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万维网友Larry Guo来稿：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经商者的富贵往往三代散尽。

在中国，许多权贵者的富贵延续，却不止三代。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代起就有荫补制度。荫补，指因祖先功勋而当官，是一种特权的象征。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大体有三：以世卿世禄为特点的世袭制；以推荐为主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还有以考试做标准的科举选官制。

荫补制，是先秦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变种，是一种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之时，世卿世禄制度逐渐崩溃，荫补制度渐渐兴起。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统治者为笼络官僚队伍，维护其既得利益，制定了详细的荫补法。

唐代的荫补法规定了官员依品级来荫补其子孙，总的说来五品以上皆可得荫补，并规定“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

宋代时荫补官员泛滥。按宋仁宗时法规：”长子不限年，馀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荫。“在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荫补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为蓝本，而有所损益的。

在荫补制度之下，官员子孙不用参加科考，或者象征性地参加考试，可以数代做官，享受祖上功绩。这使得许多权贵者可以世代享受官禄和富贵。

唐朝韩愈的三代友人马遂，马畅，马继祖就是一例。祖父马遂，官拜司徒（相当于宰相）。其子马畅，在父亲死后因朝廷的荫补制度，任三品官少府监。其孙马继祖，又因祖上功勋，四岁时就封为太子舍人，为官三十四年。马继祖之后人，仍享官禄。马家人可谓享尽唐朝的数代荣华富贵。

当初韩愈满腹才华，却是个三餐不继的穷书生。仕途之路，尚不可测。因其亡兄是马遂的朋友，于是上门求助。马遂念其饥寒，“赐衣与食”。韩愈说初入豪华森严的马遂宰相府，感觉像“高山森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令他诚惶诚恐。只是天不假年，此后四十年内马家祖孙三代相继病死，韩愈为此撰文，感叹世事盛衰，死生无常。此是后话。

马遂家三代能享受荫补之富贵，是因为唐朝尚存。如果江山易色，朝廷更换，前朝权贵子弟就无荫补荣华可言了。

南宋文人张炎，字叔夏，其六世祖是南宋名将张俊，任枢密使（相当于宰相），死后封循王。因为荫补制度，直到张俊死后第五代时，张家都是钟鸣鼎食之家。张炎年轻时在杭州西子湖畔，身着绫罗绸缎，骑着骏马，潇洒飘逸，一副贵公子气派。

但是蒙古铁骑南下，大宋江山易手，荫补不再，张家荣华富贵随风而去。张炎四十岁时，已沦为穷人。他曾北上求官不遇，转而南下，东游山阴，四明，天台一带，生活仍无着落。遇见好友戴表元，感叹道：”本来是要投靠自认为贤良的人，贤良的人贫困；依靠了解的人，了解的人死了；虽然稍微有一些被赏识提拔的机会，但是没有用来让我安定地居住的办法“，只好继续四处游荡。

张炎善写诗文。当年张家鼎盛之时，江湖高才词客姜夔，孙季蕃都是他家的食客。张家赏赐他们价值千金的衣装，车马众多的聘礼，挥金如土。如今在蒙古人的元朝，张炎纵有屈宋之才，却只能浊酒相伴，苦吟诗词。依然穷愁潦倒，无人收养。

当今社会，虽无明确的荫补制度，但是中国顶级的权贵子弟还是在享受荫补之礼遇。

毛泽东之孙，现已官拜少将。刘少奇之子，八十年代就已是河南省副省长，现官拜上将。

这些子孙何德何才，能有如此造化？荫补之”功“也。如江山不变，毛刘两家后代还可享受数代荣华。

如今面临牢狱之灾的薄熙来，也因荫补之利，挤入官场。虽贪腐擅权多年，不断有人举报，但仗着老父权重而寿高，他一路从县太爷，爬到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谁知“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若是他老父没死，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

古代荫补之下的权贵子弟，生下来就有官做。当今这些人，他们也曾上过大学，也曾从基层官场做起，但他们在官场的升迁之快，绝非一般平民子弟可比。这可算是荫补制度的变种。

和古代荫补制度的不同是，如今的权贵子弟，如父辈官阶不太高，或去世过早，就无荫补可言。许多权贵子弟，因此沦为穷苦之人，有的形同贱民。

前不久，听说某大军区司令上将之子，因父亡多年，家境衰落，患重病住院，竟无钱治疗。后来仅靠一有钱的将军后代资助，苟延残喘，一息尚存。

还有几个将军后代，也已穷困潦倒。他们文化不如宋代权贵子弟张炎，无卖文谋生之技。家中仅存将军呢军服几套，军功章数枚。军服太旧不能卖钱，听说军功章还有人收购，于是整日寻思此事。还有一个人，干脆抡起锄头，在家门口种菜，补贴生活，不失祖辈农家本色。至于这些将军的孙子辈，有一个在菜场卖鱼，娶一村妇为妻。浑身鱼腥气，无人相信他爷爷是什么开国将军。

