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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暗中查禁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是五十多年前他们自己的言论，本书大多选自40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共党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和谈话。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5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向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国民党在台湾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稳定后，率先走向了民主的光明之路，开党禁、报禁。

以下节选自《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幺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专论，1944）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幺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新华日报》1944）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
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union

牢记历史是为了不再愚昧，不再重复已犯的错误，是为了启迪智慧，走正确的路。

所以中国现在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抵制迷信、取缔邪教。绝不让白莲教，义和团、一贯道。。。再出来害人。

看来b9女士早就醒悟了。

W2S

说别人被洗脑,那么你本人是否已经被洗脑, 从你自己的经验推断到别人身上?
1. 苏俄支持下的中共在国内牵制和捣乱--当时苏联主要在政治上对中国指导和支持, 其中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 当时的共产党的武装只有大约3万人, 并且武器装备非常落后. 当时如果国民党政府能让他们生存和发展, 共产党就已经很满足了. 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痴呆, 用这点武装部队同国民党的百万部队捣乱....而是蒋介石根据苏俄的成功经验, 害怕共产党壮大, 想尽快消灭共产党.
2. 张学良不是傻子, 没有东北的老窝, 只有寄人篱下依靠政府来供养他的部队...这就是日后为什么他发动西安事变. 当时丢了东北, 对蒋介石没有太大的损失. 如果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打回去, 那么要对蒋介石打击很大. 1)要知道当时的20多万东北军在帮蒋介石...
2)如果张学良真同日本干起来, 而日本封锁海上, 那么国民党的主要税收--关税.....
3.如果说 张学良害怕日本人, 在他老爸被日本炸死后, 只要顺着日本人, 不就没有事了吗? 查查资料, 看看为什么日本人对张学良失去了希望.......
4. 查查资料, 看看张学良对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评论.........
5. 查查资料, 如果说光明磊落, 何必雇用黑帮(四一二惨案)
6. 查查资料, 如果说为了抗日, 何必对花园口事件说谎?
7. 查查资料, 为什么为了不让苏联帮助中共, 而让蒙古独立?
...............

Post by 灭绝帅才;2392205
共产党的长期洗脑已经把大陆百姓忽悠傻了。

东北是蒋介石放弃的吗？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取得对东北的实际有效控制，东北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盘，真正原因是张学良这个纨绔子弟面对人数不多的日本兵畏战避战。而国民政府政令还无法通行全国，协调无力（这其中，苏俄支持下的中共在国内牵制和捣乱，是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弱国无外交，弱国常常只有忍辱的份，这往往不是一个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哪个领导人不想开疆拓土而甘愿丧师失地？

说到“主动放弃”，不得不提毛贼东这个贼之大者。1962年对印度打了大胜仗，却命令部队撤回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后数十公里，将数万将士吃大苦耐大劳夺回的藏南宝地又拱手让给印度阿三，造成今天这个尴尬的“阿鲁纳恰尔邦”。毛贼东只不过是想满足他的天朝大国帝王思想，缺乏国际关系常识，独断专行。否则，以共产党统治下那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国焉有守不住藏南的道理？

国力衰弱、政治混乱造成的国土被迫沦丧，岂能跟军事胜利背景下的失地相提并论？中共丧失藏南，与清朝对法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却丢失了越南一事，可以并载史册。

至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优秀表现”，更是可笑的呓语。中国的抗战是由中国的政府军承担的，而决不是“游而不击”的中共所谓“游击队”。 大陆政治教科书一贯呱噪的所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什么“中流砥柱”，一堆狗屎扯淡大谎言。

俗话说的好，不做事的永远不会犯错，认真做事的时不时犯个错。不抗日的中共在抗战期间就不会犯错，而全心抗日的国民政府无法避免时不时犯些战略战术失误。抗日战争是个艰苦的敌强我弱形势，兵荒马乱的，国民政府不可能事事都做到完美，许多表面看似国民党直接造成的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其实应该算到日本鬼子账上。

共产党后来赢得内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轻贱人命”、“不择手段”、“心狠手辣”都是至关重要的。打仗冲锋，胁迫百姓在最前排充当炮灰是惯常手法，还美其名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围困长春，不惜让普通百姓留在城内消耗粮食，饿死数十万人，毛贼东没有皱一下眉头；国民党军队手软心不黑，打了十几年抗战，普遍疲惫厌战，不愿意屠杀自己同胞，大量官兵主动“投诚”共军。那时许多中国人没有看清共产党的魑魅魍魉真面目，另一方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混乱而真心拥护共党，导致整个大陆最终沦陷。

豆芽奶茶

Post by gaga;2392797
那个网名叫什么“灭绝帅才”的高级鸟，是想灭绝所有的帅才； 还是其人是帅才，要灭绝外人？反正，就是要灭绝别人。各位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屌的吗？或者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配有屌的吗？就算这小子有，也是最小号的，连装饰作用都不行。
就这德行，还吹捧蒋委员长，蒋光头都被他吹得不值钱啦。何况委员长患过鸟病，很忌讳鸟太小的人。总之废人一个。

