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p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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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你总是以****以为民主的代表，只能说明你对民主和自由的基本理念知之甚少。如果真的你周围的朋友都是以“很普通的一篇讲话”这样的方式说话/表达，我实在无话可说，只能个人对此情形表示遗憾。

其实对于flg，如果不是您引用了他们编造的东西来做论据，我是很不屑提它的，更不用说什么“以为民主的代表”。
其实在我的眼里，这篇讲话就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当然如果您非要从民主自由的角度看，自然是另一种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嘛。而且任何一篇讲话，要是存心挑刺，哪有条不出来的道理。我很让您遗憾的告诉您，我周围的人确实一定是不会给这篇文章挑刺的。这让您遗憾了，因为这就是我等普通中国民众对您这样的精英所提倡的西方民主的了解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还不适合推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之一。

Livefree

Post by zdp0106
其实对于flg，如果不是您引用了他们编造的东西来做论据，我是很不屑提它的，更不用说什么“以为民主的代表”。

首先, 如果你真的能一点点认真负责的态度查看一下这里的发言, 反复把***和民主放到一起的是你, 而不是我. 其次, 我引用了不少数据, 其中哪些数据你认为是他们编造的, 不仿列出来, 并最好拿出些依据, 这样才有些说服力些. 即便是想或猜测, 也得有个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 对吧? 为了你的想和猜测能有个正确的起点, 我不妨坦率地告诉你, 我是无神论者.  

Post by zdp0106
其实在我的眼里，这篇讲话就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当然如果您非要从民主自由的角度看，自然是另一种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嘛。

还是没明白你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想知道的很简单, 你觉得那上边有多少真情实意的话语?

Post by zdp0106
我很让您遗憾的告诉您，我周围的人确实一定是不会给这篇文章挑刺的。这让您遗憾了，因为这就是我等普通中国民众对您这样的精英所提倡的西方民主的了解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还不适合推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之一。

你看, 依然在回避我所问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你周围的人都是以那篇讲话中的方式说话的么? 还是这样的讲话看都不愿意看? 真诚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给一个老老实实的答案就这么难?



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圆明园

LIVEFREE朋友,
zdp0106朋友的确是认真讨论, 态度真诚, 你态度太咄咄逼人, 跟打架一样. 你可能学问多点, 但,对自由民主正义的向往, 我们是一样的.

另, 你发的贴, 句子都特别长, 不像我身边的人讲话. 看着特累. 我还不是特别没文化的人, 偶而也看点书.

Livefree

Post by 圆明园
LIVEFREE朋友,
zdp0106朋友的确是认真讨论, 态度真诚, 你态度太咄咄逼人, 跟打架一样. 你可能学问多点, 但,对自由民主正义的向往, 我们是一样的.

另, 你发的贴, 句子都特别长, 不像我身边的人讲话. 看着特累. 我还不是特别没文化的人, 偶而也看点书.

坦率说，我确是觉得zdp0106有时诚恳认真但有时又没有，对一些关键问题老是一个逃避的态度，所以才反复提问，而我的“严谨认真”反倒成于“咄咄逼人"？ 句子长一些，也是错？ 即便是你喜欢短句，我又何时抱怨过了？是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

算了，到此为止吧。

zdp0106

我来回答这些问题吧。

Post by Livefree
首先, 如果你真的能一点点认真负责的态度查看一下这里的发言, 反复把***和民主放到一起的是你, 而不是我. 其次, 我引用了不少数据, 其中哪些数据你认为是他们编造的, 不仿列出来, 并最好拿出些依据, 这样才有些说服力些. 即便是想或猜测, 也得有个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 对吧? 为了你的想和猜测能有个正确的起点, 我不妨坦率地告诉你, 我是无神论者.  

我列一些吧，您说的那些关于胡锦涛要学朝鲜古巴的话，应该就是编的，因为我搜索出来的所有有关话题都出自flg网站。我不知道您怎么样看他们，反正我是从来认为他们是胡编的第一高手。当然出自flg99%是假的，但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假的，这里也加了我的判断，您也提到过言行一致的问题，而胡最近最大的一件事鄙人认为是宣布了坚持改革的方向，实在是不像那些文章描述的那样左。

Post by Livefree
还是没明白你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想知道的很简单, 你觉得那上边有多少真情实意的话语?  

