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天生

　　高盛中国20年“魅影”：一直在掠夺从未被揭穿 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起诉，让高盛道德诚信破产，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全球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

　　4月19日，英国首相布朗率先批评高盛——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道德破产”，希望英国金融监管机构调查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的高盛集团。

　　4月20日，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吊销高盛副总裁法布里斯·托尔雷伦敦金融城登录交易执照，同时宣布将同SEC合作，开始正式就欺诈案中涉及英国银行的8.41亿美元损失对高盛英国伦敦分部的业务展开调查。

　　4月2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高盛集团的欺诈指控得出结果以前，希望德国政府暂时停止向高盛集团提供新业务，而德国金融监管局早在此前两天就已联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寻求获得有关高盛集团与德国工业银行（IKB）之间关系的细节信息。

　　同一日，法国经济部长拉加尔德表示,鉴于美国高盛遭遇欺诈指控,法国监管当局值得对此展开全面调查。

　　尽管高盛被欧美政府监管部门全面围剿、一片喊打，但它在中国的境遇还是相当幸福的，其担任中国农业银行H股IPO牵头主承销商没有任何变化松动消息出现，虽在期间有多家国际大行游说中国政府将高盛从中国农行主承销商名单中剔除。

　　那么，混迹中国内地市场已经近20年的高盛，真的值得这样信任吗？

　　中央国资委金融衍生品顾问、康奈尔大学及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黄明在越洋电话中向记者表示，“高盛在美国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其更大的问题在中国。”

　　超国民待遇

　　2004年12月， 中国证监会批准由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高华”）和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高盛）共同设立中外合资券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高盛高华），注册资本8亿元人民币，高盛持股33%，高华持股67%。
当高盛高华获准设立时，时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后出任美国财长的亨利·鲍尔森曾经欣喜若狂的表示，“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高盛将在中国掀开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从表面上看，高盛高华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中外合资券商，高盛在其中的持股比例不过33%，亨利·鲍尔森为什么会对这家貌似普通的合资公司予以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原来是高盛高华,高盛不仅曲线拿到了经营全面证券业务的牌照,其中包括一般合资券商不能涉足的A股经纪业务；而且绕过了监管层不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券商的规定,又使得合资公司在实际上处于高盛的掌控之下。

　　高华名义上为100%的中资券商，实际上其公司注册资本金完全来自高盛的商业贷款。

　　2004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方风雷等6人，向高盛借用国际商业贷款97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04亿元），贷款用于设立高华证券公司的股权投资。 高华注册资本10.7亿元，高盛的商业贷款足以支持方风雷等6人团队取得对该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

　　据《北京娱乐信报》当时报道，高盛向6人团队提供的贷款具有选择权，一旦政策允许，高盛可收购该团队在高华的控股权，从而彻底控制高华及高盛高华。

　　高华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证券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及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以及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批准时拥有两个营业部，分别是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和上海长乐路证券营业部。

　　高盛高华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外资股的经纪；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经纪和自营；以及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高盛高华和高华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高盛，如此一来，高盛不仅规避了中外合资券商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限制比例，而且在中国境内既可以开展A股经纪业务，又可以拓展所谓的外资股的经纪业务， 名义上中外合资券商高盛高华的获准设立，让高盛在中国境内获得了其它国际投行、国内券商无法无法企及的超国民待遇。

　　事实证明，高盛曲线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策略非常高明，不仅取得了一家中国投行的管理和财务控制权，而且一举奠定了高盛在中国境内大型投行项目的主导地位，创立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平安保险、中兴通讯、交通银行、中国石油（后续股票发售）、中国银行、中海油海外上市等具有全球影响的皇冠级IPO融资项目被悉数收入高盛囊中。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高盛高华的审批只是个特殊个例，个中缘由在于高盛为帮助海南证券重组“捐款”，捐出的5.1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偿还海南证券挪用的客户保证金。

　　发人深思的是，高盛的捐款虽然缓解了当时中国问题券商处置的燃眉之急，但这家只是形式上合乎中国法律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PE投资灰幕

