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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天生

美国学者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说，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一直存在『禁屁』和『倡屁』之争。一五三零年的《儿童礼仪》一书的有关章节中这样阐述人对于屁的妥协态度：『悄悄放屁是一种美德』、『人虽然应该彬彬有礼，可是为此而染上一些病是不值得的。如果憋的住，应该一个人自己憋住。可是如果实在憋不住，应该以高声咳嗽掩盖放屁的响声。』这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理论上给屁的一个正式名分。
   屁在社会实践中的用处多多，有人挖苦反击对方的言论，用「狗屁！」或「放狗屁！」来表达自己的蔑视和激愤，有时亦用屁来讥讽一些人的损毁自身信用之语。屁的攻击力不言而喻，其身价不但步步高升，出口也变了，原本应该从肛门悄悄溜出的臭气，变成了从嘴巴里堂而皇之冲出的谎言和怒气，搅扰得周围天昏地暗，人人思觉失调。男人起了花心被老婆发现，想在百般抵赖中蒙混过关，女人用一连串『放屁』声来戳穿男人的谎言，男人在『被放屁』中抱头鼠窜。屁给世俗春秋光景平添了一份热闹，屁也从一个排泄的生理现象上升为社会的民俗景观；屁虽然给社会带来吵杂，也让人世间少了一份寂寞。很多人都说黄鼠狼放屁最臭，其实人的屁也不香，如果真被人屁伤着了，或许比驴踢了更有杀伤力，屁伤足以让人一世耿耿于怀。

   纯生理之屁被定义为动物肛门排出的气体，其产生于肠胃，由大肠和直肠内的细菌，特别是大肠杆菌，发酵食物残渣时产生的气体。这气体的味道名堂不少，有时和所吃食物的味道颇为相似；有时那怪异的屁味是五谷杂食混合后的发酵产物，连自己都不知所以然。有些人说臭豆腐像臭屁味，也有人说臭屁像臭豆腐。曾几何时， 内地有人用排泄物勾兑调制臭豆腐，所以说，分不清臭豆腐臭屁味并让人产生一些联想当属正常，单从味道的角度讲，它们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在医院的腹外手术病房里，屁声是肠手术病人的福音，医生天天巡房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放屁了没有？』如果病人没放屁，医生和病人都会觉得失望，屁这时成了很多人的期盼。如果有病友终于放了一个响屁，其它病友听到后会罔顾屁臭围着他以羡慕的表情道贺，心里在思忖，我的屁何时才能放出来呢？屁成了人和人之间交融关切的介质，一团臭气的正面意义在这小小病房尽显无遗。但在大多数场合放了屁被人听见是件丢人的大事，恨不得脚下有个洞钻进去；有的人脸皮厚，自我解嘲说臭屁不响响屁不臭。其实不然，响屁照样臭，关键在于屁的成分里发臭物质的种类和粪臭素的浓度大小。

   在孩提时，周围的小伙伴把放屁当成了玩乐的游戏节目。放屁的时候撅着腚，脸被挣得通红，一边放着屁，一边做着各种各样鬼脸，试图让自己的屁声变成萨克斯管低沉的音符。虽然我们很努力，但往往事与愿违，有时情况更糟糕，屁声不但变不成美妙的音乐，还喷了一裤裆屎出来，惹得回家后被家长一顿狠揍。为了方便交流彼此之间的放屁经验，我们把屁味分成了若干种，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鸡蛋屁（剥了皮的熟鸡蛋味）、灰屁（煤炉上茶壶里的水滚了，水溢到火里产生的气味)、韭菜屁、萝卜屁等若干种，而最臭莫过于吃了牛羊内脏所放的荤屁。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堆了半房子草的草堆上玩，不知谁放了一个屁，恶臭弥漫开来，立马熏得大家头晕眼花，大家把头埋在麦草中也无济于事，似乎每一根麦秸秆都沾满着屁的恶臭味。最后查明是一个叫『屁篓子』的男孩放的，他说家里宰了羊，他已经吃了两三天的羊杂碎。三十年后我们见面时，多数人说的最多的还是他当年的那个羊内脏荤屁。大家扯着扯着远了，觉着现在的人活得挺惨，表面上光光鲜鲜，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并不如意，朋友之间都没了人味，世界流淌的除了物欲之外，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薄寡如淡水。聊天闲侃说真话如同『放屁』一般，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就算肉体蹦出个臭屁，徒然多了许多化学添加剂，和当年未受化学品污染的有机屁相去甚远，这世道变化真大呀！连屁也失去了它的本色。

   屁事可大可小，有时在被窝里自生自灭，有时一个屁字足以让全世界人类仰头观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刚刚从饥殍遍野中走出来，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不无妒忌地写道『…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一个屁字，变成了回击苏联老大哥的政治炮弹。毛主席他老人家放了震动中华的大屁，让肩负着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重任的中国人兴奋了好一阵。但在当时除了变成苏修以及万恶资本主义的笑柄之外，屁虽响却算不得臭，又响又臭的屁都让权各一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佬给放了。那时国人在骂别人时，肚子里其实没甚么油水，皮贴着骨，放屁基本上是个奢侈举动，就算偶然间酝酿出那么一两个放出来，也要扶着墙企定定好一阵，但中国人不气馁，为了弄清楚屁和土豆牛肉的关系，甚至和北面强邻刀枪相见。在那场捍卫国人尊严的珍宝岛冲突中，毛主席的那个屁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大长了中国老百姓和边防军的志气，打得俄国毛子屁滚尿流。

   卡扎菲是个人人皆知的独裁，但每当别人问到他的统治时，他就屁从口出地说，『我领导的是利比亚革命，而不是我在执政，是人民在执政』。奇怪的是，这屁话全世界大多数人会嗤之以鼻，但他的利比亚人民却信了足足四十年。相信大家都知道目前屁话连天的国家还为数不少，但屁话依然受到顶礼膜拜，可见一个屁字除了可以助纣为虐外，足以让乾坤来一个翻天覆地，变成另外一番模样。

    据说有政党团体从屁的奇异功用得到启示，打算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举办老年中年青年、以及男女组男女混合组、十八岁以下组、家庭组、小区组等等放屁活动。并举办讲座，向大众传授『放屁而不被人怀疑的技巧』、『放屁古今趣闻』、『增大屁声分贝的秘籍』、『如何放更臭的屁』、 『如何让屁变得比管弦乐更好听』等冷知识，通过形形色色的酿屁、放屁专业人士，把放屁推广成一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公众活动，甚至有人建议申请吉尼斯诸多放屁专项的纪录。在将信将疑之下，觉得这个诺大的天下真可谓是无屁不热闹，似乎屁途无量、适用前景无限开阔。

   今日如此，而中国古代人对待屁是如何取态的呢？一般来说，有时是以棱模两可的暧昧对之，骂起人来屁字随口而出，但论起肛门之气来却讳莫如深。皇帝放屁叫出虚恭，但他大可不必为了面子憋屁，甚至乎为了显示他的皇威随时随地出响恭臭恭。但大臣上朝时放了屁皇帝会惩罚他吗？我想为了不被杀头，大臣们一定会不顾一把年纪，把放屁的责任推诿给别人。要是古代嫔妃在侍寝皇上的时候不小心放了好响好臭的屁，她大概会被打入冷宫，或者被赐死。当然要是皇帝能容忍的话她也会安然无恙，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会觉得皇尊受到冒犯，他大概不会喜欢当着他面放臭屁的女人。皇帝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放特放，而其臣民却要在他面前把肛门紧紧收缩到一起，人的尊卑被小小的屁安排得泾渭分明。撇开屁的生理属性不说，屁的社会属性在这表达得淋漓尽致，谁还敢说人的权利生而平等之。

   屁这东西产生的时间无以追溯，如果说人在进化中还是鱼的阶段就会放屁并不为过。从古至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没人敢说自己不放屁，也没人和自己的屁过不去，在无人之处狠放一屁自闻自享乐，岂不是人生之一大乐事。但道德言行掺和进来后，人们对屁开始矛盾重重。如果使着劲憋它，会让自己不自在，憋屁如同自虐；恣意释放臭气侵犯别人的嗅觉空间让人生厌，在众人眼中被看低三分。

   屁虽然没有进入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然而在中华行为文化中被深深打上了道德言行的烙印，甚至有时成了道德审判的砝码。 在闷热拥挤的巴士上，突然一阵恶臭屁浪无声中涌来，大家面面相觑，似乎每一个人都成了疑似放屁者，莫名其妙承受一种道德压力。这时始作俑者心中暗暗得意， 若无其事地看着每个人被冤枉的古怪表情心里在偷偷笑。屁成了蛊惑仔，肆意玩弄起我们的道德感受，屁有时给人带来的羞辱简直是罄竹难书。我们许多人都在这种场合扔过『臭屁蛋』，但因道德对屁的厌恶性评判，不得己把自己扮成『此屁不是我放』的无辜模样。据说以前因为放屁出过人命，大家聚会时有人指责别人放屁，被指责的人感到莫大的冤枉，竟然要操刀来洗清自己的冤屈。放屁者堂堂之躯可以坐而论道，嘴扛国家兴亡，竟然連放个屁都不敢认，屁的中国特色凸显人性虚伪脆弱和它的审美原罪。

   美国一个男人被伟大的爱情所激励，为解决自己老婆不分场合时间乱放臭屁的疾患，发明全球第一件『防屁内裤』。这件『防屁内裤』有过滤臭屁的功能，穿上它即使不停放屁，旁边的人也不会闻到甚么臭味。其实这个发明对中国人来说实在算不得甚么东东，各种媒体早已制造了数之不尽的媒体『防屁内裤』并使用的得心应手。公共舆论经过这个『防屁内裤』的过滤处理，非但不臭，甚至还带有伊甸园的花草香气，迷醉了几代人，神奇的屁甚至可以变成庙堂的高香，把恶棍强盗熏成天神。不过一些放屁者却愈来愈不爽起来，可能是被良心所困扰，替人放臭屁太多而久熏成疾，纷纷变成抑郁症或是神经官能出问题。看来在这屁声当道的人世间，真正天喜地的人还真是不太多。

    如果把谎言都当成狗屁的话，这世界真可谓是屁话为王、真言成寇的世道。『躲猫猫』、『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戴避孕套不算强奸』之类狗屁层出不穷，但想用真相和屁话较量的话，十有八九你会变成唐吉珂德，输得裤子都被人剥光后连个屁也放不出。众多赵连海、艾未未们居然自不量力地想破破这个游戏怪局，结果被臭屁熏得跌倒不说，还被捉去垫监仓，招惹得天南地北的人替他们喊冤寻公道。

   有法国学者专门研究屁和社会结构之关系长达几十年，并写成了『屁言帝国』巨著，声称多数铁桶专制国家的都是以屁制国。他们在管理那些蜂民蚁众时，仅用组合屁再加一点点暴力恐吓，就可以把满目疮痍的国度升华为屁雾缭绕的海市蜃楼。他得出结论说，效仿西方法制民主舆论监督，不啻是脱了裤子放屁，自寻烦恼。他还举例说，已经有很多加拿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人操着纯京味语气学放中国屁了，屁的普世价值终于被确认值得可喜可贺。他有些失意地责怪自己太笨，学放屁的时间太长。甚至担忧世道大乱了，自己永远失去放屁的机会。如此看来，屁言哪一天成了第五大发明，相信我们这些屁民的脸上也会熠熠生辉。就让我们等着容光焕发的那一天到来吧！

   今日不知吃了一些甚么玩意，放了这么一堆屁出来，如果让看官感官不适请多加包涵和担待。再说了，屁总不能憋着不放吧？

大汉天生

我以前自诩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时不常地倒腾点历史小掌故当众讲讲，以显示我是如假包换的有文化啊。而且，如果有人不小心问到我的志向，我就会拿出早就捉摸好的答案奉上：“我一直想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还有比考古更接近历史的吗？人家若好心肠问我为什么，我就会略带天真而包含深意地回答：“你不觉得考古充满诗意吗？”往往把对方搞得一个楞一个楞的。但这些回答除了暗示我多有内涵之外，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因为那年去西安，我发现唯一让我有冲动跳到兵马俑坑里去刷土的理由是，坑外实在太挤了。

这两年我长进了，就不大提这茬儿了，是因为我终于不大好意思了，觉得何必呢，不就爱看个章回小说吗。自然也跟我没长性有关，我热衷于浅尝则止，并且乐此不疲。一旦稍窥门径，容易一下子兴趣全无。而且我也渐渐发现，其实只要是个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历史的呢？有时看人家聊，聊着聊着，我就往后退，名门正派不那么好混，我还是上黑木崖吧，确实有人比我更适合去挖人家的坟。

懒惰而又矫情的人，往往满腹歪理，我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对历史的见识类似对文字，有人一辈子努力极了，手不停挥，几百万几千万的写，但都是行货，终是庸手。而有的人一辈子就写一部小说，哪怕是写了一半死了，也能名震千古。所以我的歪理就是，历史观的形成远远重要过历史知识的掌握，而在其源头处，你要具备悲悯的情怀，和清晰的逻辑能力，除此，就算通读24史又如何，少了前者容易变王八蛋，少了后者终是糊涂虫。

