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ZD

可以容忍持不同政见者, 但是不能容忍用暴力达到不同政见. 不论藏人想自治还是想独立, 只要是想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 大多数人就不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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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的封建及红色统治以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谈不上具有批判精神。可悲（也很可怕）的是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者。

outspeaker

刘晓波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 ... p%3Farticleid=19350
  
始于3月10日的西藏危机，至今仍然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如果胡温政权不能妥善回应，藏人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必将伴随到北京奥运的结束，北京奥运也将变成世界认同度很低的奥运。现在，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的艰难旅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 错，中共政权可以靠强力平息大陆境内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汉族主义取得多数民意认同。通过对3·14拉萨骚乱的掐头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过单方面放大 西方媒体的某些失误，通过“反分裂，护圣火”的舆论动员，更通过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单方面宣传，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 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无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现政权无法消 除整个中国的深层危机一样。所以，中共在国内取得的这些优势，不过是鼠目寸光的权宜之计，只有维护独裁体制的暂时之功，而无助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

外界普遍认为，在此次西藏危机之前，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相关官员进行过六次对话，而现在，爆发于中国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对胡温政权来说无异于“砸场子”，给风光无限的“国际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对达兰萨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在 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 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 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如果胡温答应了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于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让了治权，使大陆地区出现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胡温政权难 以接受的。

而西藏问题，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台湾。

台湾的治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已经百年。即便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 的中共也从未治理过台湾, 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而且保有联合国成员资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现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拥有基本人权和 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湾总统来自2300万台湾人的直接选举，北京就更无法染指台湾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香港的治权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 的手中，1997年的回归大陆也仅仅是主权意义上的回归，而香港的独立治权由“一国两制”来保证，其经济、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还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 回归后的特首需要北京的点头，但特首必须由港人出任，特区政府也是独立治理香港事务。何况，香港还拥有不同于大陆的市场经济、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

而 西藏，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 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派往西藏历任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治权的具体执行者。从此以后， 藏人也像汉人一样，不仅必须臣服在中共独裁的治下，而且也经历了汉人所遭遇的人权灾难，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灾难决不次于汉文化和汉 人，藏人的活佛、贵族、商人、艺人、藏医等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禅喇嘛就被囚禁了将近十年，汉人的走资派和社会名流也遭遇了同 样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民众都经历过八十年代充满希望的时期，也都在1989年经历了喋血的惨剧，经历了八九后的强力镇压与金钱收 买。现在，虽然汉藏两族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码不必像毛时代那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但是汉藏民众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 权，藏人所没有的各类自由，汉人也没有。达赖喇嘛无法回家，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汉人异见者也无法回家；西藏当局对付达赖喇嘛的手法，也被用于对付汉人的法轮 功和其他民间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诋毁达赖喇嘛，逼迫******信徒诋毁李洪志）。

汉藏的民族冲突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深层，是实 质。汉藏民众共同面对同一个独裁政权，藏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当汉族民众在互联网上向达赖喇嘛大吐口水时，遮蔽的 恰恰是汉藏民众最真实的处境——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 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 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达赖喇嘛与胡温的真正和谈能否开启，开启了能否谈出具体成效，不取决于北京与达兰 萨拉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取决于大陆内部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才是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真正开始 之日。

一句话，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反过来也一样，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

silvery2k

政治是复杂的，现在形势已经势如水火，只能选一边站了．　民主和民族面前，你选哪个？
西藏的民族问题是内部矛盾，但现在已经上升成西方反华势力和中国形象之争．
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才能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dian

回国找谁核实呀?

outspeaker

《亚洲周刊》：丁果、郭一平

达赖喇嘛认为，「一国两制」的概念可以适用在西藏谈判上。藏区自治官员的权力来源应该是民主选举，而不是协商分配。他已察觉到中国广大民意的愤怒，因此不断重申绝不反华，绝不反奥运。

谁也没想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遭遇了海外藏独人士和西方援助组织的近乎暴力的抗议杯葛，而西方媒体充满偏见的报道也激怒了海内外的中国人，一场没有硝烟的中西媒体大战由此开打，海外华人的示威游行浪潮从欧洲北美延烧到澳洲，东西方民意进入了新世纪以来罕见的对决状态。

