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与海为敌 追杀不回国海外流民：郑和阉割了中华日不落帝国


　　

与海为敌：被郑和舰队撞沉的商业文明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中华帝国本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

　　彼时中华民族的海洋势力十分强大，无可匹敌，足以让炎黄旗帜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西方此时还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并不强大。中华帝国却主动放弃广袤的蓝色疆土，甚至联合刚刚崛起的西方国家，对这“蓝色中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围剿，将“蓝色中华”逼下大海，成为“海盗”。

　　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从“海盗”这个独特的视角，回顾明清两代中国如何错过了通过当“海盗”及打“海盗”的“普世路径”，丧失了大国崛起的机会。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

　　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

　　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历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齐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后来三佛齐发生内乱，陈祖义趁机占据，自称头目，成为当地一名华人侨领。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凶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

　　战斗相当残酷，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义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帝国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劈了一记耳光。

　　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

　　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于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边是面对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明太宗实录》)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良民”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是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

　　海禁并没有能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杆子，结成武装商团。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也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明代200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道，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王化”出海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此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也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500吨~600吨，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居然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同：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下西洋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其实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颁布了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商业末路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它的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恩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国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

　　在“厚往薄来”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刺激下，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 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年~1424年），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1375年）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库存耗净才停止。这期间，穷疯了的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毁灭郑和航海资料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直达马六甲，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

　　郑和下西洋，只凸显了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于权力就无法雄起；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照例瞎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

david2011

大汉，你上那长篇，谁看涅？

俺有个问题，你跟那铁马是一个人吗？

只是好奇，没旁的意思。

大汉天生

远征军老兵生存困境 想在死之前穿上好衣服

一次偶然的采访经历，几乎改变了孙春龙的人生。几年来，他往返于中国和缅甸，帮助20多名流落异乡的远征军老兵，“像英雄一样”重返故乡。他每天与时间赛跑，因为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能接到某个老兵去世的消息。
　　尽管都是在和时间赛跑，但总是跑不赢。邵立品说，10月18日凌晨3点47分，陇川县的远征军老兵许本进去世，他19日才赶到，又迟了。“这就是遗憾，遗憾促使我不断地将还不被知道的老兵都找到，去救赎我们自己的良知。”
　　老兵生存困境令人担忧
　　据统计，整个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总共有33位远征军老兵，但从10月份开始，已经去世了3位，现在健在的只剩下30位。除了瑞丽，分布在德宏的各个县市。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上个星期，邵立品在寻访的路上，又找到了两位老兵：一个在盈江，88岁，贵州人;另一个在勐戛，86岁，祥云县人。数字，重新回到32位远征军老兵。
　　远征军老兵崔炳连家里很穷，今年8月份志愿者第一次去到老人家时，老人就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对志愿者说：“我要死了，连件好的衣服都没有，要是下次你还来就给我买套新的中山装和铺盖，我留着死的时候穿。”老人说完泪水在眼眶打转。当时的场景让邵立品流下了眼泪。他们给老人买了被子，此外，网站捐助了老人4000多元。
　　11月8日，遮放的老兵曲顺兴去世。临终前，老人托儿女打电话给邵立品，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说自己已经没有遗憾了，终于有人承认自己了。
　　“每一个人都想被承认，何况那些为了国家流过血丢过命的人。”这是孙春龙在他的纪实文学《异域1945》中说的一句话。
　　他们需要一种肯定
　　邵立品辞职已经两个月了。他从单位辞职出来，作为关爱抗战老兵网德宏站的站长，以民间组织的名义，专门从事志愿帮助远征军老兵的工作。
　　邵立品说，绝大部分的老兵生活都很困难。网站与爱心企业合作，每年给这些老兵发生活费，至少保证每位老兵每月500元。对于特别困难的老兵还将额外资助。
　　在5年关爱老兵的志愿工作中，邵立品常常因为这些被人们遗忘的英雄而掉泪。刚开始他们给老兵钱，老人们甚至都不敢接。一次志愿者给老兵送军大衣，大衣上印上“中国抗日老兵”几个字，一个老兵穿上了3个月不愿脱下来。
　　邵立品说，今年，网站自己制作了一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的纪念章送给老兵，所有接到纪念章的老兵都喜出望外。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也是他们最大的自豪，让人们知道这片土地上的铁血与抗争，让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曾经是我们民族不屈的脊梁!”邵立品说。
　　最新进展
　　闫吉安昨回到宜宾
　　一见家乡人
　　老兵泪长流
　　昨日，本报报道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91岁的远征军老兵闫吉安启程回一别70年的家乡宜宾。昨日上午9点10分，47岁的侄儿闫清平守候在宜宾县火车站，双手牵过闫吉安。老人一下就老泪纵横盼了多年终于见面!
　　下车后，志愿者先为老人穿上了羽绒服，再买了碗面条和饺子。“老父亲特别高兴，激动，说太感谢志愿者和记者们了。”小女儿闫清会说。
　　回到陈家嘴社，在亲人的陪同下，闫吉安来到出生时的地方。“基本上还认识，有个大概的印象。”闫清平说，遗憾的是家门口的李子树早已不在了，老房子也全成了农田。不过，老房子后面的竹棚子还在。
　　多年牵挂老人的闫清平，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接待老人，摆了5桌饭菜，鸡、鸭、鱼、肉，样样都有，全是家乡的做法。老人一个劲地尽说好吃，吃了很多菜。“全都是我们一大家子，还有10多个在外面打工，请不到假赶回来。”