一旦想明白这个，我就找到偷懒的理由，仅以历史而言，如果史观的形成类似内功，史料的补充类似拳脚，那么打通了周身穴道之后，会不会咏春拳就不那么重要了。而我如此心安理得，是因为以我浅薄的见识，认为自己既不是王八蛋，也不是糊涂虫。

最近跟好朋友聊天儿，我们说起某段历史，我愿意听他一点一点细述其细节，但又深感惭愧，他那么热情那么执著，充满“天下我任”的使命感。相较他的情绪充沛，我跟死了半截的人似的，在他拼命地摇头之下，发出含糊的喉音。他说这些东西再不整理就没有人会记起了呀。我说忘了就忘了呗多大的事儿啊。他说可是这样是不公平的啊。我说历史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放下电话，我一身冷汗，也许，我既是王八蛋，也是糊涂虫。

在历史中，有人凭借单纯的热情泥泞前行，我想了想，宁可与他们比肩。

大汉天生

作者 陈意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核心提示】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并不关心农民的死活，只在意他个人在毛泽东眼中的形象。1959年2月，曾希圣已从汇报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饥荒情况，同时他也收到了毛泽东关于“农民瞒产瞒粮导致粮食紧张”的指示信。在此情况下，曾希圣未做任何调查，便在全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了“反瞒产”运动，这实际上演变为农村里一场广泛的抄家搜粮运动，导致大饥荒迅速加剧。1959年夏初，安徽省到处都饿死人，曾却只听取有“好消息”的报告，断然否认饥馑和死亡已成为事实。从1958年10月起，曾希圣兼任邻近省会合肥市的肥东县县委第一书记，结果使肥东县在1960年有81,550人死于饥饿。1960年，官方统计的安徽净死亡人数是384万。
在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继续否认安徽“大跃进”时期发生了大饥荒的事实。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前，安徽省代表团准备汇报的死亡人数是117万，但曾希圣向刘少奇汇报时却说，安徽总共只饿死   40万人。刘事先已阅读了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深知安徽死人状况严重。曾的谎报令刘少奇发了脾气，刘批评曾在“捂”安徽的“盖子”。在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下，曾希圣在安徽代表团的最后会议中向刘少奇承认，安徽饿死人数为400万。
【前言】
中国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饥馑而饿死）。但是，各地的非正常 死亡情况却差别不小。例如，安徽省和江西省同为农业大省，同处华东，边界相接，两省的许多村庄、田地彼此相邻，然而，两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 的比例却相差悬殊，安徽省饿死的人口占当时人口总数的比例大约是江西省该比例的17倍。这一数据是人口史学家曹树基提供的，他对两地出版的县志中记载的人 口资料汇总后发现，从1958年至1962年间，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为633万，占该省人口的18.37%，而江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为 18.1万，仅占人口总数的1.06%。【1】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中国人口》各省分册中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 死亡数为226.28万；江西为13.29万。【2】由于原始资料的来源不同，曹、杨两位统计的两省各自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数据都展 示出皖赣两省的死亡率差异极大。“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在全国推行的是统一的政策，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两省的人口死亡率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此外， “大跃进”中至少约有20万安徽饥民逃荒到了江西，并在那里存活了下来。【3】这就更令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在江西的绝大部分人都有生存的机会，而安徽省当 时却是一片饥馑的大地？

本文试图通过对省级状况的具体研 究，来解释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和死亡率的差异，主要依据是省一级的数据及近年出版的省级负责人传记及回忆录。笔者不寻求、也未发现可以用于 解释全国各省“大跃进”造成饥荒及死亡的通用型解释变量。笔者认为，农业自然条件、农业实物税和省级领导的政治态度这三项因素的作用合在一起，决定了安徽 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程度的不同和人口死亡率的差异。


一、如何认识“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发生及省际差异？

过 去10余年里，中国研究圈里至少有5种试图解释“大跃进”及大饥荒为何发生的说法。第一种观点是就事论事，说明食物供给量下降会导致卡路里摄取量低于人体 的基本需求，人口死亡率也就比较高。【4】第二种说法稍微进了一步，采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权益”（entitlement）学说，认为死亡的原因 是农民被剥夺了应有的食品权利。由于政府对谷物的控制主要用于支撑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很少考虑到农民口粮的需要，结果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5】第 三种看法指出，政府在劳动力和粮食分配政策上偏向了城市与工业，其结果是1959年粮食生产的失败，农村里随后出现饥荒和死亡。【6】第四种观点是，人民 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鼓励了农村人口的粮食过量消费，随后造成了农村的粮食短缺和饥馑。【7】第五种观点则把各地“大跃进”时期的死亡率差异归咎于政治激进 主义。这一说法试图用各省负责人的政治忠诚度和一个省的党员在人口中的百分比来解释死亡率的不同；党员百分比低则非党员干部相对地多，意味着这些非党员干 部会更热忱地执行激进政策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以获得党员资格；一个省的省领导越激进、且该省的党员百分比越低，那么该省在推进“大跃进”政策时就可能越 积极，农村人口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就可能越高，死亡率也会越高。【8】

以 上说法都具一定的启发性，但各有缺陷。张欣和文贯中指出：在1962年与1963年，农村的人均口粮与1959-61年居于同一水平，因此第一、第二、第 三种说法（“食物供给量下降”、“食品权益”和“城市偏好”）无法解释为什么饥荒没有发生在1962年和1963年，而只发生在“大跃进”年间。【9】显 然，在各省的人均口粮水平于饥荒年和饥荒后的年份并无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很难得出结论说，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向”是农村人口生与死的决定性因素。对“公共 食堂”导致饥馑的说法也有争论，林毅夫和龚启圣认为，粮食过量消费主要发生在1958年后期，从1959年春开始大多数食堂已变得受人憎嫌并已无法全年运 作，所以1960年的严峻饥荒不可能是过量消费的后果。【10】至于“政治激进主义”的观点，林、龚认为，它解释不了人口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因为各省的党 员百分比虽有不同，但都“极低”，各省党员百分比的差异幅度无法与各省人口死亡率的差异幅度相对应。林、龚提出用各省的“解放时间”（共产党建政起始时 间）作为一个变量来修正政治激进主义理论，即一个省的“解放时间”越迟，“革命”历史就越短，党的根基便越浅，该省就更可能执行激进的政策，大饥荒的人口 死亡率会相对地高。【11】

其实，上述的前四种说法因为 未做精确的省际比较分析，因此无法解释“省际人口死亡率差异”（cross-province differences in death  rates），而第五种说法（包括林毅夫和龚启圣的补充观点）只不过提出了一些未经充分可靠验证的假说。提出这些观点的学者利用的主要是中国政府1980 年代出版的全国性人口与粮食的统计数据，其兴趣主要在于建立经济数学模型来诠释“大跃进”的失败和饥荒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官方数据并不可靠，需要 仔细调整后才可以使用。【12】“政治激进主义”认为，某些省份尤其是四川、安徽和河南为什么会饿死较多的人，原因是这些省份在以激进著称的负责人控制之 下。【13】但这一见解却不能解释，在那些省级领导人并不那么“激进”的省份，为什么同样也有高死亡率。在山东省和甘肃省，其省委书记并未被持政治激进主 义观点的研究者杨大利归为政治“最热忱”的官员，两省的公共食堂参与率比许多省份低得多，但这两个省饿死人的数量或非正常人口死亡率仍然居于全国前列。 【14】采用政治激进主义假说的学者也未对某一个或几个省及其省级负责人作过任何个案研究，以致于他们的观点事实上缺乏实例的佐证。张欣和文贯中注意到了 江西省在“大跃进”中未紧跟毛的激进政策，他们认为，该省“领导人邵式平是一个闻名的实用主义者，抵制了强加于农民的公共食堂制度”。【15】但张、文都 未提供细节说明邵是如何实用主义地抵制公共食堂政策的。实际上，在“大跃进”时代，邵是江西省长、省委第二书记，而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政策决定方面的作 用更为关键。


二、皖赣两省自然条件之比较

就 农业自然条件而言，安徽省和江西省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安徽省面积为139,600平方公里，1851年的人口约为37,630,000 人；历经晚清至民国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1949年该省人口下降到27,865,411人；1957年人口为 33,370,244人，其中91%是农村人口。【16】1949年，安徽省耕地总面积为76,380,000亩，1952年增长到86,730,000 亩，1957年下降至85,550,000亩，1965年继续下降至72,760,000亩。自1952年开始的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意味着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安徽省的土地资源已无增长潜力以适应人口的增长。1957年，安徽省人均耕地为2.56亩，农业劳动力共13,270,000人，人均耕作 6.45亩。【17】

江西省与安徽省南部接壤，总面积 166,600平方公里，比安徽省面积大19%，但在1950年代早期，江西省人口仅及安徽省的47%到53%。1851年江西省人口为 24,516,000人，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和1920至1930年代的国共战争，江西省人口到1949年下降到了13,140,400人。1957年江西 省人口数为18,514,500，相当于安徽省人口的55.5%，其中农村人口占87.8%。【18】1949年江西省有耕地35,480,000 亩，1952年耕地增至41,220,000亩，1957年增长至42,190,000  亩，尔后至1965年略有减少，为41,000,000亩。江西省1957年人均耕地2.28亩，7,140,000农业劳动力每人耕作5.9亩。 【19】虽然江西省的人均耕地和人均耕作面积比安徽略少一些，但实际上江西省拥有大量潜在的土地资源。江西的农业可耕地总资源为2.08亿亩，相当于全省 土地面积的83%；而安徽省则为1.4亿亩，相当于全省土地面积的68%。【20】丰裕的土地资源让江西省的农民在历史上发生饥馑时可以靠开荒生存，这也 是江西省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年代能够接纳50万外省流入的饥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安徽）的原因。【21】更为重要的是，江西省有较好的土壤质量和水利条 件。在1950年代，江西省绝大部分农田土壤肥沃，70%以上的耕地可获有效灌溉；而安徽省的中、低产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8%，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直到 1980年代中期，安徽省的水利设施也只能有效灌溉其耕地的40%。【22】

由 于水土丰饶，江西的粮食产量一直较高。1949年安徽省的粮食亩产为63公斤，江西省为150公斤；1980年代中期，当安徽省粮食亩产提高到200公斤 时，江西省已达301公斤。【23】所以，尽管一个江西省的农业劳动力在1950年代平均耕种的土地比安徽省的农业劳动力略少，但却可多收获 50%-100%，这样，江西省的农民家庭比安徽省的农民家庭比较容易维持温饱。

自然地理也对江西省的农业比较有利。从地貌条件看，安徽省平原占49.6%，山地占15.2%，丘陵占14%，台地占13%，水面占3.4%，其余是沼泽和 湿地。由于地貌特点及对林木的采伐，1950年代早期安徽省的森林覆盖率仅占全省面积的12.5%。皖北拥有安徽省49%的人口、36%的面积，但森林覆 盖率只有0.1%。历史上安徽省87%的人口居住在皖北和皖中的平原、低矮丘陵和台地地区；皖南和皖西的山区与丘陵占安徽面积的28%，却只有13%的人 口居住在那里。【24】江西省的山地占36%，丘陵占42%，台地和平原合计占12%，水面占10%，其中包括许多湖泊、河流，还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 湖。由于山地与丘陵多，1950年代初期，森林覆盖了江西省40.3%的面积。约37%的江西省人口居住在赣中至赣北狭小盆地里的南昌和鄱阳湖周边平原， 大部分人口则比较均匀地分散在全省的山区和丘陵地带。【25】从皖赣两省的自然地貌和人口分布形态来看，在“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期间，大部分安徽省农民 较易受到死亡的威胁，因为他们无法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沿湖的江西人那样依靠野生植被和水产作为替代性食品维持生存。

安 徽省的气候条件也不如江西省。安徽省的耕地中60.1%是旱地，其余是水田，小麦和水稻是两种主要的粮食作物。该省年降雨量在700-1,700毫米之 间，不能充分满足水稻生长所需的水量。每年的晚春和初夏，安徽省深受季风影响。如果北方干季风的北撤速度缓慢，低温天气会影响安徽省早稻的及时插秧和正常 生长；而夏季的南方湿季风一旦前进过快，则降雨时节便会在安徽省提前结束，以致夏天多旱灾；若南方湿季风在安徽省上空停留过久，可能导致过多的雨水，毁坏 应在夏初收获的小麦。【26】总之，安徽省坏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小麦易歉收，大部分地区不适合种植水稻。

