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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黄俊杰呼吁：大幅修改侵害赋税人权之相关法规
【记者吴振昕/台北报导】因应国际两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三年后，联合国首批国际人权专家「公政公约审查委员会」及「经社文公约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于2月25日来台审查我国人权保障现况，于3月1日做出结论性意见，报告中第69条指出，2011年有超过50,000名台湾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离开台湾，当中超过18,000人是税赋原因。税务机关的行政裁量，已经严重违反ICCP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2项，一人离开本国的人权，侵害人民迁徙自由。
　　事实上，国内税务机关过度扩张行政权之课税行为早已为人诟病，99年中华人权协会赋税人权大调查时「税务机关行政权过大，任意曲解所得性质」被网络票选为10大赋税民怨之首，到底国内税务制度出现什么问题，为何行政权可凌驾司法权？2月24日所举办的「从两公约看赋税人权」座谈会上，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委员黄俊杰教授指出，其症结点在于以下四点：一、税务机关未确实依照两公约精神修改不适用之税法；二、税务机关行政权过度扩张；三、税务机关总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曲解法令；四、司法机关应以保障人权而非保护行政机关为职志。
　　黄俊杰教授也表示，两公约的人权条款应该做为国内人权的构成部分，因此在施行法中有一个非常强制的规定，就是国家必须在两年内改善人权上不足的地方。然而现行税法仍有诸多条文不符时代潮流。如过去民法规定夫妻财产需采共有制，如今民法已经修正为夫妻可主张财产分离制，但是在赋税计算上，居然还沿用夫妻财产共有方式课税，甚至先生欠税却要妻子负担的不合理现象，「税法跟民法的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此外如证劵交易法与营业税法体系冲突，也凸显部分税法未顾及其他相关法规之改变而调整。黄俊杰教授认为，法令也应如此，今两公约既然已经国内法化，税务主管机关应当与时俱进，以两公约保障个人财产权的条文为圭臬，主动修正不合时宜的法令。
　　此外，也常见到在法律规定不足的时候，税务机关常常以行政函令便宜行事，导致行政权过度扩张。如税务机关在计算欠税稽征5年时效性时，到底应该以第一次寄发税单之日期为起征日，还是以欠税单寄发之时间为起征日，一直以来都是征纳双方争点所在。常理来说应该是寄发税单就开始计算起征日期，税务机关应在这一天起五年内完成征收，否则就视同放弃。但税务机关却用行政函释(解释函令)规定起征时效是寄出补税单后5年，导致这类案件在行政法院中多为败诉收场。税务机关球员兼裁判，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自行「立法」，严格而言税务机关未能在期限内完成征收应属行政怠惰，但却要人民去承担政府的失职，实在有失公允。
　　还有税务机关对于自己颁布的解释函令，也往往前后矛盾，按理而言，法令修改应是后令压前令，遇有冲突时应以较晚颁布的法令为依归，然而财政部的解释函令，却往往在后令对前令不利时，又自行颁布后令不能推翻前令的解释函令，不但让人民无所适从，也让税务机关，选择对自己对有利的函令课税，令赋税人权保障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
　　黄俊杰指出在税务机关球员兼裁判的情况下，甚至在所得性质认定中已凌驾主管机关的权责还不自知。如财政部当年依照检调单位已遭司法机关否决的不实资料，用补习班的名义对太极门课以重税，即便主管机关教育部出面澄清太极门不是补习班，财政部还是我行我素，黄俊杰表示行政机关往往曲解、扩张解释法令，对两公约认识不足，例如教育部认定太极门不是补习班，当然就没有补习班课税问题，应针对捐赠人补税，而非要求受赠人缴交所得税。这也是政府应提供给人民之信赖保护原则。
　　再则黄俊杰强调我国虽空有行政救济制度，但是往往存在官官相护之现象，尤其是行政法院在税务案件的审理中，原本应站在人权维护者的角色，却经常成为行政的维护者，导致税务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偏高，人民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救济。黄俊杰认为，如果司法不能成为人权的拥护者，即便两公约已经开始施行，国际审查委员来台审查，也于事无补。他呼吁行政法院应贯彻公约的精神，让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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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黄俊杰认为，如果司法不能成为人权的拥护者，即便两公约已经开始施行，国际审查委员来台审查，也于事无补。他呼吁行政法院应贯彻公约的精神，让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