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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至今未平：李鹏促建三峡，代表1/3未同意
发布时间:2007-09-27 18:33:05 【来源:明报】


三峽工程是李鵬任職總理期間一手促成的特大型工程項目，有關爭議至今尚未平息。1992年在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有關工程時，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對或棄權票，這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實屬罕見。

自1950年代末期中國曾經數次批准三峽大壩的建造，但最終因為存在技術難題多番擱置。到1980年代末，工程仍然面對諸多質疑。持反對意見的人士認為，建造大壩和水庫，不但要大舉遷移農民，還會滅當地一批珍貴的歷史遺蹟和廟宇。
人大三分一代表未同意
1989年，中國宣布把三峽大壩計劃推遲至少5年。直至1992年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完成了最終的環境可行性評估報告，有待全國人大審議並通過。但在1992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人大代表投票時，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罕有地投了反對或棄權票。
即使三峽工程於1994年正式動工，爭議仍然不斷。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迫於人權組織的壓力，也撤回了對三峽工程的支持。2000年，包括參加了三峽項目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工程師在內的中國工程學界學者發表一封公開信，抗議為追求最大利潤，而以比原計劃更快的速度為大壩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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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元林 | 2009年02月28日 14:10 | 栏目: 夕花朝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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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是一头雾水，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供职于北京的媒体，无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大概不免要采访全国"两会"。采访 "两会"是一件力气活，每天一大早跑到"两会"新闻组抱回一大堆材料，然后沙里淘金，寻找新闻线索和采访对象，当天采写，当天发稿。按点吃饭谈不上了，按时睡觉更不可能。所以各单位一般都是安排年轻力壮的记者上 "两会"。我忝列新闻记者的第二年，即1992年，就被组织安排采访"两会"。那一年我25岁，很傻很天真。
　　　　
　　这一年召开的是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这次会议除了法定议程，还审议通过了三个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最为世人关注的议程，就是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关于长江三峡工程，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也即2006年"冰点事件"的主角之一卢跃刚先生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对它的历史由来及其争论，作了十分详实的记述。这个工程的动议是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历经七十年的争论。毛泽东对它最为神往，1956年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但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在三峡问题上颇为慎重，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还是搁置了。但一些自奉为"李冰子孙"的人，一心要为中国留下点什么，千方百计力推这个工程上马。不知是出于自信还是不自信，让全国人代会为一项工程背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三峡工程不是我采访两会时关注的重点，但就接触到的有关这项工程的会议材料，都是正面的，如何能防洪如何能发电如何有利于航运，没有看到对它置疑的材料。现在网上不难搜到，1992年4月3日上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后三者加起来为866票，占到了2633位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在全国人大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我说的"骚动"就发生在大会表决三峡工程之前。三峡工程是当天的第四项表决。当委员长万里宣布下面表决三峡工程时，坐在二楼前排的我，看到一楼北半部前方一位代表站起身来，喊道："我要发言！"会场空气骤然凝结，目光一起投向这个代表。我仍然看不清这位代表的面目，只感觉他个儿不高，身材瘦削。主席台上的领导面面相觑，似乎也不知该如何应对。接着就看到有记者和安保人员向这位代表身边汇聚，瞬间那里就结成了一个人疙瘩。那位代表还在说些什么，但已经听不清楚了。这样僵持了五六分钟，那位代表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离开了会场，会议才继续进行。
　　我当时是一头雾水，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事后国内主流媒体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后来只是听说，制造"骚动"的是台湾籍人大代表，叫黄顺兴，他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想在表决前做个人发言，未被大会允许。但细节还是不得而知。以至十多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对黄顺兴的采访，才谜团尽释：啊，原来如此！（见相关链接）
　　2008年是长江三峡工程蓄水175米、全部落成的年份。这样一个历时16年、耗资数千亿、唯一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工程，建成后既无庆祝典礼，也未见多少宣传，在这个善于歌颂伟大成就、营造盛世景象的年代，岂非咄咄怪事！