历 史上发生的水灾对安徽省的农业条件的不利影响很大，尤其是对皖北和皖中而言。1128年，黄河大堤因在宋金对峙中缺乏维护而破堤，河水夺泗入淮进入江苏省 的洪泽湖。黄河改道给淮河带来了大量泥沙，抬高了淮河河床；由于洪泽湖缺乏入海口，湖水盈满后会反过来抬高淮河水面，使淮河破堤淹向淮北平原。横贯皖北、 皖中的淮河后来成为著名的灾河。黄河改道携带的泥沙也造成了皖北平原和皖中地区土壤的沙化和碱化，令土地贫瘠，极大影响了农作物尤其是小麦的种植和生长。 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制造洪水以阻止日军进兵，导致皖北大部分地区成为“黄泛区”。【27】这些历史事件遗留的后果对安徽省来说是灾难性 的。1949年，淮河破堤，淹没了1,290万亩土地并造成了800万灾民；1950年夏，淮河再度破堤，受灾土地3,160万亩、人口998 万；1954年的淮河大水灾淹没了4,945万亩农田，造成1,537万人受灾。而在1951年和1953年，皖北、皖中又分别遭受旱灾，1952年则遭 到涝灾。安徽省中部和南部沿江地带也分别在1949年和1954年遭到大洪水，许多圩田受淹。【28】频繁的自然灾害让安徽人把安徽省的气候与灾害的关系 总结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29】灾害不仅经常摧毁农作物，还造成了安徽省粮食的低产和农业生产率的低下。1950年安徽省水稻的亩产 为131公斤，1952年安徽省小麦的亩产为37公斤；1950年和1954年，因淮河大水灾安徽省粮食亩产低于200公斤。【30】这样的产量和农业生 产率使得安徽大部分地区经常处于准饥荒条件之下。

相比之 下，近现代以来江西省极少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只有1931年的长江大水灾造成江西省有7,277人丧失生命，而安徽省在这次水灾中的死难人口是 112,288人。【31】长江是唯一对江西省有较大威胁的河流，但江西省的地形是南高北低，长江只流经北部省界的一段，不可能对江西内陆造成水灾。与长 江相连的鄱阳湖更起着蓄水池的作用，在长江发水时可容纳洪水。1950年长江泛滥，江西省几乎未受影响；1954年江西省成功地抗住了长江大水灾，无一人 饿死，也无一人逃荒。而在这两次长江洪水中安徽省则损失严重。【32】

良好的自然条件让江西省的农业生产发展顺利。江西省的年降雨量为1,300-1,900毫米，比安徽多；再加上较长的日照期和暖温期以及大量的水面，江西省 90%以上的耕地可种植水稻。江西省也没有严重的土壤流失问题，农业单产相对比较高。【33】鉴于国家的粮食需求增大，江西省从1953年开始推行双季 稻，至1957年双季稻种植面积已达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33.7%，大幅度增加了粮食的总产量。【34】而安徽省的双季稻种植从1956年才开始推行，由 于该省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种双季稻，1956年强制推行957万亩双季稻的结果是，双季晚稻平均亩产仅为44公斤。【35】
比 较了两省的人地比例、自然地理、水利条件之后，还需要比较“大跃进”时期两省农业劳动力的状况。许多人认为，1958年后期的“大炼钢铁”是农业劳动力短 缺的原因，但在皖赣两省，实情并非如此。1958年8月8日，安徽省在省委大院里建立了第一座小高炉，至9月底全省共有小高炉12,322座，99%的小 高炉容积在1.5立方米以下，无须大量劳力。在该年9至10月间，安徽全省共有240万劳动力从事“全民炼钢”，但到10月底，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或解 散，因为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认为小高炉炼出的钢质量太差。【36】江西的情形也一样。江西省委将1958年9月定为全省的“钢铁突击月”，组织了210万 劳力，建立了近5万座小高炉。经历了9月至10月的“大炼钢铁”后，省委在11月3日宣布完成了国家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全民炼钢”的热情随之减退，农 民各自回了家。【37】

“大跃进”期间，皖赣两省农业劳 动力短缺程度的差异源自各自水利建设耗用劳动力的多与少。江西省因其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好，降水量分布相对均匀，并不需要建设大量的大型水利项目。在“大跃 进”期间该省虽然也完成了许多水利工程，但绝大部分只是村一级的小水库，只需少量劳动力工作较短时间。江西省唯一的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是“赣抚平原水利工 程”，始于1958年5月，完工于1960年4月，共完成5,400万土石方，年度上工劳力为140,000人。【38】2年内14万劳动力暂时离开农业 部门，并不至于对江西全省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安 徽省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1951年起安徽省即开始建设大型水利设施，以控制淮河和长江的洪水。1957年10月，中央颁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安徽 省决定发起一场兴修水利的运动。该年11月6日，全省组织了498万民工上水利工地，至1958年2月24日运动结束时，共完成了24.3亿土方。 【39】虽然这一水利运动只是在农闲的冬季进行，但正如安徽的学者指出，冬季的长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导致农民“劳累过度，体质下降”。【40】民工从水利工 地回家后仍需处理许多以往可在冬闲时处理的事务，结果他们在农忙季节里更为忙碌。尽管安徽省1958年的气候基本正常，但部分地区因水利建设导致农业劳动 力的短缺和劳累，该年全省粮食生产比1957年下降了13.83%（参见表1）。1958年5月“大跃进”发动后，安徽省决定在成千上万中小型水利项目之 外，再建设几项治理淮河和长江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中有两大工程最为瞩目：一项是皖北的“淮北河网化”工程，共须开挖10条运河、10万条支河渠，总长为 12.5万公里，总计要完成10亿土方；另一项是皖中的“淠史杭水利枢纽工程”，连接3条河流，须完成5.3亿土石方，受益农田为1,228万亩，相当于 安徽耕地面积的14.35%。后一工程要在皖中、皖西的丘陵和台地地带开山劈岭，工程量非常大，【41】必须动员成百万的农民来完成。从1958年11月 开始，皖北和皖中各地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步行上百公里去水利工地。在1959年的大部分时间直至1960年中，安徽全省有500余万民工从事着水利建设。 淠史杭工程从1958年8月到1960年4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常年雇用民工达88万。【42】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安志文看完淠史杭工程建设后感叹：“这 是世界上目前还没有的大型灌溉工程！”【43】安徽省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约为1,125万人【44】，其中的44%（大部分是青壮年）间歇地或长期地 离开家乡去水利工地几个月乃至一整年以上，这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1959年该省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20.79%（参见表1），发生农作物减产的 主要是大修水利的皖北和皖中，随后这两个地区成为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自非偶然。

表1：1957-1962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国家征购和粮食调出量(千吨) 

年度上报中央总产量国家征购占总产量%余量输出1957年-10,2702,98029.027,290471958年22,5008,8502,76031.196,090731959年27,0007,0102,73038.944,280431960年23,1006,7501,97029.194,780231961年-6,2901,34021.304,950-91962年-6,7101,29019.235,42017

资料来源：“上报中央”数是安徽省负责人向中央政府上报的粮食产量，见苏桦、侯永的《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卷》，第85－89页。“总产量”取自国家统计局 综合司出版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416页）。“国家征购”数和“输出”数取自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 的《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1989年出版），第1800－1805，1832－1837页。“余量”是用“总产量”扣除“国家征购”而得。

三、皖赣两省农村留粮的显著差别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历 史上江西省以田赋大省闻名，安徽省虽然经常受灾，但该省农民基本可维持生存。【45】然而，“大跃进”改变了安徽和江西农民的生存条件，打破了两省之间农 业状况的脆弱对比。即便如此，假如当时国家不从农民手中过度征购粮食，那么皖赣两省农业的自然条件差异可能还不致于导致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异。 而粮食的过度征购则奠基于浮夸风。

“大跃进”期间，浮夸 风盛行于全国，安徽和江西两省也不例外。1958年8月，安徽省繁昌县的一个公社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21,537公斤的“卫星”；11月，江西省鄱阳县的 一个公社则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114,000公斤的“大卫星”。【46】正如表1和表2所示，“大跃进”时期，皖赣两省负责人上报中央的粮食预估产量远远 高于实际产量。于是，中央便将各省上报的产量数字作为粮食征购【47】的基数，这样，在1958、1959年皖、赣两省负责人夸大了粮食产量的情况 下，1959、1960年国家的粮食征购量也相应增长。

事实上，安徽省的粮食实际产量自1957年后便持续下降，而国家征购量占粮食产量的比率却从该年开始一直上升。例如，1959年，由于兴修水利，安徽省缺乏 足够的田间劳动力，当年粮食歉收，但当年国家的粮食征购率竟达到年产量的38.94%（见表1）。征购率持续上升的结果是，195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安徽 省农民的粮食人均占有量下降到最低水平。由于粮食的真实产量远低于上报数，安徽省即便把农民的口粮压到最低，也仍然无法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只得动用库存 粮。从1958年至1960年，安徽省为完成国家征购指标而从省库挖了2.093亿公斤粮食上缴中央。【48】


表2：1957-1962年江西省粮食产量、国家征购和粮食调出量（千吨）

（表格缺失）

资料来源：“上报中央”数是江西省负责人向中央政府上报的粮食产量，见李希文、危仁晸的《刘俊秀传》，第265页。“总产量”取自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出版的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  475页）。“国家征购”数和“输出”数取自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的《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1989年出版），第 1800－1805，1832－1837页。“余量”是用“总产量”扣除“国家征购”而得。

安 徽省粮食的严重短缺使省政府不得不决定减少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按每月粮食定量的标准减少0.5－1公斤），而农村人口则成为粮食短缺的主要受害者。 1959年和1960年，安徽省农村人口的口粮降到了原粮100公斤以下，连国家规定的人均年度250公斤基本口粮的一半都不到。【49】例如，在定远县 老瞿村，1959年春当地的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每人供粮0.6公斤；到了5月便减少为每天0.25公斤；到11月进一步降低为每天0.1公斤；1959年 底，该村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在此期间，老瞿村原有人口198人中有101人饿死。【50】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于后来率先分田到户而创下农村改革经验的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老瞿村和小岗村都位于贫瘠的皖中平原地带。1959年和1960年，小岗村120人中有67人死于饥饿，有6个家庭绝了户。【51】

“大跃进”时期，虽然江西省的农村也发生了饥馑，但情形 远不如安徽省那样严重。国家的粮食征购量过大，无疑是农民缺粮和饥馑的重要原因。1960年5月至6月，江西省委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俊秀在抚州、吉安、 赣州地区的33个大队做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农民普遍缺粮，一些大队有三分之二的人每日三餐连稀饭都吃不上，不得不以野菜和米糠充饥，浮肿病人大增， 饿死人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52】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在临川县湖南公社调查时发现，该社农民以红薯叶子充饥，大铁锅里只能见到星星点点一些碎米。 【53】处于饥馑状况下的农民自然不会有足够的体力，由此又造成农业产量的进一步下降，不过江西省粮食产量下降的幅度比安徽要小得多（参见表1和表2）。

更 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省范围来看，江西省在“大跃进”期间并未处在大规模饥荒的死亡威胁之下。例如，1959年两省各自的粮食自留量几乎相当，安徽为428 万吨，江西则为427万吨；然而，这一年安徽的人口是3,427万，而江西只有1,976万、仅相当于安徽人口的57.7%；也就是说，1959年江西省 的人均粮食自留量几乎是安徽省的1倍。

江西省的粮食自留 量高，与当时的粮食征购制度有关。粮食征购中，所谓“征”是指折算成农产品实物的农业税（即“公粮”、“税粮”），因为其性质属于税收，所以国家拿走这些 农产品时是无偿征收；而“购”是指国家要求农民或人民公社“卖”给国营商业部门的粮食，收买时会按照政府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付款。为什么“浮夸风”会造成粮 食的高征收，而江西省的征收量又明显低于安徽省呢？部分答案就在1958年6月3日颁布的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里。这个条例规定了 农业税的征收数额和减免条件。下面是该《条例》的一些具体规定：【54】

第三条 下列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应交纳农业税：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

（四）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和公私合营农场；……

第十条 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第十五条 纳税人依法开垦荒地或者用其他方法扩大耕地面积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一年到三年；移民开垦荒地所得到的农业收入，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五年。

第十六条 纳税人在山地上新垦植或者新垦复的桑园、茶园、果园和其他经济林木，从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

第十九条 下列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减征农业税：

（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

（三）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

从 上述规定来看，既然农业税是按照产量计算，则虚报产量之后农业税自然就成倍增加，浮夸越严重，征粮数就越大；中央政府如果不降低农业税的税率，又不愿承认 各地上报的数字全都是假的，“浮夸风”之后出现“高征收”就是必然的。那么《条例》给江西省带来了哪些实际好处呢？江西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可以被界定为 符合第19条减税标准的“革命老根据地”和“贫瘠山区”。虽然笔者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究竟减免了多少，但可以认为，江西省不少地区的农业税有可能 比安徽省低。此外，江西省丰裕的土地资源可用于开荒，同时开荒所获的农产品不需缴纳农业税，这是安徽省难以利用的条件。1957年12月，江西省委为了精 简政府机构和开发革命老根据地，决定由省长邵式平和副省长方志纯领导，动员5万国家干部下放到山区、丘陵和湖泊地区去建立国营垦荒农场。这些农场从 1958年开始正式生产，此后又迅速发展，招收了大量复员转业军人、本省和外省市的城镇青年、本地农民及外省移民。到1959年，江西省共建立起349个 国营农场、林场、果园场、茶场和渔场，分别由省政府、地区和县政府管理；整个农垦体系共有146万人，分为领取国家工资的“农场职工”和从农场领取收入的 “农场农民”；他们除了生产各种林、茶、果及水产品外，共耕作230万亩土地，其中64万亩是1958年开始新开垦的，共生产了粮食112.5万吨。 【55】正因为有了这些新建农场，江西省政府可以掌握相当数量的粮食，用于赈济本省的缺粮县社以及流入江西的饥民，甚至还能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时向外省提 供粮食，特别是向上海市。【56】