我说过了，是政治需要。我还是这样回答您的问题吧，我也认为没有多少真情实意的东西，大部分是官话，所以我说是政治需要，不是要体现什么真情，而是有目的的，所以只能说官话。但是不能说官话就不是人话呀，在那种场合当然是要说官话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坚持的，那就是真的和民主自由没有关系。

Post by Livefree
你看, 依然在回避我所问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你周围的人都是以那篇讲话中的方式说话的么? 还是这样的讲话看都不愿意看? 真诚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给一个老老实实的答案就这么难?  

回答：朋友们当然不是这样讲话的，因为场合不同，至于他们怎么看待，我想他们也会认为只是官话。但是不能说胡在公开场合说官话就是不对的呀，哪能像我们现在聊天一样的说话呢？是否他们也不愿意看呢？对，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因为人们不怎么关心政治，但是对胡本人来说，他是必须要有这样的讲话的，还是那句话，他有这个政治需要。所以不能说他有什么错。

不知道这些回答能不能使您满意。

markelei00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谈论玄学，到头来，头发一样要白，放进不同的棺材，却化作同样的尘土？

Livefree

Post by zdp0106

我列一些吧，您说的那些关于胡锦涛要学朝鲜古巴的话，应该就是编的，因为我搜索出来的所有有关话题都出自flg网站。我不知道您怎么样看他们，反正我是从来认为他们是胡编的第一高手。当然出自flg99%是假的，但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假的，这里也加了我的判断，您也提到过言行一致的问题，而胡最近最大的一件事鄙人认为是宣布了坚持改革的方向，实在是不像那些文章描述的那样左。

首先你说“所有有关话题都出自flg网站”就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希望你能再确认一下是否真地是“所有”，还是同原来如我所指出的一样，主观意识里以***代替了真正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追求。光就***这个词在这里甚至比评论中共还敏感，就难以让人对其产生好感，且不论其本质多么愚昧，不过这里不是我们谈论的重点。你提到的“胡最近最大的一件事鄙人认为是宣布了坚持改革的方向”，我不会有丝毫的怀疑，事实上中文里所有美好的词语都被他们给用遍了，用滥了，以致于我们现在都很少使用诸如光明/伟大这样的词语；然后关于“言行一致”，你再反复看看自己的第二段答复。

Post by zdp0106

我说过了，是政治需要。我还是这样回答您的问题吧，我也认为没有多少真情实意的东西，大部分是官话，所以我说是政治需要，不是要体现什么真情，而是有目的的，所以只能说官话。但是不能说官话就不是人话呀，在那种场合当然是要说官话的。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坚持的，那就是真的和民主自由没有关系。

真情实意的反面就是虚情假意，“官话”？呵呵，你还真有趣，还拟了个这样的词。但其本质不变，就是假话、大话、空话充斥其间。政治需要就不讲真话？就可以不讲实话了？虚情假意/官话的话当然也是人说的，但绝不会是一个真诚待人待己的人说的, 这也正是什么我们自己不会说这样的话, 也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我们愿意交往的人不会这样说话的原因. 这个当然和民主自由"没有"关系, 这样的言论, 这样的假大空话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世间泛滥横行,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力, 没法讲真话和选择敢讲真话的人. "言行一致" , 这样的"官话"和"言行一致"差得太远了吧.

Post by zdp0106

回答：朋友们当然不是这样讲话的，因为场合不同，至于他们怎么看待，我想他们也会认为只是官话。但是不能说胡在公开场合说官话就是不对的呀，哪能像我们现在聊天一样的说话呢？是否他们也不愿意看呢？对，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因为人们不怎么关心政治，但是对胡本人来说，他是必须要有这样的讲话的，还是那句话，他有这个政治需要。所以不能说他有什么错。

为什么不愿意看? 就是因为那上面"多少真情实意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我都知道说这样的虚情假意的话不对, 是错误的, 所以不看不说. 为什么不关心? 其原因不过就是ZG从来没有给你我自己选择的权力和机会. 政治本来就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 他本来就应该是实实在在地在你我之间, 为你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服务的. 我们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现在自由/民主的哲学含义, 也未必应该都明白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福利制度, 但判断自身的利益, 判断一个人是真诚还是虚假, 进而决定是否把你的选票交给他并不需要多少智慧, 坦诚面对自己就可以了, 真正的民主意识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知识.