　　中国国内券商PE直投试点直到2009年5月才真正大规模放开。然而高盛早在三四年前、甚至更早时间就已经在国内畅通无阻。

　　2007年7月12日， 被誉为中国矿业明珠和资源之王的西部矿业（601168）隆重上市，这是高盛首例A股市上市公司PE股权投资案例。

　　仅仅一年前的2006年7月20日，高盛以每股3元的价格从西部矿业前股东东风实业公司受让3205万股。2007年4月8日，西部矿业召开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2006年12月31日该公司股份总数32,05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12股，以法定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3股，以未分配利润按每10股送红股35股等方式大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转增和送红股后，高盛持有西部矿业的股权，从3250万股猛增至19230万股。

　　2009年3月5日，西部矿业发布公告，称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 3月3日，Goldman Sachs Strategic Investments (Delaware) L.L.C.（下称 Goldman Delaware)）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西部矿业公司119，150，000股股份，所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该次减持后，高盛仍持有公司股票73150000股，占总股本的3.0697%。若按减持期间市场均价8.67元计算，高盛累计套现10.3亿元。

　　高盛大规模减持之时，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A股市场雪崩，西部矿业股价亦从历史最高价68.5元最低跌至5.30元，许多人认为高盛是在割肉大甩卖。实则不然，高盛持股西部矿业1.923亿股的全部投资成本只有9610万元，以减持市值和持股成本计算，单单西部矿业5%股权减持就已全部回收投资，且取得了投资回报高达974.3%的惊人暴利，而此时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却是伤痕累累、哀鸿遍野。

　　有业内人士测算，在享受西部矿业现金支付股利和超大比例送转增股后，高盛每股投资成本仅为0.34元。

　　西部矿业上市前超大比例赠股分红大有将公司榨干吃净之嫌，不仅如此，高盛在突击参股西部矿业的过程中还存在明显的蹊跷之处。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开披露信息显示:2006年7月20日，东风实业公司（下称东风实业）与Goldman Delaware 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东风实业公司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10%股份共计3205万股转让给Goldman Delaware。

　　但高盛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Goldman Delaware直到2006年7月24日才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于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尚未合法存续便在中国境内大举收购A股上市公司股权。儿子比父亲更早面世，此举着实令人侧目，人们不禁要感慨高盛的手眼通天。

　　高盛在受让西部矿业股权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利益输送。

　　东风实业为2003年西部矿业首次定向增发时的9家投资者之一，该公司以每股3元的价格认购了3250万股。然而到了2006年7月，东风实业居然在西部矿业上市前夜按原价一分钱不赚地悉数转给高盛。

　　在西部矿业上市前，除了高盛从东风实业受让股权外，还有多起股权转让事件发生，高盛受让股权价格明显低于其他股东受让价格。

　　2006年7月5日，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尚安实业有限公司，每股转让价格为7.9元；2006年7月7日，湖北鸿俊投资有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北京安瑞盛科技有限公司，每股股转让价为 9.06元；2006年8月31日，公司设立发起股东之一鑫达金银开发中心将股权转让给北京安康桥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是每股10.5元；2006年9月1日，华宝信托将其全部股权（实际受益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西矿集团3303名内部员工，2004年6月11日以每股3元价格从西矿集团收购西部矿业10%共计3205万股股权）转让给西矿集团的价格是8.69元。

　　东风实业为一家在境外香港注册的公司，西部矿业在招股说明书中并未披露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谁，该控制人与西部矿业、高盛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外界也一概不得而知。

　　业内人士对此分析结论为，东风实业和高盛之间的交易显示出双方存在非同一般的利益关系，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东风实业公司本身就是高盛集团完全控制的影子公司，需要在公开上市前翻牌；二是东风实业公司和高盛集团之间存在特殊利益约定，如果前者不受后者控制，那么交易双方的动机将十分明确，就是高盛为东风实业公司偷逃增值税、所得税提供便利。

