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轻贱人命”、“不择手段”、“心狠手辣”都是至关重要的。打仗冲锋，胁迫百姓在最前排充当炮灰是惯常手法，还美其名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围困长春，不惜让普通百姓留在城内消耗粮食，饿死数十万人，毛贼东没有皱一下眉头；国民党军队手软心不黑，打了十几年抗战，普遍疲惫厌战，不愿意屠杀自己同胞，大量官兵主动“投诚”共军。那时许多中国人没有看清共产党的魑魅魍魉真面目，另一方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混乱而真心拥护共党，导致整个大陆最终沦陷。

capitalist

Post by asun;2392099
我唯一担心的是被太监强奸。

担心来自想象力， 还是有过亲身体会？

灭绝帅才

还原“九一八”国共历史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已是“九一八”事变78周年了。随着史料的逐渐被披露，这个被海峡两岸同称为“国耻日”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相继显露出历史原貌。证据显示，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最初起源于两国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因内乱和利益分裂而难有建树，中共则是煽风点火的推手和最大利益获得者。煽动民意而枉顾人命的做法迄今不绝，反思历史亦当为今人诫。
国军“不抵抗”期和平解决
1931年，日本军官石原调任关东军参谋，9月18日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猛攻沈阳的张学良军，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却根本不理会上级指示，反而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和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高层交涉，都被军官拔出军刀威胁。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为支持蒋介石挥兵入关，北伐战争后拥兵10万驻扎在北平。当时东北仍有14万驻军，但在战斗力上缺乏近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制空能力。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事变后，经和军事顾问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命令。他忧虑东北军会输给日军，自己将丧失根据地，因此希望避免事态扩大。
当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产党叛军，得知事变后21日返回南京，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扩大，因此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后来中共为打击蒋介石而宣传称张学良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但事实是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张学良1991年重获自由后，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当年的“不抵抗”决策完全由其决定。他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时认为“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是“战”还是“和”的苦恼，蒋介石最终采取“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通过解密《蒋介石日记》和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战胜日军几乎不可能，应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他自1928年北伐军对日妥协的“五三惨案”后曾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他从5月10日后的日记中均以“雪耻”开头。
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消除中共分裂主张后再集结力量对抗外来势力的原则却遭到国民党内部阻力，汪精卫和孙中山长子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并打出积极抗日的口号。在中共旨在转移压力的宣传下，当时中国的舆论完全倾向于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爱国学生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大学学生甚至冲入外交部将部长王正廷殴打至重伤，后者被迫于9月30日辞职。
中华民国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裁决。当时是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温和派代表人物币原外相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同时，同意立即撤军。国联理事会30日达成中日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称，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日军行动旨在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将立即开始撤退。中方则承诺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安全，并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关东军却不理会日本政府的命令，要在东北建立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但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及土肥原大佐22日举行秘密会议，确立在满洲建立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而领导人的最合适人选则是清朝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币原外相则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他在满洲建国是政治阴谋，请他自重。但复辟心切的溥仪还是投入关东军的怀抱。
在中国展开外交斡旋的同时，日本学生却发起大规模“爱国运动”，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其“爱国行为”，指责政府的“软弱”政策。
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11月又向东北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因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约1.4万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团增援。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却独断地派出2个师团约3万人增援关东军。
蒋介石在向和平解决东北冲突无效后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下野，南京和广州政府统一，新国民政府以广州派为主，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新政府虽宣布积极抗战，但得不到各地军队的实际支持，体会到“口头抗日简单，实际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张学良也以新政府没有提供支持为由，拒绝死守锦州的命令，将全军撤入山海关内，试图保住其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
因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若榇内阁12月11日倒台，犬养毅内阁成立。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私人关系的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危机，12月20日秘密派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且不承认次年3月1日成立的“满洲国”。但这却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狂热军人5月15日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杀害。以后的文职内阁变成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承认“满洲国”后，次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中共推波助澜激化矛盾
史实显示，在某种意义上，“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和日本“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宁要廉洁军人，不要腐败政治家”的社会舆论基本站在狂热军人一方，令政府无法追究林铣的违令行为。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的凶手，认为“爱国无罪”，发起全国签名为凶手开脱减刑，甚至有少女写信要嫁给杀人凶手。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两国高层仍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中共扮演的却是推波助澜的角色，不但以军事分裂拖住国民党政府的后腿，更煽动民意以激化矛盾。而战后又把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说成自己的组织，甚至把后来向西北的大溃败也美其言曰“北上抗日”。而事实是义勇军多为东北军残部，所谓“打响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也是国民政府黑龙江省代省长兼黑龙江步兵第3旅旅长，他在投降满洲国后又被张学良策反。更可笑的是，日军侵华是以东北为突破口，以华东和东南亚为主要目标，向西北转移兵力并非抗日，而是藉国民政府抗日之机苟延残喘以图卷土重来。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宣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不撤兵则不交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被殴，外交部遭砸，上海市长张群挂冠以去。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针对此说：“凡此种种，无不为侵略者添翼。”他指出，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就藉机说：“头可断，兵不可撤。”
不幸的是，当年中国又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灾区漫延十余省，尤以长江及淮河流域为甚，灾民达5千万人，死亡枕藉，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急待赈济。连年内战早已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中共控制的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张，成为对南京政府的另一威胁。蒋介石对江西苏区2次围剿失败后，正发动第3次围剿。加上广东政府分裂，以致南京在期待息事宁人的心理下，对东北局势研判失误。