因境遇不同，这些权贵后人对时政大事感觉完全相异。

有荫补之利者，踌躇满志。如薄熙来，整天唱红打黑，只求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如毛新宇，自称以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彷佛手捧一个金饭碗。

无荫补之利沦为穷人者，仅能在梦中重温往日繁华靡丽，醒来却过眼皆空。于是牢骚满腹，痛斥当今政府贪污腐败，贫富不均。

殊不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无荫补之利者愤愤然，是因为筵席早早离他们而去。

有荫补之利者飘飘然，以为美味佳肴，可代代享用。虽筵席终会散尽，他们不会在意，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正如同当年的法国皇帝路易十五说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思古抚今。荫补制度下，满眼尽是人间世态炎凉，官场荣辱贵贱，令人长叹。

然而千年易逝，荫补制度却形散魂不散，岂不发人深思！

大汉天生

作者：施化10年或20年后，当下一代人回顾历史，会发现2012 这一年份的特殊含义。这一年发生的两大“突发事件”，像是两个侥幸。侥幸事件的最终结果，虽然与当事者的本意相违，却像“无心插柳”，在无意中改变了历史方向，让中国避开了巨大风险。仿佛是上天赐福。


两大突发事件，一是2月的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一是8月的香港保钓船登陆钓鱼岛。都和薄熙来案有关。两个突发事件，同促成了一个结果，让薄熙来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兀然陨落，同时让他的政治抱负成为泡影，即：借还魂毛泽东思想，发动全民政治运动，挟民意以令天下，夺取最高权力。自2012以后，即便有薄熙来式的政治枭雄再次崛起，也很难达到他的现有高度。因为人们开始警惕了。

历史是中国人的神。她从来都具有无边法力，而并不在意谁对她任意打扮。因为只要一旦有人想违背她的意志，自我膨胀，违抗其规律，随之而来的将是毫不留情地惩罚或报复。受惩罚的对象，或者是违抗者本人，或者是无意识的大众。假如大众一味盲目跟从。

2月6日，被解除公安局长职务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出于保命的目的，闯入了成都美国领事馆。此时此刻，由薄熙来和他的一班智囊精心设计的“唱红打黑”运动，正如日中天。现在回味起来，几个简单词语可说明“唱红打黑”，即：不讲程序，不经法治，利用民众追求正义的情感为自己造势，向政治对手发难，伺机夺权。当然，如果没有王立军闯馆这一“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联想。

设想，万一王立军没有这一点小小私念，而服输认栽，不去犯“叛国罪”，薄熙来今天会怎么样？很肯定，他已经牢牢做稳了常委候补席位，正准备待十八大以后，把“唱红打黑”推向全国。如果班子中有人敢于怀疑他的“政纲”，那正好借沸腾民意，将其打掉。“重庆模式”自然成了“中国模式”。经济改革成果将被当成资本主义泛滥打击，大量的私企财产，将成为被没收的黑钱，源源滚入薄家帐户。当然，作为安抚，薄熙来也会分给部分支持民众一点剩羹，名为 “公平正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会更危险地失去平衡，变成文革那样一部分人飞扬跋扈，一部分人心惊胆战的人间地狱。一当最高权力落入薄熙来 这样的黑厚学家手中，能指望他和平交出来吗？那只好让内战来解决争端。不怀疑有人特别喜爱内战，毫不顾忌内战的恶果。但我不喜欢。亿万奔小康的家庭也不会喜欢。

从2月6日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局势变化看，王立军的致命一击并没有把薄熙来击倒。薄的死党小兄弟徐明在成功出逃香港以后，误判局势，又大摇大摆地飞回来。起初中央的口径似乎是薄“用人不当”，想切割薄王关系。薄本人假如认清利害，在人大期间放低姿态讨饶，打算力保他过关的，应该大有人在。人们还记得，在谷开来案的审判中，基本没有看到薄的影子。甚至在王立军案的报道中，薄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这两人都被视为孤立犯罪，纵然与薄熙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被法庭和新闻巧妙的文字完全掩盖。于是，“软着陆”的推测沸沸扬扬。“东山再起”的希望与日俱增。

直到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薄粉们才如梦方醒地目瞪口呆。

这个大幅度急弯是怎样拐过来的，局外人不会知道。但很容易从蛛丝马迹中推测。个人推测，8月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9月全国范围的反日拥薄示威游行，把薄熙来脖子上已经松开的绞刑绳结再次扣死。这是又一次“歪打正着”。莫非天意灭薄？

