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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全文及图片出自究竟出版社出版《非暴力抗争》一书,感谢他们。
仅将本文献给大陆及全世界的民主人士,感谢他们对民主、自由及公益的奉献。
正义与权力必须合而为一,如此正义方有行使之权力,权利也方能符合正义之要求。
巴斯卡(Pascal)
楔子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华勒沙与若干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在格但失克举行一场聚会,随后即遭逮捕。过去十六个月以来,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藉由占领工厂以及举行罢工的方式,憾动了波兰共产政权。现在政府颁行戒严令,而团结工联眼看也即将在枪口下遭到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华勒沙在遭到拘捕时,仍向拘捕他的人喊话道:[这一刻你们已经输了。我们虽然遭到逮捕,你们却已敲响了共党的丧钟......你们终将在我们面前俯首称臣。]
如果唯有暴力才是力量,如果压迫不会遭致反抗,则华勒沙的话语显然愚不可及。然而,他知道团结工联为共产政权揭去民意支持的假象之后,就已主导了冲突形式的整体走向。国家一旦无法迫使他们屈从,就必须妥协让步。七年后,当年下令拘禁华勒沙的贾鲁塞斯将军邀请他及团结工联的其它领袖一同参与圆桌会谈,促成选举以及新政府的诞生。一九九零年,十年前还是造船厂电工的华勒沙荣膺波兰总统。他和团结工联的所有成员未曾发过一枪一弹,却能破除专制政权的钳制,使波兰人民获得自由。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华勒沙加入了许多国家元首的行列,于每年九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参与这项盛会的元首多为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或总理。若是在一百年前,这种聚会的成员必定为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它以武力或继承方式获得政权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政治上最重大的改变。然而,若非一般百姓舍弃武力而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高压统治者,此种改变绝不可能发生。这种力量的源起以及运用的过程,便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这是个横跨一世纪的故事,内容叙述群众运动如何以不同于刀枪的武器,对抗强大的政权或军队。在这种冲突当中,袭扰行为通常是[制裁]手段,以激烈的措施约束或惩罚对手,并赢得对方的让步。请愿、游行、退席以及示威等抗议行动,则用于争取大众对于反抗运动的支持。
而罢工、抵制、辞职以及非暴力反抗,则有助于阻碍政府的运作,至于静坐抗议、非暴力破坏行动,以及封锁阻挡等直接干预行为则令许多统治者压制人民的意图遭至挫败。其对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极为巨大。。暴君覆亡、政府垮台、占领军遭到抵挡。压制人权的政治体系亦遭粉碎。人民以非暴力抵抗方式破坏对手掌控情势发展能力的同时,社会也因而瞬间或逐渐地改变。此种事件发展的产生原因以及非暴力行动的根本概念,不但是本书论述的核心,也是我们协助制作的相关电视纪录片的中心主题。
这一切均始于俄罗斯。一九九一年叶尔辛在莫斯科站上一辆坦克车,对政变行动高声谴责。不过早在八十六年前俄国人民就曾经昂首阔步到圣彼得堡的东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这两次事件之间,世人对权力的认知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真正的权力源自于其欲控制对象的认可,而非来自对受控制者的暴力胁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对独裁、侵略、以及人权侵害等行为的反抗,并呈现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败中。。
一九零五年,一位名叫加彭(georgiigapon)的东正教神父,说服十五万名工人走上俄罗斯古老首都的兵封街道,展开了二十世纪第一场对独裁政权的公开挑战。他掀起了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并导致俄国史上第一个民选国会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接掌俄国政权敞开大门,并迫使德国负起赔偿责任之后,鲁尔(ruhr,译注。。德国西部工业区)的矿工及铁路工人于一九二三年群起对抗前来侵略德国资源的法国与比利时军队。这些工人拒绝合作因而使侵略者无法达成任务最后引起英美施压要求撤军。