蒋介石在“九一八”次日写道：“……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因当时中国形势复杂，实际所为与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更是整个中国军队的责任。当时中国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抗日救国，实际并不肯贡献实力，其中也包括中共的割据势力。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旨在首先消除私家军，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外侮。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这种理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军官在没有中央政府命令下发动侵略，并非为个人或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是非正义的，但其内心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
“九一八”事变与其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不如说是中国国民革命走向失败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被迫将主要力量放在对抗外侮上，没有机会在兵连祸结后休养生息以图自强自立。而中共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获益者，有机会争取民意和藉机坐大，这从中共建政后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即可见一斑。
日本政客了解侵华后果
谈到“九一八”事变，就不能不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而这又要追溯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俄罗斯1900年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列强签订停战条约后，只有俄罗斯未从中国撤军。日本1904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撤军，引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且不论日本参战动机，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有益。日本战胜后，俄罗斯把与清政府签订在关东州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
1895年甲午战争后到1915年日本提出《21条》的20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日本也积极帮助中国变法和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逃入日本领事馆并流亡日本。孙中山前后在日本住了逾10年，还接收日本政界和民间很多资助，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也都在日本成立。日本还对孙中山等1913年7月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支援资金和武器，但拒绝出兵相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日本根据《日英同盟协议》，在英国对德宣战36小时后也向德国宣战，并于11月攻占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由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因日本人支持其政敌孙中山而排日，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日本拒绝从中国撤军，反而向袁世凯抛出极强硬的反要求，即《21条》，后撤回5条。为保住总统宝座，袁世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这16条要求，同意将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期延至1997年，南满铁路延至2002年。
中日关系从此急转直下，中国掀起抵制日货等运动，在日数万中国留学生有半数愤而回国。但孙中山仍留在日本，甚至被骂为“汉奸”。袁世凯1916年死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在其后军阀混战中，日本也没有直接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结束，在次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向日本提出归还前德国在山东殖民地的要求，但除意大利外的列强都同意日本继承该殖民地和特殊利益。作为交换，日本向北京提供2千万日元的铁道修建援助金。代表签约后引发“五四”运动，北京在民众压力下罢免了3名被指责为卖国贼的高官，同时拒绝正式签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损失使欧美各国的社会构造和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和平主义思潮抬头。当时中国是唯一没有变成列强殖民地的国度，人们担心列强在角逐中国时会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因此于1921年8月邀请英、法、日、意、中、比、荷、葡在华盛顿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达成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则要对各国门户开放并机会均等。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大规模裁军，并对中国做出不少让步，宣布收回《21条》中一些不平等条约，并将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归还中国，但要求青岛成为开放港口。日本1922年又取消中国在义和团事件中对日赔款的约70%剩余部份。此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中日经济来往也迅速扩大。英国在1920年代初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占中国进口商品逾40%份额。1925年因“五卅”事件导致的反英运动使英货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猛跌至30％以下。1926年后日货在华份额超过英货，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日本政府在“九一八”前和事件发生后均反对关东军的露骨侵略，是因为他们比狂热军官看得更远些，认为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从日本的整体利益上来看弊大于利。日本是个在粮食和原材料都严重依赖外国的对外依赖型国家，最怕在国际上被孤立。而露骨侵略明显违反《九国条约》，受到国际社会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阻害作用。而中国当时也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侵吞中国领土后导致的中国人民反日运动必然使日本失去这个巨大市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贸易额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400万日元。
狂热“爱国”提供战争市场
日本从1921年7.3亿日元军费到1930年5亿日元以下的大规模裁军，引起军人的强烈不满。失落和焦躁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成员。
与此同时，中国政局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革命军1927年开始北伐，并提出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北伐军强行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的撤军则使日本产生唇亡齿寒的感觉。和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不同的是，当时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对此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在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激进的左派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
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温和派，对中国的革命行动采取不干涉态度，但引起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1927年4月倒台。接任的田中义一是强硬派，以保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在未能阻止北伐后主动撤军。田中随后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但却被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河本在张作霖被北伐军击败，1928年6月3日逃回东北炸死他，希望乘乱占领东北。但东北军却采用密不发丧的策略，张学良其年12月突然宣布“易帜”，接受国民党领导。
田中因军内压力而无法严惩肇事者，导致天皇强烈不满后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因天皇不满而辞职的首相。至于所谓日本早已策划侵略中国证据的《田中奏摺》，则已因诸多不符史实的自相矛盾之处，而被史界认定为伪造。即使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当时并无进一步染指中国的计划。“九一八”主谋石原莞尔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认为此举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在意见未被采纳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回家种地，也因此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
日本陆军总部后以其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为由，仅对河本实行停职的内部处分。这种以“爱国”为藉口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后来下级狂热军人“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九一八”后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方动向也与这种被舆论控制的“民意”有关。
接替田中的滨口属温和派，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1929年初正式向日本提出收回大连和旅顺主权及南满铁路等4项要求。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反华高潮，日本人声称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为代价从俄罗斯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轻言放弃。而面对中国因北伐激起的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势必导致中日两国冲突。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克制，中日战争1929年就会爆发。

