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前没有民间思想家
先秦出现了“百家争鸣”,那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思想家,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奇观!当然,诸子百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墨、道、法四家。在我看来,这四家学说的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如何治国,一个是如何做人。后世关注的也就是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儒、墨、道、法四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学说,百家争鸣也是因为孔子引起的。因为在孔子之前没有民间思想家。虽然孔子做过一点官,但是他主要是在民间活动。
孔子的思想概括地讲,来自历史。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周朝之前是殷商王朝。殷商文化的特点是“尚鬼”,以神为本。殷商统治非常残暴,不把人当人,搞“人殉”和“人牲”,就是用活人做牺牲品,用活人殉葬。后来周人“闹革命”,夺取了殷商王朝的天下。殷商的灭亡非常快,只用了一个月就垮台了。
殷商亡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殷纣王派来迎击周武王的军队,到了前线就调转矛头。临阵倒戈,说明殷商统治太不得人心。周代的统治者对于殷纣王的迅速灭亡感到恐惧,而且他们要解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的政权是从别人手上夺过来的,不能说“老子打下的就是老子的”,这个话不能讲。所以周公就讲“德”,殷纣失德所以亡国,周以德得天下,所以也要以德治天下。
这实际上就是原始的 “以人为本”,这真是周人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有忧患意识。
取得天下后,周天子按照宗法制度确立君臣关系,将家人亲属分封到各地,就是把天下分给诸侯,划一块地方给某人,这叫“封”,派一个诸侯去统治就叫“建”,合起来叫“封建”。诸侯再按照同样的道理往下分封。这就把封建制和宗法制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天下、国、家三个层次。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奴隶形成一个层次鲜明的等级,而人是追求平等的,对等级是不满意的。怎么办呢?首先用礼来规范。“礼”的核心就是宗法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但是心里还不舒服,就用“乐”来调剂。乐有差别,多样统一,这就是和谐。所以是宗法、封建、礼乐三个制度,合为“家天下制”,这就是周的制度。
反对儒家的墨家与道家
孔子认为,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是因为“礼坏乐崩”,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克己复礼”,把秩序重新维护好,天下就不乱了。墨子说不对,天下之所以乱就是因为秩序不合理、不公平,大家都是平等的,凭什么要分那么多等级?要平等,要博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兼爱”,才能救世。这就有了墨家。
孔子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禹世,也就是大禹的时代,一种更古老的秩序。墨子有两个重要的政治思想,一个是“兼爱”,兼爱是讲平等、互利、博爱,这很了不起。人人平等之后,墨子面临一个难题:大家都平等了,各行其是,还是天下大乱,听谁的?墨子主张“尚同”。“尚同”的意思是什么呢?村民如果意见不统一,就听村长的;村长意见不统一,就听乡长的;乡长的意见不统一,就听大夫的;大夫的意见不统一,就听国君的;国君意见不统一,就听天子的。
儒家主张回到西周,墨子主张回到禹世,道家说你们这都不对。因为不管是要哪种秩序,都是想代天立法,太狂妄了。太自负了,总以为人可以做点什么,你要知道人不能做什么,只有“天”才能做,人怎么能代替天地呢?天有目的吗?没有目的。但是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和睦的,就是“无目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自然万物是非常和谐的。所以真正的方法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老子说得很清楚,“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领导人糊里糊涂的,民众就纯朴;庄子说“上如标枝,民如野鹿”,领导人要像一片树叶一样,老百姓就像野生动物一样,那是好社会。最好的政治就是“太上下知有之”,老百姓知道上面有一个人,下面也不怕他。“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法家的可爱与可怕
法家继承了道家的思想,也主张无为。韩非主张,君主什么都不要做,而且越傻越好,很精明的就要装傻,不能逞能,不要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韩非说,一个君主一旦表现出自己的某方面才艺,下面就知道你的心思了。你要永远让下面的人猜不透你的心思,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你不喜欢什么,他们永远在那儿忙忙碌碌,你永远在那儿清静无为,这就是好的政治。