大汉天生

批美国国家形象片：竟找了几个歪瓜裂枣的街头路人！ 新京报网


　　在上海世博会的美国国家馆内曾播放过一段美国国家形象片。
　　
　　该片主题就很粗糙，就是几个歪瓜裂枣的街头美国人用中文学说“美国欢迎你！”。摄制的条件也很差，没有摄影棚，没有PS处理，只是几个业余的摄制人员拿着简陋的摄制装备，在街头随意的找了几个路人，随意的拍摄。参与拍摄的美国人档次也不高，很少见到成功人士，基本是草根。比如的哥啊、警察啊、学生啊、主妇啊、渔夫、黑人、建筑工人、搬运工、餐厅服务员等等，一个个歪瓜裂枣，他们或面带微笑、或一脸认真的反复的用生硬的中文说“美国、欢迎你！”。
　　
　　这种烂片，如何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呢。看片子的内容，拍摄的成本也是很低的，最多也就几千多美元。换做笔者是导演，最起码要向美国政府申请千把万美金、弄个一百多人的摄制组跑遍全美、把施瓦辛格、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迈克尔菲尔普斯、梅尔吉普森、麦当娜等等代表美国各界精英的人物请来。然后呢，再把摄影棚直接搬到奥巴马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让大家一字排在巨大的飘扬的美国国旗前，一律右手按胸，满含眼泪，饱含对强大的美国的感恩与赞美，最后一起用英语说：“美国欢迎你！”。把美国最高端、最美好、最强大的一面展现给世界。把那些七七八八的黑人、搬运工、的哥、警察、学生、主妇、渔夫、建筑工人、搬运工、餐厅服务员等，一个个歪瓜裂枣的有损美国光辉形象一律剔除。让迈克尔菲尔普斯抱着金牌亲吻、让乔治索罗斯数钱、让施瓦辛格和史泰龙展示肌肉、让梅尔吉普森扮演独立战争中的民兵壮烈牺牲、让麦当娜演唱星条旗飘扬同时拿大顶……然后，再让这部片子拿到日本东京涩谷银座反复播放，以示美日友好。
　　
　　所以，笔者认为，这部美国国家形象片是失败的。这笔几千美元的制作费用也是扔进水里打水漂。这样的失败的有辱国家形象的作品，美国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其他有权履行电影审查的美国有关部门，应该及时惩罚制作这部美国国家形象片的制作人员，并中止这种烂片的传播，予以重拍。
　　
　　令人痛心的是，这部糟糕的美国国家形象片，已经给几十万参观了世博会美国馆的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应不忘记的美国印象。让人终身难忘。我们更要义正言辞的敦促美国联邦政府予以精神赔偿。
　　
    □吾非羊

大汉天生

参与宣传国家形象甄子丹感光荣自豪- 香港文汇报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国家拍摄了宣传片在纽约地标时代广场播放，每小时播放15次，接连四周将播放近万次，而《中国国家形象─人物篇》影片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诠释中国人形象，有份参与拍摄的演员甄子丹是归属“勇敢”类。他坦言收到国务院的邀请信即时答应拍摄，感到光荣和自豪！

　　甄子丹透露：“去年中，收到拍摄宣传片的邀请信，自己即时答应拍摄，当时都知道会大规模播放，但想不到会这么隆重。我记得拍摄是去年暑假过后，当时我同家里人去濛美国度假，为拍宣传片提早结束旅程，然后直飞去北京拍摄。”

　　子丹又说：“被安排为宣传片"Chinese Bravery"部分的代表，表示感到十分光荣，我觉得国务院邀请我拍呢条片，系因为《叶问》的英雄形象深入民心，当然我本人的形象都符合要求啦，可以有份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对我来讲是至高荣誉，我好荣幸可以代表中国人其中一分子。”