　　然而，这还不是高盛参股西部矿业最严重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高盛从东风实业手中受让的股权涉嫌不当获利，东风实业于2003年参与西部矿业定向增发涉嫌违规增发、国有资产贱卖。

　　2003年，西部矿业与东风实业等9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资扩股合同书》，由其认购西矿定向增发的共计19000万股新股，认购价格为每股3元。

　　西部矿业定向增发聘请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为北京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中科华），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3年6月30日，2003年11月28日中科华向西部矿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科华环评报字[2003]052号）。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 ，中科华的评估报告直至2006年9月29日才被青海省国资委以青国统[2006]194号文及所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追认评估行为有效，增资扩股完成在先，国资主管部门追认在后，其中有什么猫腻呢？

　　原来是西部矿业定向增发根本没有严格履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国有资产评估按照申请立项、资产清查、评定估算、验证确认程序进行；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占有单位报送的资产评佑结果报告书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组织审核、验证、协商，确认资产评估结果，并下达确认通知书。

　　而资产评估报告的有效使用期限仅为一年，青海省国资委事后追认的评估结果早于2004年11月29日失效， 有谁保证如此履行国有资产评估有关规定，不会令国有资产不被低估贱卖呢。

　　让人震惊的是，不仅西部矿业定向增发没有完全履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规定，甚至连其聘请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中科华，不但没有矿权评估资格，甚至对西部矿业国有资产评估存在重大遗漏。

　　2003年西部矿业运作定向增发时，中科华负责整体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价值评估， 其对西部矿业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具体方式如下： 截至2003年6月30日止，西部矿业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8004.9万元，调整后账面价值8004.9万元，评估值8004.9万元。

　　记者当时调查发现，截至2007年7月23日，国土资源部和中国矿业评估协会网站公布的《矿业权评估机构78 家》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执业会员单位名录》中，都没有中科华。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转让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必须依法进行评估，并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其评估结果依法确认；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是指探矿权、采矿权登记管理机关向申请探矿权、采矿权的民事主体授予探矿权、采矿权的行为；各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按照法定管辖权限出让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矿业权时，应委托具有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认定的有矿业权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矿业权评估。

　　记者还曾就将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是否合理向国土资源部法律法规专线咨询，有关专家对此答复是，“评估机构在对矿权进行评估时不能简单将账面价值转成评估值，这样做不属于合理评估。”

　　改制上市明显存在硬伤的西部矿业竟然能顺利通过证券发审委、中国证监会审核，这是不是与高盛特殊身份有关呢？

　　高盛PE投资丑闻还不止涉及西部矿业这一家，近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双汇发展(000895)亦与高盛有染，战略投资者高盛早在2007年就曾大幅减持股份，双汇发展直至2009年12月14日才对外发布澄清公告。

　　高盛参股双汇发展以后，从2003年到2008年，双汇发展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率分别是262.28%和160.46%，但同期其总资产和股权权益仅分别为43.50%和38.47%。自2004年起已经连续四年分红超过利润的60%，其中以2006年与2007年最甚，分红方案均为每10股派8元，其中2006年度现金分红41084.4万元，2007年度现金分红48479.59万元，分别占当年合并报表净利润88%和86%。2008年比例有所回落，每10股派6元，但仍占净利润52%。

　　双汇发展的分红方式与西部矿业上市前股份疯狂扩张的做法如出一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高盛总能以各种方式令其在华投资利益膨胀到极致。

　　入主双汇发展前，高盛已拥有双汇在肉制品领域的最大竞争者雨润食品集团的13％股权，如若收购双汇发展成功，将意味着高盛同时拥有中国两大肉制品集团股份，当时业内人士一致担心，收购双汇之后，高盛更将进一步“独霸”中国肉类加工业，商务部原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则变相力挺高盛，“不是每个行业都涉及经济安全，一家火腿肠生产企业的并购，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不大。”

　　高盛收购双汇会否独霸中国肉类加工业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高盛收购双汇这一潜在威胁垄断中国肉类加工业的举动得以被商务部顺利审批，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设局国企