大讲假大空话的人就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人, 这样的行为还不是错误的? 把自己的乃至全体人民的所有和未来都寄托到这样的人身上, 难道也不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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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deland
专制有专制的土壤

专制的土壤从来都存在，将来也不会消失，就如每个人内心都会有那种拥有无限制的超人般能力/权力的愿望，而民主制度的最大功效就是不让有专制成分的土壤接出专制的果实。

Post by deland
是否有的国民连把票投给谁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很多国人连坦诚地面对自己还无法做到。

如果你希望人民把票投给你，自然会想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主张，否则为什么要投票给你。其实，这是个民主制度/程序具体建设的问题了。如果有人不能做到坦诚地面对自己，投下错误的一票，自然自己就会承受其错误的结果，并有机会从此重新认识自己并在4年之后修正自己的错误。

Livefree

后极权和东欧知识份子政治 (节选)  
      作者： 徐贲

    和早期的极权理论家阿伦特一样，东欧知识份子极其强调极权和后极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远远不只局限为现代控制手段，如军事技术、群众传媒、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审查监控等等，它首先表现在权力与具有真理权威的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极权主义统治必须从某种单一政党所掌握的意识形态获取合理性。哈维尔指出，现代极权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权力控制深谋远虑，而非一时一地地匆忙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哈维尔写道11：
    与后极权统治相比，传统独裁的统治者意志是直接而无规律地表现出来的。独裁无须藏掩它的统治压迫，遮盖其权力运作，也无须费事去述诸法律条文。但是后极权制度却以历史真理、人民意志和法治权威来装扮其统治压迫的合理性，没有这些作为其"形式内聚力"，后极权制度就不能存在。

    而且，后极权主义也不像传统独裁那样仅是一种统治压迫形式，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形态12：

    说到底，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政府所操纵的某种政治方略。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长期复杂而深刻的对社会的侵犯，或者说社会的自我侵犯。企图用另一种政治方略或政府变更来对抗它是不现实的。这种想法之所以不合适，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治路线或章程，而在于生存状态本身出了毛病，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哈维尔以"谎言"来概括后极权意识形态的统治。他指出，极权统治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中实际已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而后极权社会的沉疴正在于人们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而无法抵抗它。他以小见大地用一个菜果贩子在店铺橱窗里张贴"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标语，来说明在这种谎言中的生活方式。菜果贩子贴标语并不是因为他在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真相信有这么回事。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不做反倒显得怪异。和生活中许多其他事一样，贴标语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效忠表示。这种事的意义得从反面来解释：做了不见得有好处，但不做说不定就有麻烦。哈维尔的解释是："他做这些事是因为太太平平过日子需要这么做。照普通人的说法，无数这样的小事都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13哈维尔从这个现象来透视后极权控制，他写道14：

    人们并不需要真的相信这些神话，但是他们必须做出相信的样子，至少必须以沉默来容忍这些神话，与玩弄这些神话的人和气相处。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一定接受谎言，但却必须心甘情愿和谎言在一起生活，并生活在谎言中。这样做也就帮助和巩固了谎言的制度，他们给这个制度添砖加瓦，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长期生活在极权谎言中会造成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功能失调。哈维尔说："生活在谎言中产生深刻的人性危机，这种危机反过来又造就这样的生活，它的道德问题不容忽视。它是一种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可以是一个物质生活并不匮乏的社会，但它却必然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功能的社会15：

    消费价值诱惑的个性消失在大众文明的旋涡之中，在存在中无所适从的人，除了苟活于世之外，凡事全无责任心，这便是丧失了道德意识的人。后极权制度需要在道德沦丧中存在，它不断在加深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极权的社会显现。

    后极权社会的道德危机还在于，每一个受害者都参与建构了迫害他自己的环境力量。在后极权社会中，净土和地狱的界线失去了把守，压迫和暴力已不能再用传统的善恶区别去理解。昆德拉的《告别聚会》（The Farewell Party）中便有对极权世界净土和地狱的思考。乌尔佳的父亲是一个共产党积极份子，死于党内清洗。乌尔佳向加库勃打听她父亲是否曾像那些迫害者一样，参与制造了治他自己于死地的恐怖。在再三追问下，加库勃说，这本是可能的，"因为在世界上还没有谁真的会因良心不安而不能去整死别人的"。乌尔佳不满意加库勃的回答。她觉得，人人都可能不具有人性，但这并不能说明为甚么她父亲这个具体的人会丧失人性。加库勃答道16：

