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女儿梅丽要结婚了。当我把这喜讯兴奋地告诉亲友时,他们问:“新郎是哪里人?香港的?台湾的?”“都不是。他是美国出生的非洲人。”听者忽然一脸严肃,继而惊讶:“黑人?”我点头说正是。大部分亲友均呈不解:“难道你无权阻止?”“阻止?为什么要阻止?”我的心差不多碎了。
我早就知道亲友们的激烈反应。我曾对梅丽说:“我不瞒你,我当然希望你和一个中国人结婚。但是你既和达文真诚相爱,我就要为你们祝福。”“那你不反对了?”梅丽问。“我没有半点反对的理由。达文是个稳重成熟的人,我也喜欢他。”我向她保证。
我谦卑地问自己,中国人比黑人优越吗?达文告诉我,他的外婆起初也不赞成他娶一个中国女子,因为她对中国人有偏见。后来她仔细观察梅丽,开始改变了态度。
达文的父母也和我见了面,一见如故,他们回去向外婆报告说:“这家中国人,不像你印象中所想的那样。”这一对青年的结合,就此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
然而,还是有一关,我要把这事告诉母亲,那时她年老多病,我恐怕她受不起刺激,含糊地说新郎是姓谢的。母亲问:“谢什么名啊?”我做贼心虚,诚实地报上来:“非洲姓谢。”她果然明白儿子的心,安慰我说:“黑人不是人吗?天下族类,都是上帝的儿女,你等等,我给梅丽一个红包。”她从病榻上支撑而起。
今天,梅丽和达文结婚已有9年,他们有一男一女,可爱极了。
我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梅丽教他们简单的中文,每一次他们叫我一声公公,可真乐透。
这些年来我和达文经常见面,体会到他所受的歧视是多么的残酷,我身同感受。他没有过错,只是他与生俱来的肤色使他吃尽苦头,心想中国人也常说被白人歧视,那委屈哪里及得上达文呢。
20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侯活•古烈芬(Howard Sriffin)有一个感动,他相信除非自己“成为”黑人,否则无法了解黑人的痛苦。他用化学油剂漆使皮肤变黑,住入贫穷的黑人区,学习讲他们的言语,亲身经历到歧视与羞辱,他把见证写成了畅销书《黑色如我》(Black Like Me)。
人的优越感、狭窄、固执,产生了行为上的歧视,像不治的瘟疫肆虐于人际关系中,扼杀了良心与情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