很难使人相信，中央前软后硬的态度变化，仅仅由于中纪委调查的新发现。薄熙来在辽宁和大连主政时的丑闻，早已被知情人揭发。中纪委也不会只是在9月以后才拿到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的确凿证据。促使事情变化的外因，基本可以确认为反日示威游行。游行源于香港的一艘被特别放行的保钓船8月15日在钓鱼岛登岛。接着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

利用民意搞政治，这是中国百年一贯制的传统。善用者为王，不善用者为寇。我不同意所谓“中国没有民意”这样的简单结论。尽管的确没有定型的民意表达程序，民意也不时被各种人代表。潜藏在民众意识里的意志，不论有没有表达出来，始终都在那里。比如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哪怕一次民调都不做，它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不过中国民意的公平正义有点特殊，也算是“国情”吧，它要求的不是程序正义，更多的实际是结局正义。也就是说，你在中间过程做什么我都不在意，结局让我满意就行。却不知这是害了自己。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意，特点是容易被人利用。用来做破坏规则、无法无天、不可预知结果的坏事。毛泽东的革命和文革，都是这种利用的典型。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运作的主要分野，则在于理性和非理性、计算和不计算后果。同样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传统社会可能演变为巨大灾难。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出现。

说抗日保钓示威游行实际上是有人利用民意的操作，并不为过。如“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我们的”这种口号，不可能仅仅由单一反日的情绪发出。有网络作家亲眼观察到，在每支队伍的一头一尾，都活跃着一些皮肤黝黑，留着平头和光头的人。问他们高举着的毛泽东画像从哪儿来，开始支支吾吾，后来承认是发的。谁发的？只要搞清这些人的身份就知道。众所周知，没有政法机关的许可，一支游行队伍也别想拉上大街，更别说发生警察在一边观望的烧砸抢。

所幸骚乱和失控只是局部的。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被已经国际化的网络舆论即时制止。舆论呼吁理性爱国，倡导抗议不应“暴徒化”。更庆幸的是游行促成中央达成共识，九常委共同露面，必须把薄熙来彻底拉下马，为此不计任何代价损失。因为人们不会不问：为什么薄熙来长期这么腐败，却能够逍遥法外？其他国家领导人和薄熙来有多少不同？

薄熙来在之前有软着陆的迹象，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是因为证据太昭彰。把这些证据拿到桌面，对中共文宣中完美形象损害的严重程度，难以想象。我想，这是倒薄派唯一的顾虑。这个顾虑给了保薄派很大胜算。不过，在游行拥薄口号出现以后，两害取其轻，倒薄派再也不能不作为，否则会前功尽弃。

2012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墨。在目不暇接的政治大戏之后，人们会感到某种庆幸。因为事情不按人的意志地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不很容易，哪怕是天意。的确可以说，中国离现代社会更近而不是更远了。至少那种利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动员民众为某人某派敢死冲锋的政治模式，近期内不会成为首选。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通过制度和法治的改造更新，来化解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否则，倒退则是必然的。


2012-10-9

—— 原载: 新世纪新闻网

大汉天生

自从多年前《戏说XX》风靡大江南北之后，众人发现原来对待历史大可不必那么正襟危坐，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好像面对法国大餐的矜持；不如添油加醋，加点沙拉酱，裹点小蜂蜜，做成怪味老妈蹄花，以飨我等草民的口味。


戏说什么的自然是大大地不着调，仿佛把交响乐改成了二胡加伴唱。除了人物名字还有迹可循，其他情节一概与历史无关，只是现代人无聊之中意淫古人罢了。不过，现今的中国一切要“为尊者讳”，所以只有为古人化上滑稽的现代妆，将他们拉扯着游街过市，尚能成全娱乐时代的娱乐精神。所以没完没了的戏说和名为正史实为戏说的皇家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花红柳绿，金碧辉煌，怎一个闹字了得。




倒也不是说只有咬文嚼字，在故纸堆里摸索才是正道。有些人轻松说史，比如说《明朝那些事儿》，谈笑之间将故事道来。对于我这样全无史学根基，却喜欢神游故国的人，这没有半点学究气，情节环环相扣的战争小说兼历史扫盲，自然引人一气读完。

如果你相信历史是发生过的事本身，就宛如假想中有那么一个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录影机，无形无影但堂堂皇皇，时候一到一按回退，就吱吱地倒序了某朝某代的某时某刻。某天当堂对证，说谎的人立即汗若雨下，无地自容。
中国人传统上是无神论，全不相信天堂地狱和死后的审判。但所谓仁人义士，大都怀抱着后代要历史一个公道的梦想，仿佛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仿佛某天回退键一按，真相大白，受苦之人蒙冤昭雪。