安徽省由于缺乏土地资 源，无法新建很多农场。该省从1952年开始组建农场垦荒，到1957年共建了16个农场，多数位于湖地和沼泽地带，少数在山区，共有21,500员 工，27.3万亩土地，这些农场中半数以上为“劳改农场”。“大跃进”开始后，在“共产风”的影响下，1958年8月省政府决定把所有农场下放给地区和县 级政府管辖，许多农场与附近的“人民公社”合并，准备过“共产主义”生活。但与“人民公社”合并后的农场很快就面临一系列麻烦：农场和公社的田谁应优先获 得水利灌溉？农场的国家干部与公社的当地干部之间谁更有资格成为农场的主要领导？公社的农民能否去农场职工的公共食堂吃饭？这些麻烦让省政府在1959年 再次决定把农场与公社分开，并把农场的管辖权收归省政府。到1959年底，安徽省政府共管辖21个农场，其中11个是农、林、茶、果的生产农场，10个是 劳改农场。【57】安徽省的已有农场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不堪，在“大跃进”期间始终未能正常发展，更无法为安徽的粮食生产作出类似于江西农场的贡献。

四、皖赣两省省委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反应

皖 赣两省民众在大饥荒年代的命运不同，还与两省负责人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反应有关。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和紧跟毛泽东而著名；江西省 的一些省级负责人虽然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他们对“大跃进”的认识和理解与曾希圣是有区别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两省的省委领导班子情况不同（指主 要负责人之间以及省级领导人与地方的相互关系），于是便产生了皖赣两省因政策执行上的差异导致的巨大的农村人口死亡率差别。

“大 跃进”期间，安徽省委、省政府处于曾希圣个人专权的强力控制之下。曾于1904年出生于湖南，初中就读于衡阳三中，然后进入黄埔军校，1926年参加北 伐，1927年加入共产党，尔后去过苏联学习。历史学家陈永发根据曾的背景及其行事，将曾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寓意其比较容易激进狂热。【58】 1932年曾担任军委二局局长，主持红军的情报工作，获得毛的表扬，从此与毛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40年代曾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活跃于皖中和皖北。从 1949年开始，曾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59】在“大跃进”之前，安徽省委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是黄岩、李世农和张恺帆，其中黄和张是安徽本地人。 三人都比曾年轻好几岁，但也都在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早期加入共产党且一直在安徽工作。在看重革命资格、荣誉和派系的共产党干部体制下，曾希圣 的年龄、资历、荣誉、级别、派系、尤其是与毛的个人关系，让其享有的威望和权力远在省委其他领导人之上。同时，曾的专制领导作风加上其以“老虎”绰号而著 名的坏脾气，也让别人畏惧。【60】在“反右”运动中，作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李世农对曾的领导方式提过意见，对过多的人被定为“右派”表示 了不满。1958年1月，曾希圣将李世农打成了“右派”；尽管曾、李两人有10年同事之谊，曾还是毫不犹豫地将李清洗出党。【61】曾的专权与激进还表现 在他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水利兴修计划。他在1958年11月至12月于武昌举行的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安徽在1959年将完成8 亿土石方，然后在10天之内不断加码翻倍，一直翻到了64亿方。在任务翻番过程中，曾希圣既未与省委其他同僚商量，也未认真想过，一口气把水利工程任务扩 大8倍对安徽省意味着什么。偏偏毛泽东却很欣赏曾希圣的这种狂热激情，在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学习曾希圣同志的“机会主义”。【62】曾的“机会主义”水利计 划让毛满意了，其结果是1959年安徽省500余万民工被迫上了水利工地，导致农业生产难脱败局。

与 安徽省委不同，1950年代江西省委的四位主要领导人相互之间比较合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是农民出身，读过5年小学；省长和第二书记邵式平于1920年 代早期考入北师大，1930年与方志敏一起成为红十军创始人；其他两位主要领导人方志纯和刘俊秀都出身于贫苦农家，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念过中学，与邵 式平关系密切，刘仅读过45天书。这四位领导人全在1920年代参加了红军。在1930年代中期，邵和刘参加“长征”去了陕北；杨和方则分别留在赣南和赣 东北打游击。他们都有革命资格，也早在红军时期就认识毛泽东，不过谁与毛都没有密切的个人关系。【63】杨虽然是第一书记，但邵不仅年长，教育程度高，且 革命资格老，成就大，在江西享有威望，所以杨对邵比较尊重。此外，这些领导人分属红军时代形成的松散的江西地方干部派系，杨和刘是“赣南派”的主要人物， 而红十军出身的邵和方则主导着“赣东北派”。【64】杨尚奎1952年担任第一书记后，在1953年至1954年间向省委提出，他和邵式平只管大政方针， 具体事务将划分成7条战线，由省里其他领导人负责。【65】这一建议很快为省委所接受，江西省的领导权进一步被分散到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中，一个人际关系上 相互制约又彼此合作的省委决策和执行架构得以避免个人专断所带来的有害后果。例如，刘俊秀被任命为省委负责农业战线的书记，面对级别和职务更高、且资格更 老的两位省委主要负责人杨、邵，刘必须比较谨慎地不时调整农业政策。1958年江西省建立了18万个公共食堂，全省93%的农民在食堂里就餐。但后来刘听 到了许多对食堂的批评，特别是邵式平对食堂的批评，于是刘在1959年底前以调整的名义解散了8万个食堂。【66】这一措施无疑让许多江西农民从食堂制度 里解脱出来。省委班子里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干部派系也有利于江西的干部上下联络，便于省级领导人及时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江西省的4位主要领导人全是江西 人，在红军时代，他们都有家人或亲朋牺牲，也都受到过农民的掩护和帮助，所以对故乡深具感情。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杨尚奎作了 动情的发言，希望中央能给江西更多的支持，减轻江西的税务负担，因为江西作为最光荣的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却依然非常落后。【67】

“大跃进”开始时，邵式平和方志纯带领一大批下放干部去了赣东北，在两人当年开展游击战的大茅山地区建农场垦荒；而杨尚奎则到江西省的82个县作实地调查。江 西省委的这三位主要负责人或静默地远离“大跃进”的热潮，或专心致力于老区的经济建设，事实上采取了对“大跃进”热潮的回避态度，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在省委 发号施令、对江西的“大跃进”推波助澜。而他们在基层接触干部和农民、会见红军时代的战友和支持者，也有助于掌握更多的实情。【68】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虽然差不多在安徽地区工作了20年，但他与安徽省的地方干部之关系并不融洽。在1959年3月写给毛的一封信中，曾希圣向毛抱怨， “安徽许多地方干部听不懂我说话”，或许是指自己的湖南口音太重，或许是说自己讲话时太过于理论化。【69】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曾希圣长期高高在 上，很少考虑如何缩小他这个省委第一书记与安徽省各地干部的距离，如此就更谈不上与地方干部维持良好的联系了。事实上，曾希圣在打击安徽本地干部时常常是 心狠手辣。1958年他清洗“李世农反党右派集团”时，同时处理了3,300名安徽省地方干部。【70】1959年3月至5月，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 恺帆在公共食堂制度上与曾希圣持不同意见，张所了解的食堂吃不饱和饿死人的情况直接来自于乡亲们提供的消息，而曾却批评张总是看“黑暗面”。1959年7 月，张回到故乡无为县做调查，发现情况非常糟糕，遂自行决定解散无为县所有的公共食堂。此刻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希圣立即将这一事件报告给毛泽东。毛对省 级干部胆敢向公共食堂制度挑战感到愤怒，于是将张打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地方成员”。曾希圣从庐山回到安徽后，在1959年下半年处理了从张恺帆到无为 县委及生产队的干部总共28,741人，这些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解职、或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71】

“张恺帆事件”发生后，原来对“大跃进”中的做法有不同意见的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黄岩只能对曾希圣的做法保持沉默。【72】曾希圣在安徽省的独断专行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江西省委的领导人对“大跃进”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态度。除了刘俊秀之外，江西省委的领导人对“大跃进”显然未表现出激情。1959年春节时邵式平在省直干部 大会上讲话时说：“食堂不解散，社会主义就永远建不成。”他公开表达了对公共食堂制度的强烈厌恶。如果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邵的讲话压下未上报毛， 邵的命运也许可能与安徽省的张恺帆一样。【73】杨尚奎在1958年到1961年间走遍了全省的82个县，花了许多时间了解实际情况；方志纯则在1958 年到1960年间四上大茅山国营垦荒农场，每次在那里待上两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刘俊秀在“大跃进”开始时脑子发热、态度激进，但注意到省委其他领导人或是 公开反对或是保持沉默时，刘也不便在“大跃进”方面做得过多或过份。【74】

江西省领导层的消极并不表明他们在政治上不忠于毛，而是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治下的农村采取了现实的政治态度，这无疑有助于江西省免于“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的灾难。

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曾希圣对毛泽东几乎从来是唯命是从。1959年3至4月间，毛召见了部分省委书记，大部分到会的省委书记对毛提出的高指标要求十分为难， 毛点名让大家发言时，没有人愿意发言，唯有四川省的李井泉和安徽省的曾希圣是例外。曾希圣告诉毛，安徽省愿意接受高指标，因为指标低了不能鼓动干部和群众 的积极性；只要人民有干劲和精神，所有高指标都可以实现。【75】正是从这种唯毛是从的政策导向出发，曾希圣提出了安徽省水利建设那种不现实的高指标，也 大幅度虚报粮食产量，顽固坚持实行“公共食堂”制度，结果导致安徽省农村人口在“大跃进”时期大量死于饥馑。

面 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因饥馑而死亡的危急局面，皖赣两省主要领导人的反应也截然不同。江西省的领导人当然无法制止“大跃进”，也无法免除对农民的过度征 粮，但当农民处于大饥荒的边缘时，江西省领导人及时采取了赈灾措施。例如，刘俊秀在1960年春向赣南地区33个大队调拨15,000吨大米；杨尚奎向临 川县湖南公社调拨几万斤粮食。这些措施防止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而 安徽的曾希圣并不关心农民的死活，只在意他个人在毛泽东眼中的形象。1959年2月，曾希圣已从汇报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饥荒情况，但同时他也收到了毛泽东 关于“农民瞒产瞒粮导致粮食紧张”的指示信。在此情况下，曾希圣未做任何调查，便在全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了“反瞒产”运动，这实际上演变为农村里一场广泛的 抄家搜粮运动，导致大饥荒迅速加剧。1959年4月，曾希圣一方面批评张恺帆只看食堂问题的“黑暗面”，一方面否决了张所提供的省粮食厅厅长丁之关于安徽 省缺粮的报告。1959年夏初，安徽省到处都饿死人，曾却只听取有“好消息”的报告，断然否认饥馑和死亡已成为事实。1959年8月处理张恺帆及与之相牵 连的人员之后，曾希圣也否定了张在无为县公共食堂问题上的实地调查结论。【76】从1958年10月起，曾希圣兼任邻近省会合肥市的肥东县县委第一书记， 以加强对该县的领导。结果使肥东县在1960年有81,550人死于饥饿。【77】肥东县城距合肥市不过十余公里，人口的大量死亡就发生在曾希圣的眼皮底 下。作为该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辖区内发生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不管不问，从未下乡作过任何认真的调查。1960年初，曾希圣因胃出血在广州休养，在此 期间曾收到省里关于因大饥荒而造成人口大规模死亡的报告，但曾希圣并未作任何反应。1960年3月，曾希圣回到了合肥，面对安徽各地农村人口的大量死亡， 依然不采取任何救济行动。1960年9月9日，中央给安徽省委下达了文件，指出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的灾情和饿死人现象严重，曾希圣还是拒绝采取任何赈灾措 施。【78】1960年9月25日，周恩来到合肥，希望安徽省提供粮食以解救其他省的灾情，曾希圣向周保证，安徽将尽力支援其他省份。【79】到了 1960年12月初，曾已完全了解安徽灾情，但仍未对本省饥民采取任何赈灾行动。1961年1月底，曾奉命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才从济南向安徽省 委发出指示，首次要求省政府采取紧急救灾措施。1961年2月6日曾回到安徽，开始部署安徽的救灾工作。【80】然而曾却同时推卸责任，他表示，灾情如此 严重，“主要是下面的干部不敢向我们报告”【81】；曾希圣还为自己辩解说，1960年夏天以前从未接到有人饿死的报告。【82】曾希圣的救灾行动当然是 太迟太晚了。1960年，官方统计的安徽净死亡人数是384万。【83】令人惊讶的是，在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继续否认安徽“大跃 进”时期发生了大饥荒的事实。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前，安徽省代表团准备汇报的死亡人数是117万，【84】但曾希圣向刘少奇汇报时却说，安徽总共只饿死 40万人。刘事先已阅读了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深知安徽死人状况严重。曾的谎报令刘少奇发了脾气，刘批评曾在“捂”安徽的“盖子”。【85】在刘少奇的严厉 批评下，曾希圣在安徽代表团的最后会议中向刘少奇承认，安徽饿死人数为400万。【86】然而，曾希圣心中仍然不肯承认他治下的安徽省在“大跃进”时期有 大量的非正常死亡。1967年5月，曾希圣在北京对安徽省的“造反派”领袖梁守福说：“七千人大会上，把安徽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那是刘少奇想整我，我不 能推，只好一个人都担了起来”。【87】