而 这场世纪风波的各方面，都把藏传佛教的最高僧侣，也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再次推到风口浪尖。在北京执政者眼里，他是乱源，是「披着羊皮的豺 狼」；在西方政客和媒体的眼中，他是六百万藏民的合法代表，也是被迫流亡的政治受难者；在海内外华人眼里，他是善变的政治和尚，藏独的总头目；而在西方民 众的眼里，他是堪与甘地、马丁．路德．金媲美的非暴力主义倡导者，也是排解现代化焦虑的「心灵导师」。围绕着达赖喇嘛，东西方之间竟然矗立起一座无形但却 危险的高墙。达赖喇嘛到底是这场对立的受益者，还是被东西方政治摆弄的工具？是达赖喇嘛被政治误解，还是达赖喇嘛蒙蔽欺骗了世界？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达 赖喇嘛的声音，还是应该被倾听的。

四月十二日早上我们赶到西雅图凯悦饭店，达赖喇嘛在这里会见中文媒体。或许，达赖方面已意识到过去只跟英文媒体打交道是公关上的重大缺失。几天前，我接到达赖驻纽约代表处邀请的时候，已经提出独家专访的要求，他表示会考虑安排。

达 赖喇嘛与媒体的会见场地布置在一楼，因为当天达赖喇嘛参加为期五天的「慈悲心种子」的活动演讲在下午，所以饭店的大厅没有太多的异样，人也很少，只是比较 多的保安人员在各处「站岗」。我们和西雅图当地的一些中文媒体在会场等候的时候，突然警方要求清场，采访的机器设备则可以留在原处椅子上，随后安全人员牵 着两条素有训练的警犬，进入会场搜查，可见美方对达赖喇嘛的安全保护级别相当高。

但我们回到现场不久，达赖就带着招牌笑容进入会场，坐在 一把准备好的椅子上，简短开场白后，与在场的十多位媒体记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记者问答。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达赖方面的人告知我，可以安排与达赖喇嘛的单独 会晤。达赖喇嘛用完餐后、在去参加六千人演讲会之前，简短接受了亚洲周刊的独家专访。

不用讳言，达赖喇嘛在会见媒体和独家专访中，尽量表 达了「百无禁忌」的真诚，甚至还承认五十年代初中期在与毛泽东和平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时候，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曾经要求入党的往事。不过，他连篇累牍 地披露其大哥代表他与中央沟通的内幕，显然期待通过中文媒体的报道，来「拨正」北京对其猛烈抨击的「宣传」。亚洲周刊记者直截了当提出，干扰奥运圣火的粗 暴行为是否激进的藏青会策划，达赖喇嘛如何能够与其划清界线？

中间道路仍是主流民意

另外，记者还问，藏青会领袖公开宣称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已经失败，这是否是表明达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衰退，更遑论控制？达赖喇嘛回避直接回答藏青会势力坐大的问题，却对中间道路进行了辩护， 认为放弃追求独立，争取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区人民的主流民意。达赖喇嘛说：我问「那些人」，你拿什麽追求独立？西藏真 的能独立吗？尽管达赖喇嘛表白，他只能劝告藏青会不要走激进道路，但是，作为半退休的领袖，对藏青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他无法「下命令」让他们「闭嘴」。

不 过，达赖喇嘛显然也不愿意承认，他已对藏青会丧失了影响力。为此，他特地举出一个内幕，那是拉萨三月十五日暴动之后，他召集藏青会、妇女会等五个组织的十 多人谈话，劝说他们放弃推动从印度「徒步到拉萨」的抗议活动，「最后，他们似乎听取了我的意见」。不过，得意的神色在达赖喇嘛脸上稍纵即逝，藏青会的激烈 对抗，尤其是对其中间路线的否定，显然已经是达赖喇嘛的心头之患。达赖喇嘛没有否认我们的质疑，也就是藏青会与其说是达赖喇嘛与北京谈判的政治筹码，不如 说是与北京建立对话平台的重大障碍。达赖喇嘛再次警告，如果非暴力的中间道路被边缘化，他将「辞职不干」。不过，迄今为止，达赖喇嘛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有 朝一日，藏青会如果「哈玛斯化」，可能会成为西方媒体转向的催化剂。