wudren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争议的东西，争来争去永远不会有结果，楼主如果崇尚民主，就应该懂得民主的精髓——妥协，多做一些有利于华人团结的事，少说一些不利于团结、刺耳的风凉话，再说在这个华人占绝对少数的加拿大，评论国内的历史政治，对你在国内的组织（如果你有组织的话）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你是为西方政治团体服务而拿佣金，那也得看看佣金是否足够多，毕竟你出售的是你的外表（如果你外表长得像华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搅粪棍，我得小声提醒你一句，你肚里除了肛门内，大肠里面也有粪，如果你只是一个发了疯的病人，对不起，这个回帖自动作废。
（小小不满：你不表明你的身份，害我多打了许多字）

豆芽奶茶

Post by 灭绝师丈;2391668
谁家不懂事的孩子冒充灭绝门号，在此撒野？
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你该好好管管你的孙子了。这个家伙被那个婊子给冰火了，神志不清，赶快把它叫回来，好好教育一番吧。

zxcvbnm30

Post by asun;2392110
不知所云啊。
我只是提醒同胞们，不要以为自由就是可以瞎来的。
中国国安，其实办事很有规矩的。国内有很多民运人士，名声很大，没人抓他，但一旦接受境外物质（现金或物资）资助，就取证抓人了。我有个表哥，英籍华人学者，一入中国海关就有人全程“保护”了，他倒落得轻松自在，到哪里都不担心小偷或暴力伤害了。讲证据，而不是认人，而不是认你的观点/立场。
就说这美9吧，我要是娶了你，新女婿过年回新疆见丈母娘，地窝堡机场一落地，你就被国安请去喝茶了，这年还怎么过啊。

呵呵，不知所云？只是见你前言不搭后语地，以为你在忏悔自责。谁知高估你了。
既不爱中国，也不爱加国。真够潇洒的，只爱自己，一个人丧失道德底线，就会为了钱什么都干。
国安比你说的更厉害，别以为说话不犯事，电话录音随时恭候。记住别学你的表哥，到哪也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
自由没了，失业金也不好意思领，医疗又没保障，回国当网评员或者加入国安是个出路，要自觉抵制境外物质诱惑，你这种情况特别容易走到卖国的立场上去，明白吗？