    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由家人、家庭和工作构成的小小净土圈内。他们生活在一个介于善恶之间的安全地带。看到杀人者，他们也真的会感到栗然。但是，他们只要一出这片小小的净土，就会变成凶手，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历史时时将人类推向谁也难以抗拒的压力和诱惑。但谈论这些又有何益？跟你说你父亲也许会做甚么，又有何用，反正又无法证明。

..................(略)

    东欧人文性和非政治性的后极权理论是对关于极权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补充，它涉及了一些极权制度下重要的普遍人文或人生哲理问题，如文化、社会、国家的记忆和遗忘，谎言对道德主体和人际关系的侵蚀，人的软弱、内疚和罪孽感，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与加害，背叛和出卖，孤独和恐惧，暴虐统治下的思想平庸，语言枯竭和"媚俗"等等。这些问题的长远价值并没有随着1989年以后东欧后极权政权的解体而消失。相反，人们在研究现今俄国和东欧国家存在的政治冷淡、道德虚无论、玩世不恭、心理失序等问题时，仍然常常从人文的角度把它们当作后极权文化的后遗症来讨论。

    1989年以后，由于东欧局势的突变，刚开始与西方极权理论相互砥砺的东欧后极权理论似乎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声，但这昨日的声音却正在道出我们今天的处境。就像政治自由主义问题一直到90年代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一样，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被久久延迟了的问题。1989年前东欧知识份子带给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不只是一个后极权的概念，而更是一种自由意识，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知识勇气和睿智。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76-83。
  

   11;12;13;14;15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ed.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94; 88-89; 41; 45; 62.
    16　Milan Kundera, The Farewell Par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68-69.
    17　Milan Kundera,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4), 254.

Livefree

普通法西斯

---作者：团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600万鲜活的生命，被“按计划、有秩序”地屠杀了，这滔天的罪行就发生在60年以前，发生在歌德、席勒、贝多芬和黑格的国度里，这怎么可能？怎么让人相信？但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文献资料，那些残酷得无以复加的图片，我都很熟悉了，但仍忍不住经常翻阅，今天再看，突然有个发现：那呼啦啦举起的手臂，那把犹太人送入焚尸炉时旁边站立的持枪士兵，那枪毙、吊死犹太人的狰狞的刽子手，他们都是谁？是谁在毫无顾忌地做着这些惨无人道伤天害理的事情?   

学者们经过深入地分析纳粹大屠杀的社会基础，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许多纳粹分子原来只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人组成的，就在不长时间以前，他们还是店员、医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或汽车的司机，是人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好邻居。但在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鼓动下，在四周杀气腾腾的狂热氛围中，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判断力的自控力，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去，成为纳粹的帮凶、“自愿的行刑者”。   

苏联联著名电影大师和电影教育家导演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1901--1971）曾根据一些记录影片的资料（包括纳粹留下的资料），剪辑了一部叫做《普通法西斯》的影片，这是“人类必看的一部电影”，可惜一直无缘观看，于是上网搜集了一些关于这部影片的资料救急。罗姆曾说，他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在20世纪中期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一些平时看起来很普通很善良的人突然会变成“普通的法西斯主义者”，它的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是什么？罗姆赋予这部影片罕见的思考力度和至痛的语言表达，朴素而深遂的哲理贯穿全片，解说词表现得近乎完美，全片有着异乎寻常的震撼力，令人信服地阐释了那些可怕的和可憎的法西斯是如何从平凡的人群中走出来的。   

纳粹战犯艾克曼在接受审判时为自己辩解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个人是无罪的。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一书中分析其罪行的来源时，将其表述为一种“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艾克曼曾经亲手签发了处死上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他看上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邪恶无比的魔鬼，而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他的“个人素质极其肤浅”，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拒绝思考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对经手的事情，他这个人根本不过脑子，也不具备任何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甚至即使纳粹垮台，这样的人也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新政权所加诸的各种规则，照样当他的“好公务员”。阿伦特认为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宛如行尸走肉。“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道德评价完全外在于行动本身”。他说，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但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正常人”，在虐杀风暴到来的时候很快就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平庸的“普通法西斯”的参与，才可能使“奥斯维辛”式的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这就是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审判中获得的启示。   