YRY

抛开谁促成、谁决定这样的意识形态偏论。十多年过去了,结果证明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效益明显,福及后代;

secretest

,,,,,,,,,,,,,,

secretest

三峡工程能够通过最大的关健就是把它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粗看还挺象回事，毕竟这是中国最大的一项建设工程，交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以示慎重。但我们都忘了，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决议，注意，是一致通过，而三门峡水利工程修建成功仅1年后就现世现报：1961年下半年，蓄水后的三门峡使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沉积在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排泄不畅，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始终不能消除。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查一查关于三门峡的争论。
其实，在修建三门峡工程之前，陕西方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在人代会上却一致通过，为什么，很简单，领袖要修建，在这里，政治打倒了科学。
而在三峡大坝通过的1992年，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终于有人出来唱反调了：1992年4月3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三峡决议》。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赞成票占全部票数的67.1％，超过半数，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
不错，修建三峡工程赞成的代表超过了三分之二，从程序上来说，这完全合法。
但赞成修建的又是哪些人呢？
第一， 是水电专家，这一点不用多说；
第二， 政治家，多长脸的事啊；
第三， 工商业人士，又可以赚钱了；
第四， 事不关已、服从领导决策者，关我屁事。
你先看一看当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
工人：11.15%,农民:9.4%,军人:8.97%,干部:28.27%,知识分子:21.79%;归国华侨:1.21%;其它（主要是工商、文教等人土）:19.21%。

从上面的数据你可以看出：如果领导要决定做什么事，在人代会上是很容易通过，只需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就已经到了57%，再加上一点其它，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水电专家也是知识分子），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科不科学。三峡工程，首先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政治问题，科学问题，说句老实话，这只能交由专家来讨论，但事实却是：讨论的时候，凡是那些坚决反对修建的的人，特别是黄万里，不在参加人之列，这有点象我们县现在的水价听证，老百姓2个代表，官员、老板10个人，这种听证科学吗？这种讨论得出的所谓科学结论科学吗？但纵使这样，也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人微言轻。可以说，把三峡工程交给人大会通过，是利用我们还未成熟的政治制度对科学的强奸。对，你可以说，你不要侮辱代表的智慧，那好，就请全国人大把当年赞成、反对、弃权的代表姓名、单位公布出来，这并不过份，因为你必须要对你的投票权负责，国外的大选是无记名投票，但国会投票则是记名的，因为你是民意代表，你应该有你不同于普通人的判断力。长江不同黄河，泥沙可以让三门峡1年后就现世现报，三峡工程的后果，很多时候必须要等50年后，就让历史来评判这些代表的功过是非吧

Laozhu

Post by secretest;2171985

你先看一看当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
工人：11.15%,农民:9.4%,军人:8.97%,干部:28.27%,知识分子:21.79%;归国华侨:1.21%;其它（主要是工商、文教等人土）:19.21%。

照你这么说, 是不是由这些人否决就是科学呢?

国家每一项重大决议都是这帮人举手通过的, 你能说出哪一项是科学的?

中国政治的现实就是"四手": 党中央挥手, 国务院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其实我觉得问题的实质是:例如三峡这种议题,是不是应该交由人大来表决. 在三峡问题的人大表决 中,我认为投赞成票的人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真正懂三峡的, 投反对票的大约只有1%是懂三峡的, 这些人都值得尊重,但最值得敬重的人是投弃权票的: 因为他/她不懂,所以不表态,这些人如果稀里糊涂投了赞成表或反对表,才是真正的不负责.