我早就看出来了，灭绝帅才是B9的姘头，同时被XX组织给收买了。两只畜生反华真是不遗余力啊

qazwsx

Post by W2S;2392970
.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的贡献. 但是本人对蒋介石本人绝对没有好感.
放弃东北: 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工业为日本日后南下中国起到决定作用. 在抗战后期, 日本在东北的产值超过本土.
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唯一一次大战抗战胜利. 查查资料看看蒋介石的丑陋的行为.
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 直接造成了跨越豫皖苏３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大灾难，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直接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人为的一次黄河洪水大灾难。
长沙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少數幾個2000多年城
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
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
实际上还有许多例子......
知道为什么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年解放军就打败了国军?
不是抗日中八路军多，消灭鬼子多，而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赢得了民心，许多国民党军队迅速倒向了了
中共，后来解放大军中有大量成建制的部队都是国军起义投诚部队(例如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 形势发生了一边倒,
全国一片反蒋呼声.
.

常见你贴一些关心当今中国农民现状的帖子，原以为w2s是个民主人士，近来高调挺毛，w2s该不是个毛左派吧，对当今修正主义政权不满，打算回归到毛时期？

在你“查查资料”的呼吁之下，本人费了番周折，本着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向你探讨，不对之处请指出：


1。关于9.18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众所周知，蒋只是当时名义上的领袖，各地军阀常有对中央阳奉阴违之举，军阀在自己的管辖之地拥有绝对处置权，东北是张老巢，是弃或留，军阀常以自身利益为权衡标准，故放弃东北主要责任在张当属实言。

2。长沙大火
战争时期为避免资敌，实行焦土政策是常规做法。如果判断日军将攻下长沙，立即焚城，当属正当之举。
“当时以起火为号，但是由于一处油坊被炮弹袭击后着火，结果烧城官兵以为是烧城命令，酿此惨祸。”

具体焚城时机把握出了错，当然该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地方长官负责了。

3.花园口决堤
本人谴责这种损民胜敌的做法，但更正一下89万人的说法。
事实上共死亡38万人（当然，这也是个惊人数字），是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统计数字，时间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人数。也有“89万人”一说，这其中不仅包括了黄泛区中日拉锯战中受害而死的中国平民，还有个统计项目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将1939年水灾和1942年蝗灾也算作是黄水罹难人口，但1943年旱灾他们认为和洪水无关，因此没有计入“38万人”之中。而89万人是连这次旱灾死亡人口也算进去了。

花园口决堤的谎言：致死89万百姓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421/13/102443_3212374.html

4。关于“台儿庄大战:是国民党唯一一次大战抗战胜利”
抗战中只有亲共将领的功绩才会被中共传媒宣扬，薛岳，杜聿明这些民族英雄的战绩何时提起过呢？ 既然你不承认被洗了脑，那就当你是不知道，权当普及以下基本常识吧。

抗战22次会战是哪些?
1淞沪会战:
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3个月的战役中，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由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在付出33万多人的巨大损失后撤退，直接导致了南京会战的失利。此战日军伤亡5万余人。
2南京保卫战
3太原会战
此战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付出了重大牺牲，消灭敌军2万余人。
4徐州会战
日军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未能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时间。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1万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5兰封会战
日军试图在徐州会战后继续扩大战果，板垣征四郎师团孤军深入，被以薛岳为指挥的中国军队包围，后功亏一篑。
6武汉会战
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为结束，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取得了毙伤敌军4万人、近10万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7随枣会战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消灭毙伤敌军1.3万人，第5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战略目标。
8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动用10万兵力，却在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抵抗下损失惨重。日军承认“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日军伤亡达2万人，被迫撤退，中国军队伤亡3万多人。
9桂南会战
日军占领南宁和昆仑关后，国民政府从数百公里外急调10个精锐师，对日军发动立体化进攻，取得昆仑关大捷，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10枣宜会战
张自忠上将殉国于南瓜店，宜昌失陷。枣宜会战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11豫南会战
豫南会战是武汉周围地区防御作战中的一次战役。日军一度攻占安徽界首和太和，但在伤亡9000人后，日军最终撤退。
12上高会战
为保证南昌及附近占领区的安全，日军发动试图消灭赣北中国军队主力的上高会战。日军在三路围攻、其中两路受阻的情况下，形成一路孤军深入，被中国军队包围而仓皇撤退，伤亡高达1.5万人。
13晋南（中条山）会战
此次战役日军的目的是“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伤亡不大。
14第二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日军一度攻占长沙，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万人，日军伤亡2万人。
15第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
16浙赣会战
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最后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曾经占领衢州机场，但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团师团长阵亡，日军战史记载伤亡17148人。
17鄂西会战
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国民党第18军坚守石牌要塞，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
18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
在日军3万优势兵力进攻下，中国57师9000余人孤军誓死抵抗长达16天。最终中国军队收复常德等阵地，毙伤日军2万人。
19豫中会战
日军试图通过豫中会战围歼第一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洛阳沦陷。
20长（沙）衡（阳）会战
豫中会战同时，日军开始进攻湖南，打通粤汉铁路。中国军队在衡阳进行了长达48天的抵抗，最终没有支援而遭到失败。
21桂（林）柳（州）会战
日军为摧毁大西南的空军基地发动桂柳会战。桂林和柳州沦陷。
22湘西会战
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对日军进行了包围，创造了雪峰山大捷，毙伤日军1万多人。最终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日军伤亡2万余人，被迫撤退。