　　近日，康奈尔大学、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经济评论》编委黄明发表题为“高盛亚洲所为远超本土”的评论，认为高盛衍生品事件涉诉不令人意外，国际投行在美国复杂衍生产品市场上的所作所为，与其在亚洲市场上的某些行为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黄明教授明确指出，“高盛在与中航油(新加坡)的交易过程中涉及的问题要远比在本土的问题严重得多。”

　　2003年下半年开始，在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J.ARON）的悉心指导下，中航油大量卖出原油的看涨期权，之后又不断补仓，在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签署了第一份重组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前面的期权交易而重签一份更大的合约。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的下跌，反而一涨再涨。到二季度，因期货产生的亏损已高达3000万美元。中航油再次选择“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对手高盛订立第二份重组协议，风险成倍扩大。

　　而在此期间，高盛则直接作为中航油的第二大交易对手，积极做多国际油价，与目前美国SEC指控高盛欺诈案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华尔街，高盛只是隐瞒与投资者利益严重冲突的重大信息，在中航油事件上，身为中航油石油期权交易投资顾问的高盛， 自己暗中反向操作，其间的利益冲突更加赤裸、强烈。

　　2004年年底，中航油(新加坡)在与高盛的复杂衍生产品交易中巨亏40多亿元 ，在进行公司债务重组时，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中航油的重要债权人之一。

　　此时，举国上下只是一味地谴责中航油负责人陈久霖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恶劣投机行径，不经意间放过了暗算中航油的高盛。

　　高盛再度与国内众多国企上市公司签订原油期权套保合约。

　　尽管早在2001年6月，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等多个部门联合颁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明令国有企业境外期货业务，只能进行套期保值，不能进行投机交易。

　　2008年12月，高盛与深南电（000037.SZ）签订的两份油价对赌协议率先曝光。

　　2009年4月15、16、17日，国内三大航空公司南方航空(600029.SH)、东方航空(600115.SH)、中国国航(601111.SH)先后颁布2008年年度报告，分别亏损48.29亿元、139.28亿元、91.49亿元，合计亏损279.06亿元。

　　东方航空因高达139.28亿元巨亏陷入财务困境，以至于在2008年年度报告公布当日便戴上了ST帽子，为了挽救危局，一度传出ST东航意欲以起诉高盛等七大国际投行的方式，来寻求所谓对赌协议的重新修订，虽ST东航起诉未能最终付诸行动，但高盛染指亦成为不争事实。

　　深南电与高盛的利益纷争，并没有随着两份国际油价期权合约的终止而一笔勾销。

　　2009年12月29日，深南电发布重大事项进展公告，称收到杰润公司来函，该函称自2008年11月12日起，双方在不影响权利的基础上进行了协商，但未能达成和解，要求公司立即支付因公司违约而给杰润公司造成的损失79,962,943美元以及自2008年11月6日起截至2009年11月27日产生的利息3,736,958.6美元，合计83,699,901.66美元。如果公司不全部支付前述款项，杰润公司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不再进一步通知。与此同时，杰润公司又发给公司一封信函，提出分十三期付款、免除利息、只支付79,962,943美元的和解方案。

　　时至今日，不少善良的国人都认为，石油100多美元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么短时间内能跌到40美元，包括高盛也应该没有想到，但这一看法却是非常错误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纽约、伦敦两大期货交易所成立，石油期货交易之后，石油价格的定价权已经从欧佩克逐渐转移到了华尔街，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和JP摩根大通是当今世界四家参与石油期货的最大玩家，而高盛又是这一轮石油价格上升中的最大赢家。

　　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从147美元最低跌至30多美元。在这轮原油暴跌中，JP摩根大通、高盛集团、巴克莱银行及摩根士丹利控制了石油商品掉期交易头寸的约70％。

　　早在2007年11月份，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发表一份非对外的题为《The Sub-prime Mess》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准确预测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高盛当时也已开始全面做空，并于2007年获得历史最高的利润。