反对三峡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黄万里, 周培源,李锐等, 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等. 很多人一提起三峡就好像真理就是掌握在这几个人手里. 黄万里反对三峡主要是从泥沙问题考虑, 其理由也比较充分.李锐则主要是代表火电的利益反对水电,周培源是位令人敬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直接学生,但在反对三峡上似乎没有太站得住脚的理由. 如果说,因为这几个人反对就不建三峡就是科学的决策,这就太荒谬了. 其实我认为对三峡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是林一山和潘家铮, 他们对三峡以及整个中国水利的认识绝对高于其他任何人几个档次.他们是真正像藤泽秀行那一类大局观特强的棋圣,其他任何人都只是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棋手.

其实与其说三峡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哲学问题. 三峡的科学问题经过事实证明并不难解决. 但其哲学问题则会一直争论下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答案.因为三峡问题是不可逆的,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如果不建三峡现在和将来中国会是怎样? 谁知道不建三峡的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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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说得很有道理呀，俺不是水利专家，关注的只是决策的科学合理与公平性，学术争论争持不下，可以继续探讨，如果情势所迫，定要决策，应秉持公心，以事实为据，以民族利益为重。但听说三峡工程这一事关民族命运的大事，涉及利益集团幕后操纵，表决过程甚为不公。
由于国内媒体报喜不报忧，俺就搜了几个帖子给大家看看不同意见。