这种 “平庸之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普通人的心灵之中，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当善良的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灾难发生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仅仅过了20年，同样的人类大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次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离奇的灾难，又出现了多少“普通法西斯”呢？姚蜀平女士在《儿女祭》一文中写道：“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做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一件完整的遗物 ──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   

在北京第六医院停尸房，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姚蜀平“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都让血迹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当她被扔上卡车后，我蹬上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底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可是女红卫兵却说我母亲的死因是“高血压”。当时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纸牌子的姚监复（姚蜀平的哥哥）追问那位抄家的负责人、外馆中学的女红卫兵：“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报告死因。”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姚监复说：“母亲可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此时此刻，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这故事太悲惨了，我看不出红卫兵制造的罪恶比起纳粹的罪恶来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看不出红卫兵、造反派跟当年的冲锋队、党卫军有什么区别。那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女红卫兵，昨天还是寻常百姓家的好姑娘，今天却成了杀害无辜的帮凶，仿佛是同一部戏剧的中国演出本。   

姚监复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从莫斯科回北京的火车上，有一位北欧国家驻华大使的夫人拿着一本英文的讲述“文革””的书，询问他和同行的两个人——一位苏联工程师和一位蒙古副博士：“你们的的家庭是否出现过类似的不幸？”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睁大眼睛，以充满同情和疑惑不解的目光盯着对方问道：“为什么你们自己这么残忍地打死自己人？而且事实证明死者是善良的好人？”这位大使夫人一连问了三个为什么：“Why？Why？Why？”显然，夫人在这时候已经相当愤怒了。她对面的三个不同国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报以“沉默不语”。   

是啊，这究竟是“为什么？”谁知道答案？请告诉我们答案！崔卫平先生说：“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回避思考——既不想思考又没有能力去思考，正是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灾难的社会根源。”中国人本来是个会思考也善于思考的民族，这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并立于世界的东、西两端就可以看出来，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停止了思考，“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由于“停止思考”，我们承受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使本来就“停止思考”、“拒绝思考”的人们彻底彻底丧失了一切人类的道德良知，并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   

30年过去了，我们明白了这场灾难是由于整个民族“停止思考”、“拒绝思考”所造成的教训了吗？那些直接间接参与杀人、逼死人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现在该进入老年了，难道他们今天还在拒绝思考、拒绝忏悔吗？他们的良心竟然还是那么平静吗？我们在鹦鹉学舌地重复“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的经典语录的时候，在一遍遍地教训外国人要“以史为鉴”、防止历史重演的时候，我们曾经深刻地剖析了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出现的连续10年的封建法西斯肆虐的根源了吗？我们思考过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竟然出现那样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数亿人自相残杀的“革命”的原因了吗？我们深刻反思了这一切了吗？   

约里奥·居里在斯大林逝世五年后问爱伦堡：“您一切都明白吗？我想过很多，但最后还是不明白。”的确，在提出那么多问题后，我感觉距离回答那位大使夫人的三个“Why？Why？Why？”仍然遥远，还是“不明白”，所以问题还得继续问下去，问我周围的人，因为我发现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问题，除了吃饭、穿衣，他们拒绝思考，同时也在教育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也要求他们“停止思考”、“拒绝思考”。二战后，物理学家朗之万曾说过：“过去的一切是惨无人道的，但最惨无人道的可能还在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认识、摆脱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不承认思考不仅是痛苦的也是必需的，不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具有独立思考、怀疑精神的现代人，那么又有谁能保证类似的人间悲剧不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重演呢？   

当有人在宣扬逆历史进步方向的专制思想时，他们会告诉你说：“这是真理”；当有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社会混乱时，他们会告诉你说：“这是正确无误的”；当报纸、电台充斥着专制者的疯狂叫嚣，当非理智的激情涌动时，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你，还有我——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得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能对这一切产生怀疑吗？能脱离狂热和残暴安静下来思索吗？能不依赖别人、不相信“主流媒体”、独立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吗？能拒绝我们身边的一切引诱和压力吗？能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说“不”吗？   

能，还是不能？我们必须明确回答！因为，我们不希望有那么一天早上醒来，街上站满了由自己的街坊邻居组成的冲锋队，或者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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