“大 跃进”期间，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下，或许没有哪个省可以完全避免“大跃进”的损害，但省级领导至少可以像江西省的领导层那样尽量去挽救人的生命。如果曾希 圣早点承认安徽大饥荒的灾情并及时采取赈灾措施，成千上万安徽农民的生命会得到拯救。曾希圣于1961年1月底才决定救灾，从2月开始，安徽省各级政府向 农村发放了红糖、黄豆粉等营养品，并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治病，并实施其他一些救灾措施，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很快终止。事实上，1961年安徽省农民的人均 口粮水平与1960年差别不大，农村饥民能否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采取赈灾措施。

五、有关“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反思

毛 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大饥荒，但各地因饥荒而导致的人口死亡率却有明显差异。从皖赣两省的情况来看，这种差异由三个关键因素造成：种植业 的劳动力是否突发性地大量短缺，从而影响农业生产；该省是否在国家征购后仍留有足够的粮食；饥荒出现后该省政府是否采取赈灾措施。

安 徽省首先因“大跃进”中大兴水利而引起种植业劳动力的突然匮乏，导致1958年到1959年粮食严重减产；继而，高指标和高产量的浮夸风造成了1959年 至1960年的过度征购，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出现了大饥荒；最后，专制的省级领导人拒不承认饥荒的发生，不采取救灾措施，听任大规模死亡的蔓延。

而 江西省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该省从未大规模抽调劳动力去兴修水利，所以农业生产保持正常；同时，大批垦荒农场为江西准备了相当数量的“隐蔽”性粮食储 备，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过度征购带来的粮食短缺压力；江西省的领导人关心民众的安危，愿意了解地方实情，在灾荒发生时及时赈灾，从而尽可能地消弭了大规 模饥荒的发生。

皖赣两省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其他省份的大饥 荒和人口死亡。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与曾希圣一样，是个外地来的第一书记，深受毛泽东器重。李同样领导着一个自己并不很熟悉的省份，缺乏与本地干 部、民众的紧密联系。李在四川也树立了自己的专制型领导地位。李井泉不仅否认四川大饥荒的实情，更漠视农民的生命。在“大跃进”政治中，李甚至比曾更为激 进。【88】在李的统治下，四川在1958年至1961年间共有940万人非正常死亡，占全省人口的13.07%。【89】

黑 龙江省则与江西省相似，拥有大量潜在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农业条件。“大跃进”期间，黑龙江省也建立了许多大型国营农场。1956年至1958年，黑龙江接 收了“10万官兵”垦荒，至1959年，这些转业退伍的官兵依靠农业机械化已开垦了642万亩土地。【90】毫无疑问，土地资源和新垦土地所享有的免税不 仅让黑龙江能够免除“大跃进”的灾难，并使该省在大饥荒中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供应者。

回 过头来重新审视既有的“大跃进”和大饥荒研究，就会发现，用公共食堂制度无法充分解释安徽和江西的死亡率差异。尽管饥荒的起迄时间大体上与公共食堂存在的 时间相一致，但安徽和江西的情况表明，安徽农村的公共食堂在1961年1月底就已终止，而江西省的农村公共食堂一直持续到了1961年5月份。显然，江西 省的公共食堂制度延续时间更长，却并未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死亡。这说明，饥荒的发生主要取决于人均口粮的多少，而非食堂制度。另外，安徽省人口死亡的终止也 不是公共食堂制度终结的结果，而是因为省政府采取了赈灾措施。

本 文表明，皖赣两省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党员占人口的百分比以及两省何时“解放”，与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江西省于1949年1月获 得“解放”，安徽则在5月获得“解放”，这4个月“解放时间”的差异难以解释，为何10年后两省大饥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数会相差35倍（按曹树基的统计， 江西省死亡18.1万，而安徽省死亡633万）。如果不考虑自然条件的差异，比较公共食堂参与率和党员人口百分比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另举辽宁省为例，在寒 冷的冬季（每年11月至次年3月间）所有农业活动基本停止【91】，农家的取暖全靠灶火的余热；在辽宁农村的冬天，若禁止农民在家里做饭，要求他们（不管 是不是党员）每日三餐拖家带口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踏雪走几里路去公共食堂吃饭，很难想象，这种做法能像南方省份那样强行推开。事实上，按1959年 底的统计，辽宁省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只有23%，在全国是倒数第二，而党员百分比为1.75，在全国名列第四。【92】显然，辽宁省的党员百分比固然比较 高，但并未因此而提高公共食堂的参与率。看来，党员百分比之类“变量”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本文还显示，依据粮食供应量、城市消费比重等变量建立的统计模型或许在数学上看上去挺完美，但这样的定量分析不见得真能解释因饥荒而发生的人口死亡的省际差 异。这些模型无法说明，为什么安徽会缺粮但江西有粮；它们也无法解释，同样是在安徽，为什么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主要发生在皖北和皖中，而不在皖南。简言之， 本文展示了分省研究“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复杂性。要真正了解各省大饥荒的情形，就需要仔细分析每个省的数据及相关的自然、政治、经济、历史因素。

大汉天生

今天我才知道花木兰原来是我们的敌人


当年我在初中学写木兰姐姐的诗时，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可不对劲在哪儿，说不上来。当时老师信誓旦旦，说书本没错。我看看书本，全是白纸黑字，好像费了很大的事才印出来，就想：人家会为了骗我一个中学生，出那么大的劲么？再看看上面的编者，一个都不认识，很陌生，不过就其沉默的样子来看，好像很有尊严。当时我很单纯，于是就信了。


如今的我，书已经看了好几U盘，上当受骗已不下几百次，久病成医，终于练出了火眼金睛。回首往事，我不胜唏嘘，再看《木兰诗》，不对劲处，如见其肺肝然，历历在目。回想当年，我真想对老师、书本说：你们连孩子都骗，也太不讲道德了吧？


一：花木兰原来是我们的敌人


被人在报纸杂志上、电影里、电视中大吹特吹的我们汉人女大英雄花木兰，原来不是汉人，而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胡人。这里说的胡人，正是岳飞所抗金人的同类，历史上一直是我们汉人的死敌、大对头。


要想知道木兰姐姐的这一真实身份，就要到她的出生地——《木兰诗》中去找。诗中有言：“可汗大点兵”，“可汗问所欲”。可汗，正是胡人首领的尊称，我们汉人是称之为天子、皇帝的。虽然历史上也有汉人皇帝被胡人称为“天可汗”，但汉家诗人以此称呼入诗，一般不屑于称“可汗”，都要把天加上去。要知道，老大的光荣，我们这些做小弟的也是能分点沾沾的。诗人们要是不屑于沾光，有关部门就会找他麻烦：你是替谁说话呢？我们还是敌人？由此可见，花木兰为之卖命的，正是胡人的朝廷，而花木兰，正是胡人士兵。


再看看《木兰诗》的成诗时间。《木兰诗》来自于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郭编辑在集子里已经明确说明，这是南北朝时北朝诗歌。据可信的考证，也确实是。说起南北朝，那是我们汉人的一大历史隐痛。那个时期，胡人象满清、日本鬼子那样打进了中原，我们汉人差点儿遭受灭顶之灾，史称“永嘉之乱”，又称“五胡乱中原”。老家被占据了，一部分汉人只好从黄河边往南跑，一直跑到长江边，才算落住了脚。由于北边有胡人的朝廷，南边有汉人的朝廷，所以史称“南北朝”。


《木兰诗》既然是胡人的诗歌，那木兰姐姐有可能是汉人吗？抗日战争时，专门鼓舞士气的日本文人会在自己的作品里，把当时的某个伪军树为战斗英雄吗？想通此节，你就不会再有怀疑。其实南北朝时，胡人对汉人一贯瞧不起，他们怎么可能会让汉人在这样长的诗歌里做主角？当然，北朝也有不少投降了胡人的汉奸文人，不过，即使他们在中间插了一杠子，也不会为汉人做宣传，想让人家犯政治错误？人家精着呢。所以说，木兰姐姐只能是胡人。


花木兰身份有了问题，她的英勇事迹也就有了大问题。


《木兰诗》中有这样一句：“旦辞黄河边”，可见花木兰在黄河边行过军、打过仗。而当时黄河边住的，正是没能逃掉的汉人。史书上记载，胡人占据中原后，对待汉人，男的想杀就杀，女的想奸就奸，不要以为你长得像芙蓉姐姐，人家就会放过你，人家看你长得丑，没来由地就会给你一刀，谁让你不躲在家上网的？汉人不堪这样的虐待，经常起义，胡人朝廷当然会派兵镇压，而派来的士兵中，就有花木兰。实际上，当时汉人和胡人经常打仗，胡人主要的敌人，就是汉人。由此可见，花木兰杀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汉人啊！


再从诗中看，“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策勋十二转”，由此可见，花木兰杀我们汉人，时间不可谓不长，人数不可谓不多，可有人还在这里替她大吹法螺，称她为我们的民族女英雄，你是在为谁做宣传呢？明明是胡人杀汉人，你却偏偏说是汉人杀胡人，看人家有能耐，就硬说人家是自己人，宣传工作不是这么做的！花木兰女士泉下若是有知，看见这样的事，也会大呼晦气：怎么碰上这样的睁眼瞎？


当然，也不是说胡人的英雄不能宣传，在战场上杀敌原是士兵分内之事，再说，胡人也好，汉人也好，如今都是中国人，可你也不能不明真相，扑上去鼓起腮帮子就是一通猛吹啊！张冠李戴，一至于斯，可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二：花木兰当兵原来是被逼的


其实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想幸福地过一辈子，谁也不想没事干天天去打仗。可木兰姐姐所处的，是一个超级大乱世。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样的乱世中，谁也过不上安乐的日子。


《木兰诗》中说：昨夜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木兰姐姐代父从军，是因为她老子已经老得打不动仗。不然，她老子也不会让女儿去。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她老子已经老成这样，胡人的朝廷为什么还要拉他去当兵打仗？并且还“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卷”字最权威的解释，应是“次”，意思是征兵的命令发下来十二次，每次都有她老子。


难道这是胡人朝廷征兵工作中的失误？要是失误，她老子向政府申诉就行了，何必非要女儿替自己去送死？再说，失误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次。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由于连年的战争，适合当兵的青壮年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老头子、女人和像花木兰弟弟这样的小孩子。这也符合历史记载。连老头子都要拉去当兵，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大家去看看杜甫写的《石壕吏》，就能更加了解。


征一次兵，要发十二次命令。从中也可看出当时胡人朝廷的威信是何等的低，也可看出胡人反战的情绪是多么得强烈。也不怪他们强烈，已经死得只剩下老人、小孩、女人了，还要“大点兵”，还要去打仗，这日子怎么过？点点点，点你妈啊。


可不去打仗行吗？据史记载，对不肯当兵的胡人，胡人朝廷的处罚十分残酷，一不小心，全家玩完。在这样的高压之下，花木兰的老子说不去，行吗？他敢吗？可这样的老胳膊老腿，不要说上战场，可能在半路上就死了，做女儿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冒充父亲去从军。做老子的没有办法，只好违心同意。由此可见，代父从军，那是被逼无奈啊！妈的她被逼下海，那些王八蛋还天天替她吹嘘，说她多么自觉，多么爱国，根本不去看人家正在往肚里咽的泪水。这些吹牛皮拍马屁的，良心真是大大地坏了。


诗中又说“东市买……，西市买……，南市买……，北市买…。”买一套战具，居然要跑这么多地方，可见当时的物资是多么匮乏！去打仗，政府不提供战具，还要自己买，也可看出，当时胡人朝廷财政是多么地困难。


连年的战争，青壮年大批死亡，女子被逼去从军，物资如此地匮乏，这是何等的乱世！可是那时的诗人，包括现在的王八蛋，却都在乐呵呵地一唱三叹地赞扬女儿代父从军的行为，不理会这完全是被逼，这是何等的没有心肝！说他们不要脸连我自己都觉得轻。


三 花木兰的前世今生


有人说《木兰诗》是胡人民歌，这让人十分怀疑。要知道胡人对文化从不在意，他们倒也有民歌，可都十分短，像这样长的实在罕见。从诗中看，代父从军是标准的孝道，这种思想是汉家的。当然，是人就爱父母，所以单从这一点上，分析不出真相来。不过诗中有言：“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种政治上的隐退思想，那就真的是我们汉人文化中特有的了。


所以说，《木兰诗》应该不是胡人民歌，而是当时汉奸文人或者是完全汉化了的胡人文人写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样长的诗？