还未把印缅战场上远征军的如松山大捷等战绩计算在内，而共产党在抗战中算得上会战规模的，也仅为“百团大战”，所战之敌并非日军精锐，战果为日军损伤2万，我军损伤1.7万。
不知所谓“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从何而来？“全国一片反蒋呼声”，正相反，抗战之后是蒋个人威望达
到巅峰之时。

灭绝帅才

中華民國第二次衛國戰爭是在其艱難尋求國家統一、探索民主道路上的由中共挑起的一場破壞式戰爭。它的本質是華夏族針對馬列族入侵的衛國戰爭，時間從1927年到1949年，而以1946年後為重點。戰爭的結果是馬列代理人共產黨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中華民國則失去了中國大陸，退居臺灣。但要說中華民國失敗則為時過早。那麼中華民國為什麼沒有贏得第二次衛國戰爭的勝利？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歷史背景對國民黨不利，中共卻多難興黨。
歷史向來弄人，沒有日本的侵華、西安事變，我們今天也就不會存在中共禍國殃民的問題。1936年，本來不得人心的中共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惶惶如喪家之犬，東躲西藏。蔣先生正待不廢吹灰之力徹底將其剿滅之時，中共利用隨後發生的西安事變獲得合法身份，得以殘喘，同時利用中日戰爭的國難趁機發展壯大。國難的八年裏，人民水生火熱，國軍浴血奮戰，中共卻從未停止“小動作”，假抗日真發展。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消耗國民黨軍隊，使國軍在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消耗了元氣，而中共不斷發展壯大為刺向國軍最後一刀做足了準備。
抗戰期間，中共軍隊由流寇土匪般的三萬人發展到一百多萬正規軍。盤踞地點從陝北彈丸之地，到蠶食半個中國。這期間正是中共的黃金時期，也是後來“多難興党”的由來。毛澤東也知道感恩，多次對日本的侵華表示感謝。被外國人佔領沒關係，這樣觀虎鬥、坐收漁利正合我意。這就是中共的本質。
中共是掛抗日的羊頭，賣養精蓄銳奪取權力的狗肉。甚至彭德懷發動幾次認真的抗日戰鬥，到後來均被毛賊批判為幫助蔣介石而受到牽連。
相反，蔣先生領導的中華民國國軍艱難抗日。八年抗戰，國民黨有兩百個將軍陣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軍陣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毀機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不但如此，後方又遭受共匪搶佔地盤的夾擊。
日本對華侵略使中華民國的元氣大傷，國民黨官兵長期打仗，出現厭戰情緒，士氣低下，人心疲倦，尤其是對待中共挾持下的中國人民之間的廝殺消極厭戰。
2、軍事對抗上，中共並沒有如國民黨以實現中華民族大義為目標，而唯奪取政權臥薪嚐膽，養精蓄銳。
中共在抗戰勝利後，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千瘡百孔，發現了有利可圖，利用手中的軍隊挾持百姓，加緊備戰。
國民黨面臨戰後重建的問題，以民生為重，一時大意，忽視了毛賊的野心，主動休戰並單方面裁軍，進行大規模國家建設。這些裁撤下來的軍隊直接被中共吸收，由此可見，中共是有備而來的。
國民政府戰後裁軍，而中共卻接受各地的武裝力量，雙方力量對比一直在此消彼長的發生變化。
不可否認國民黨軍隊，在經歷疲憊不堪的漫長戰爭之後，確實有組織鬆懈和軍紀敗壞的現象。軍隊中還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不利於國軍的團結、調配。
中共方面，蘇聯軍隊接管中國東北後，把日軍留下的可以裝配七十萬軍隊的重兵器給了共匪，還把二戰中美國援助蘇聯的一百三十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得到了大量的現代化武器裝備，武裝到了牙齒。從軍事裝備一點也不比國軍差。
在戰略上，它在蘇軍的幫助下，滲透到了東北，佔據了東北的重要軍事防地，在東北立住了腳，背靠主子蘇聯，有了強大的後盾，戰略上立於不敗之地。當時強大的蘇聯不斷援助中共，蓄意顛覆國民黨，以維持其在華既得利益。
3、中華民國經濟建設受到了阻力，給中共可乘之機。
任何一個關心民生的政府，都會在第一時間去解決經濟發展問題。面對百廢待興，千瘡百孔的中國，國民政府需要面對的是建設中國的問題，而中共不需要去面對這些問題，這是它的優勢，因為它只需要鼓動造反，它並不需要去解決全國的社會問題。它把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總結成一句話——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在經濟領域，國民政府發行金元券失敗，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完全可以摧毀一個政權，比軍事打擊更利害。同時加之中共擅長的吹噓擅騙、搗亂的本領，自然會對國民黨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只要是負責任的政府，以民為重的政府，其實不需要戰爭，很容易就倒臺，這一點，中共是無法理解的。
4、國際上，中共大膽賣國換取援助，國民黨卻為民族利益得罪蘇聯
即便是當今，中共依然在不斷以國家利益換取自己的政權穩固。這也是其獲取勝利的法寶。從它成立以來，就投入蘇聯的懷抱，甘當蘇聯在華利益代言人。這麼多年來，一直與蘇聯（以及俄羅斯）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為打贏國軍出賣中國權益以爭取俄援。另一方面，不斷挑撥美國和國民政府的矛盾，使美國不能全心全意幫助國民政府渡過難關。