secretest

戴晴：对黄顺兴的采访（摘录）     （全文见http://www.neizai.com/viewthread.php?tid=13841）

　　黄顺兴简介　　
　　农业及环境保护专家，1923年生，台湾樟化人。 1942年毕业于日本农业高等学校畜牧专业，1964至1969年任民选县长，自1972至1980年任民选立法委员。1980年创办《生活与环境》月刊，1988年以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主要著作:环球之旅、历史的证言、台湾农业的前途、看大陆(1990)、走不完的路、北京见闻录(1993)　　
　　
　　▲ 作为农业专家和环境保护学者，您1985年转道日本回来的时候，是否注意到大陆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机? 是否了解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危害? 　　
　　□ 几乎40年，台湾民众对大陆情况处于消息关闭和封锁状态。对大陆的情况，老实讲是不清楚的。我记得当时所得到的消息只是两个极端：一面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赤匪青面獠牙、百姓水深火热；一面是来自左倾激进青年的暗道传闻--人类理想的社会、美妙的人间天堂。没有人提到环境问题。正如当年台湾，在只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对于环境根本没有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说，不敢指出单纯追求增长的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的破坏。后来，到美国参加一个芝加哥东亚学术中心主办的环境研讨会，遇到留美台湾教授林俊义，他向我谈到大陆这方面的问题好象很严重，这是1985年7、8月间。我感到心焦，引起想亲自到大陆看看的念头。农业和环境保护原是我的本行，所以一回来，立刻看出了问题。　　
　　▲就居住而言，大陆离您很遥远。森林消失、河流干涸，对您本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影响，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您那么关切? 　　　
　　□ 环境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地球的问题，不仅仅属于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它是没有国境的。更何况我是中国人，大陆是我的祖国的一部分，无论离开多久，总是息息相通。 　　　
　　▲记得您刚回来，喘息甫定，就开始了到各处的考察。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三峡工程的? 　　　
　　□ 不多久吧。那时论证已经开始，人代会和政协会都在争论上还是不上的问题，我为了弄清真相，就开始收集资料。　　
　　▲您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争光的伟大豪迈的工程? 　　　
　　□ 正因为这种空泛的"伟大"、"豪迈"，才越发糟糕。所谓"大"，不管是非洲的阿斯旺坝，还是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工程，凡事涉地球上的大河大川，都不可轻举妄动。它们是地球的动脉，一条河川从形成、固定，到维持，要历经几亿年。中国人口如此密集，核电站也好、河流上的大坝工程也好，一旦为害，非同小可。对这类"大"动作，我原则上根本反对。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这谁都知道。但发展经济，第一，是不是非要那么多的电能? 第二，有没有替代方案。第三，就算无可替代，也必须把对环境对人类的局限放在第一位考虑。三峡工程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三层考虑。 　　
　　▲作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对于您迫切关注的问题，有关各个专业部门，包括人大机关、水利部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没有提供条件，帮您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研究? 据说在开会前曾经有一个 "人大常委三峡工程考查团"。您对三峡工程的关注人所共知，您有没有参加这次考察? 　　
　　□ 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决定作这样一个考察。直到他们从三峡回来，向报界发表完全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我问几位一直关心这一工程的常委，都说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马上打电话问秘书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我们猜想你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你。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吱吱晤晤讲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去的人是经过挑选的，多数是外行，自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到了开会的时候呢，即1992年那次人大，那可是将通过三峡工程《决议案》列入程序的。这回总应该协助您了解全面情况了吧? 　　　
　　□ 不但没有，还制造重重阻碍，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本来，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 这本身就有问题。到了会上，发现为达到通过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我找到秘书处，问他，你们准备的成套的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 我两面都想了解。他说台湾团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给你。我说：你们做正面推动性宣传，花那么大的气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几公斤；而不同意见，只薄薄的几小册，怎么就不能发给每人一套? 三峡工程的决议案要在大会上表决，不了解全面情况，怎么发表意见? 也许有人愿意放弃权利，我不，我要我的一份，你想办法给我找来。我知道意见提归提，他们完全可能不理睬。所以，开会之前，我就在家中将10本负面材料复印好几份，发给希望知道全面情况的代表，如在南京天文台工作的台湾代表刘彩品等。不过到后来在会上，秘书组还是给了我一份反对方意见，说"黄老，这是特别给你的。"我说"我不要特别，了解全面情况是每个代表的基本权利。" 　　
　　▲没有文字资料，不同的声音有没有可能听到呢，比如请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到会介绍? 　　　
　　□ 到小组来说明的，有水利部和长江办的那一伙人，当然全是促进派，哪有持不同意见的? 台湾团提问的代表不多，反对意见也有，比如上海港务局副局长范增盛代表就提到，一旦三峡水坝建成后，由于生态变化，长江口一带的积砂问题会很严重；还有三峡船只过闸时间拖长等等问题。南京天文台刘彩品代表也提到了科学论证资料不足、论争不予公开和预算不符合事实等问题。我将所读过的论证资料加以综合后，加上我自己的见解，向他们提出质疑，包括工程预算570亿的问题。我诘问：为什么不计利息? 若计入，总数是多少? 另外，流砂疏导和淤积估算不清楚，为什么不能采纳替代方案? 水库寿命、地震、战争、天灾人祸发生时的对策，以及稀有物种灭绝、历史文物淹没，这些问题，我都曾在小组会上提问。对此，他们全都推给长江办主任作答。有的根本答不出来，如预算、筹款渠道等问题；有的答非所问，只将他们的提案重复一遍了事。有的干脆明说不敢作答。　　
　　▲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想获得大会通过吗? 但象您这样提问并且付诸实际行动的，在代表中不占多数吧? 　　　
　　□ 是这样。在小组讨论阶段，我尽量和别的代表联系，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因素，想让尽量多的代表在表决前知道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材料，大会不下发，我想，那我就个别送吧。没想到送也送不成，因为大会封锁，不同地区的代表之间不准直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团的秘书处。但一到那里，就如泥牛入海，对方根本不可能收到。 　　