　　中国首度尝试在外国宣传自己形象的做法，出现不同的声音；子丹认为不同人有不同意见，但宣传片是可以令美国对中国更加了解的。他说：“宣传片可以宣传中国，令世界更加关注同埋了解中国，我自己以前在美国居住好多年，看到美国人对中国逐渐了解、改观；当今的中国好强大，各行各业，中国都有许多杰出人物，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好自豪呀！”

什么是“国家形象”？
    凯易撰文
　　据媒体报导，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在美国推出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旨在加深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为胡锦涛的美国之行造势。在首批播放的“人物篇”中包括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吴宇森、杨利伟等代表文艺、体育、电影、商界、航天等各界的数十位中国名人。中国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在未来四周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华盛顿特区画廊广场上的大屏幕上播出，每小时播放15次，四周总计播放近万次。
　　先说整体感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单就《人物篇》剖析，画面色彩浓艳，背景呆板僵化，播放序幕紊乱，人物表情紧绷。画面既没有民族团结友善，也没有国家强盛、人民精神的展现，手法没有跳出俗套。广告片只不过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所谓精英组成的明星表演。
　　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中这些非富即贵的人们不能代表普通中国人，而且其中谭盾、甄子丹等是美国籍，还有至少七、八个是有美国绿卡的人。
　　针对中国在美国推出国家形象宣传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知名主播，近年两度采访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这样的电视片恐怕不符合美国电视观众的收看习惯。中国应该做的，是鼓励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高级官员多接受媒体采访，“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可信、客观的中国传递给世界。”
　　即使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国家高级官员多接受媒体采访，我也不相信他们能把“可信客观的中国”传递给世界，因为“客观的中国信息”是这个政府正在通过网络封锁手段不遗余力地封杀的对象。
　　形象从来不是广告，那么花费巨资制作并在美国播放的宣传片，除缺少了李刚和芮成钢外，还缺少些什么内容才能充分展示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可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什么呢？是证据不足就可以判你无期的“法官”；是上访维权三次入狱最终送命的村长钱云会；是记录着工作中吃喝玩乐的香艳日记；是甘肃几十套还没住进去就成危房的地震“救灾房”；是想坐趟火车回家得腰缠棉被星夜排队的民工；是从血汗工厂坠下的那一条条曾经鲜活的年轻生命；是在地下劳作随时可能死的矿工；是灰头土脸地蜗居在光鲜城市里的蚁族……
　　国家形象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全体国民的现实生活体验反馈到国际社会表现出来的。靠几部宣传片、几次盛会企图粉饰太平，糊弄国际社会，不但于事无补，恐怕还会适得其反。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呢？是被困井下68天全部获救的智利矿工；是7.2级零死亡的新西兰地震；是获得96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的台湾护照；是年租金近500年不变,不到1欧元的德国廉租房；是在首都只睡办公室沙发的美国议员；是让成田机场扩建一筹莫展的日本钉子户 ……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是的，只有当谎言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时，中国才有可能和资格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

大汉天生

原来如此：学者告诉你怎样划分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 网易博客


作者：秦晖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 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 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 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 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 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lao wang

小酒两瓶我喜上眉梢，蒙成夜店实在逍遥。回到公寓我悄悄洗涑，打开电脑我山呼海叫。管他神马汉民文化，我就是要继续打呼。。。。

大汉天生

收到消息，大家又要出海了。
每年都有一些时候，是打鱼的好季节，因为风浪小，鱼也多。别人打鱼的时候，我们也到海上，去一个从前钓鱼的地方，会一群常年等待我们的仇人。有的时候走得成，有的时候走不成，但每年要去时，都会找合适的人一块参加。
每次有这样的场景，我都要打电话，在电话里告诉从没见过的陌生人：我是保钓行动会的一名成员，行动会收到您的报名表，让我和您联络，了解并介绍一些事情。
打电话之前，我会喝一口水，让自已的声音平静宽和，不要听得太弱，也不要有傲气，因为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很多天。

一九九六年，还在校园里埋头啃书的时候，报纸上传来几条淡淡的短消息：一是日本人开着炮舰，在中国一个叫钓鱼岛的地方闹事；一是有位叫陈毓祥的香港青年死在那片海上，留下孤儿寡母和一群愤慨不息的中国人。
我曾以为从一九四五年以后，就不必担心太阳旗下刺刀的寒光，原来实在天真了一点。读完报道，平静地离开了报刊亭，同学们都在慷慨激昂，我只是皱了一下眉头。
当初愤愤不平的同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我却还在为心里许过的那个愿而奔波。也许，承诺有时就是这样沉重而无法放弃。