中共對蘇聯的獻媚是徹底的、一邊倒的。國民黨還會顧及國內尚有的言論自由的批評，在國際關係上，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難於施展，被蘇聯利用，失去了外蒙，琉球，被國內媒體指責，失去了很多名聲，雖然蔣經國先生曾做了巨大的努力。同時，也得罪了蘇聯，讓蘇聯看到：只有中共才是他們的“朋友”，要什麼儘管拿。
美國由於其當時的不擴張主義，加之蘇聯的地緣政治，所以美國的支援政策總是對中共抱有幻想，貽誤戰機，甚至曾經主張分配一些美援給中共。這也是美國錯誤評判了中國形勢，沒有認清中共的本質，而未能及時出手介入。
5、開闢戰線，大力發展宣傳統戰。
中共的間諜，利用國民黨的開明自由，在兩次與國民政府的“合作”中滲透到國民政府的各個機構之中，這些特務一方面在情報方面給中共提供了軍事部署的先機，另一方面，就是指揮著國軍打敗仗。共匪八年附體國軍，情報系統打入國軍內部各個部門，從軍事情報上占了優勢。
國軍深受中共間諜的破壞，熊向暉、郭汝瑰、韓練成是利用自身在國軍中所處的位置，尤其是利用了胡宗南、蔣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近水樓臺。屢屢出賣情報，或者讓軍隊故意往中共的埋伏圈中鑽。這是國軍軍事失利的主要原因。最為有名，級別最高，同時也害國民黨最深的就是：郭汝瑰，參與遼西、徐蚌、平津會戰決策，系蔣介石的軍事“智囊”。蔣介石有什麼安排，中共都早已瞭若指掌，國軍不失敗也難。
城市是國統區，中共當時是兩條戰線，國統區通過宣傳攻勢，在自己的佔領區則實行紅色恐怖。
在國統區，中共抹黑國民政府腐敗獨裁，煽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搞統戰，煽動一些文人邪士反對國民政府。
在所謂根據地搞土改，欺騙和裹脅農民參軍參戰。淮海戰役中共就是用槍逼著農民“支前”。
6、人民的支持，中共是一騙二誘三脅迫。國民黨因過度開放而失國。
中共搞土地革命，騙取了農民中的貧、雇農和痞子無賴以及農村小知識份子和知識份子中的激進份子的支持，並在農村支持痞子流氓起來建立暴力機構，統治了農村中的良民，從而控制了整個農村，也控制了民心，讓民心不得不臣服在它的淫威之下。有了這個成功經驗，到了今天，它依然依靠流氓黑社會打手對全國進行控制。
中共控制了農村，在農村實行紅色恐怖，有了最充足的兵源，為它使用人海戰術提供了條件。一部分騙取、一部分脅迫，騙取民心，綁架農民。其實他也知道，它是不需要民心的，它只需要槍桿子。它甚至會蔑視秦始皇“稍遜”。
國民黨確實也忽略了土地改革，同時又有中共的騷擾。戰爭也沒法讓國民政府安心的建設。不過1951年在臺灣進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非常成功，獲得人民真正的擁護。
在抗戰勝利初期，問題一定會很多。開放媒體言論的自由，在輿論上被敵對勢力攻擊打倒，同時部分黨員墮落，貪污腐敗盛行，失去了很多人的信任。
騙就是中共拿手好戲，承諾給農民土地，給工人工廠，給知識份子言論自由而騙取民心；許諾給民主政黨參政議政以獲得支持。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大謊言。
7、政治上國民黨的失誤。國民政府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開始民主憲政，他的新聞言論自由被中共所利用。
1947年開始行憲，1948年國大正式選出了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憲政國家。從訓政民主向憲政過渡時，“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而舊的制度早已崩潰。所以在政治上形成這種混亂脫節的現象，這是我們政策的失敗，以至整個政治瀕於崩潰”。（見蔣介石在國民黨七大上的政治報告）。
中共在國統區利用新聞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不斷製造輿論的混亂，製造遊行示威反戰，反政府，開闢了第二條戰線，使國民政府的統治越來越脆弱。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政治思想失控，學校成了中共的“城工”（地下黨）。
中共利用民主的幌子欺騙全國人民，鼓動青年和學生，為其造勢，混淆視聽；中共的民主宣傳欺騙了許多激進的愛國知識份子，讓他們上了賊船，失去了知識份子應走的正道，給中共加持了能量；歷史也證明，在那樣一個複雜環境下，媒體的過度言論自由而讓中共利用對其進行的批評最終是埋葬了自己的自由。
如果，中國幸運，只要再給中華民國一年時間，中國一定不會淪落成現在的中國。
總的說來。抗戰後，在抗戰期間社會所積累的各種危機在戰後全面爆發，而這些危機的解決需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由於中共挑起內戰，國民政府沒有時間去解決這些危機，使這些社會危機在“內戰”期間越來越嚴重。
第二次衛國戰爭就是中華民國保護民主憲政的中華國家的戰爭。結果其實最多只能說她沒有勝利，中華民國並沒有被消滅，也沒有投降，她依然存在，而且煥發出從未有過的生機和活力。她還有自己獨立的軍隊，自己的統治區域，強大的陸海空三軍。更重要的是國民的認同，三千萬臺灣的中華民國公民完全認同這個國家，今天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在承認著，她怎麼能失敗呢？反觀中共，雖然靠六十多年前的國家危機時期竊取了政權，但一直沒有得到國民的認同，脆弱到不敢允許一份民辦媒體的存在，脆弱到不敢允許一個反對黨和獨立的政治組織甚至學術團體的存在，不敢和任何一個團體展開公平的競爭，它算一個勝利者嗎？這樣戰戰兢兢的統治能持續多久呢？中華民國和中共的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從軍事的熱戰到軍事的冷戰，到民主和民心的真正爭奪戰，最終的勝利會是誰呢？
這場鬥爭的形式從軍事形式正轉變為建立民主制度的競爭，中華民國在軍事上是暫時的失敗，但是中華民國的整體並沒有失敗，她今天非常強大，無論在軍事還是民主制度的競爭中都比中共強大。
參看文獻：
1，《九評共產黨》
2，《李後主近現代史辨析課程紀要》
（本文轉載自未來中國大學校刊《大學視野》)