一种可能是征兵宣传用的。现在征兵时，我们都能看到“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保卫祖国、人人有责”之类的口号，古代自然也这样。文宣工作历来重要。这首诗的含义很明显：人家女人都去打仗了，你们男人还躲在后方，像话吗？


只是这首诗作为此类宣传品，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没看到人家是被逼的么？所以这一可能不是很大。再说口号应该短小有力，太长反而不美，虽然人家已是汉奸，但也不会勤快到这种地步，都懒着呢，都是能应付就应付。


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大些。从这首诗一直在纸上保留到现在以及当时还被配上音乐来看，它应该是写给当时的皇帝或者高级官员的。老是打仗，兵又征不到，首长很着急，后果很严重，政治任务就被布置下去了：要保证首长吃好玩好。北朝作协里的文人们赶紧坐下来，开始集体创作。吃好那是御厨房的事，属于低级的，我们文人，当然是满足首长精神生活。于是大家都绞尽脑汁想点子。


嘿嘿，首长不是为男人不肯当兵烦心吗？那我们就写个女子当兵的事。你想啊，女子都去当兵了，这兵源还用担心吗？并且这女娃子还十分凶猛，男人都不是她对手，杀得南方那帮汉人尸横遍地，功劳在册子上都写满了。更妙的是，功劳虽多，可这孩子保持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淳朴本色，什么官都不要，整个一傻帽，活脱脱一个工具，不，一个兵器，朝里面那些天天吵着要升官的武将简直不能和她比。


诗成，谱曲，首长听完后笑没笑，我们不知道，不过诗就这样出世了。南北朝时，南方文人普遍瞧不起北方的，认为他们没有风骨。这帮应声虫还不服气，为了争一口气，还喊着要得番邦的懦夫背耳奖，也不拿个镜子照照。我呸！


以上言论，全属猜测，如有暗合，只说明你心怀不轨。因为历史久远，谁也没法说清《木兰诗》究竟是怎么来的了。但不管怎么说，木兰姐姐带着最初的形象出现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从隋唐到宋朝，一些文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把南北朝时汉人的伤痛忘了个精光，当他们带着猎奇的眼光看那个时代的作品时，忽然觉得《木兰诗》挺不错，题材新颖，还有孝道思想，于是将这首诗改编一番后，收进了诗集，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在里面看到“天子”、“明堂”等汉人物事的原因。这时木兰姐姐的形象发生了第一次变化，但总的来说，并不是很大。


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花木兰的形象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这次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以前男女的分工是，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劳动。不知道是劳动力不够用，还是有人觉得让女人在家那是偷懒，于是一场和国外女权运动同工异曲、同床异梦的“妇女也顶半边天”运动开始了。在这场中国式的女权运动中，木兰姐姐摇身一变，唱着“刘大哥说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登场了，俨然成了代言人，让一些妇女同志欣喜不已。这群傻老娘们，被人哄出去做苦力，还以为占了大便宜。怪不得人家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信夫！


又过去了不少年，忽然好莱坞的影视商人看中了这个题材。木兰姐姐做完代言，又进军影视业，形象又发生了第三次变化，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


到了现在，在国内，她的形象已经开始大杂烩，里面混合了孝道、隐退、猎奇、女权主义者、武功高深者等等元素。以后她会不会成为超级撒亚人，还真难说。


一千多年过去了，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叹息、乱世人的痛苦，被时间尘封得严严实实。今天，我扫去尘埃，将之一一考证列出。花木兰的真实情况，以及她从军时的痛苦与无奈，我也将之一一还原。木兰姐姐泉下若是有知，也定会夸我慧眼如炬吧:cool: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大汉天生

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从前，有一个傻孩子，成天白日梦，想不通山外面，海那边是什么样子。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叫做我们这儿。地大物博，历史久远，文明灿烂，人们勤劳勇敢。这里的人民忒爱讲。讲君君臣臣，礼义廉耻，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讲义气，讲人情，讲天地良心。既讲开门七件事，又讲穷讲究。还讲一些奇特的，比如纲举目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五讲四美，八荣八耻，人人过关，河蟹。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只有这么一片土地上，做到了你讲，我讲，人人讲。口中讲，纸上讲，网上讲。还能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

讲得顺溜了，反倒不容易听清。讲得高明。却难听懂。讲得越多，越容易忘了当初为什么讲，要讲什么。讲这种东西，会越讲越离谱。谎言重复千遍，中间已几度换成真理了。同样，几亿人同时讲，不乱行吗？讲的人满心以为能让顽石点头、教天花乱坠。可睁眼一看，周围听的个个都在摇头。一惊之下浑不知究竟是身在我们这儿，还是穿越到了天竺佛国。这真是：

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讲流氓；
你和他讲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
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
你和他讲文化，他又回去讲道理了嗨。




怎么回事呀？好像这也讲不通，那也讲不通。难道我们这儿讲的时候是鸡，听的时候就变成了鸭？究竟还有什么能讲？

有，还有故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可以讲故事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史法律政治外交，岂是屁民所能乱讲。莫谈国是。民之所乐，唯有故事。

记得上个世纪末评选百年来最靓最重要的男人和女人时，有人提猫王和梦露，有人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有人提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有人提贝克汉姆和辣妹，最后一个女孩站起来，弱弱地问：可是“伟哥”和“伊妹儿”？全场皆服。讲故事，不是很好玩么？

转眼又十年了，谁是我们这儿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俊男靓女？我选韩寒和凤姐。看官要问这二位有什么共同点吗？你站稳了，他们共有一个爹！这位不朽的爹，名叫韩仁均。老韩，从1990到1999，十年间作为《故事会》主力写手。一年不落地获大奖，奉献无数好故事。（1）用故事的乳汁，哺育了凤姐这前三百年后三百年的思想境界。（2）然后这薪火，又通过了《三重门》传给了韩寒。左手韩寒，右手凤姐，老韩可以瞑目了。拉拉扯扯讲这些，是让大家树立信心。二十一世纪，是故事的世纪；我们这儿，是故事的王国。谁要是不把故事当正事，那是他自己的损失，无法承受的损失。

抛妻别子，客死他乡。一直是最煽情的故事主题之一。听听，这是在讲哪一位，西来牛尾洲？

陌生的孩子你从哪里来？
来到这里做什么？
牛尾洲是万恶的血海，
罗刹的食欲比火还热，
女罗刹的魔手比水还长，
找肉吃的罗刹比风还快。
古老的谚语说得好：
如果心中没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无须在酒中自溺；
如果没有遭受极大的冤屈，
不必把财宝送进官府。
你这乳臭未干的孩子，
来到这里究竟有何事？（3）

不是牛尾洲土著，可能真的不知道厉害。欧洲来的，可曾听过这一段：

海伦把药物放在酒里，看着他们的杯子斟满后，又转面对众人说道：“米奈劳斯王和两位青年贵宾，我们每人都有过快乐的时光，也有过痛苦的日子，这是万能宙斯所坚持要如此的。那么为什么不安然坐在这大厅里，吃着晚餐，讲故事取乐呢? （4）

原来是英国人。在哈罗公学的时候，这一段总背诵过吧？

但异教徒中却传播着另一种传说：
一条叫做奥非安的蛇和他的
老婆幼里诺姆赢得了人类，
他的老婆可能就是统治无限疆域的夏娃，
她最初统治俄林普斯那雄伟的神山，
而最终却被萨吞和奥甫丝所驱逐；
然后生下了狄克忒安的育芙。
与此同时，那地狱守门的一对
很快到达了乐园，“罪”
从前在那儿曾以行动得势过，
如今却躬身定居于此；
“死”在她后面迟疑不定地走着，
只是还不曾骑上他的灰色马；

在虚妄的光挥舞照耀下，
带领夜游者走入迷途、沼泽、
泥淖、池塘、水潭里去，
被吞没，死亡，却呼救无门。（5）



这几个故事，远的有三千年，近的也讲了快四百年了。为什么今朝又重提？

故事有力量。因为故事不受时间、地点、人物的局限。好故事，像钻石一样，永流传。故事有力量，还因为，当你没有其它可讲了，所有的，都在故事里了。

那就讲故事吧，我们这儿还让讲故事。







（1）韩仁均部分获奖作品


　　      1990年，韩仁均 《暗号照旧》获《故事会》第五届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1991年，韩仁均的作品《难成眷属》获中国最佳新故事奖　　　　

1992年，韩仁均的作品《难得糊涂》获第七届《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一等奖；　　

1993年，韩仁均的作品《寻找小霸王》被《故事大王》读者评为1993年度“我最喜爱的故事”　

1994年，韩仁均的作品《压在箱底的花棉袄》和《新官上任》获第九届《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二等奖；　　

1994年，韩仁均《养猪难卖》获中国新故事学会第二届全国微型故事赛微型故事奖；　　

《没有盗贼的失窃案》获1995年《故事大王》好作品奖，

《退一步海阔天空》获《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超短篇故事三等奖。　　

1996年11月，第十一届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大奖赛，韩仁均《退一步，海阔天空》，获超短篇故事三等奖。　　

1997年，韩仁均的作品《局长下乡》获上海市故事创作讲演大赛二等奖；　　

1999年，韩叔叔的作品《第一笔生意》获上海市新民故事大赛二等奖；　　

1999年，韩寒《三重门》出版。42岁的韩仁均封笔。他自称是看到儿子的作文，萌生愧意，觉得已写不过儿子了。

（2） 凤姐语录：

我九岁博览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我现在都是看社会人文类的书，例如《知音》《故事会》……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没有男孩子能在智商上超越我了，只能在身高和相貌上来弥补。

（3）《格萨尔王传》

（4） 荷马  《奥德赛》

（5） 弥尔顿 《失乐园》

大汉天生

讲故事的人很无奈。

以前读《奥德赛》，看到第一句话就是：我请缪斯帮助讲故事。开始我以为只是个习惯开场白。可是没读两行，又来了：“这便是我祈求神圣的缪斯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开始吧，女神! 随便你从哪里讲起。”荷马，你肿么的了？在古今中外讲故事的人中，你荷马要算第二的话，怕也没人敢称第一。且不说这身后千年的尊荣你并不知道，就是你在世时，希腊还不是任你横着走？所到城邦庄园，王公贵族搂你的肩，夫人小姐洗你的脚。金杯美酒，杀羊宰牛，人民大会堂里开流水席。怎么就这么没自信呢。不就讲个故事，至于要一直躲在女神裆下。

不过我刚在文学城讲了三天故事，就全懂了。而且很怀疑，即使三个缪斯一齐帮我，都未必顶用。这边刚一张口，立马就有人抬出历史的神牌来。这里不对头，那里不真实。即使我连声讨饶：故事，故事啊，我讲的仅仅是个故事而已。还是没用。追杀不已。感情这故事太草根了，遇到贵族出身的历史，先天性腿软。不抬个神出来挡挡，估计会连骨头渣都不剩了。

讲故事本是人的天性。人类记忆力比其它动物都长，所以自然会经常讲讲过去的事。这样几万年都过来了。千万不该的是出现了文字，然后就有了历史。刚开始还在象牙塔内，记记王公贵族的性交和生殖之类的事。不知那天就跑了出来，铺天盖地，处处伸手。搞得现在讲个老百姓的故事，都要求历史上正确。眼见历史日高，长成参天大树；故事日削，成了一地杂草。但做草也有好处，命硬。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树么，总比草容易绝种的。今天这两个故事，就说说这故事和历史的恩恩怨怨。

特洛伊木马，今天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了。每个人电脑里都有，见到就赶紧杀。不过当年究竟有没有过，一直在吵。这真是人类特有的无聊。故事好听，你乐一乐就行了么。争那个真的假的就吃饱了撑的。不过你们再无聊，也超不过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德国人，叫谢尔曼的。

190年前，德国有个牧师家生了个二儿子。这老爸，用中国话说就是个酒肉和尚。酗酒通奸打老婆，是坏事都干。这小谢出生后不久，老妈死了，老爸被教堂开除了，然后就醉着活完了余生。他基本是他大哥带大的。7岁那年，他哥送了一本伊利亚特故事集当生日礼物。谢尔曼一读就迷上了，一辈子就再没从这本书里出来。怀着对牧师深深的蔑视，他不读圣经，把伊利亚特当圣经。这里插一句，当年我也曾把这本书当圣书的。我倒不是很喜欢那里面的故事，觉得比《西游记》还差远了。我爱里面的插图，其中女神是裸体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一个青少年，有这么一本书，意味着什么，过来人你们都懂的。

一定是受了伊利亚特的影响，谢尔曼喜欢冒险。19岁就当了公司经理，到俄国贩卖矿产军火木材，掘了第一桶金。1850年美洲淘金热中，又冲到加利福尼亚，收购倒卖金砂。这回真发了，赚了五十万美圆。40年后加州铸的一盎司金币面值是二十美圆，所以我毛估估这当时的五十万，大约要相当于今天的一亿美圆了。

他的前半生写出来真是完美的励志篇，经典的凤凰男发家史。不到五十岁的亿万富翁，雇法国厨子，娶俄罗斯老婆，住英国房子，赚美国的钱。成年男人能有的梦想，他都实现了。不过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他总得折腾出些事来，让我们今天能记得他。是有一件事，搅得谢尔曼不能安享清福。一个从少年时代就埋藏在心底的梦，还没实现。那就是特洛伊之梦，伊利亚特之梦。