同所有人一样，我也在随后的日子里毕业，接着是工作，移民。早已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在国内的日子也或多或少地知道政治的险恶，然而一到海阔天空的加拿大，还是马上打通了保钓组织的电话，也许少年时的理想，最值得去追求吧。
二零零三年的十二月，中国厦门召开保钓论坛，通过了我起草的《保钓宣言》，那时自已正在风雪交加的多伦多，为生活辛苦奔波。没有人能想得到，在宣言上签字的那一批人，要为自已的言行付出多大的牺牲；更没有人想得到，在重重压力下，这一批人很快天水一方，难能相见。
二零零三年，《全球保钓宣言》。

二零零四年，三月。
“能不能在一个礼拜内赶回来？”我收到一个陌生的消息。
给我发消息的人，我从没见过面，也很少打电话，完全是陌生人的感觉，但却让我激动不已。三月的那一天是生日，没有庆生，却在备死，平静地安排好不多的财物，悄无声息地飞回中国。转机时看新闻，台湾的陈水扁顺利连任，看到那张丑脸，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人将来肯定会对我不利。
我的预感没有错。两年后，这个人会给我带来相当的麻烦。

这次出海的经过已经在无数媒体和网络上报道过。我们十六个人从浙江出发，趁着两场风暴的间隙，无声无息地靠近了钓鱼岛。因为出其不意，等到日本人察觉的时候，保钓船已经开到近岸，终于七名兄弟冲上了岛，把日本人建的什么神社也砸了，我和其他八个人则留在船上返航。
这是一次成功的突袭。很多人因此觉得突袭是件轻易的事情，甚至觉得我们抢了风头，没有人想过，我们返航的时候，海上已经开始下一轮风暴，晚回去半天，能不能开回码头就难说了。
回到国内，没想到马上要面对另一轮风暴。因为官方加紧了对保钓活动的限制，一些人便把矛头对准我们，加上有意或无意的妒忌，很快就聚集起一股愤青，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蹲在网上破口大骂，用词污秽下流，形同泼妇。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就不该去保钓，应该让他们去海上充一回英雄才对。
这些都是网上成天“誓死报国”“恨不抗日死”的所谓爱国有志青年。从那时一直到以后，我逐渐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嘴上越是慷慨激昂、越是时刻强调自已不爱名利的人，心里想得往往也就越紧；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不用听他标榜什么，只要看他都做些什么事就可以了。

十六个兄弟就此散去，我又回了多伦多。航空不景气的时候，机会很难找，正当疲惫不堪时，突然收到一条短讯，说温哥华附近有个不错的机会，建议我去试试。
我于是精神一振，同几个朋友一块来到了陌生的温哥华。
在温哥华的日子也很辛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安顿好工作，于是把多伦多的家当又折腾过来。看着陌生的温哥华，我心中充满犹疑：这座城市艳丽而浮华，怕不是我能融得进去的。

这时国内正在搞反日大游行，爱国青年们群情激昂地四处上街，我忧心冲冲地看着国内的报导。爱国或反日也许是很好的游行理由，但太多的人把它当成了满口污言秽语骂人的借口，到处去发些脑残的谣言和假新闻，甚至在街上四处打砸：倘使爱国爱到最后变成对妇女和小孩乱殴、四处砸抢的暴民，这种事显然有些变了味。而当局的做法也确实耐人寻味，一开始不管不顾，到后来突然收网，拿下一大票人请进局里喝茶，既应付了国际舆论，又收拾了不河蟹分子，如此阳谋，实在是聪明极了。
我于是默然。这些天里看过这么多热血，也经历过激动，已经冷静得难能冲动。政府的手腕固然狠毒，一些“爱国”网管的韬略也实在开眼。照他们的想法，是平时尽管放任甚至鼓动网友的情绪，使他们充斥些昏头昏脑的假新闻，而使网站人气高涨，才容易控制人手办活动；但事情爆发时，不少人背地里推动不知情的网友自投罗网，又在表面上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留下一身清白名声，如此帝王心术，令人心悸。
爱国不爱国，本就不是靠头上那顶纸糊的帽子，我越发厌恶起这些事情来。很有几个人不愤，四处去散谣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于是冷眼看着。
这些本就不是我所喜爱的，你愿意就去玩心术罢。
然而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至少，是大量充实了历史知识，而又结识了一帮人品正直、不肯同流合污的朋友，并劝了不少年轻人把心思放到学业、生活上去，遇到事情多思考核实，不要一天到晚泡在论坛上骂人。在我来说，这样是起码的社会责任，在他们则是少走成长时的弯路。
于是去了香港保钓行动会，为他们奔走呼吁。时光很快又过去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有船了。
因为经费紧张，保钓组织一直是租船出海，只有香港有过一条钓鱼台号保钓船，却在九八年被日本撞沉，中国政府也不肯出头。一路紧张到现在，终于有人捐了一笔钱，买了两条一百多吨的旧渔船，从此保钓组织又有船可开了。
这是个很大的好消息，不过我们高兴得也有些早：有时有船，照样出不去的。