灭绝帅才

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

2005年8月13日、14日讲于美国达拉斯和休士顿
（根据讲演现场录音整理、补充）
辛灏年

提要：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
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只可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
从理论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从力量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从事实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党十四年卫国抗战是血写的事实……
共产党领导和坚持抗战是墨写的谎言：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苏共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为阴谋，后为阳谋
中共为求图存、更求扩张夺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始至终都是阴谋
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假抗日、不抗日甚至卖国通敌而选择共产党

灭绝帅才

2005年8月13日、14日讲于美国达拉斯和休士顿
（根据讲演现场录音整理、补充）
辛 灏 年

提要：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
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只可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
从理论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从力量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从事实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党十四年卫国抗战是血写的事实……
共产党领导和坚持抗战是墨写的谎言：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苏共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为阴谋，后为阳谋
中共为求图存、更求扩张夺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始至终都是阴谋
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假抗日、不抗日甚至卖国通敌而选择共产党


前言

各位父老同胞，各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们：
　　谢谢各位！谢谢举办了这次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我们虽然远离故土，但是，我们的心始终都是在和国人一起跳动着的：我们记住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光荣，同时也为这份光荣至今仍然被窃据而深感悲哀。而我们特别感到悲哀的是，今天，有一个党，虽然他的先辈们曾为保卫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流过无量的鲜血，坚持领导了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卫国战争，直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个党的上层势力，近二十年来，不仅早已忘却了这份光荣，而且还想要割断、甚至要拋弃这一段历史。今天，它又因为惧怕那一个恶党，要甘心为他所统战，竟然不论是在岛内还是岛外，岂但对纪念抗战胜利悄然不语，甚至还要变相地对那个恶党“积极配合”，将自身的历史功绩默默地相让给那个恶党……而那一个恶党，当年虽然不抗战、假抗日，甚至通敌卖国，但五十年多来，他非但持续地将那个始终坚持了抗战和坚持领导了抗战的党，诬蔑成不抗战的党，而且持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领导全民族抗日直至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甚至直到今日，当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在中国大陆人民已经经过了二十年之久的历史反思，早已经对“究竟是谁抗日、谁不抗日”的抗战历史，有了相当明确的了解之后，这个已经日暮途穷的恶党，居然还要在全世界、特别是海外华人社会，到处藉纪念抗战而搞统战，甚至是热火朝天地拉开了它“新一轮统战的大戏”——继续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说自己曾经“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族走向了抗日胜利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因此而自说自话道：“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立场　两个标准