　　▲这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尽管邓小平说过，"为避免犯错误，应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赵紫阳在位的时候说得更明确："重大的问题须经人民讨论"。抽象的"人民"毕竟好糊弄，但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这时候，您对于以合法手段，使大部分代表知道实际存在的对于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 要是从前，确实也就是这样了。但在我刚当常委的头两年，曾通过人大常委秘书局，提出过好多意见，包括在第二次常委会上提出的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那次我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类似现代国家的国会，国会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 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 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 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 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上的记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无论那个国家，包括独裁的蒋介石政府都有，为什么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反而没有? "　那时是赵紫阳主事，他是主张人民代表机构透明化的。万里那时也开明，意见就是由他转达的。后来，好了，从第三次，开放了记者室，挑选了五、六个吧，副总编之类。休息的时候，一个记者走到我的座位边。他问可不可以和我谈一谈。我问是不是采访，能不能报导? 他说不能，虽然有几家报纸可以派员列席(不是采访)，发稿还是大会统一。我说，如果这样，我没有必要和你谈，咱们只做朋友好不好。他说，我和你谈的，虽然不能公开发表，但我可以写《内参》。我问《内参》是什么，他说那可重要了，头头们看的，别人想看都看不到。我说："我是人民，人民是最高的，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外参，而不是内参。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采访。"　　
　　▲您的这个建议后来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又有过别的建议吗? 　　　
　　□ 那就是1989年通过的《议事规则》了。全国人大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我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记得那时我一再坚持，有几位委员也明白表态赞同。那年赵紫阳还没有下台，最后终于通过了。　　
　　▲这个《议事规则》在以后的大会上起作用了吧，比如1992年3月那次表决三峡工提案的时候。那一次，您是怎么运作的? 　　
　　□ 人大《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次5分钟。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条规定是很具体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权力。我那此既然已经决心在大会上发言，3月31日便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了。按照规定，对于能否发言，根本无需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重要的材料赴会。 　　
　　▲在会上一切进展顺利吗?　　　　
　　□ 那天，我看第一案、第二案已经过了，下面就是三峡工程的表决，就开始喷药--你知道我是有病的人，胸腔里装着心脏起搏器，情绪激动是很危险的，提前三分钟喷，可管半小时。果然，表决开始，我登记了的发言没有被安排。我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突然听到台湾记者喊："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才明白，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统统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 我决定退席抗议，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记者围上来，我事先虽然没有料想到关闭扩音器这一粗暴作法，毕竟有所准备，于是当场把材料散发给他们，同时对他们做了补充说明，等于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究竟为什么呢? 您不就是从为国家、为民众的角度，提醒政府动手干这么大的工程要慎重吗? 　　　
　　□ 我也想不通。一届政府，一个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在全国、全世界的瞩目之下，为封锁一个代表的发言，怎么到了不惜公然违宪的程度。我想，可能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头脑发热到三峡工程非通过不行、就怕我的发言给这通过造成哪怕一点点干扰的程度。我又想，动机如果纯正，为了国家人民，听听大家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呢? 没有必要这样嘛! 更况且，学者们提到的不过是方方面面的技术问题，你如果在这方面有把握，为什么不敢让人家说呢? 　　　
　　▲问题就在这里了：恐怕即使在技术上，他们也是没有把握的。　　
　　□ 没有把握又要强行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责任推给全国吗--这是你人大通过了的! 为什么要推? 没有把握。这几桩事情都是连带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责任你推得掉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桩事，都是要向历史交代的。 　　
　　▲后来，听说您在激愤之中作了一个决定? 　　　
　　□ 对，就在外边休息厅。记者们围上来，有人提问，他说："这人大常委，你明年还想干吗?" 我说："怎么干!? 我现在就不想干了!" 话一出口，突然想到他是话中有话呀，反问他:"你是哪家报社? "他不讲。我估计是新华社的。　　
　　▲您自己当众这样宣布，对有些人说来真可谓正中下怀，但真正底层百姓大家觉得特别可惜。当时是不是气话? 　　
　　□ 不是气话，我早就不想干了，本来已辞了好几次。　　
　　▲您是只是觉得这次中共做得太过分了，还是对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失望了? 　　　
　　□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灰心了。凭我一个人，就是再干50年，还是这样。我个人再努力，碰来碰去，全碰在体制问题上，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解决得了的。我觉得不该再在这里耽误下去。我今年70岁，也该从公务生活上退下来了。本想等到满届，也就是今年，再顺理成章地退。现在提前说出去，也并不仅仅是气愤。 　　
　　▲现在《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已经通过，据报纸宣传，正拼命赶工。您对三峡工程前景有什么估计呢? 　　　
　　□ 中国的环境形势非常危险，三峡工程不过其中一个，比这严重的工程都在推进、发展、恶化，再不紧急着手补救，将来后悔就晚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负担过重，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灾祸，让你一时无法收拾。更严重的是，人口多的同时，素质越来越低；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的人民就产生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再有，体制是关键。没有法治，没有监督，会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secretest