二零零六年，香港保钓行动会欢天喜地，大家把两条保钓船洗刷一新，又装上长程电台和海水淡化器，准备找日本人算帐。为了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行动会专门制作了保钓报名表格，欢迎大陆保钓同仁一块参加。
中国大陆有三千万网民，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赞成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就是两千多万，假设每一千人里只有一个肯去保钓，也要两万多人。行动会因此十分紧张，一面在各网站发保钓报名通知，一面全力以赴，准备处理想象中的两万多份报名表：毕竟我们只有两条小船，怕装不下这么多人。
事实证明，我们真的多虑了。
爱国网站确实人气沸腾，没有压力的时候办个活动，随时组织一百来号人都不成问题，大家踊跃在镜头前面亮相表现，姿势要多英勇有多英勇。然而真的要自掏腰包、危及性命时，中国人的精明就显了出来：我们尽管四处宣传，但几大网站都反应寥寥，发帖支持的叫好声压倒一片，但从开头到最后出海，接到的报名表也只有一百余份。剔除掉那些猎奇的、资料不全的、表示工作请不了假的，再一一打电话去，同报名者谈保钓运动意义及局势、讲清活动性质和危险后，能剩下来的便只有十几人。一开始怕船太小不够装，这时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几个人，两条船还是装得下的。
回想当初保钓高潮时几百人聚集着要出海的壮观、网站上成千上万誓死捍卫的帖子，再看挫折后十几人的冷清，我不禁苦笑起来：国人的精明，大概就体现在这里吧。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因为大陆官方的阻拦，最后只来了一个人参加活动，而行动会因为修理欠费，不得不留一条船抵债，只剩下一条出海，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台湾保钓能支援分担日本人的兵力，否则冲岛是没有多少胜算的。
这时还是民进党在台上。看着电视里陈水扁扭曲的丑脸，我对这个希望难抱信心：日尚非敌，有汉成奸，这货却是我们不争气弄出来的败家子，不好怪在日本人头上的。
无论是四面无援还是孤军深入，我们仍然出发了。做，可能是死；要死，战到最后一刻死。


临行前的那一天晚上，静静地整理海图资料。这次出征敌强我弱，结局早在一开始就注定，我们也难指望战胜日本人的炮舰。
明天就要穿上救生衣，走上战场。保钓卫疆，九死无悔，尸沉东海，转世尽忠，明天要做的，是实践曾经许下的承诺。
出征将至，鏖战在际，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已：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不是海军，没有指挥过舰船，没有当过水手，游泳也学得不好。我只是一个民用航空工程师，从来不接触政治和军事，第一次看到炮舰朝自已冲过来时，我也曾畏惧过。
我切切实实地知道对手的强大。
真的到海上对抗吗？那是几十万中国海军也不敢做的事情，如果我退缩，没有人会指责我。
然而我不愿退，那是我的承诺与责任。
这些年在孤灯下苦读，努力工作、尽力生活，曾经少年得志，曾经名传一时，也曾经受尽诽谤、身录黑榜，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感谢这些经历，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性不尽完美、百般缺憾，我知道选择的路危险重重、豺狼满窟，我们从前有文天祥、岳飞，今后也依然会有袁崇焕、张志新。
是的，我准备好了：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这一刻，我无所畏惧。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香港保钓行动会出征钓鱼岛。