可是也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说残酷，倒也有道理。这样的历史，是史书上的历史，也是大多人看到的历史。书上和权威 （通常这两者是一回事）告诉人们“想当年”发生了什么。由于多数人并不掌握资源，所以只有接受权威的份儿。历史成了可以被曲解的真相。


而不明真相是一定的，真相一旦发生，就随风而去了。剩下的无非是参与者的罗生门，有权势的人发声最大，可以自称为真理，被写进教科书。一旦参与者们烟消云散，真相就更是尸骨无存了。


而写历史的人，属于哪门哪派，拿着谁家的俸禄，决定着史书的面目。于是各朝各代都要掌握史书的话语权，为本朝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结果是真要知道发生什么得等到本朝玩完了之后。相比之下，民间也有野史流传，鉴于劳动人民的品味，基本沦为名人名妓的八卦。


所以倒不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半老徐娘，她无辜，却不天真；她貌似端庄，却露出丑态。

大汉天生

公元前483年 西施送入吴国；范蠡遇到阿青，阿青传越国剑士剑法。

　　公元前476年 越国灭掉吴国；范蠡与西施隐居，阿青离去。

　　527年 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创立中国禅宗。

　　536年 达摩逝世

　　554年 西魏宇文泰攻破江陵城（今荆州），梁元帝萧绎留下宝藏在天宁寺，连城诀宝藏来源于此

　　隋朝末年，李靖将《易筋经》中的武学奥秘，尽数领悟。

　　640年 侯君集攻破高昌国

　　694年 明教传至中土。

　　唐朝末叶，嘉兴剑术名家改良越女剑法。

　　877年 丐帮建立。

　　907年 唐朝灭亡

　　907年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

　　937年 段思平建立大理

　　936年—946年 少林寺法慧禅师练成了一指禅。

　　960年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

　　1030年 慕容博出生。

　　1038年 西夏建立

　　1047年 慕容博伤黄眉僧。

　　1051年 扫地僧到少林寺。

　　1060年 萧峰出生。

　　1061年 雁门关外乱石谷大战。

　　1062年 萧远山到少林偷研武功。

　　1063年 丁春秋暗算师门。

　　1064年 慕容复出生。

　　1065年 波斯“山中老人”霍山，制圣火令，将平生武功精要，镌刻于圣火令之上。

　　1069年 虚竹出生。

　　1071年 段誉出生。

　　1072年 慕容博伤崔百泉。

　　1074年 阿朱出生。

　　1077年 慕容博诈死。

　　1083年 萧峰接任丐帮帮主。

　　1090年 鸠摩智单挑天龙寺六僧。

　　1091年 萧峰离开丐帮。

　　1092年 聚贤庄大战。

　　1093年 萧峰助耶律洪基平定皇太叔之乱（历史上为1063年）；无崖子去世；虚竹接任逍遥派掌门，同年被西夏招为驸马；少林寺门外混战；扫地僧讲经说法。

　　1094年 大理段正明禅位侄子段誉；萧峰自尽。

　　1103年 岳飞出生。

　　1112年 王重阳出生。

　　1115年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黄裳雕版印行万寿道藏。

　　1120年 黄裳向明教的高手挑战。

　　1125年 金国灭辽

　　1127年 金国灭北宋

　　1127年—1130年 少林寺灵兴禅师花了三十九年练成了一指禅。

　　1140年 独孤求败创独孤九剑第九式破气式。

　　1141年 岳飞于狱中撰写《武穆遗书》。

　　1158年 段智兴出生。

　　1162年 柯镇恶（江南七怪之首）出生。

　　1163年 周伯通出生。

　　1164年 黄裳完成九阴真经。洪七公出生。

　　1168年 欧阳锋出生。

　　1170年 独孤求败郁寂而终。

　　1171年 黄药师出生。

　　1173年 曲灵风出生。　

　　1178年 裘千仞出生。

　　1183年 金轮法王出生。

　　1184年 朱子柳出生。

　　1186年 陈玄风欧阳克出生。

　　1190年 火工头陀于少林寺中大开杀戒。

　　1196年 王重阳再入古墓，于棺上刻下部分九阴真经，并留“玉女心经，欲胜全真；重阳一生，不弱于人” 的文字，后某日无名僧与王重阳斗酒参阅九阴创九阳；南宋宦官在宫中创葵花宝典。