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案时不民主的投票表决。国务院为了使水电部“一家之言”的论证得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颇费了一番苦心。在人大会召开前一年多，即在全国主要报刊、电台等媒体上和许多展览场所大造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同时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派的文章。人大开会期间，让“钦点”的人大和政协三峡考察团的外行团长、对水利和地质毫无知识的陈慕华、王光英上主席台，宣传上三峡工程的观点，却不让由科学家组成的人大和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的专家团长孙越琦、周培源上主席台发言；主建派的前后任水电部长钱正英和杨振怀到各省市代表团和委员座谈会上去到处游说上三峡工程的好处，却不给反对派的前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机会去谈上三峡工程的严重后果；据传媒说，军队的人大代表还接到只准投赞成票的命令；最后由国务院首脑做“定调”报告。采取这些“民主”措施后，人大才投票表决，结果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和弃权票。这就是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真相。况且，工程技术问题能简单套用少数服从多数吗的程序原则吗?在长官意旨主导下，即使工程方案获多数票通过，这个方案很可能仍然是个错误的决定。

不平等的两派争论。从本世纪初提出三峡工程开始国内外专家就有不同意见。现任美国土改局局长曾劝阻中国勿上三峡工程，并辞去了咨询顾问；国际探查组专家认为，支持三峡工程的加拿大可行性报告是“强奸民意”，中国政府不要被“误导”。国内反对上三峡工程的科学家及专家相当多，其中知名者如周培源、王淦昌、徐洽时、覃修典、陆钦侃、刘善建、安申义、程学敏、金永堂、黄万里、方宗岱、曾庆华（后两人是中国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前后任所长），还有曾最早主持美国专家察勘三峡，后又亲率人大代表团考察三峡的著名百岁老人孙越琦和反对派首领、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等，仅教授级以上的就不下百余人。他们在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泥沙、投资、移民、环保、国防诸方面与主建派针锋相对展开过争论。在毛、周时代，两派争论基本上能平等地进行，结果是反对派以充足理由说服了毛、周。但到了八十、九十年代，主建派得到了主管的水利部及其后台的强力支持，反对派受到了全面压制和封杀，双方几乎无法平等地争论下去。反对派得不到有关业务和科研部门的配合，没有必要的经费和技术力量，更无法在传媒上介绍自己的观点(这是主管部门封杀的结果)，不得已时只能通过募捐来印发自己的论文或向中央直接上书。这样主建派得以占了上风。

            
        主建派安排独家论证。三峡工程涉及许多经济和技术部门，过去是由国家计委牵头、协同有关部门共同论证。李鹏主持国务院后把论证权交给水电部一家，从此论证变成了“一家之言”。水电部善于领会长官意旨，并从本身利益出发，所选定的14个论证专题组负责人清一色是主建派人物，其他各组成员也尽量排除反对派。这样，虽然论证自然、顺利地通过了，但其科学性大成疑问。论证研究中没有研究和比较替代方案，只是一心一意地“吊死”在三峡筑高坝这个既定方案上。而且，为了容易通过审查，水电部采用了建葛洲坝时曾用过的“钓鱼”策略，故意先把工程投资预算压得很低，等批准上马后再层层加码。

W2S

代表先富的一部分：李鹏女儿的围巾.....都是LV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