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六四，今又六四

Bonn · 发表于 2009-6-6 22:40

看到这么多ID争先恐后的在二十周年之时否定六四, 说实话, 挺高兴的, 因为不表现就不知道底细.

学生和民众上街抗议，主要因为中共贪腐，严重偏离中共自我标榜的“形象”，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幻象；此外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老人政治终身掌权有重演的可能，胡耀邦就成为牺牲品。抗议者们上街是为了打到共产党，这种构陷十分可笑。示威人群中有激进派，想搞掉共产党，并不奇怪：几十万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这就能构成屠杀群众的理由？中共的选择，和疯狂塔利班并无二致。事后中共企图通过搞臭几个反共者来否定当时普罗大众的民意，很恶心也很幼稚。

  还有一个流行的谎言就是中共不屠杀，中国就会沦为苏联垮台后的下场，以这种恐吓来掩饰一个专制政党的残暴。苏联垮台，主要是经济面临崩溃，维持帝国的“共产主义”也因为经济危机而完全破产，其实就是苏共玩不转了，所以不论苏联红旗是否落下，苏联地区的悲惨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六四民众的要求并不过分：“严打”一番腐败分子，邓矮子下台，上两个“年轻开明”不那么左倾的领导，风潮也就平息了。就算有几个煽动者，群众的潮水退去，他们也无法兴风作浪。然而，机枪和坦克为历史作证，中共在个人和人民利益之间做出了所有独裁者当然的选择。

  其实不论吹鼓手们如何“歌颂”六四的屠杀决定，罪魁中共的反应最说明问题。几十年来，中共的一贯反应就是遮掩。惨烈的六四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必须成为政府和民众经常检讨追思的历史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事实上，中共很惊恐，十分害怕报应，因此对六四的态度就是禁言。去年或者前年一个20岁的广告发行员因为一条“向六四母亲致敬”的个人小广告而丢掉饭碗，这折射了凶手心中的恐惧，不论多少精心编造的理由也没法抹除平民的鲜血。

  凶手战战兢兢的躲藏在机枪坦克甚至核弹之后，身为平民，有良知的人不可能和凶手玉石俱焚，但是，铭记就是最好的武器。

lovefish · 发表于 2009-6-6 23:16

Post by union;2260287
看看现在的柴玲身边是什么旗帜。

你还敢不敢说你是学运的代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MEtGxVWrXY

你所代表的公民力量就是被邪教法輪功托衬的，政教和一的，分裂祖国的，被你身后的主子所操纵的力量。

看见这些大家就会更加理解64定性为动乱的原因，40多岁的人了，分辨能力还是很差，被轮子洗脑了。

让别人去送死，你在这活着像个大款，和轮子的高参绞在一起，捐出的一百万美金是从哪里来的，20年前就没大脑，现在还是。

麻烦你组织一个声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爱国力量。

你是共匪？

lovefish · 发表于 2009-6-6 23:18

Post by union;2260287
看看现在的柴玲身边是什么旗帜。

你还敢不敢说你是学运的代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MEtGxVWrXY

你所代表的公民力量就是被邪教法輪功托衬的，政教和一的，分裂祖国的，被你身后的主子所操纵的力量。

看见这些大家就会更加理解64定性为动乱的原因，40多岁的人了，分辨能力还是很差，被轮子洗脑了。

让别人去送死，你在这活着像个大款，和轮子的高参绞在一起，捐出的一百万美金是从哪里来的，20年前就没大脑，现在还是。

麻烦你组织一个声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爱国力量。

看了你的所有发言，发现你的确是共匪。

windman · 发表于 2009-6-7 11:21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梁文道 @ 2009-6-5 7:15
***原刊於香港《明報》2009年6月4日及5日
一、
我寫六四，而且重復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裡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裡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裡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像，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系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了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舍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color="Red"]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系。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游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裡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門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color="Red"]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系」？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系。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系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余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color="Red"]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嘆於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color="Red"]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像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歷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它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二、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像，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它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裡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信息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台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台。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游行，一次一百萬人的游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響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踊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走相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干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系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飢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裡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衝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干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盡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些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游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裡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港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像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板，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裡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了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系，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信息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干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志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於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windman · 发表于 2009-6-8 23:05