　　朋友们：请不要听了我上面的开场白，就以为我是在帮某个党讲话，又在抨击另一个党。在纪念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的日子里，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如果我们当真想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历史，想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立场的问题。这个立场，就是“凡我华人，都要让自己的双脚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和任何一个领袖及个人的立场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了解和辨析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究竟是谁用鲜血写就的和赢得的；又是谁，不仅不可能成为这一场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甚至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破坏者和出卖者，虽然它恰恰因此而赢得了后来“夺权打天下”的成功。
　　然而，光光是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根据这个立场，确认一些共同的标准。因为，只有拥有了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共同标准，我们才可能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股社会力量、甚至是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他们自己所写下来的历史，进行公正的评判。而在这些标准当中，最紧要的，一个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另一个就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
　　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言：“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和诘难……”
　　今天，我就要守住这样一个立场，遵循着这样两个标准，特别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来说一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说一说“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说一说“谁才可能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说一说“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抗日战争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干的？”从而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异常关心的这一段侵透着鲜血和谎言的历史，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作一个知情的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就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

　　我为什么要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呢？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所谓“大中华民国”，就是指由孙文和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疆域上，不仅包括外蒙古在内、而且包括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岛在内。她不是“在台湾”，更“不是台湾”，决不是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所悬挂的那个小小的台湾岛；而是他不再悬挂的、巨大的和美丽的“海棠叶”，是真正的全中国，和真正合法的“全中华民国”。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今天，如果有人问在中共，现在你说的“一个中国”，究竟是哪一个中国？国号为何？中共当然会毫无疑问地回答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它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放弃的说法。但是，我如果也想问一句，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呢？，我想，不论是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说，是“中华民国”，也就是我说的“大中华民国”。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人会说一个中国不是中华民国。就连中国共产党大慨也不好意思说“一个中国”，竟然会是“9.18”之后、他们在苏联命令下篡立的、位于中国江西省瑞金地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吧？
　　再就是，孙文创建的大中华民国，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得到当时的国际社会所一致承认的，更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实现过统一并正在艰难地“走向共和”的大中国。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我想请问，既然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东、西方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各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卫国战争；特别是中共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里，从来就兴奋地将红色法西斯——斯大林反对黑色法西斯——希特勒侵略的战争，说成是“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大中华民国国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呢？何况，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我们的大中华民国。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就是理所当然的；更是中国人民那一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本相和本质所在。
　　这才是历史，更是历史的真相，是任何人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
　　朋友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对我们识别谁才可能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谁根本不可能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带来最为透彻的了解。才能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是谁领导了抗战，谁坚持了抗战，究竟谁的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谁的“抗战”是墨写的谎言，带来认识和辨识的历史前提。

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只可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

从理论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就国民党而言，是她的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结束了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所以，她上认中华民族及其历代祖先，如孙文所言，自认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脉相承；下开中华民国的“走向共和”之路——对外卫国，反对东西方列强欺凌分裂共和的新中国；对内护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一行专制之实”。1927年之后，她不仅因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而重建了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而且执政于我大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所以，从理论上、也就是从道理上来说，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不捍卫这个由她创建的、由她捍卫的和由她执政的大中华民国。孙文既然被国民党和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尊称为“国父”，则国民党又有何理由居然“不爱、不卫护这个国家”？
　　就共产党而言，由于他是苏共在1920年8月派人来中国所建立，它在1921年7月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前苏共派人来领导召开的，它的党名又为苏共所取——名叫“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又交给了它“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命；而它又称自己“没有祖国”，它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父亲是斯大林；它所要一脉相承的，是“马恩列斯……” ——甚至至今仍然要“马恩列斯毛邓江胡温……”地传承下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来彻底批判、否定、焚烧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所以，中国共产党，这个上不愿继承中华、下则要推翻民国、只认苏俄、不认中华——“非国家、无民族”（蒋介石语）的“外来政党”，不论是在道理上，或是在感情上，都没有可能把那一场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看成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会为了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而“甘洒热血为中华”了！