　　1200年 第一次华山论剑。

　　1203年 重阳真人拜访段皇爷，废了欧阳峰20年蛤蟆功；王重阳仙逝。

　　1205年 郭靖出生

　　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1206年 裘千仞伤瑛姑幼子。

　　1208年 黄蓉出生。

　　1222年 小龙女出生。

　　1225年 穆念慈比武招亲。

　　1226年 杨过出生。

　　1227年 第二次华山论剑；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去世。

　　1234年 金国灭于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

　　1235年 明教高手参考五代十国时期武林高手慕容龙城的“斗转星移”，创出威力更大的“乾坤大挪移”神功，遂为镇教之宝。

　　1243年 洪七公、欧阳峰去世。

　　1243年 杨过小龙女双剑合壁初试锋芒挫败金轮法王；杨过学弹指神通。

　　1243年 郭襄出生；杨过断臂，初入独孤求败剑冢。

　　1247年 张三丰出生。

　　1253年 蒙古灭大理国

　　1257年 明教石教主圣火令为丐帮所夺。

　　1259年 杨过飞石击毙蒙哥大汗；第三次华山论剑。

　　1262年 郭襄游少林。

　　1271年 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

　　1273年 一代大侠郭靖和黄蓉战死襄阳。

　　1276年 蒙古攻进南宋都城临安

　　1296年 金毛狮王谢逊出生。

　　1317年 谢逊离开师父成昆，加入明教。

　　1318年 武当六弟子殷梨亭出生。

　　1323年 成昆杀谢逊一家。

　　1336年 谢逊及张翠山夫妇至冰火岛。

　　1337年 张三丰九十大寿；张无忌出生。

　　1338年 元兵剿灭袁州明教义军，常遇春、彭莹玉侥幸逃脱。

　　1339年 周芷若出生。

　　1340年 汝阳王女儿敏敏特穆尔出生，元帝封其“绍敏郡主”。

　　1341年 小昭出生。

　　1346年 张三丰百岁大寿；张翠山殷素素夫妇自尽。

　　1351年 张无忌得九阳神功。

　　1357年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张无忌任明教教主；张三丰首创太极神功。

　　1358年 小昭远走波斯。

　　1359年 少林屠狮英雄会；白眉鹰王殷天正去世。

　　1360年 张无忌隐退，光明左使杨逍继任为明教第三十五代教主。

　　1365年 明教光明右使范遥参考北宋年间的两大神功“北冥神功”及“化功大法”，创出威力极大更为歹毒的“吸星大法”。

　　1368年 明朝灭元朝

　　1372年 杨逍去世，明教内部争权夺力，陷入内乱，加上外部朱元璋打压，明教日渐式微。教中高手改组明教，遂为“日月神教”。

　　1400年 莆田少林寺得葵花宝典。

　　1401年 岳肃蔡子峰偷录葵花宝典；渡元禅师习辟邪剑法。

　　1402年 华山派分气宗剑宗。

　　1406年 日月神教十长老破五岳剑派剑法。

　　1420年 日月教袭武当山，张三丰手抄一部《太极拳经》和青年时佩带的真武剑被抢。

　　1458年 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仙逝，享年212岁。（据《古今太极拳谱及源流阐秘》李师融先生的考证）

　　1469年 令狐冲出生。

　　1479年 华山派气宗剑宗之争。

　　1486年 任盈盈出生。

　　1493年 东方不败篡日月神教教主之位；任我行被囚地牢。

　　1503年 余沧海灭福威镖局。

　　1504年 令狐冲学得独孤九剑。

　　1505年 任我行重夺日月神教教主。

　　1506年 任我行去世。

　　1509年 令狐冲任盈盈喜结良缘。

　　1610年 金蛇郎君夏雪宜惨遭灭门之祸。

　　1612年 金蛇郎君夏雪宜得到云南五仙教的镇教“三宝”。

　　1623年 袁承志出生。

　　1643年 袁承志被推举为七省江湖首领，同年率众人挫毁西洋红夷大炮。

　　1644年 袁承志助阿九挫败成王与曹化淳篡位阴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吴三桂降清；李岩夫妇自杀身亡。同年，袁承志、夏青青率亲友、部属避居海外，即今南洋新加坡之地。

　　1645年 仲夏，在清兵追击下，李自成率主力部队，败退至湖北通城县。一日，李自成带少数亲兵，在县南查勘地形，在九宫山玄帝庙中，因打盹疏忽，被姜姓农民误杀，终年三十九岁。

　　1655年 韦小宝出生在扬州妓院。

　　1669年 康熙韦小宝擒鳌拜。

　　1670年 韦小宝出任天地会青木堂香主。

　　1698年 武当派掌门陆菲青出生。

　　1711年 雍正帝与海宁陈家掉包刚出生的儿女，爱新觉罗弘历原来是海宁陈家之子

　　1733年 陈家洛出生

　　1735年 爱新觉罗·弘历登基，年号乾隆

　　1753年腊月，苗人凤和胡一刀决战；胡斐出生。

　　1758年 红花会在六和塔囚禁乾隆，回部霍青桐力排众议，大败清军主力

　　1759年 香香公主在北京自杀

　　1780年三月十五日，苗人凤和胡斐决战。

　　1924年二月六日，金庸出生（这个亮瞎了- -）

大汉天生

一手将古今中外文化成果一概查禁、焚毁，不容百姓染指，只留一部，放在自己的“菊香书屋”，一手将自己的著作、思想名正言顺地定为唯一；一手将中国真正的学问大家都统统打倒，一手将没有多少知识的中学生捧为“知识青年”，下令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他们向更没有文化的农民看齐

