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zyj2010

3、执政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履新之后，考验纷至沓来。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具有的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第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是H7N9禽流感。还记得10年前非典发生，中国初期的应对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批评。而这一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无懈可击：公开透明，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公开了境内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时间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及时更新疫情。国家计卫委和农业部按照各自职责，调动各种资源应对；果断关闭活禽市场，同时展开了紧密的国际合作。

由于应对措施得力及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为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国政府展现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 “我们对中国实验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国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优秀，我们很满意。我想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头。中国政府展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调查迅速，信息发布及时。”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同年4月底发表的一篇社论说，中国此次对H7N9禽流感疫情反应迅速、措施得当，“改变了过去应对疫情的负面形象”。
第二个考验就是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就已经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现了超强的大规模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五年过后，这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加成熟，其改善和进步幅度之大令人瞩目。以下枯燥的数据展现的却是鲜活的现实：8点02分，雅安地震发生。8点40分四川省启动应急响应（可资对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时后四川省才启动应急响应）。10点12分，空军11252机组到达震源地上空……10点20分，海军航空兵4101机组到达作业高度开始作业……10点26分，陆军航空兵编队开始起飞并于11点06分开始在灾区降落。

进步最为明显的是救灾的指挥，中国政府此次救灾的统筹性与科学性在增强。国际间一致认为“李克强总理在这次危机处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体举例称：“他奔赴灾区仅24小时有余，甚至在返京之时明确救灾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这些行为都让外界大呼意外与过瘾，立即明白这是最佳的决策”。 李克强总理透过此次快速、务实、高效、信心强的救灾指挥行动，向世界透露中国力求建立以科学发展为指引的现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续提升，从国际与比较视角观察则更为突出。我们不妨看看被认为是世界一流民主国家的日本。同样是地震，日本政府反应迟钝、指挥失误，而且信息封闭、混乱----特别是针对危及安全的核电站。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在下台后就由于指挥失误而被起诉。灾后数月，灾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两年后，汶川新城已经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两年后仍然一片狼藉，灾区3县 （宫城、岩手、福岛）仅有56户灾民入住了灾害公营住宅，全国尚有30万灾民无家可归。

中国的表现如此优异，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后发布公告说：“中国是全世界勇气和进步的榜样。”

2013年中国的表现并不是特例。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10年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和海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 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 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 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然而经济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日趋短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 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以中国为榜样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寸铁未建。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一共26亿美元，联邦承担24亿），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而且这个项目还被指责是奥巴马意图收买选票（佛州是摇摆州，高铁沿线多为独立选民）。最终被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八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高铁做为一个技术相当成熟的项目，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究竟有什么问题需要论证8年，需要建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在其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4、中国的制度模式优于西方，一个公认的共识就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这最典型的体现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制订上。以《十二五规划》为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九个常委专题调研）、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典范。甚至还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农业、工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国家竞争力、环境保护、区域发展和城镇发展、科学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优化（就业、就学、人口、住房、医疗）、社会管理、教育发展和文化繁荣、国防现代化建设、经济和政治改革、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国家统一。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
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以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从而达到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在西方是没法做得到的。这一点就是唱衰中国的西方学者也不讳言。法国经济学专家jean-luc Buchalet、Pierre Sabatier 在其合著的《中国：一枚定时炸弹》中，也承认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像西方一样受选举周期影响，可以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

反观当今所谓传统民主国家，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 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 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为行业组织美国商业委员会（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70位首席执行官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中国共产党领层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业家本身，第二是银行），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原因则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拥有长远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国能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清楚这些政策是什么。”他还抱怨道：“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 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5、相对于西方，中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 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 高达500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也正由于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国为例。由于债务累累，政府第一大开支是巨额债务利息，相当于全年的教育经费。本来，左派主张增加福利和增加税收，右派主张减少福利和减少税收。在政党轮替是常态的情况下，自然会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后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后只敢减少税收，最后自然是国家陷于破产的境地——2007年时任总理的费永就打破禁忌，公开承认财政已经破产。法国前总统萨科奇为了2012年连任，竟然先是下令每个企业给员工分红一千欧元。后更严令任何企业在选举期间不得裁人或者破产。在各个政党如此执政之下，严重的损害了法国的竞争力。这种对竞争力的损害，绝非一言所能尽，但世人可从TCL在法国的经历窥一全貌。

2004年，中国民营电视巨头TCL收购经营不善的法国国营电视龙头汤姆逊。为改善经营，TCL决定按照法国的法律斥巨资裁减大部分员工。然而尽管法律上 合法，但根据法国的政治潜规则，你必须裁减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那些很难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裁减，而保留那些没有价值的员工！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当时的工业部长也无济于事，尽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潜规则，工业部长明确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最后智慧无比的中国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员工（解聘员工总数为450人！），为此TCL支付2.7亿欧元的费用。不仅如此，如果被裁减的人要自己创办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如果员工要去参加求职面试，TCL要提供津贴，如果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要住宾馆等的费用也需要TCL资助。都说商场如战场，而这些颇有自废武功的规定，就是法国民主制度下的产物。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金门和马祖，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6、中国的制度优势还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七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七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过去都是免费办理，但自从法国经济恶化后，便开始收费，且年年大幅上涨，到现在已经高达一百甚至数百欧元。尽管如此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最后还要谈一谈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表现依然相当有效。

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美国1820年末到1883年近六十年间，就是腐败极其严重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明码拍卖、几乎所有的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甚至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上百亿美元被用来采购低劣军事物资。一起腐败案曝光，就能将国会众多议员一网打尽。比如南北战争英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出任总统后，公开受贿：精心装修的多座宅邸、图书馆；甚至纽约的商人直接把现金放在总统家的桌子上。他小舅子和黄金商人为制造大危机，造成无数家庭破产，而他家族却获利颇丰。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丑闻”中，公司为阻止国会调查，把大量公司股票分发给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尽管公司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仍每年给“议员股东”分红，分红率有时超过“投资”的300%。更为荒唐的是格兰特总统竟然允许不法商人（即“诈骗王子”费迪南德·沃德）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并为其银行贷款担保。这家公司破产后引发了1884年华尔街金融危机。

其次，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国的透明国际2012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80位，希腊、印度并列94位，阿根廷102位、菲律宾和墨西哥并列105位、印尼和埃及并列118位，俄罗斯133位。至于美国用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伊拉克169位，阿富汗倒数第一174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

第三，任何形式的权与利的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比如直到今天，在美国利用权势公开为自己的子女、亲属安排工作都是合法的。2004年美国国防部爆发空前规模的空军采购案。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朱云让波音为女儿和未来的女婿安排工作。最终她自己也接受了波音导弹防卫系统年薪25万美元的副总经理职位。最后她也只是由于为本人谋取职务违反了美国法律而被判刑。在她任职期间，给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她仅仅被判刑16个月。
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曾说：“我有时羡慕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贪官将被斩断腐败之手和实施死刑，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们作为欧洲国家，尽管有时手也感到痒痒，但无法实施这一刑罚。”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正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诸多制度优势，才使得中国执政党保有极高的合法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刊文称，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学者就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至今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政体的合法性非常高。这种调查时刻都会被调整，以防被调查者说谎。但无论如何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查者有不满的地方大多数是针对下级政府。而中央政府则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机构当中最为合法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引发全球关注的乌坎事件，村民高举的横幅也是拥护共产党。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调查，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06年对各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中国有81%的受访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http://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13_11_28_188853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