这是一次充满意外的远征。先是保钓船遇到风暴，机器故障、有人摔伤，接着飘到台湾海域被台湾海巡署拦截，要我们退出所谓领海。我们据理力争需要支援，但海巡船就是不答应，争了半天，终于传来消息是怎么回事：据说不让我们进港是陈水扁的意思，海巡署的命令则直接来自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们都决心要把我们拦死在海上。说起来行政院长的大名也很实在，其贞如娼，倒是颇有自知之明；只是偌大一个民进党，难道没有人告诉陈水扁，在杭州栖霞岭岳飞墓前，秦桧已经跪了八百多年么？！
我们只好在海上靠着仅存的一部轮机同海巡署对峙。在经历了相当紧张的过程后，终于台湾当局退了一步，准我们在靠岸很近的一个浅滩抛锚，想办法修船。
从二十二号出发到这时，已经是二十五号，相信日本人也在那边等得久了。这一天晚上，我们在船上欣赏岸边的风景和灯光，旁边是台湾炮舰紧紧盯着，这个宝岛很近也很遥远。
十月二十六号，保钓二号停在台湾近海，大家忙成一团：修主机、修船栏、装保护窗、整理旗帜，但没有得到一点补给（海巡署不允许）。台湾联系了技工支援，可也告诉我们，这次他们受到官方阻挠，无法出海。
单船直闯钓鱼岛，这是绝对的孤军。指挥组向大家说明了情况，然后投票表决，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逢敌亮剑，孤军也要出击！
这一天夜里，保钓船群情激烈、战意高昂。在台湾海巡署虎视耽耽的敌意和袖手旁观的嘲笑眼神中，我们升起大幅国旗，驶进漆黑一片的暗夜，直冲钓鱼岛。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已经能看到日本人前来围堵的舰只：对方用探照灯罩住了我们。
黑灯瞎火的夜里，有人照明也没什么不好，再一会才到大战时分，大家继续休息。
凌晨五点，日本人不断左右逼近，船声被浪推得左摇右晃，再也睡不下去了，于是洗漱、吃饭。
这是一个阴霾的早晨，大风浪，见不到太阳，我们一路向钓鱼岛冲击。日本人先是制造浪涌，接着用高压水炮，最后索性直接撞了上来。小小的保钓船在十几条日舰轮流攻击下强行支撑了好几个小时，无奈日舰比我们大也比我们结实，终于船身变形，栏杆全部被刮开，开始漏水了。
离钓鱼岛还有十一海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前进。天上是日本人的飞机，海上是日本人的舰艇，一条漏水的船左摇右摆，不能自主，最后只好决定，祭奠完陈毓祥后返航。
在日本舰群的攻击下，这次保钓行动就这样心有不甘地结束了，只留下保钓船的累累伤痕和日舰被撞下来的碎片。
战未毕，如雨季之天空！

回香港，接着回温哥华，继续航空工程师的职业生涯。同以往一样，出海归来，马上又有人风言风语，有人恶意咒骂，也有人鼓掌支持。看淡了潮起潮落、风卷云舒，我还要努力生活。
温哥华很小也很繁华，我却感到出奇的孤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饭局酒局歌局牌局PARTY局…我只是坐在屋里读书。
有人可曾体会过热闹到孤独的过程么，那是最磨炼性情也最煎熬人性的痛苦。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极致的孤独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身处于闹市却似无人之境，呐喊于生人而毫无反应，就象被世界遗弃一般。保钓本就不是例行的话题，付出最重，而所得寥寥，我在这孤独中不甘地呐喊，又在呐喊中归于孤独。

日本人不退，我们也不退，到了第二年，又打算出海。
这次出海比上次难多了。海事处发了信，警告我们不许出海。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官老爷觉得你合法的时候，做什么都合法；上头不高兴了，随时找个理由派狗腿子上门，你就不合法了。海事处的理由很多，一会说渔船只能打鱼，一会说不能载客，总之去钓鱼岛就不合法，至于去年为什么合法，这个他们不管，请找有关部门解释。
即使是香港，所谓的有关部门也是神通广大，日本人是不敢得罪的，但却还能对普通老百姓作威作福。经历了种种人前背后的曲折诡异，保钓船最终没能开出港口，只留下海事处官员傲慢的嘴脸和政治势力阴霾的背影。
有了船也不能出海，只是空耗自已的力量，我决定辞掉工作，去北极边上的一个小机场，那里很冷，但能挣多一点钱。

才从三十多度的香港回来，很快就到了零下四十度的加拿大北方。大风卷着雪花在冰封的机场肆虐，我把自已从头到脚裏紧，努力保障航班运行。
这个工作收入是不错，就是太冷了一点…很快气温降到零下五十多度，厚厚的冰面一层堆一层。每一天都觉得自已要挺不住，那一口气却总还能撑到下班，大概只要坚持就好：有些顽强是逼出来的。
在极地干了一段时间，终于暖和过来，只有零下二十度的样子，我也松了一口气，顺利结束了合同。国内保钓很缺经费，我高兴地通知他们，如果能找到船，我可以掏一条船的租金。钱对我确实很重要，对保钓也非常需要。