◆高伐林


　　《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全部通读一遍都不是容易的事，可是毛泽东晚年对人讲，他读过“一十七遍”！
　　这着实令人惊叹。

　　毛泽东是吹牛夸口，忽悠身边的女护士吗？他真每次从头到尾一页不落地读的吗？是不是略读、跳读、选读……？根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孟锦云的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著一部《资治通鉴》，书被他读破了，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她介绍，“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看来，他并不是装模作样。

　　毛泽东身为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独揽大权，日理万机，谁能想像，他读《资治通鉴》“一读就是半天”，“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有了读书时间，为何不认真研读体现人类最新思想成果的那些经典名著，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是如此专注地一读、再读、十七读《资治通鉴》？——既然声称奉马列主义为正朔，至少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读“一十七遍”也好啊！
　　我关注这条消息，是想起一段往事：“文革”一开始，红卫兵来我家扫“四旧”，一眼就看见我新买的《资治通鉴选》——那是王仲荦等编注，196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我才刚读了三两篇。不由分说，“封资修！”没收，销毁，让我心疼好久。
　　真可惜那时不知道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读了17遍。若知道了，我也可壮起胆来分辩几句：伟大领袖都孜孜不倦地捧读，我们难道不该……？
　　但知道了，分辩了，管用吗？“你是什么人？竟敢跟毛主席比！毛主席能看什么书，你就能看什么书？你野心和狗胆也太大了！”其结果，不仅保不下一本书，更可能连我自己也被一把捆起来带走。
　　是的，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知道了：在中国，最高当权者垄断信息，然后按级别分配，连一部洁本《金瓶梅》，都规定“厅局级”才能购买——处级、科级干部买了，想必会中毒。历史事件的真相自然也是按级别分配的：伟大领袖能读17遍的历史书，百姓绝对不允许读。
　　没有什么比这个例子更能体现毛泽东的真实性格了。这样，可以一手将古今中外文化成果一概查禁、焚毁，不容百姓染指，只留一部，放在自己的“菊香书屋”，一手将自己的著作、思想名正言顺地定为唯一；一手将中国真正的学问大家都统统打倒，一手将没有多少知识的中学生捧为“知识青年”，更下令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是要他们向更没有文化的农民看齐。
　　毛泽东非常清楚，通晓历史，是统治者的专利，他今天批给这个部下读这篇古文，明天指示另一个下属读另一段古诗，常常弄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五体投地地佩服领袖学富五车；而老百姓是不许读的，要读，也只能读自己指定的只言片语，或者经过自己的御用文人剪裁、删减、篡改过的“历史”。越是对历史一无所知，越容易供其驱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从这里，就可以凸显《新史记》的意义所在了。钻研历史，讲出自己知道的真相，探究曲折晦暗的深层缘由，不只是一种跟种花、下棋类似的爱好，也不只是将自己的发现拿出来，澄清误传，揭破谎言，以正视听，更具有打破官家垄断、“还史于民”的意义啊！


　　（本文原发《新史記》第10期）

大汉天生

为什么有时辩论没有意义？ 因为辩论的对象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上。 山哥博最近有篇大作”从历史看三重赤字夹击下的东洋景，日本将何去何从？“可以作为一例。 这篇文章如果出现在二十五年前，日本头等分析家一定会笑掉大牙，但是现在看来，山哥的文章当然更接近事实。那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日本那么多分析家，能唱反调敢于预言日本衰落的寥寥无几？ 第二个问题就是，三十年后，拿山哥这篇文章给新一代日本分析家看，是否新一代日本分析家会把山哥这篇看成传世之作呢？

世界上的人不断辩论，但多数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处于不同历史位相上的人辩不出所以然，在在同一历史位相上的人如果不能跳出自己的位相，在预言未来上也看不到多少东西。这也就是历史的意义。

十九世纪法国艺术史大师泰勒评论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创作生涯曾说，米开朗基罗前六十年是探索创新的阶段，生涯最后二十年不再探寻新的自我，虽然技巧更趋成熟，但已经没有新的生命。 这个，絮絮叨叨重覆自己有限感受的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思想定型的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他生命中的历史位相。