从力量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就国民党而言，第一，她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第二，她拥有一个合法的国民政府；第三，这个政府拥有104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第四，这个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已经拥有270万陆军兵员，10万吨位的海军舰艇和600架飞机的空军；第五，这个政府还拥有一位杰出的领袖蒋介石——他不仅参加过辛亥革命、亲自带领炸弹队冲进巡抚衙门、光复过浙江省；而且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的共和奋斗；特别是他曾亲自领导北伐打倒军阀、重建了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权、并正在内忧外患之中对外对内地保护着和建设着我大中华民国……所以，从力量上来看，中国国民党具有领导和坚持这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起码力量和基础。
　　就共产党而言，在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暴发之前，第一，他是一个一直在接受外国命令、旨在颠覆自己国家的外来政党；第二，他是一个造反失败、刚刚逃亡到陕北落脚的残余势力；第三、他在陕北仅仅占有三县之地；第四，他所拥有的中国红军（即苏联红军的中共支队）其时只有二万人马，一万三千杆枪枝，并正一再地向国民政府提出 “四项保证”，公开要求归顺国民政府；第五，他所拥有的领袖毛泽东，则是一个马列子孙，曾在北伐成功、中华民国重建之后领导了失败的秋收暴动、受俄命为分裂中国、颠覆民国而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担任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所以，从力量上来说，要当时的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来担负起领导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重任，显然是痴人说梦。因为单单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即投入兵力五十万，大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即投入了七十万，如此一场空前规模的残酷会战，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得了吗？中共的那一万三千杆枪能够抵抗得起来吗？稍有常识的人，或头脑稍稍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共产党能够领导并能够打赢那一场空前的卫国战争。

从事实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党十四年卫国抗战是血写的事实

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在中国共产党所编制的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课书里，都明白地指斥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这个谎言，因为有心人的造谣和传播，似乎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了！然而，它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中国大陆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于2004年第1期发表了大陆历史学者曾景忠教授的文章——“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蒋介石从未对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而是张学良本人在九一八之际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这篇文章指出：早在两蒋早已过世的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不能把 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此其一。
　　其二，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提问时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三，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宇之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编按：张宇之女士相关稿件现存黄花岗杂志社）
　　其四，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曾笑着对张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虽然，张学良在上述历次谈话中，都没有说，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虽然蒋委员长一再命令他坚决抵抗，他却一枪未发地席卷着他的数十万东北军逃之夭夭的“故事”。

是安内攘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
　　在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 年的“清党”，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决定的“安内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外患内忧交相进攻之下所决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当今中共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所坚守不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进行一番对比，我们就自然能够发现，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或曰“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确性。
　　因为，正是“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的武装叛乱，才破坏了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整个国家的初步和平统一局面，也才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际上是苏联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好时机，甚至给了日本敢于侵略、占领我国东北的机遇和胆量。
　　也正是1931 年9.18事变这一国难的发生，才又逼迫着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转身回京处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结果就是中共“欢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中共竟然敢在国难当头之下，并且在9.18事变仅仅发生两个月之后，就听从苏联的命令，为彻底推翻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分裂中国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而也正是在1933 年春，日军为侵占我华北、企图西进长城沿线攻城略地之时，正在对江西中共红军实行第四次征剿的蒋介石，又只好罢兵北上，亲自指挥了热河、榆关、和长城三大战役，艰难地保住了华北。可是，中共江西红军却乘机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四十五个县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将赣东到闽西的“白点”——即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苏区——也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武装统治区域，从江西到福建连成了一线……。就不说其间由中共策划的 “闽变”和由其它分裂势力所发动的“粤变”，又给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了！
　　正是鉴于种种腹背受敌、交相压迫的情形，1932 年六月，本着“为不使国家于忧患苦痛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为“不完成国家统一、乃不能攘外”这样一个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乱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人皆能够明了的道理，蒋介石才在庐山会议上颁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须消除“中共在前苏联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中华民国的武装叛乱和疯狂颠覆这一背后威胁”。因为，不论是日本侵占了中国，还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对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都是同样的痛苦，除掉甘当马列子孙的中国人以外！
　　比较一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国策吧！前者是为了“卫国攘外”而不得不求“内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专制”而绝不容许五十余年来毫无民权的人民对现存的极端反动统治表现丝毫的不满。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祸，就是俄祸，倘若当真被当年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扫荡干净了，又何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无边的血腥和苦难！
　　所以说，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今日来看，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而是既安内又攘外，安内更是为了攘外”！