合该历史看不起故事。这人有了能力之后，想要为他所热爱、心爱、挚爱的故事做一件事。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是想把这故事变成不是故事，升级成历史。我是想不通，他凭什么认为历史就比故事高呢？你听的时候是故事，你爱上的是故事，你怎么忍心把她搞得不成故事了呢？这世上可有一段历史，比这故事更美？

但地球人已经没法阻止他了。潘驴邓小闲，他一样不缺。还有他能力真不是盖的。他已经能说十一种语言。现在他要学希腊语。只用了三个月，从一句不会，到能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话。他的方法是：把家里的仆人都解雇了，全换成希腊人。其中有两个专门负责从早到晚，不停地对着他讲希腊语，什么都说，包括骂人话。看来这个成功很难复制。

爱琴海上东风吹（有木有？）。老谢来了。他关闭了公司，带着索非亚（老婆）带着金钱。从希腊迈锡尼雇船出海，沿着当年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的航程，来到达达尼尔海峡对面，斯卡曼德河的泛滥平原。一切严格按《荷马史诗》作向导。上岸后，谢尔曼一步一步地数，追寻当年联军出兵的里程，初步确定了特洛伊的位置：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希萨里克，锁定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为目标。就地雇了二十个人开工。刚挖开山包的表层，就发现了一段石砖墙，这一发现让谢尔曼激动不已，他当时说：“这石墙有6英尺厚，建筑得牢固极了！……这就是荷马在史诗中描写的特洛伊城墙！”老谢当即拍板增加挖掘的力度，他雇用120多名工人，夜以继日地挖掘。120个人呢。今天你要雇一个美国公司帮你重建纽约。估计最多也就雇120个工人，其中还有二十个专门负责举牌子，提醒过往车辆慢行。

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该着谢尔曼头大了，他挖到了七八个特洛伊！挖掘出来的城市废墟一层压一层，足有45英尺深！好几个城市，都是在前一个城市的废墟上建造的，其中部分城市曾被大火夷为平地。1873年，谢尔曼的挖掘队在接近小丘遗址的底层挖出了石铺路面和大号陶罐。同年5月，他们又挖到一栋大型建筑物遗址。这回谢尔曼坚信，他已经找到荷马史诗里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宫殿遗址。

这人发不发财，即使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是与当事人的天赋有很大关系。这老谢，估计你在他脖子上拴根绳，可以牵出去当探矿犬。6月14日这天，谢尔曼在坑边看工人挖掘。突然，“他隐约看见黑暗的坑里有金光闪动。”他说是说看见的，我压根不信。坑上坑下近百号人盯着，为什么别人都没看见？这合着就是金贩子的本能，或第六感。好个老谢，这么多年的江湖毕竟没有白混。脸不变色心不跳，拍拍手，召集所有人过来。以最平静的语气宣布：今天我过生日，挖掘工作提早结束。请大家到酒馆喝两杯，酒钱算我的。

现场的工人三三两两离去后，只剩下老谢尔曼和他的妻子索菲亚·罗兰。关键时候方显英雄本色。老谢不顾头上摇摇欲坠的石砖，甩掉西装，跳到坑里拼命往下挖。我挖，我挖我挖！大量黄金饰物一个接一个在砖石和泥土中出现，闪烁着黄澄澄的诱人光彩。挖出一个，老婆就收一个。后来，在坑的顶部的一个小室里，他又发现了许多金、银器皿和一批黄金珠宝饰物，包括3件头饰，60只耳环、6只手镯。近9000颗黄金珠子。其中那顶头饰尤为珍贵夺目，由16000多片金箔片串联而成，每片金箔都打造得异常精巧。谢尔曼手捧宝贝，热泪盈眶，心潮激荡：这，这，这一定是美女海伦的头饰，只有她才配得上这顶精美绝伦的首饰。

话音未落，他又做了一件事，把这个金冠带在他妻子索非亚头上拍了张照片。这个好玩。不知道那一霎那他看到的是索非亚还是海伦，也不知道他是满意还是失望。除此之外，整个世界都没让他失望。当时报纸的标题是：发现特洛伊古城的价值，可以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媲美。可在他死后，经过鉴定，谢尔曼在特洛伊发现的黄金首饰比他想象的要古老1000多年，而他挖掘出来的“特洛伊古城”，比历史上的特洛伊年代更久远，可能在普里阿摩斯王统治特洛伊之前数百年就已经被湮没。坑爹啊！这城市简直就是那些刚从诺亚方舟里走出来的人建的。特洛伊在哪里啊？如果他真的是挖对了地方，那特洛伊早已经被他当废土扔了。

阿伽门农从睡境中苏醒，神的声音
　　  回响在他的耳边。他直身而坐，套上
　　  松软、簇新的衫衣，裹上硕大的披篷，
　　  系紧舒适的条鞋，在闪亮的脚面，
　　  挎上柄嵌银钉的铜剑，拿起
　　  永不败坏的王杖，祖传的宝杖。
　　  披挂完毕，他迈步前行，沿着身披铜甲的阿开亚人的海船。
　　　　其时，黎明女神已登上高高的俄林波斯。

很美吧？哦，好像先前我说过些不敬的话，说不如水浒什么的。那算是关公战秦琼。关键是当时读没能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想想这百万字的故事，不用一张稿纸。荷马喝一口葡萄酒，拨弄几声冬不拉（像）。哇啦哇啦，又叭啦叭啦，就从这顿饭讲到下顿饭了。听的人个个身临其境。谢尔曼肯定也是找到的这种感觉。受 “找到特洛伊”的胜利的鼓舞，老谢的下一个目标很自然地便转向了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王的迈锡尼城。说实话这个次序有些不吉利。当年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十年，百战凯旋。一回到迈锡尼就被他妻子和情人合伙做了。不过，可能是吸取了阿伽门农的教训：自己在外打仗，妻子在家被成百的求婚者围绕。老谢则走到哪儿都把老婆带着。

（待续）

大汉天生

谢尔曼根据《荷马史诗》勘察地形，先在狮子门附近进行挖掘。也许上帝已经饶恕了他爸的罪过，这次站到老谢这边了。他果然又找到了阿伽门农的墓地。狮子门内侧，有一圈竖立的石板，石板围成的圆圈中，有一个深深地嵌入岩石的墓群。墓群由6座长方形墓组成，墓顶用木头和石板铺盖，大部分已经坍塌。这次谢尔曼的妻子出师了。索菲亚首先发现了泥土中闪亮的黄金。很快，他们挖出了19具骸骨，原来，闪闪发光的黄金便是这些骸骨的覆盖物。其中有几具估计是男人骸骨，脸上罩着黄金面具，穿着巨大的黄金盔甲；其余几具体形较小的骸骨，依稀分辨得出是女人和小孩，她们身上也覆着金箔，雕刻着动物和花朵图案。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胸针、指环、黄金和纯银器皿等，这个多金之城，果然名不虚传。

谢尔曼注视着其中一个冷峻威严的黄金面具，喃喃自语：“阿伽门农，阿伽门农”。原来，戴着这个面罩的骸骨旁，还放着一顶王冠和银手杖，每个特征都与荷马史诗里描述的阿伽门农王吻合。洋和尚的儿子也会吹法螺。谢尔曼立即给希腊国王发了一封电报，写道：“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脸庞。”这次惊人的发现再次震动了世界，谢尔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证实了特洛伊和阿伽门农的存在。

唉！让人说什么好呢？想象一下，一个孤苦伶仃的7岁小男孩，偶尔得到一本引人入胜的故事书，吸引他津津有味地埋首其中。让他暂时忘掉了现实生活的种种苦恼和恐惧。你忍心打断他吗？这件事我唯一欣慰的是，谢尔曼把这份欢乐维持了一辈子，他含笑入九泉。可实际上，老谢这次又弄错了。现在考古专家们发现这个墓穴的真实年代应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特洛伊战争是在1250年左右爆发。因此，这些墓穴不可能是阿伽门农及其随从的墓地。我勒个去哎，这个淘金狂挖得过瘾，一不小心差点挖到上帝造人之前去了。

这谢尔曼像一颗过路的扫把星，一霎那照亮了天空。可是他证明了什么呢？今天，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伊利亚特还是伊利亚特，一个字也没改。而历史却不得不被改变，轮到希腊和土耳其的历史学究们去对着挖出来的一堆金子发愁了。像谢尔曼这么蛮干的，有很多。比如在二十世纪初，在整修特奥蒂瓦坎金字塔的时候。当时墨西哥国家首席建筑师，看原来的金字塔不顺眼，不合美学规律。就用拆下来的材料，在中间多加了一层。更有甚者，一个美国混混，跑到南美，骗当地人说他会修复古迹。把玛雅象形文字阶梯拆了重建。台阶本来是建好后再刻文字。这混混把拆了的石头堆成一堆，然后挑好的，完整的，重新排了三层。这下文字再也没法读了。这些人都被骂作骗子罪人什么的。让人不解的是，至今谢尔曼还有好评。可能是他政治上正确吧。迎合很多人的故事不如历史的心理。

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谢尔曼，那这故事也没多大意思了。如果谢尔曼算是最疯狂的一个，那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显然都不是。德国人算什么，一亿美圆又算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话说我们这儿15年前，开始折腾一件事。唤作夏商周断代工程。不过起因更早。话说天朝有位中堂大人，出访番邦。讲话中顺口带了一句：我们这儿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什么的。结果鬼佬脑子进水了，居然较真质疑。说你的文明史应该只有三千年。呢吗呀！这上下五千年，在我们这儿，只是一句套话。就像“你吃了吗”或者“说来话长”等等，只是个开场白。换成鬼子话就相当于“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至多相当于“我请缪斯帮我讲故事”一样。从来没见过正面跟这么一说较真的。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要是换了个有完整中国传统智慧的中堂，就不会去和鬼佬计较了。我们世世代代都说是五千年，从不乱涨价。总不至于到我这一辈活回去了噎。你疑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普世，我说国情么。不幸的是，这位中堂大人偏巧是理科出身。我们这儿的理科，一贯是师夷之长的。所以有部分脑子已经夷化不好使了。一下子像晴天遭了雷劈，噎在那儿了。

回来急翻史书。可不都在那儿写着呢。你看：“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还有“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你看你看，白纸黑字，一代一代，妈妈是谁，外公家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拿去跟鬼子说理，又被鄙视了。说这只是故事。不算。

要我说这些故事很美，比历史强多了去。有姑娘春游，有美人洗澡，忒好看。那些洋鬼子纯属找茬。凭什么许他们的处女生孩子，就不许我们姑娘吃鸟蛋？分明是妒忌。鸟蛋好歹是生殖器官，显然吃鸟蛋生孩子，要比处女生孩子更科学。可我们那理科出生的中堂大人不这么想。虽然连吞两颗牙下肚，雪后茄子遭霜打，他心中显然是认同故事不如历史的。他暗自发奋，凭我这理科眼光，倾我中华国力。谢尔曼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谢尔曼没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做实了升级成历史！

全国动员，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搭起一个庞大的班子，其中有四大金刚：历史学家一，天文学家一，物理学家一，碳14专家一。很显然要走一条不寻常的途径。当然传统套路还是要练一练。又来到所谓夏朝都城的唯一候选地二里头，新开了几个探方。气魄很大，探方一开就是十米乘十米。挖的时候有个美国佬参加了。他很奇怪，就问：你们工具里有筛子，为什么从来土不过筛呢？我们这儿的专家回答：我知道要找什么，一瞄就有数。你们那儿什么都过筛，是因为地下文物不够丰富吧？哈哈，这很得谢尔曼挖金子的神韵吧？一百多年过去，长进不多啊。可挖来挖去，什么新东西也没找着。

这夏商周断代工程，打一开始就没准备像那德国佬那么土包子，只会刨土。我们要仰望星空。要说如今我们这儿的大官，为什么都喜好这一口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从基层一路向上，一层一级地爬上来。要一直向上看。很多年，看到的都是一层密密麻麻的上官的屁股。真让人压抑啊。越往上爬，屁股越来越少，三两颗星渐显。爬到中堂这一级，基本能看全星空了。感觉这个好啊，眼睛就挪不开了。

扯远了，言归正传。看星空，一抬头，见到一颗扫把星，记下来记下来。再一抬头，喔，天又亮了。不不，就叫它“天再旦”。记下来！两头一掐，就好办了。用我们理科的理智，工科的工整，把中间填满刻度，成了！之于你们原来的文科生，也找点事做。干什么？大扫除。把地下室理理。把那些多年前挖出来的东东，从箱子底弄出来，掸掸灰，送到实验室去。让你们理工科的师兄师姐们过过什么碳14钴60的，权当消遣。确实也是只能当消遣。这碳14的误差，都没法控制到80年之内。而断代工程，是要决定国王是哪年生哪年死的。可怜那所谓夏商几十个君王，能活到50岁的还不到一半。