　　高盛通过第一份合约将这个传导时间设定为10个月后，也就是2008年3月到当年12月底，现在看来，非常精准。

　　无法否认的是，高盛同深南电签订合同时，就已准确预见石油价格即将崩盘，而深南电和其他中资企业则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对赌对象。

　　面对高盛的天价索赔和最后通牒，深南电仍表示，要继续与高盛杰润保持磋商和沟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谈解决争议，美国SEC已经正式起诉高盛了，伤痕累累的中国国企还在准备为当时的陷阱付出代价，区别是希望少付一点。我们迄今无法得知这些国有企业甘为鱼肉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windman

Post by 铁马秋风塞北;1775186
倭寇为何要对中国平民实施大屠杀？倭寇知道，以自己的实力，能够打进中国，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二是倭寇正当强盛时期。借势打进了中国，他们也深刻认识到，如果想成为超级大国，必须把中国的土地与资源占为已有。但他们害怕，中华民族比他们的倭族历史悠久，文化底子深（呵呵，日本文化的来源是哪里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方法，不但侵略不成，搞不好自己反而会被拖进中华民族的文化海洋中去，到时候控制不成，反而被人制，当时的清政府几百年的封建制教育，最可恨的就是将汉人的自尊心打击下去（清政府时满人才是统冶者），所以倭寇才能在没受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中国，倭寇了解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如果要想永远地控制中国，就必须把中华民族的灵魂----汉人的思想与智慧完全埋没，才能让中国人永远为其奴驭。于是，倭寇想出了一个狠毒之极的方法：大屠杀.把你们不当人看，命比蚂蚁都贱，杀！杀！杀！，杀到血流成河，杀到你们心惊胆颤，杀到你们丧失了反抗的意识，让你们慢慢地自我形成一种意识：“我们就是天生的贱命，不值钱”，丧失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再通过强化制度的统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摧毁，让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被倭族同化吸收的道路，以此来达到他们称霸亚洲的目的。

我笑了...民族主義的糞青就是這樣,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以為全世界都是繞著天朝轉的.
日本人不是只屠殺中國平民,他們在東南亞也是一樣的,也殺了很多白人戰俘.

大汉天生

Post by windman;2558349
我笑了...民族主義的糞青就是這樣,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以為全世界都是繞著天朝轉的.
日本人不是只屠殺中國平民,他們在東南亞也是一樣的,也殺了很多白人戰俘.

杀人很好笑么？屠殺中國平民和殺了很多白人戰俘是同一性质的吗？.哪天你老DOU我被杀了，你也会说台巴子民族主義的糞青就是這樣么——我咋出了个你这给祖上抹黑的狗日的！:cool:

大汉天生

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





一般人抨击中国人都拿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说事。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因为没有了祖国那一块地方，到了外面，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不团结，一盘散沙更是暴露无疑，也更显得中国人本身联系纽带的脆弱性。因为就一般的关系而论，出门在外，要比在家里更团结，联系更紧密才对，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是，中国人自己坑自己人的事情是比比皆是。人在外乡，自相残杀，其实格外的亲，才正常。中国古人还有，人生的三大乐事之一就是他乡遇故知，可是，中国人现在的表现有些的奇怪，与其他民族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本身联系的纽带就有问题呢？中国人到底是靠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海外的中国人，是靠饮食吗？好像是，因为到处都有中国餐馆，吃的人也以中国人为主。是靠都说中国话吗？也好像是，只是中国有各种方言。是有共同的文字吗？也好像是，因为中国的方言太多了，但文字只有一个。靠共同的背景吗？也是也不是，大陆来的，香港来的，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背景有些不同。是靠都有共同的文化吗？好像是，因为中国人都喜欢唐诗宋词，喜欢中国的书法、绘画和音乐，还有中国的古董。靠中国人的黄皮肤黑头发吗？这是没有办法的，没的选，如果有办法改变的话，估计有一半的海外人士要改变皮肤的颜色。是靠有共同的祖先吗？好像是，因为中国人现在时兴祭拜炎帝黄帝。