一九三零至三一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他说服支持者停止缴纳盐税也不再购买英国统治者垄断的布匹及酒品,加速了印度长久以来追求独立的成功历程。
丹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德军占领期间,丹麦人民不但拒绝协助纳粹的军事行动,并且于一九四四年夏天使所有城市陷入停摆,迫使德军解除宵禁及封锁措施。欧洲其它德军占领地区的人民也同样以非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以及商人,由于对掌权的军事独裁者长久以来施加于人民的恐怖及残暴统治忍无可忍,故于一九四四年发起全民罢工。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却造成掌权的将军众叛亲离,被迫流亡海外。
英国殖民政府撤离印度后不到十年,乔治亚州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奉行甘地的教诲,而在长达十五年的期间,领导非裔美国人以游行及抵制的手段推翻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
金恩博士遇刺后不到几年,波兰异议份子为反抗共产政权,发起了各种在苏联集团内极为罕见的社会运动,结果催生了团结工联,也终结了共产统治。
波兰的变动正在酝酿之际,阿根廷一群母亲在儿子失踪之后,对政府不吭不响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在愤怒之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广场展开游行抗议。他们持续不断的抗议行动动摇了军事政权的正当性,并造成该政权在福克兰战争惨败后随之垮台。
在阿根廷军事将领垮台的同时,在安第斯山另一边,智利皮诺契特将军(augustopinochet)的独裁统治也面临了日益高涨的抗议运动。最后,在一场皮诺契特自认稳赢不不输的公民投票中,人民终以选票推翻了他的政权。
位于地球另一面的菲律宾,在马可仕于一九八六年以不正当手段赢得选举之后,一名被暗杀的反对运动领袖之遗孀,带领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由于反抗行动获得具有改革思想之军事将领的支持,马可仕于是无法以武力巩固地位,只好逃亡海外。
菲律宾人重获民主之后不久,巴勒斯坦人也藉由建立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进而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以及加萨走廊的军事占领行为,发起抗议及抵制行动,这波非暴力反抗运运动虽然不醒目,却是[抗暴行动]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团结工联为自由奋斗的同时,南非的抵制运动发起人。工会,以及宗教领袖,亦共同携手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在国际禁运措施的帮助下,他们迫使政府释放曼德拉,也促成了建构未来民主自由的谈判。
柏林围墙倒塌后不到几天,数千名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温彻拉斯广场一角呼喊口号。。[我们手无寸铁......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几个星期后,捷克的共产政权即告瓦解,而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甚至蒙古的共产政权也都随之垮台。
一九九零年代间,缅甸一位名叫翁山苏姬的母亲,在受到软禁的情况下,依然领导着国内的民主运动。同时间,缅甸青年在追求自由的奋斗过程中,也身受世界各地新兴的非暴力运动者及实行者的激励。一九九六与一九九七年间,成千上万民塞尔维亚民众走上贝尔格勒街头,以抗议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milosevic)拒绝承认地方选举结果的决定,而终于迫使米洛塞维奇屈服。。一九九九年人民再次走上街头要求他下台。领军或统治者正面对抗。其内容包括:一九二○年代,德国人民抵御法国与比利时侵略军的行为;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及欧洲其它地区人民对纳粹的颠覆行动;以及萨尔瓦多人民于一九四四年推翻马丁尼兹将军的壮举。另外,这一部也记述了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间,在阿根廷及智利国内实施恐怖统治的军事独裁者遭到人民削弱其权力的过程。