这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一阶段就算已经结束了。成果是一张年表，列了60多个帝王的名字。废九牛二虎之力，把所谓历史推到4600多年前了。大伙赶紧把奖金分了。据说学术带头人给自己独一个发了双份。为什么要双份？我估计他把第二阶段的提前给了自己。因为他知道，这第二阶段，不知道要到那代孙子了。至于这张年表的可信度，我倒不太担心国内外世人的反映。我只怕这表传到地下去，就把祖宗可都坑了！活得比表上长的，会整天唉声叹气，不知怎么退赔出来。活得比表上短的，更麻烦。说不定会集体上访，要求还阳补足。破坏和谐不说，这维稳经费又得涨了。

茹毛饮血的远古，凝结成优美的故事，该知足了。既然依仗的是“历史悠久”，为什么这么缺自信，要像暴发户一样，靠替祖宗整容来证明出身高贵？你想改写故事，也稍微尊重点，不要像这样瞎折腾。不如去找找鸟蛋化石或恐龙大脚印还更靠谱些。

我曾经听过一句有理有节的话：“我只是一个裱糊匠”。这是那个只手把吴钩：“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家伙的曾经豪情吗？我也曾经听过一句最无奈无力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扡袖问君王：“人相食，要上书的”那个老头，最后的信心吗？

为什么这些过份执着于历史的人，都不得善终？因为历史本身带毒，会致病。这个病，就叫历史强迫症。你看今天，那被叫做历史的东东，不是别人拿来强迫你信，就是你拿去强迫别人信。故事就根本没有这问题。讲的人不在意，听的人可以自己选择信还是不信，还是信几成。有自主选择权哎，这不是民主的基石吗？这么好的东西，有人不满意，非要换成有病的历史，这不是开民主的倒车？之于那些病得特别重的，连一个故事都没耐心听完。刚听了个开头，突然跳起来。搬起历史这块垫脚石，乒乒乓乓的用头往上撞。这病就转移啦，成了历史受虐狂。

大汉天生

中国历史上刘邦和朱元璋可说是两个平民皇帝。 毛泽东不是皇帝， 近似皇帝， 三个人颇有类似之处。

一

首先讲他们起家的大环境， 秦朝和元朝都有异族的色彩， 文化上都和被征服地区前上层南辕北辙， 因之消灭了前朝管理机构， 另起炉灶。 因为这个缘故， 刘邦朱元璋夺权过程出身原上层竞争者相对较弱。 共产党夺取政权， 日本人功不可没。日本人摧毁了国民党地方政权， 让共产党能趁机扩展。日本投降后， 共产党已成势力， 为以后夺取天下奠定基础。

二

中国开国皇帝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如刘邦朱元璋这样出身草莽， 在丛林搏斗中脱颖而出。 一类出身上层， 李世民， 皇太极等可做典型， 核心是自己原有势力。 前者对功臣悍将猜忌极深，多有诛杀功臣之举。 后者上下有序， 虽有猜忌， 但还能相安无事。刘邦开此先例， 诛杀诸异性王。 刘邦死， 吕后又谋划杀掉诸将 为郦将军劝阻，避免一场大祸。朱元璋猜忌远过刘邦，毛泽东发动文革，如果说没有斩尽“功臣”， 非不愿尔，实不能尔。

史记中吕后欲诛诸将原文如下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这句话，道尽出身平民君主的心理。

史记又说

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 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吕后没有诛杀诸将， 非不愿， 实不能尔。 形势比人强，陈平、灌婴，樊哙、周勃在外， 老百姓因之躲过一场浩劫。

三

战胜项羽后，刘邦面临如何治理国家的大挑战。 从事实看， 刘邦接受秦朝的教训， 好几件事情反其道而行之。 无为而治， 分封诸侯为最大者。 就当时环境而言， 分封为权益之举， 势在必行。

始皇听取李斯之言，不给王族功臣土地，王族诸臣离心离德，刘邦从中接受教训。战国纷争数百年， 各国百姓积怨极深， 需要一个统而不合的融合过程， 刘邦也接受了教训。就政治智慧而言， 我给刘邦相当高的评价。

朱元璋事事学汉， 此外似乎受宋亡刺激， 事事和宋对着干。 宋重商养士，明抑商压制货币经济。 朱元璋崇尚供给经济崇尚小政府似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黄仁宇给出一个例子说朱元璋军制试点， 要百姓和军户实行一一对应， 当然试点失败。 明朝税收包括大量实物，小到笔墨， 不走货币采购之路。

朱元璋内心反智反官。在他的构思里面， 社会是个扁平的农业社会， 没有大地主，农民不能随便流动。 扁平的社会之上耸立着朱家王朝。政府官僚减少的无可再减的地步， 如此千秋万代。

朱元璋的构思带有很强空想色彩， 建文成祖仁宗三代无法继承他的政策。 建文用儒臣， 成祖剥夺诸王实权， 重用武人贵族。 仁宗拨乱反正， 基本回到建文路线， 这才得以继续。

汉明相比， 明朝最大成功是没有外戚之乱。

毛泽东和朱元璋有很多类似之处， 特别在空想社会主义方面。 两个人都不喜欢知识分子， 都憎恨官僚， 都喜欢无法无天。 朱元璋弃明律而不用， 自己搞出明“大诰”， 印了上千万本， 发行到每家每户。学生要学习讲用， 科举要考大诰。 毛更文人气，更随心所欲， 视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规章为无物。 无独有尔， 文革时代也有语录热潮， 人手一册。 有明一代， 犯法者家中如果收有大诰， 可以减刑。但收藏者几稀， 语录呢？ 四十年后也成了稀缺书籍。

前面提到朱元璋崇尚自然经济和供给制，讨厌货币， 毛泽东晚年大谈供给制度， 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思路相同。 朱元璋恨官僚之贪腐， 但自己并不因之朴素， 毛泽东反对走资派， 但文革前应该属于中国最富的人物之一（可以看看公私合营最大的十家资本家家产， 再比一下毛六十代初的稿费收入）。

朱毛还有点类似的地方， 都不喜欢儒家。 朱元璋因为李文忠亲儒进谏而不喜，毛评法批儒自命法家。

四

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都有继承问题。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要没有分封刘姓诸王， 吕后死后天下很可能姓了吕。 朱元璋死后留下建文， 朱棣篡位， 基本把读书种子一网打尽。 毛死后不到一个月， 江青被捕。如此看来， 三位都没有能解决继承问题。 毛泽东最惨一点。


五

如果谈到妻妾， 刘邦有吕后。 史记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从刘邦崇拜信陵君， 为信陵君立庙看， 如果“不怕老婆”，也许高祖本可以和异性王共处， 不至于采用吕后那样极端的手段。 朱元璋有马皇后。 我个人看法， 马皇后为中国历史上少见贤后。 就政治见解而言， 高于朱元璋。 不管如何，马皇后贤惠不嫉，朱元璋有齐人福，没有一个儿子短命而夭。但马皇后晚年可能过的相当痛苦。

为什么痛苦？因为马皇后的政治哲学和朱元璋大不一样。 明史马皇后传里面的马皇后“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太祖善之”。又说“愿无忘群臣同艰难”， 又劝朱元璋“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又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 又说”爵禄私外家，非法。”。朱元璋屡屡称颂马皇后之言， 但行为上事事反其道而行之。 马皇后死前拒绝让医生看诊，虽然可以解释成为不愿让医者因此得祸， 又焉知不是自求速死之道？ 一个皇后活到这份上实在也世所罕见。

马皇后还有一点比朱元璋强。 明史马皇后传讲朱要诛杀参军郭景祥， 又听信谗言，猜忌李文忠， 都赖马皇后疏解。 马皇后看人比朱元璋准， 朱待人处事是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猜忌苛刻。


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朱元璋早死马皇后晚死， 大概明朝臣民会幸福得多吧。 马皇后照料朱元璋诸子和义子， 本身就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诸子触怒朱元璋， 大都要靠朱标求马皇后缓颊。马皇后死， 沐英哭至呕血， 皇太子死， 哭至极哀，以致病死。 马皇后感人能感人到这份上， 朱元璋实在有福。

朱元璋晚年病态， 未尝不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只可惜多少臣民百姓为此遭殃。

朱棣和朱元璋一个德行， 但徐皇后佩服马皇后佩服的五体投地。

朱元璋父子在妻妾之道唯一可以称颂的地方就是马皇后徐皇后死后不再立后，对马徐两位表示起码的敬意。

比起吕后马皇后， 江青实在有点微不足道了。

大汉天生

其实孔子的真实原则，是他的“三民主义”：鲁国居民，周朝公民，宋国移民（殷朝遗民）。即所谓的：据魯，亲周，故殷。孔子的原则就是：三个之中周一鲁二宋三，三个之外的各国，再看哪个和这三样关系远近好坏。从这个意义上，他是用屁股来思维的。晋国，坏。数度不礼鲁君。鲁君流亡，想去政治避难，结果晋的几个大臣一合计，拒签了。鲁君去访问，碰上晋侯死了，被强留下来扮孝子出丧。深恨！齐国更是世仇。紧挨着的大个头，三天两头被欺负。这两个国家的丑事，都要揭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对敌国来说就是一份《人权白皮书》。而有关到周、鲁、宋的，就要报喜不报忧。我有迷魂召不得，究竟是《新闻联播》借鉴了《春秋》，还是《春秋》剽窃了《新闻联播》？

也许这“三民主义”对孔子来说就是天，是铁打的，不移的。不过这有点像刻舟求剑的老兄刻在船上的痕迹。鲁灭了，周亡了，后来的五毛依据什么？如果原则不是客观的，那对一个人来说越有原则，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越无原则。结果每个人都已自己为圆心，往外画圈圈。一寸一寸地量半径，决定关系。不幸的是，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现状。始作俑者，在《春秋》。始作俑者当然有后，后世的报复来也快。五毛们迅速掌握这一原则，完成了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转变。

既然在说弑君，有件事不能忘了。仲尼之所以姓孔，生在鲁国，也是一个女人长得太漂亮招的祸。当年孔丘的六世祖爷爷孔父在宋国作国防部长，一天带着老婆在路上，遇见当时的首卿华父督。这华父督一眼就盯上孔丘的祖奶奶了。目不转睛，从正面看到背影，直到消失。赞不绝口：“真是又美丽又妖艳！（美而艳）”

正好这时国人怨声载道，宋国这十年内打了十一场战争。华父督就说，这都是国防部长的战略错误，穷兵黩武。就把孔父杀了，顺便娶了寡妇。宋殇公很不满，你们要换妻应该来找我啊，部长一级的，说杀就杀，权力和胆子也太大了些。被国君惦记上了，华父督日子过得很不安心。一不做，二不休。安排了一下，把宋殇公也杀了。立了新君，当上了宰相，停止战争，与周围国家交好，奉行和平崛起的新国策。孔父的后人逃到鲁国，就是孔丘父亲的祖先。

此事《春秋》如此记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然后就没有了。让我们按春秋笔法解读一下。弑君称臣名，过在华督，正确。亦称君名，怨宋殇公不及时惩罚乱臣，作为孔父后人，情有可原。皮里阳秋跃然纸上。但关键是：为什么书：“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顺序颠倒了！孔子是有意这样做的。左传解释：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你接受这个借口吗？抢老婆是因为心中没有伟大领袖？五毛接受这个解释是理所当然，这样改写才是道义凛然！因为史载华督是“攻杀”孔父。即不是执法也不是暗杀，而是双方摆开场子打仗，一方灭了另一方。这样抢老婆的恶名就不够大。需要先把华督定成弑君的罪人，这案件就铁板是坏人杀好人的罪行。

其实我读《左传》中这一段，严重感觉言语、事件和编年对不上。我怀疑杀孔父和杀与夷相差一年或更多，年份都不对！可是除了鲁春秋，其他各国史都丢失了。后世编史到这一段，都只好以孔子制定的《春秋》为蓝本，包括《史记》。这先后两件事就跑到一年中去了。至于后世更有五毛，深体圣心，编造出故事说：华督要杀宋君，孔父奋勇救主，舍身挡剑，才光荣牺牲。其拳拳孝心可嘉，但手法比起圣人的，要等而下之了。

这就是春秋笔法的第五条，坏人首先要是坏人然后才能做坏事！一个好人是不可能做坏事的。好人要是做了不咋地的事，我们要帮他隐瞒。坏人，我们要把最坏的事加到他头上。事实、原因、时间、顺序都不重要，即使是写历史。其实这个观念，孔子的学生都不赞成。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但五毛们全盘接受《春秋》这个观念。至今中国人还常说：做事不如做人。只要你做个好人，多做些坏事没关系，好人若不做坏事，天生五毛有何用。你只管去努力，做到人上人，五毛自会把好事加到你头上，坏事帮你隐瞒掉，或者帮你把坏事变（辩）成好事。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春秋》到底教给我们什么了：

1．         造假有理，说真话不合道义；

2．         屁股决定脑袋；

3．         因人定事。

掌握了这三点，你接近一个真正的五毛了。但这还只是一个五毛的基本修养，只是内功。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五毛，能战斗的五毛，你手中还需要乘手的兵器，这就要等到亚圣孟子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