拿日本近代史而言，出生在明治早期的人可能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见日本大河剧坂上风云），在他们一生中，尽管极其艰苦，但日本一直是向上的。日本著名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在欧洲听到日本击败俄国时的喜悦大概超过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喜悦。但是，出生在20世纪初的日本人的一生则是苦难的一生。日本国内矛盾重重，他们认为西方阻止日本的前进，所以日本有226之类的事变。他们的子弟是二战的一代，不少在战场上丧失了生命。但出生在战后的一代又进入了下一位相。他们从废墟上建立了现代的日本，他们的青年和壮年是凯歌高奏的时代，知道90年代，当他们开始离开生产第一线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体谅晚来秋风之萧瑟。 等等等等。

每个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都是局限的，历史的潮流忽上忽下，摆布着个人。上的时候他们往往归功于自己的才干下的时候又常常责怪别人的阴谋。没有几个人试图跳出自己的局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命运。

两个处于不同历史位相的人之辩论常常索然无味。尽管个人博征广引，但核心论点常常先于论证。从道理而言，两者论证之后有时代大背景做支持，都有一部分真理，之所以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是都局限于历史的局部，忘记了历史演变自有更深刻的原因。 中国人之间，从60年代走过来的和80年代出生享受到过去三十年繁荣的人自然对历史的演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之所以鸡同鸭讲，因为人之语言只能用来交流有限的知识，而无法用来传递无形的感受。

父子之间的代沟，不也源于语言之无力。 不管父辈如何想向子女传授自己的感触，但子女非要自己走过。非要爱过，非要贪婪过，非要在自己的经历中积累自己的经验。

我上面提到山哥的大作。提到山哥比25年前日本头等分析家更接近事实，但也问了一个问题，山哥的乐观主义比25年前日本头等分析家的乐观主义更有历史底蕴吗？

基辛格硕士论文中有段话“过去是死的，这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但自由支配着未来。”， “生命中包含苦难和倏忽无常。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那个时代的环境。过去可能会夺去现在的许多欢乐和不可思议的事物。布痕瓦尔德和西伯利亚劳动营的那一代人，就不会用他们的父辈那样的乐观主义谈话。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早已没有像但丁那样的好福气。但是这仅仅描绘了衰退的一个事实，而不是衰退的必然性。人的存在，如同历史的暴行一样，是个先验的事实。人的行动证实他的愿望。而人的愿望则来自于内心的态度，而不是对于周围环境的一种评价。诚然，这些可能是令人厌倦的时代。但为了使生命有意义，我们不能因此要求不朽。对自由的体验使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人性的本质，包含这每个人赋予它的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这使人内心宁静的自我直觉”。（1950年）。

也许基辛格已经忘记他当年写下的这些话吧。

人的寿命极其有限，如果依赖本人的经验，能成长的余地更为有限。 唯一能让个人突破寿命的限制，超越自己个人有限的环境和时代，唯有对历史的研究。 历史最大的作用是让个人体验人生的倏忽无常，让人体会自己存在的有限，而使得自己的经验能超越有限的时代，扩展到一个比较广大的时间段上。

在这个意义，只有真正深入历史经验中的人，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讨论和辩论。 这是我喜爱历史最大的原因。我从心底喜欢历史，喜欢历史研究。

大汉天生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毛泽东著作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同时期，毛泽东的著作内容与关键文字可以随意改来改去。古田会议开完了之后七天内写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也是如此

  

福建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是中共党史上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旧址所在地，古田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是“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自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的“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以实行党的领导之后又一次强调党军思想。

  

离“古田会议”旧址一公里之处，是古田镇赖坊村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写作旧址所在地。写作具体地址是赖坊村协成店---木材商人傅光甫于1922年所建的二层砖木结构建筑。

  

这个建筑当年在古田堪称精美建筑。1929年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古田，林彪率第一纵队司令部设于此，林彪及其一纵的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党代表熊寿祺、政治部主任谢唯俊、参谋长萧克都住在协成店的二楼，直至红四军九大结束后于1930年1月3日才离开。两天后的1月5日，毛泽东从古田松荫堂（耕心堂）来到这里给刚刚离开的林彪写了封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这里针对林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给林彪写了一封近万言的回信。这封信最初以《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给干部士兵阅读，后来有些地方也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为题。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也作了删改。

  

据称，解放后至林彪出事之前，协成店一直是作为林彪司令部旧址加以保护的，而没有毛泽东什么事。现在官方展览并未说毛泽东在协成店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只是说他住过的是一进大门左边的那间厢房，而这一间正是两天前林彪卧室的楼下。据此，有人推断：毛泽东当年可能没有在协成店住——如果住下，那肯定住楼上，门房只能住警卫人员；也没在协成店给林彪写信，那信可能是在古田前委驻地写好后，到协成店找林彪面谈，可惜林彪在一天多以前已率部开拔了，因此，他只在门房里休息了一阵子又返回前委，随即也离开了古田。

  

