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中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从加拿大杜鲁多政府带领50多个国家声明谴责人质外交之后，加拿大国会又在上周无反对地通过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决议，加中建交50年之后，转折点已经出现。其实，这些政治表态的背后，是加拿大对中民意的变化，那就是目前只有一成五的加国民众，仍然对中国有好感，这是历史的最低点，也是民意代表据以投票的基础。 

虽然从大的格局来看，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博弈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其中美国与中国的两大强权博弈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虽然这种博弈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之争，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次较量与冷战时候的美苏较量有两个最大的不同点。一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金融的互融程度，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封闭式的对抗几无可能；二是美国的领导力大幅度衰退，导致西方世界对美国的向心力也下降，欧盟和英国的独立性相对增强，使西方世界的对华政策也有明显的不协调。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作为西方七大国之一，加拿大不能在经贸和外交上成为美国的“附庸国”。那么，加拿大的独立性，在对华政策上应该如何反映，是一个值得朝野政党和民间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中国来讲，以白求恩和大山来作为衡量加拿大民间对中国感情的温度计，这种肤浅的对加拿大认识的时代已经结束，寻找加拿大民间对华感情升温的有效途径，已经是两国外交和民间交往中刻不容缓的课题。 

对加拿大而言，我十分认同独立参议员胡元豹的意见，各方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将中国定位成什么？是对手？是敌人？是朋友？是半敌半友？是单纯的贸易对象？是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另类选择？ 

如果加拿大不想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枚棋子，如果加拿大还想有自己的独立外交，那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有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所决定。因此，关于中国的定位问题，加拿大应该进行全国性、多层面的公开探讨，形成基本的共识。而非用“反共”和“拥共”的两元对立，来封杀任何的探讨和辩论空间，甚至以此来界定华人对加拿大国家忠诚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