儒家讲礼治,就是用礼来治;墨家讲人治,就是“尚贤”;道家讲不治,清净无为。法家讲法治。韩非说,君子不要圣明,也不要能干,他只要做到一条,就是守法,严格按照法来做,就是法来治。韩非明确讲“以法治国”。是“以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是法治,不是人治。而且韩非强调法治的三原则:一、固、显。“一”就是统一、唯一,“固”就是不变,“显”就是公开。一旦制定了法,第一要统一、唯一,第二要永远不变,第三要公开透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开、公正、公平,这就是法家留下的遗产。
从技术上讲,法家是最成功的,最面对现实,也最与时俱进。法家学说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皇帝再小都没关系。他们把整个国家设计成一个机器了,只要按一下就行了。但是他们忘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治?儒家说我们要这样的秩序,墨家说我们要那样的秩序,道家说没有秩序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法家说法治的秩序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秩序?墨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天下人的幸福。这就是墨家的可取之处,而法家只是为了君主一个人的幸福。
“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
随着秦国兼并天下,“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结束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历史结束了。因为法家的治国理念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秦二世而亡,汉接过来天下以后,先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民富国强之后,汉武帝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实质上是“内法外儒”,儒家和法家共同执政,他们都是“执政党”,道家变成“在野参政党”,只有墨家变成“地下党”。
儒家关注文化,孔子最关心的是文化。许多人认为孔子是道德至上论者,但是在我看来,孔子认为文化高于道德。孔子讲仁爱,孟子讲正义,荀子讲自强。所以儒家留下的是文化价值:仁爱、正义、自强。儒家留下的仁爱、正义、自强,墨家留下的平等、互利、博爱,道家留下的真实、自由、宽容,法家留下的公开、公平、公正,就是先秦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所有这些,都应该抽象继承,但首先要正本清源。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把遗产理清楚。如果连自己的老祖宗有些什么东西宝贵都不知道,怎么伟大复兴,怎么和平崛起?
坏在“独此一家”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场奥林匹克,也可以把它比喻为“铁匠铺”。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智慧是需要锤炼的,就像打铁一样,需要反复锤炼,不能说哪一榔头是对的,别的榔头打得都不对,其实都对。儒墨道法四家,都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都应该继承,当然是抽象继承。
此后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史的格局,那时候已经奠定了。这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共性。“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思想文化地图就是那时候画出来的,那是千古的绝响,但是留下来的东西确实值得一再品读、回味。套用尼采的比喻,先秦诸子的思想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泉,只要把水桶放下去总能打到水。他们是永不枯竭的泉水,是中华文化的源泉所在。
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影响了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来自先秦诸子。对后世产生副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独尊”。比如儒家学说,首先的问题不是儒术有什么问题,而在于它被“独尊”了。将思想定于一尊,用一种学说强行统一人们的思想,影响非常坏。原来互相辩论,思想是良性的,是活的,一旦从民间进入庙堂,被供起来,就成了死水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后来者的问题,不是先秦诸子之过。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坏。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并没有错。应该打倒孔家店,但不能打倒孔夫子。孔夫子很伟大,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全人类认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孔家店也不是孔夫子开的,是后人打着他老人家旗号开的,其中难免 “假冒伪劣”和“走私贩毒”。当然,孔家店的首要问题,也不是“店”里的“货”都不好,也有“好货”。坏就坏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应该依据《反垄断法》进行处理。只要允许墨家、道家、法家等等都开店,我看孔家店也可以开,只不过我们得“识货”才行。自己“不识货”,就怪不得孔夫子。他老人家,哪里顾得了身后那么多事?我感叹孔子的命运,写了一首诗——
非佛非仙也不癫,
圣人原本食人间。
后儒要吃冷猪肉,
便设神龛算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