在协成店一楼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两块主要展板，其中一块说毛泽东“针对党内部分同志对革命前途、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悲观情绪，撰写了不朽的光辉巨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没有批林彪，另一块展板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图片的说明则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并以《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给各纵队、支队和大队，以教育干部战士。”，同样没有批林彪

  

英雄的闽西人民，由于他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他们不仅创造了历史，他们也没有忘记历史。他们中从事革命史宣传的同志，尽管从文字功夫，从物质条件方面不如北京等大城市的一些有共产党员名号的人，但他们的高贵品质却使后者愈显其猥琐卑劣。毛泽东原信明明白白地说林彪：“我知道你（指林彪）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

  

现在的《毛泽东选集》中这段话修改为“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

  

稍微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可能将“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人定性为“怀疑红旗能够打多久”的人！林彪“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就是对革命悲观失望吗？那怎么解释整个江西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才全部解放的？官方一方面从不公布林彪给毛泽东那封信，另一方面公开的却是修改后的毛泽东的回信，而林彪“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时隔二十年被修改为“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令人尊敬的黄克诚大将为林彪辩，也不看原信，因而仅仅说有悲观情绪的不止林彪而已，不亦悲乎？

  

正因为如此，闽西的同志越发值得尊敬、值得学习！

大汉天生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 “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 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 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 “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 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 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毛泽东此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观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 “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 :cool:

大汉天生

几位前辈在万维上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汪精卫，我趋前偷听。见众人没有赶我走的意思，改为旁听。

查维基，得：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

哦，我知道了，那几位前辈是在诠释和研究历史。我悄悄地拉了拉其中一位前辈的衣角，低声问：“你们会讨论研究多长时间？”

我得到的回答，使我决定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去看现代虚构历史喜剧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短则百年，长将万年。”

从电影院出来，又惦记起他们几位历史讨论者。但感觉饿了，所以喂饱自己后才去。

照旧旁听，不发一言。因为末流人物自认绝对无法揣摩一流人物心思，也无法领会这些二流前辈们议论汪精卫的思想理论。我也不知道这些前辈们哪几位是理科博士，哪几位是文科教授，甚至，他们是男是女，我也搞不清楚。

但我这个末流傻蛋自己有自己的遐想，而且傻想还流淌不止：


有没有人研究汪精卫吃饭？他为何吃饭？答案是饿了。如果时空放在2012年，另外一个答案会不会出现：应酬陪吃。

如果汪精卫在1979年，会不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

如果汪精卫在2012年，会不会派海监船去钓鱼岛周边活动，乘日船不在，就往钓鱼岛靠近，见日船来驱赶，就遵循习近平“不折腾你们”的承诺，驶离钓鱼岛？

如果汪精卫在2012年，会不会派海监飞机往钓鱼岛方向飞，一边飞一边盼望日机升空前来驱赶？终于看到日机来了，高兴啊，赶紧掉头，飞回祖国怀抱。

听说，曾经有国家，在强敌入侵时举国抗击，宁亡不屈，遭致灭国。最新历史研究成果是：他们民族里没有毛泽东汪精卫之类。如果有毛泽东在国中建立武装割据政权，如果有汪精卫曲线救国，他们的国家就不会灭亡。

假如美国没有原子弹，假如蒋介石国民党军被日本鬼子全部消灭，中国，照样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网友若不信，请听我明掰。因为，有毛泽东领导苏维埃支持的共产党的军队，一定会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发动百团大战，结合地雷战地道战，结合铁道游击队，发动群众，最后坚决干净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如果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也被日本人消灭，那么，汪精卫的亲日政权，也会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民主自由教育，同时发起非暴力的民族独立运动。假以时日，满怀“脱亚入欧”理想的日本国，也会含羞同意中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独立，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汪精卫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大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所以，毛和汪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民在各种国内国际的节日里，都应该祭奠毛泽东和汪精卫。




【1】：出处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 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大汉天生

核心提示：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发动军事政变的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出宫逃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朱棣，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否则的话，他的取而代之就缺乏合法性。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怀疑他出宫逃亡，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四出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写道：“时传建文崩，或云逊去，诸旧臣多从建文去者。文皇（即明成祖朱棣）益疑，遣胡濙巡天下，名访张邋遢，又名搜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又传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会文皇驻宣府，濙驰夜上谒。文皇已就寝，闻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劳濙赐坐与语，濙言不足虑也。先，濙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文皇分遣内臣郑和辈浮海下西洋。至是，文皇疑始释。”朱棣如果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宦官）出其尸于火，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二十余年之久？”逻辑严谨的反问直刺朱棣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为了夺取帝位，暗中侦查他的下落是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崇祯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彬不愧斯语矣。’”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著，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汝何人，讼何事？’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对。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曰：‘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樊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