(第三部:争取权利运动〉记录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各国人民如何以非暴力制裁行动向政府争取特定权利:美国民权运动如何打破美国南方种族隔离的藩篱;南非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菲律宾人如何推翻独裁者而恢复民主制度;巴勒斯坦人如何对抗以色列人在占领区的统治;以及中国、东欧,还有蒙古人民如何挑战其国内的一党专制政权。
〈第四部:暴力与权力〉则就两件反面案例加以检验。这两个案例中的反对运动皆采取暴力及恐怖行动,但其衍生出来的社会乱象及政治衰败,却远高于其获得的权力。此外,先进科技、国际制裁,以及其它变化中的环境条件,对于二十一世纪的非暴力运动实行者可能造成的正反面影响,也一并在这一部中加以探讨。
本书中每一篇故事的主干,都是非暴力运动奉行者与其对手之间一连串的交手过程。有些故事描述的是缓慢渐进的运动,虽在非暴力手段的采行上展现了强烈的动力与高度的技巧,却可能为长远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利益。有些故事描述的则是在短期内迅速兴起的反对运动,由才智过人且看似无往不利的政治新星所领导。不过,在每个事件里,对立双方所采行的策略才是决定其各自命运发展的因素。
这些事件之间的连续性,并非仅至二十世纪末期才浮现于世人眼前。驱动事件发展的运动领袖多自早期的经验中学得其所需的知能。甘地深受一九○五年的俄国反抗事件启发,而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领袖则亲访印度以研习甘地的战术运用。智利人民于一九八○年代群起反抗皮诺契特的独裁统治,以及菲律宾人民群起反对马可仕之时,他们皆受到李察·艾登堡所执导的电影《甘地传》影响。
甘地对抗的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与丹麦人面对的德国国防军颇为不同。美国民权运动的领导人物有法律及美国宪法助阵,而波兰的团结工联则无此优势。然而,这些冲突当中所有的非暴力运动要角,为达成不同目的所采行的手段,却出人意表地相近;从他们的经验中所归纳出的教训,更是与传统观念相背:
·非暴力制裁行动所受到的采用,远比一般认为的还广泛。二十世纪的每个年代里,在世界各地开创历史的奋斗行动中,非暴力制裁行动都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非暴力运动的反抗对象广及各种不同的暴虐对手而掌权者对于非暴力反抗人士所施加的暴力程度,与运动的成功与否并无关联。有些反抗团体虽然遭到残暴无比的压迫,却仍坚决不屈地获得胜利。
·非暴力运动团体一旦企图在其反抗策略里加入暴力的成分,其成功的可能性即大幅降低。一个政权若是遭到武力攻击,其汇聚内部向心力以施加压迫的力量便随之增强。
要发起并维持奉行非暴力路线的群众运动,公民社会的强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或巩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不过,虽然事实如此,一般人对于非暴力抗争仍然存有两项错误观念。第一,由于二十世纪两大最受颂扬的非暴力运动!甘地以及金恩博士所领导的运动——皆源起于宗教信仰的召唤,因此,一般观念即认为非暴力行动是种道德选择,而无实质效益,以致抹杀了其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第二,自从一九八六年马可仕垮台以来,新闻媒体对于非暴力群众运动的报导均造成一种印象,亦即「人民力量」来自于集结于街头上的群众数目或其高亢的精力。
虽然与对手的实体对抗有其必要,但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行动,其精心策画的成分远高于其偶发部分,技术性也远高于戏剧性。呼喊口号、在枪管里插上花朵,这类举动和非暴力运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非暴力运动的重点在于让政府无法遂行其控制人民的手段。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出现一连串激烈的地域性冲突,一方面是企图夺回固有国土的民族统一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独立的种族分裂主义者,或者心怀不满而要求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少数民族。现今世界上的民主大国相信,权力若取决于自治,人民即可自由请求其权利。如果确保民主是正确的目标,那么以下何者应当居于优位?抑制冲突中的各方,还是鼓励其相互交手,才有助于产生民主的结果?