在访谈中，达赖喇嘛显然对北京持续拒绝与他的直接对话感到焦虑与无奈。他说，既然北京统战部在二零零六年初与达赖代表的第五次圆桌会议中，已经「认知」他放弃了追求独立路线，而他也公开说出了台湾不应该追求独立，为什麽北京突然又指责他闹独立呢？

期待胡温开启对话

针 对这次拉萨骚乱，他表明只要有公信力的调查，任何违法的事情，都可以依法惩处，如果他牵涉其中，也可以照此办理。至於奥运火炬传递风波，达赖喇嘛坚持他从 开始就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伦敦、巴黎出事后也致信三藩市（旧金山）藏民，不能暴力示威阻挡火炬。言下之意，他已经做到北京提出恢复对话的前提条件，但北京 不谈，他也无能为力。他甚至再度提及邓小平说的「只要不是西藏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的往事，也赞扬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文革后视察西藏，在看到藏民落 后生活后掉泪，并改变西藏政策，期待胡温能够开启与他的对话大门。

但我们提醒他，他的大藏区计划无疑要改变目前中国领土四分之一以上的行 政区划，不说是贪婪，至少是不可行的，难道这不是障碍吗？达赖喇嘛倒是信心十足，他坚持六百万藏人是一个整体，他自己都是青海人，从保护和延续藏人文化和 语言的角度来看，必须是一揽子自治计划，才能兼顾每个藏人。

一如台湾的「一中各表」，北京迟迟无法接受，因为担心陷入「两国论」的困境， 如果达赖喇嘛大西藏区的高度自治提法，在北京看来也是「包藏」着「藏独的祸心」，因此难以由此展开对话谈判的进程，那不妨换一个提法又如何呢？毕竟，开始 对话才是重要的。如此，北京熟悉的「一国两制」的概念能否用在西藏谈判上？达赖喇嘛毫不犹豫地说，一国两制当然可以。以香港为例，北京拥有国防和外交的权 力，在大西藏驻军，主导大西藏的外交，而地区的资源，中央政府在兼顾环保的原则下，当然可以开发，造福全国人民，但也必须依据全球化的惯例，让本地人民能 够分享一定比例的资源。

当我们质疑，达赖喇嘛一直批评汉人大量移居吞噬西藏传统，但北美宪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迁徙自由，如果汉人自愿移到 藏区，难道不是人权？达赖喇嘛也用香港经验来回应，说中央政府考虑香港人口密度太大，也有限制内地移民，藏区不也是如此？他强调，绝不是要赶走汉人，汉藏 混居可以，但应该从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汉人的迁入合理限制。不过，达赖喇嘛也承诺，如果一国两制能够成立，未来藏区的孩子教育，应该推动双语 教育，毕竟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是藏区生活改善的基础，藏人的双语优势可兼顾传统文化和经济提升的需要。

北京治理西藏五十年，也培养了数十万的藏人干部，如果藏区能够自治，他们的前途又将如何，是否应该分享权力？达赖喇嘛立刻强调，藏区地方自治官员的权力来源应该是民主选举，而不是协商分配。

鉴 於班禅的灵童转世问题引发巨大风波，也对藏传佛教带来巨大困境，而达赖喇嘛也不排除在境外寻找转世灵童，势必造成十四世达赖之后，可能再次产生「双胞 胎」，记者追问，如果与北京的对话一旦开启，达赖喇嘛能否承诺继任者应该在中国藏区内产生？达赖喇嘛没有正面回答，但强调达赖喇嘛的「机制」不会是与北京 对话谈判中的议题条件，他重申，后世是否还有达赖，应该由藏民来决定，他个人将在藏区获得自治和有限度的自由后，完全退休，只做一个普通僧人，不要任何权 力。