鮑　彤 : 趙紫陽質疑的力量和意義（大陸）

[color="Red"]鄧小平把學潮定性為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對此質疑：誰在領導？如何計劃？什麼預謀？黑手是誰？說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說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有什麼根據？

　　鄧小平對學潮的定性，是他調集幾十萬軍隊的唯一根據，是他下令向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發起進攻的唯一根據，是他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的唯一根據。

　　鄧小平對學潮的定性，後來又反過來，成為被黨國領導年復一年背誦的結論。在某些可以迴避的場合，當局寧願韜光養晦；遇到無法迴避的場合，當局就只好「明確」宣佈，對學潮的血腥鎮壓，是「英明果斷」的決策，「穩定」的源泉，「繁榮」的保證。

　　事實上，連鄧小平親手組織的專案審查，也只能不了了之。──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指出：以王任重為首的專案組，從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進行了三年審查，編寫了三十個「問題」，但審查報告始終沒有拿出來，非但沒有向全黨全民公佈，甚至沒有向政治局和中央全會報告。不了了之，必有說不出口的苦衷，什麼苦衷，可想而知。於是，「六四」鎮壓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黑箱。

　　趙紫陽的質疑，從事實和理性的制高點出發，具有鮮明的現實性。

　　「六四」以後，鄧小平理論入憲，在它的示範下，中國出了一批批的「小鄧小平」和「小天安門事件」。上行下效，此乃官場之常情。大鄧小平衝鋒，小鄧小平為什麼不能跟進？中央以出了大鄧小平而自豪，為什麼省級、市級、縣級、鄉級、村級自己的小鄧小平，不應該應運而生？

凡是隨意動用武力來對付老百姓的各級黨政領導人，人人都是小鄧小平。

凡是被武力鎮壓下去的群體性事件，件件都是小天安門事件。

[color="Red"]二十年來，從城市到農村，從沿海到邊陲，小天安門事件難道還少嗎？在每年爆發的八萬至十萬起群體性事件中，靠武力和權力鎮壓下去的到底有多少，黨和政府本來應該有義務如實公佈。但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和那個大天安門事件一樣，都是黨和國家的機密，都是不可以告訴全國全民的。

　　當局捍衛「六四」鎮壓的王牌叫做「黨和政府已經有了結論」。微微有點不同的，過去說那個結論是「正確的」，今年改說是「明確的」。明確，可以正確，也可以未必正確，隨你去琢磨吧，不過倒是更像一面求饒的免戰牌：「不爭論」。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六四」不翻案，只要軍警鎮壓民眾仍然是「天經地義」，小鄧小平和小天安門事件就一定會不斷地生產再生產，萬歲萬萬歲。[color="Red"]同樣，只要小鄧小平和小天安門事件層出不窮，趙紫陽的質疑就必然始終存在於老百姓的心中，揮之不去。

tiger111 · 发表于 2009-6-9 10:04

赵紫阳录音回忆六四内容简介
争鸣杂志　2009年06月08日

根据赵紫阳录音整理的回忆录中文版《改革历程》，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正式出版。该书由赵紫阳在他被软禁期间的一九九七年开始文字准备工作，进入二○○○ 年后开始录音，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老部下：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炎黄春秋》出版社社长杜导正、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书记姚锡华、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和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的直接和间接帮助，最后由原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政改办主任鲍彤负责定稿，并由他的儿子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改革历程》由杜导正作序，披露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制作的过程重要细节；鲍彤撰写了导言，介绍了此书的重要历史背景；后记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撰写的回忆录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稿，由鲍朴翻译。

全书共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六大部分，赵紫阳本人的文字是十六万字，加上其它人的文字，全书共十八万字。

赵紫阳作为经历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南海最高决策人，披露了当时的决策细节，尤其是他自己在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质疑和辩驳，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时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具震撼力！

「六四」镇压与邓小平分道扬镳

比如，关于八九学运的性质，《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时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提出：「六四」问题应该非常清楚了。「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五月十七日曾经说：「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赵紫阳还回忆说：「在我离开北京后（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赵紫阳质疑：「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赵紫阳认为真正的对立出现在镇压之后。他说：「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

邓小平的拍板不具备合法性质

究竟是谁决定镇压？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将领时说：「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援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援，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