是积极抗战，不是消极抗战
　　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也抗战”的时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国民党的抗战“是消极抗战，不是积极抗战”。然而，这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性谎言”。
　　我首先想对中日军力作一个对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资料统计，1937 年7.7事变之前，中国有陆军270万，海军舰艇10万吨位，空军有飞机600架。日本呢？它拥有陆军448.1万，并且他的一个师的装备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三倍。中国士兵三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日本的海军舰艇吨位已达190万顿，1933年世界海军会议时，美、英、日海军吨位之比，就已经是 5：5：5了。日本还拥有2700架飞机。悬殊如此军力，就不说我们在国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内忧所带来的落后、甚至是难以言状的艰难了。
　　所以，针对这样力量悬殊的设计状况，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第一：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9.18 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说过：“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7.7事变之际，他又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在庐山讲演中，他曾坚决地告诉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蒋介石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介石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 年蒋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1935年，蒋介石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介石、国民党领导全民族的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9.18 事变发生到1937年“7.7”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在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武装了四十个师，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原来打算武装八十个师的计划，因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介石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 “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 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其后直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忧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了稳定，使得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来愈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赠长率，为未来那一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因为，如果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从来没有积极地准备抗战，那么，后来也就不可能破灭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我们想要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第二、不是不打，是该打的必打。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沪抗战，也就是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我想，大家也都“知道”，“1.28抗战，不是蒋介石要打的，是蒋介石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1.28 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介石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87、 88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后来投共的张志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1.28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87、88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介石两次给87、 88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
　　其后，蒋又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我承认，我每一次说到这里，都不觉眼眶发热。说蒋介石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天理何在！？
　　除1.28 淞沪抗战之外，就在蒋介石“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祸即俄祸”，而正在进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欲占领华北，开始攻击我长城沿线，只因蒋介石认为“遏制日本对我华北的侵略野心，是为必打之战”，所以，他才会立即离开江西剿匪前线，转身数次亲赴长成沿线指挥了榆关、热河和长城诸口的对日战役。我军虽然牺牲惨烈，数位国民党将军阵亡在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却保住了华北，也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

　　第三、是战略退却，不是“拱手相让”。9.18 之后，蒋介石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7.7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则将蒋介石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所以，一方面，蒋介石既决定在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对日军节节抵抗，防止日军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战场，占领我后方，然后由西向东逼我就范；一方面却决心在上海摆出决战的态势，大战日军，以万般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与顽敌死战，藉以破灭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一俟目的达到，立即撤军，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上海会战如此，徐州会战亦如此，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同样如此。在徐州会战中，我五十万精锐神奇地摆脱了敌军的包围，撤出鲁南和苏北，使敌人企图消灭我主力的希望毁于一旦。在武汉会战前，蒋介石就已经决策“主要是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歼敌二十余万并将华中重要物资安全运往四川之后，方决心弃守武汉，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力量。第三次长沙会战虽然消灭了日军六万余兵力，只因其时广州已经失守，长沙已经守无可用，我军亦是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撤离会战……可以说，直至全面反攻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即所谓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太多的大战，无数的小战，但是，却都是遵循着持久战的总方针，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军深深地拖在中国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历史性的大反攻开始。
　　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岁岁年年地指骂国民党军队“望风披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又岁年年岁岁地在它的教科书里，把“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吹到了天上，把“他们的父亲斯大林”领导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丰功伟绩”吹得神乎其神。却忘记了，1941年6月当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时，德军转眼之间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们的“伟大工人阶级祖国”的欧洲土地几乎丧失殆尽。斯大林的仓皇应战和无边退却，那才是真正的望风披糜，才真正是将自己的国土“拱手相让”。
　　但是，斯大林的望风披糜却不是“战略退却”。相反，1812 年当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元帅库图佐夫以焚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战略撤退。因为它也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诱法军深入，将法军拖进寒冷的俄罗斯冬天，从而造成法军的必然失败，为世界战争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战例。而我大中华民国以持久战为根本方针的战略退却，乃是将强大而且疯狂的侵略者拖进了更加广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与世界战争“接轨”，直至最后地彻底地打败敌人，这就在世界战争史上，增加了一个弱国如何打败一个强国的更加光辉的范例。

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
　　根据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种种小心考证，现在我以大多数人已经公认的研究结果告诉大家：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 次，大型战役如平型关、台尔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 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国民党军队抗日，实在是血写的事实，而非默墨写的谎言！
　　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大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我大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而蒋介石作为一个身先士卒、不顾安危、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并终于夺取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终于能够公平地说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让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见鬼去吧！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中国大陆新一代正在追求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爱国民主志士们，一定会永远地记住我们中国国民党先烈卫国的壮烈史诗，为我大中华民国的辉煌明天而继续顽强地奋斗下去！

共产党领导和坚持抗战是墨写的谎言

　　我刚才已经说了，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我还要说的是，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为了简洁明快地说清楚这个太大的历史是非，揭穿那个太大的历史谎言，我首先想问的是：国民党说抗战是十四年，共产党则一向说抗战只有八年。那么，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 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 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于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 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请大家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 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 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于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余，就在他们在一边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余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于连斯大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为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9.18 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那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能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 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于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现在我终于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
　　7． 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憾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于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曾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于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就是有利于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干二净。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于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于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于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农村包围城市” ，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 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么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是专打国军，不是专打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于敢于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藉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 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于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然而，共产党从1920 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干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