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春节,丈夫回家过年.我们谈了一次话.我告诉他,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但我们必须要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拙嘴笨腮的丈夫吱吱呜呜,性急的我替他总结.第一,以后工作要认真负责,按照规章制度办.惯例在不出事的时候还好,出事的时候通通是按制度究责任.第二,要大胆;敢于为自己辩护.我们决不推卸责任,但也不允许别人栽赃陷害.第三,要勇敢.在问题面前不能垂头丧气.第四,要有真心的朋友.结交那些能够对你真心实意的人.不能跟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其实那也就是跟所有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怎么才能教到真正的朋友呢?那就是看人品,对人好,并且要让他知道.沟通其实非常重要.你可以寡言,但不能无语,没有行动.
从那一次谈话后,这几年来,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件事.我想,这件事对我丈夫来说,决不是光彩的事.而他在这件事之后,肯定会吸取教训的.我再多言,只会让他想起他的痛处,在我面前没面子.我也从没在他面前提到过我的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从没有邀功请赏.但我想他心里是知道我在他逆境中是如何对待他的.他日后也会投桃报李的.再者说,夫妻两个本就是要守望相助的.我们共同的经历必定会让我们更凝聚.
丈夫走后,我们办公室里的一位大姐对我说,如果日后他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决不表示他不爱你.当时对这句话还不太理解. 我只一笑了之现在我还是不太理解.如果爱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和别人发生关系?
转眼五一长假来临,我决定带孩子千里探夫.之所以有这个决定,也是觉得夫妻分久了不好.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南方.
整个2002年我们花了好多钱在你来我往中.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彼此的沟通,而所花的费用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到了2003年,我们的移民体检通知来了.但能否拿到签证,心里还是不知道.非典时期,我开始在南方找工作了.等到工作的事联系差不多的时候,暑假里我带女儿又飞去了.那次真是搬家的架式.我随身带了两纸箱书,在机场被罚款1000元.(实在是没有经验).等我们安顿好,准备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让去香港取移民纸的信,而此时,我也发现丈夫生病了.
我的丈夫本来就是个少言的人,性格内向.可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他不仅话更少,而且情绪也低落,体重也下降.按理说,我们终于要熬出头了,可以一家团聚,他应该高兴才对.但他始终看起来郁郁寡欢,就连我们去香港,他也提不起兴致.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问他,劝解他,都无济于事,哭也哭了,闹也闹了,都没能奏效.我用我有限的医学常识判断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于是我带他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的结论是抑郁症.听到这个结果我是吓个半死.在我眼里,那就是精神病的前兆呀.
在医生的建议下,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接受治疗.我们给孩子办理了无成人陪伴,让她飞回了我父母家,我留下来陪他治疗.那是一段我不敢回忆的过往.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不明白他还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我把我所有的怨气都撒向他的父母.我打电话给他爸妈.开始的时候我问婆婆,儿子出门在外,她是否有过担心.婆婆说不担心.在我去了之后,她就更不担心了.如果我们不打电话,他们2,3个月也想不到要给他们的儿子打电话.听了婆婆的话,我真是出离愤怒了.我直接了当地说他们太不关心他们的儿子了.我告诉他们,他们眼里不惹事的儿子是如何的远走他乡的,又生了什么样的病.我希望他们能过去陪陪他,开导他,因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无计可施了.你能想象到我那已经退休的公婆是怎么说的吗?公公说他是退休反聘的,身体又不好,走不开.婆婆说她要带孙子.随后他们寄来了5000元钱.当我收到钱时,我都有要把钱撕碎的冲动.我想把钱寄回去,但我父母阻止了我.我于是忍辱负重地继续带丈夫治病.
那段时间,我真是心力交瘁,我都没有哭的地方,也没人可倾诉.我不能想父母诉苦,他们要替我照看女儿.我也不能和朋友说,这个病是那么地让人难以启齿.白天,他去上班,我收拾家物,洗衣服,做饭.晚上,吃完饭,我们去医院.那个医院里有犯人,有精神病人,有各种心理疾病的人.走在医院里,我都很害怕.到处的铁栅栏,时常能听见叫声,哭喊声.夜里,我不敢睡觉,经常是看电视到天亮. 整夜地失眠,我都怕自己生病,那我的女儿怎么办.
看着在药物的作用下睡得很熟的丈夫,我开始对这段婚姻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当时我们面临三个选择,一是留在南方,二是去上海,三是来加拿大.思来想去,我决定出国,让丈夫去上海.我当时想,我的丈夫是在南方生病的,如果换个环境,也许对他的病会有所帮助.另外,邀请他去上海的那家公司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去也不好.而以当时丈夫的身体状况而言,出国不让人放心.但是如果让我去上海,我宁愿选择出国.因为同样是没有工作,同样人生地不熟,如果婚姻再不能维持下去,我去上海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结束了治疗后,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丈夫,他没得选择,同意了.为他治病,我们花了一万多元.我不心疼这钱,只是觉得花的冤.办理出院的时候,我特意要了医生的电话,和上海治疗此病的地址.2003年10月下旬,我陪他飞赴上海.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我就觉得上海比南方冷,我的心更是没底.在埔东陆家嘴,我们租了一间房.第二天他就上班了.我则去了医院.我是想先熟悉路线和环境,以便他以后看病.而我却发现他上班后,精神状态好很多.中午他让我去他们单位吃饭.晚上我去接他下班.然后我们就逛街.此前我们都没去过上海,在游览观光之余,我们发现我们太穷了.我记得他说如果在上海每月能赚2万块,那生活会过得不错.
在上海陪他半个月后,他要去泰国出差,替他准备好出差的行李,我们同一天离开了上海.我们决定过完春节就出国.由于他是主申请,他必须送我们.我告诉他,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也好,想想清楚我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我不介意他生病,但我决不能容忍他自报自弃.
就这样,2004年春节后我们登陆加拿大.
出国前,我特意去了趟他父母家,把那5000元还给他们,同时又给了他们2000元过年.
我是穷,但我更在乎比钱还重要的东西.
登陆一个星期后,丈夫就回上海了.留下我和女儿在他走后两天没出门.
可以说,我们每次的分居决定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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