因奥运火炬传递的风波，达赖喇嘛已察觉到中国民意的愤怒，因此不断重申绝不反华，绝不反奥运，也分别发出告汉人和藏人的公开信，但他 对自己危机处理的效果，也只能「随缘」，在他公开宣布的个人使命中，占据前两位的是宣扬人性慈悲的价值和提升宗教和谐，为藏人争取自治和有限度自由只排在 第三，这是否是一种悲观情绪的折射？

当愤怒的华人在西雅图抗议达赖喇嘛的时候，十万以上的美国人涌进达赖喇嘛弘法讲座，渴求他的心灵开释，这至少说明，无论哪一方，用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来定位达赖，都与真实的达赖相差很远。

奥运越来越近，但北京达赖的直接对话还十分遥远，在西藏问题上东西方不和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又何时能从口号变成真实呢？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十六期

outspeaker

　　寒山  

自3月中旬以来，由西藏问题引发的国际对中共的抗议和阻扰奥运火炬接力传送已经成为全世界新闻的焦点。在中国国内，主要以大学生网路言论为代表的所谓“愤青”民族主义思潮正朝更极端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虽然这股思潮一定意义上是对国际社会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对中国产生更多怀疑和批评的反应，但从根本上说，它和自90年代初以来官方为扭转镇压“6．4”在政权合法性上造成的被动局面而大肆开展的以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把中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片面理解为侵略、颠覆和反抗的历史，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问题都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所造成的，而对大量真正需要了解的历史真相，例如反右、大跃进、三年灾难、文革和“6．4”基本上毫无认识。不但如此，他们对近在眼前的“农民工”问题、上访群体问题、腐败问题、维权问题和政府的滥用权力问题等等或是视若无睹，或是认为这些是发展的代价，总有人要为民族强大作出牺牲。

在中国迈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无论从中国国内还是从国际意义来看，正在发展的这场政治危机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问题是最敏感的政治话题，发出异议者常常会自动成为众矢之的，而并不需要由官方出面，但很多在体制内生活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畏惧。在这场危机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挑战国内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为公众提供了另一种评判标准。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家长平一直以坚持法治、自由和平等这些基本价值，并以言论尖锐而受到读者欢迎。这次在西藏问题上他发表文章，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分裂，反对暴力，但另一方面他以媒体工作者的身分指出大陆媒体在宣传报道上大有改进的余地，所谓西方报刊的招摇和歪曲事实正是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要让谣言不攻自破，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新闻自由。

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张闳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指出，中国愤青的狂暴已接近病态。他说：“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德国接受采访时就奥运火炬风波说，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达赖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在铺天盖地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下，这些声音不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局势清醒的判断，而且它们在媒体上的出现也表现了中国公共舆论有限的多样性。但正因为如此，《北京晚报》刊登署名文章，指责《南都》长平为西方舆论张目，主张“造谣的自由”；上海则有学生发表网络文章，指责张闳对“愤青”的批判是“诽谤公众”，扬言要把他告上法庭。而一向比较开明的《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则受到网络围攻，被说成是已经被西方媒体和平演变。这种尖锐激烈的政治攻击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日益加深的分歧和冲突，将给未来中国意识形态的格局带来新的变数.

□  自由亚洲电台

相关链接：

1.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306
2.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批评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限制媒体报导而受到网民攻击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337
3.  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回应对他的攻击：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368

Jian2003

夫妻打得再凶，外人插手反而会碰一鼻子灰，因为人家毕竟是一家子。
不论中国人平时多么不团结，但对外国干涉都是警惕的。所以达赖靠外国管中国不得中国人心。

钟共钟央

Post by Jian2003
夫妻打得再凶，外人插手反而会碰一鼻子灰，因为人家毕竟是一家子。
不论中国人平时多么不团结，但对外国干涉都是警惕的。所以达赖靠外国管中国不得中国人心。

党的宣传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世界各地都要唱响我党的主旋律，让东风绝对的压倒西风

钟共钟央

Post by 2009wahaha
说风凉话是不是很爽:rolleyes:

老是喊打喊杀的, 气氛太紧张了, 该来点轻松的东东缓和一下吧

不为别的, 只为Amuse ourselves to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