在温哥华的大雪中送走二零零八年，我开始了坎坷的二零零九。
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保钓终于成了一种灰色行为，虽然外交部偶有几句支持，实际做法却是完全两回事。国内的监控、打压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经常还会累及家人，兄弟们只能在夹缝中努力生存。我不得不佩服那些两重受压而坚持理念的同仁。
也是在三月，我又收到了消息：回来。
时间要求非常紧，我只能紧急辞掉工作，收拾好为数不多的行李回国，悄无声息地从北京去大连。
大连离钓鱼岛极远，绝不是一个好的出海口，然而也只有这个地方能找到船了。临行前一天，我们坐在一起，什么也没说。一千多公里海程，沿途风浪辛苦是肯定的，恶战能否生还，谁都没有把握，我们能做的，是尽人事，安天命。
这一天晚上，有人敲响了宾馆的门，一群便衣冲了进来。
终于还是暴露了。

落在公安手上的情节很俗套。公安表示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却还是强行带走了人，同时控制我们的家人。虽然我已经入了加籍，父母却在国内，公安们奈何不了日本人，奈何不了加拿大政府，至少在两个老人面前是神通广大的，他们对这一点向来就很清楚。
关在黑屋里审了一夜，公安最后也没怎么样，据说领导有吩咐，这次保钓有外籍人士和记者卷进去，要注意形象，不宜动粗。面对我们的不满，一个年轻的大盖帽很是不愤，指着我破口大骂：别以为你有**权利（省去粗口），领导叫你有什么权利，你才配有什么权利！
我苦笑看着鼻孔朝天的警察。狗腿子大概都这付德性，所以夏瑜在牢里仍然惦记大清的天下，红眼睛阿义却只想杀他的血好做人血馒头卖钱，在这些衙役眼里，我们这些人的价值，无非是多一点表功的业绩罢。
审问持续了一夜，终于再也问不出什么来：我讲的民族大义和钓鱼岛历史、国际纷争他们不爱听，他们想知道的保钓团体情况我又不肯讲。有个大盖帽很是摩拳擦掌，可有领导的命令不能动粗，也只能干瞪眼，最后逼我掏钱买了一张机票，押回南昌了事。
南昌机场的那一头，六个警察正陪着年迈的父亲。
在南昌的日子很无味。我安静地陪着父母，很快警察又上门了，因为香港五月还要出海，传说中决定谁配有什么权利的领导发了话，不许任何人从大陆参加。
我是加拿大国籍，他们拦不住，但警察的笑容依然阴森：我们是拦不住你，不过你爸妈都在这边，你总不希望他们出什么事吧，再说以后你要回国，也得我们给你发签证，想回来就好好考虑一下…
我盯着他们的眼睛。我一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猜度国人的心思，这些大盖帽头上都顶着五星的国徽，却总使人觉得眼前并非人类，而是虫豸之流的脏东西。
什么话也没留，我收拾行李去了香港。
在香港又碰到了两年前的一出。海事处依然找借口不让我们出发，船一开动，水警们就冲上来拦截，海事处有事没事地找理由，不让出海。虽然拿日本人没辙，对付中国人总是最有办法的，相持了几天几夜，水警最后把我们扣进了局里。
从警察局出来，已经凌晨四点，看着疲惫不堪的兄弟和得意洋洋的海事处官员，心里感觉很复杂。香港回归前保钓并不犯法，可回归这么多年，官方的政治势力渗入渐深，爱国竟然成了一种合法的罪过，这到底是什么进步，没有人敢说。
你越是了解这个国家，就越可能成为不河蟹因素。终于在国内没有可为之事，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我回了温哥华。


金融危机后的航空一片萧条，工作也不容易找，一切都只能重新开始。朋友们都不理解这种事，我也感到惭愧，自已这些年几乎就象堂吉诃德一般，一个人挑战巨大的风车。
钓鱼岛关自已什么事，赢了不是家里的，输了不会抽税，为不认识的陈毓祥和渔民去得罪强大的日本，也得罪这样一个抓捕、威胁你的政府，，只能说是傻子。值么？
或许有一天，历史真的会告诉我，我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

这么多年一直冲在风口浪尖上，公安、国安、泛蓝、泛绿、行政院、民主党、海事处、总统府、香港特区、边防、细菌战、大屠杀历史、保安厅管区、宜兰县政府、海图、通讯频道、基地天线、外交部、海巡署、台北地方、厦门基地、浙江基地、柴湾基地、中联办、史维会…都缠在一起，令人疲惫不堪。我何尝不明白政治凶险，何尝看不透时局情势，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却怕自已只能生而无后、死无全尸。
知其不可而为之，宁可全败，也不让对手安稳一天。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才叫意义么？
丹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我知道自已在做傻事，而且是以自已最大的精明，去做所有人眼里最傻的傻事，然而也只能这样。
书上说，当敌人不如你的时候，你应当小心守护侧翼后方、集中优势兵力对敌突击；当敌人和你旗鼓相当的时候，你应当布置防线，机动出击周旋；当敌人强过你十倍时，你应当精装潜隐，伺机出杀。
然而敌人如果强过百倍、千倍呢？书上没有说，其实也不必说，因为这种仗是必败的。