在这个世界里,由于人类的重要利益不断处于竞争状态,因此也就不免产生冲突;而只要人们认为暴力有助于取得胜利,自然就会在冲突中使用暴力。假如人类能够更广泛地了解到,其实有另一种更具效率、且能够避免暴力代价的成功途径,自然就逐渐不再将暴力视为达成理念的合理手段。大部分的政策制定者都偏好以裁减武力或化解冲突作为减少致命暴力的主要方法,其背后的假设即是所有冲突都是暴力的。不过,在二十世纪里,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多达十几起的冲突中,策略性的非暴力行动却取代了暴力手段,成为冲突双方对抗的决定性方式。既然有其它方式能够取代暴力成为冲突的手段,则减少暴力的目标自可独立达成,而不必先设法化解冲突的原因。
「发挥强大的力量」
本书记录了二十世纪的人民如何发展出不需凭借暴力即可取得权力的能力。书中的每一则故事都着重于记述非暴力行动在大型冲突中的运用情形。为了说明非暴力运动的成就,我们特意着墨的事件及人物可能在整体历史上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不过,在较为广博的历史背景下,还有其它造成重要冲击的人物或事件,我们也没有刻意低估其重要性。
举例而言,我们并不佯称自己完整记录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过程。我们所做的,只是提供一项公正而具有教育意义的报告,内容陈述了南非黑人如何以非暴力行动实现了该项目标。
所有历史作品皆不免受到作者观点的影响,本书也不例外。在第一、二、三部当中,我们试图先以客观的角度呈现事实,尽量将我们自己的分析意见留待于每章结尾加以表述。本书最后一部则融合了事实说明以及诠释意见,并针对非暴力行动改变世界的方式加以释疑。我们并不讳言有自己的观点:只要能够有效运用非暴力行动,即可终结压迫,使国家与民族获得自由,且其所冒的危险将远低于采取恐怖或暴力叛乱行动,并有更高的成功机率。不过,非暴力行动也并非百以之百有效,而这类案例一旦与本书内容有关我们也并不避讳。
另外我们也认为非暴力反抗行动应受到更多的注意。在这个时代,由于许多人均把历史当成各种奇闻异见的纪录,因此新闻报导多只聚焦于暴力事件上。不过,大多数人若能够了解到历史只是一段过程,则非暴力制裁行动的影响力便较容易得到认同。这种力量并不神秘,其运作的层面并未超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也因此绝不会无法理解。与一般愤世嫉俗者的想法不同的是,实行非暴力行动的人物并非一些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少数的殉道者,以及几位具有领袖魅力的解放运动份子。
真正的故事主角是受到崇高理念吸引的一般百姓,及其从无到有的奋斗过程;他们待在家中响应罢工,或者占据工厂与办公室,拒绝携带身分证件,在地下室里印制宣传文件,并在受到驱离时拒绝离开。
打破英国食盐垄断事业的印度民众、阻挡纳粹军事补给品的丹麦人民、群起反抗独裁统治的智利百姓;采行非暴力行动的人多会直觉发现,他们本身采取的行为即可产生权力,而不仅是身处皇宫或总统府中的人士才拥有权力。正如伟大的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夏普(genesharp)所言:「非暴力行动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是面对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及军事政权,也仍然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因为非暴力行动所攻击的目标,正是所有阶级体系及政府的最大弱点:对受统治者的依赖性。」
上个世纪末,全世界的电台电视以及书店皆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回顾报导,回顾对象则是所谓的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百年。在一则又一则的报导中,在一页又一页的书页上,我们不断看到据称是打倒恶势力必须付出的流血屠杀代价。不过,以这种方式陈述二十世纪的冲突史,将强化一种可怕的谬说。亦即只有暴力能够制服暴力,而且最为重要的奋斗目标皆必须以武力达成。然而此言若属实,那么在同一个世纪里,各个大陆上拥有绝对武力优势的统治者与压迫者,又为何会被没有诉诸暴力的人民推翻呢?
在有关冲突的观念之中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暴力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实现正当理念或者打倒不公的最高方式。不过,俄国、印度、波兰、丹麦、萨尔瓦多、非裔美国人、智利、南非,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证明了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会受到另一方牵制,而且非暴力手段的威力可能更为强大。若谓人类在上个世纪大量牺牲的性命与荣誉能够在未来的百年内得到报偿,原因必是由于人类因而对真理有了更完整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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