赵紫阳回忆说：「四月二十五日，李鹏和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后，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赵紫阳说：「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后，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四?二六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李鹏主持批判会李先念人身攻击

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销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著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

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

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诬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后果，会受到什?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覆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於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

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说：「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援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赵紫阳回忆：「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五月十九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么多学生绝食长达七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后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windman · 发表于 2009-6-9 20:54

潘小濤﹕「六四」真相那麼難明嗎？
【明報專訊】近日，部分曾積極支持八九民運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程介南、勞聯前立法會議員李啟明、資深校長戴希立等，被問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時，均拒絕表態支持，李啟明更說現時真相仍不清晰，難下定論。原以為這是簡單得像「阿媽是不是女人」的問題，為何20年後竟變成「真相未明、難下定論」呢？

那麼，我先把事件真相寫出來。1989年6月3日晚10時許，20多萬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在坦克開路下，從四方八面殺向天安門廣場。由於軍隊接到死命令，必須在6月4日清晨趕到廣場清場，因此軍人沿途開槍，其中，從城西的木樨地、五棵松推進的第三十八軍最兇殘，在復興門、長安街等大開殺戒，坦克也輾死輾傷不少學生及平民。

在槍聲及坦克履帶下，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波及範圍最廣的波瀾壯闊民主運動，持續51天後，戛然而止。

是非對錯不是一目了然嗎？

傷亡人數呢？民間估計，有800至3000人遇難，而天安門母親、在血案中痛失愛子的丁子霖教授，蒐集到186人死亡名單，當中的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被士兵槍殺。中國官方曾公布，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傷；而資深新華社記者張萬舒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說，死亡727人，其中學生平民713人，官兵14人。

還有什麼真相未明呢？說這些話的人，不是語焉不詳，就是說學生領袖也有錯，錯過了避免流血的時機，又或事涉中共內部鬥爭。我倒想問一下，當日軍攻破南京前，中國守軍最高長官唐生智率先棄城逃跑，群龍無首的中國軍隊，不是投降被殺，就是逃生時互相踐踏而死。毋庸置疑，唐生智是失職的懦夫，罪該萬死，但唐生智棄城丟兵，能減輕日軍在南京屠城的罪孽嗎？即使像日本右翼所說，南京沒死一個中國人，但會改變日軍侵華的性質嗎？

同理，無論北京的學生及其領袖是否有錯，無論是否如官方所說只死了200多人，出動幾十萬野戰軍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是非對錯，不是一目了然嗎？所謂真相未明，或許只是他們的眼睛和良心，被利益蒙蔽而已。20周年，他們對慘案由原來的黑白分明，說成模糊不清；再過20年，會否倒退到顛倒黑白呢？

li-liang · 发表于 2009-6-9 21:45

争取民主，从五四开始一直到6月3日，一开始想请愿，后来看到当局好象并不是太硬，于是开始嚣张，嚣张地破坏，杀害，最后引发成的形式还是争取民主的形式吗？

还有人会跳出来，那些打着繁体字的孙子们，现在除了台湾，香港人在用繁体，大陆从49年以后出生的，有谁在用繁体字？你们有几个知道六四？就象那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在香港纪念六四的一群小青年，一脸肃穆的样子，我靠，那群人有谁知道中国当年的国情？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为了稳定了一个国家，死了那么些人，是值得的。

从一群争取民主的人的角度来讲，为了民主死了那么些个人，是值得的。

从一群号称争取民主的人的角度来讲，当局采取强硬手段只一天，那争取民主的行为就[color="#ff0000"]嘎然而止，那是虚伪的。哈哈，那是假的争取民主。五四运动被发展成了六四暴乱，这群闹事的人，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早忘记了五四运动的那种前赴后继的精神。只能采取[color="#ff0000"]嘎然而止的结果来收场。

你们有几个人知道六四？从五月四日开始，如果当局想镇压，早不灭几个人了，让弄了一个月，就是想通过拉长时间来解决问题。一个月的时间，有他妈几个人还象那群暴徒一样象打了鸡血似的到处破坏，反动。后面还在继续跳得就是那群[color="Red"]嘎然而止的孙子们。看着当局软，不知所以然，当局一硬，全当孙子给跑到加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