当对手强过千百倍，必败而必打的仗，只有一种武器可以抗衡，就是纯粹。
所谓纯粹，就是不问成败、不计付出，集中所有的精力与资源，为了一个目标奋斗。敌人弱，我们出击；敌人强，我们也出击。无论受到多少挫折、无论有多少伤害，都无所畏缩，如传说中的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战至最后一人一船，宁身无完骨、尸供鱼虫，绝不言败，唯此震慑牵制对手。这份纯粹抗敌至深，噬已也必烈，拥有这份纯粹的人富贵亦清贫，在世如出家，注定要流浪奔波，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掩饰，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面对一切箭矢诽谤，不以伤痕为意，必持操守节，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奋力出击。那是心如深海早已选择的人生，是士人风骨所不能违背的操节，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内心的火焰。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后记：亲人哪！乡里同胞！为你骄傲，默默祝福！家室之累，不能同行，但心同在！

大汉天生

作者：谢盛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到底“华文”与“中文”有什么区别？到底“华人”与“中国人” 有什么区别？

今天我翻阅北京的官方教材，是这么说的：汉语是汉族的语言，是中国各民族的族际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其标准语——普通话，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在海外华人社会有不同的名称。例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把自己使用的民族共同语称为“华语”，不仅用来区别于各自原来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同时也用来作为自己华族身份的标志。也有一些国家中的华人社会用“普通话”“中文”“国语”“汉语”“华文”“中国话”等名称，其含义有时相同，有时又不尽相同。就“普通话”“国语”“华语”这三种称说来讲，一般认为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指的都是中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大陆称“普通话”，在中国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摘自《华文教学概论》 郭熙 主编）

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位专家，他的解释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无法明其理。

他说， 所谓中国人，无非是表示来自于中国地区的人，该人可能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也可能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也可能是已取得第三国国籍的中国人。除此之外，中国人也不是一个人种学名词，凡来自中国地区的中国人，既可能是汉人，又可以是蒙人或藏人，不论他们是否与该地区的某一民族或政府认同。鉴于此，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少数人的误解，而把一个数百年来惯用的名称加以改变。往后只要是来自于中国，不论年代，均应恢复中国人的称呼。同理，“华文报”、“华语学校” 可改回为较顺口的“ 中文报”“中文学校”。

他说，如今老外谈Chinese，笼统是指中文、中国话、中国人；“行家”则是具体指汉人、汉语。

他还说，一些海外炎黄子孙为了避免政治纠纷，便称呼自己为华人。华人一词之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使用，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的华人担心，一旦自称为中国人，会引人怀疑是否具有中国国籍，或者，是否拒绝与居住国认同。在排华的恐怖气氛下，华人的言行举止自然得格外小心，这方面似乎是无可厚非。唯一的问题是，华人一词，学术上不如汉人之精确，习惯上也始终无法取代中国人。个中原因不外是，中国一词本来是个地理名称，而非政治名词，更非正式国家名称。

华文、华人、华语，主要为海外华人使用的名称，目的在于与中国保持距离，免受政治牵连，或回避寄居地的种族迫害。实际上，该尝试并不成功，每遇排华风潮，暴力分子、暴力政府见汉人便迫害，不管你自称什么人，说什么话，有什么政治、文化认同。

他顺便提出，中国大陆的“华侨”、“侨民”、“侨胞”概念，仅仅概括持PRC护照的海外华人；入籍他国者，称为外籍华人；而ROC长期把认同于中国文化、中华文化的所有华人（包括外籍华人）视为华侨。


我再问，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如何改变，外人只有一个概念Chinese。奥地利人讲的也是德语，也没有奥地利语（文）一说。我问他，台湾人讲的是中文吗？

你能告诉我，“华文”“华人”与“中文”“中国人”的区别吗？

大汉天生

几个特点很像：
1。 远看一大群， 其实是一只只。群在一起，最多是种习惯和从众心理。
2。 每一个都只顾低头自己吃草， 还经常互相争一下好草。
3。 对同类恶运莫不关心。 以前看电视，最惊诧的是， 羊群可以继续安然吃草， 而无睹于同类在身旁被屠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