灭绝帅才

Post by wudren;2392241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争议的东西，争来争去永远不会有结果，楼主如果崇尚民主，就应该懂得民主的精髓——妥协，多做一些有利于华人团结的事，少说一些不利于团结、刺耳的风凉话，再说在这个华人占绝对少数的加拿大，评论国内的历史政治，对你在国内的组织（如果你有组织的话）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你是为西方政治团体服务而拿佣金，那也得看看佣金是否足够多，毕竟你出售的是你的外表（如果你外表长得像华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搅粪棍，我得小声提醒你一句，你肚里除了肛门内，大肠里面也有粪，如果你只是一个发了疯的病人，对不起，这个回帖自动作废。
（小小不满：你不表明你的身份，害我多打了许多字）

地球人都知道，中共是个财大气粗的政治团体，最大方出佣金找人替它办事儿的，就是它。

如果你是为中国大陆这个唯一合法的政治团体服务而拿佣金，不但要看佣金是否足够多，也要看你做的是否对得起你的良心，将来会不会遭到报应。

tiger111

【2009/09/30 聯合報】
再过两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一九四九年，是两岸分裂分治的开始。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内战，其实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内忧外患的总结；其中，一九一二年是帝制与共和的对决，共和胜；接下来是内外交煎的民国，苦苦撑持至对日抗战惨胜，到了一九四九年，则出现民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决，结果共产党政权席卷大陆，国民党政权撤至台湾。

一九四九年在本质上是军事斗争的胜败。当年，国共双方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大体上只是装饰军事斗争的口号；国民党未行「民主」，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也只是学运、工运，与「杀地主／分田地」的皮毛而已。国共的胜败，其实不在「主义」的是非正误，因为当时两边的「主义」皆只是「标语」；主要的胜败因素在于：国民党是被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蹂躏得不成形状的中国之主政者，而共产党当年唯一的任务就是叛变。

不过，当年国共斗争用于号召全民的真正主题，却是「主义」，也就是「中国何处去」的问题。军事斗争虽分出胜败，然未在「主义」上分出是非。这个大是大非，反而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看得比较清楚。

其实，毛泽东一辈的共产党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或是粗识共产主义而恶意误用了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三反、五反、反右整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接着又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试问：这就是共产主义吗？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就是凭着这样的共产主义而赢得了国共战争吗？

勿以胜败论英雄，勿以胜败论是非。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当然有诸多必须自负的责任，而不能全盘归诸「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云云，且国民党在台主政也有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等污点；但是，现今的台湾在民主法治上的成就，如直选总统、如政党轮替、如法院对犯罪的总统判刑，以及六十年来始终以自由经济为主轴，这却不啻是大致体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自强、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国共内战，中国几代人物所追求的政经境界。台湾在实现自由经济上较大陆改革开放至少早了三十年，在解严实现全盘彻底的民主政治上则至今已早了二十一年，何况六十年来台湾皆在「渐进民主」的轨道上，而大陆连民选县市长亦尚不知在何年何日。

也许有人说，台湾这么小，不算什么；但是，新加坡小，瑞士也小；何况，台湾六十年来的处境如此窘促艰难，却能实现自由民主。不因胜败论英雄，当然更不能因形体大小论是非。

六十年前见军事胜负，六十年后论政经是非。北京政权现在被西方世界喻为「开明专制」，这是中共极大的进步。毕竟，土高炉不是「赛先生」，「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德先生」。今天真正可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不是毛泽东那一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共产党，亦即不是一九四九年以武力打败国民党那一批共产党；而是邓小平及其后两个梯队的共产党，也就是政经脚步愈来愈像台湾的这个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因「主义」分歧而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如今却皆在朝往政治民主及经济自由的同一轨道上。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路线上，台湾毕竟比大陆领先了好几步；而且，应可断言，北京必须愈来愈朝向民主自由，愈来愈松绑「四个坚持」，始有可能真正「和平崛起」。

一九四九年已远，时至今日，两岸关系愈发不可能用军事解决，而必须用民主自由的法则来解决各自内部的问题及两岸的问题。如果北京方面仍认为两岸问题是「中国问题」，就不能再以武力论胜败，而必须用民主自由来论是非。相对而言，台湾方面亦应自觉，当台湾落实民主自由的政经成就，能成为整个中国的参考架构，台湾始可能在两岸关系中维持「不统不独／亦统亦独」，并找到不以武力而以「主义」立足的利基，台独反而是台湾最脆弱的政治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最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的共产党」蜕变为「邓小平的共产党」；两岸关系也因民主自由的思潮取代了共产主义教条，而到了应当诉诸是非、不可诉诸武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