这些的联系和纽带，好像都成立，但都有些似是而非。那么，联系中国人的核心纽带是什么呢？



在中国历史上，在西周的年代，将分散在广大地域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个周礼，也就是靠周礼的四个部分，共同的天道信仰，共同的血缘与祖先，天子与诸侯的分封制度，共同的道德观将地处蛮夷包围下的分封在各个偏僻之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四周的蛮夷，如东夷，西夷，北蛮南蛮，北戎，西戎。周礼作为一个纽带和契约，也就是周代文明的象征。



那么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之后，这些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周礼的四大纽带就被削弱了，天道信仰渐渐丧失了，血缘与祖先也很淡了，共同遵守的西周道德观也崩溃了，唯一还存在的就是那个分封的权力制衡，实力制衡的关系还在，但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很弱了。因此，剩下来的只有战争。



那么到了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天下以后，中国人被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吗？也没有，尽管秦始皇开始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政令，用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来控制天下，可是秦帝国很快瓦解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将中国人联系一起来的新的纽带还没有找到，秦始皇力图用这个郡县制的中国专制制度，也就是用政治与权力的方法将中国人重新连接起来，可是，很不成功。这也就表示，仅仅靠一种政治制度来控制或者说是将人们连接起来的方式不是很有效。



那么秦帝国崩溃后又重新统一天下的那个汉朝，靠什么方式将万里之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呢？靠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分封制，一个是皇权独大的专制制度。也就是说，一方面靠血缘分封的纽带，一方面靠政治的专制纽带，这就比秦帝国多了一根纽带。后来汉儒兴起后，又加给了汉朝廷一个变形了的天道的纽带，不过，这个纽带的真正力量很小，因为它仅仅是给那个独大的皇权一个天道的解释，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天的概念是被皇权独享了的，垄断了的。



后代的中国基本是继承了汉代的方式，联系中国人的一是靠血缘祖先的方式，即宗族社会的方式，一是靠政治上的专制方式。如唐代除了政治的专制以外，还讲以孝治天下，就是靠血缘祖先来治理天下，而一般老百姓的连接方式，主要是血缘的联系，靠共同的祖先和宗族社会来建立基层的社会，因此在民间一直都有祖先崇拜，家里都可以立牌位祭祖。



到了宋代，除了继续运用血缘宗族和专制政治来连接中国人以外，还加上了道德，道德到了的独大和第一的位子。



但是，到了近代的社会，中国人的血缘联系和道德联系都慢慢崩溃了，血缘的宗法社会瓦解，宗族崩溃，原来的道德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旧有的道德也崩溃了，因此，近代中国最后还是靠武力，以及武力背后的政治的专制制度来维系很脆弱的联系。当然，共产党毛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纽带来加强联系，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一个是靠对毛的崇拜，用这两个东西来维系中国人的统一。只是，意识形态和毛的崇拜都不可能持久，当毛时代过去了以后，这两样连接方式都不灵了。那么，现在联系中国人的还有什么呢？大概唯有政治上的专制制度了。



当然，在民间，祖先崇拜又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只是，对炎黄帝的崇拜实际意义很小，因为太遥远了。而宗族社会也很难恢复，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毕竟是现代社会了，大多是小家庭，大家族的势力还有限。当然，随着民营企业的兴起，新的家族会产生，但社会的主体还是小家庭。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维系人们在一起的血缘与祖先被大大削弱了。在蒋介石的时代，那个时候好有很强烈的同乡的观念，如蒋介石本人就是用浙江人，奉化人那就更好，但现在这种同乡观念也很弱了。而且，同乡观念本来也是双刃剑，一方面是连接，一方面就是隔离，只有小圈子，没有大圈子。



中国自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周礼的天道信仰方面一直丧失着，没有恢复。结果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强。天道信仰是周礼的四个部分中唯一能有超越性的东西，可以超越血缘宗族，可以超越政治，可以超越道德，可以超越国家，当然也可以超越党派政治。可是，中国2500年以来一直没有恢复共同的天道信仰，以至中国人无法不一盘散沙，无法有效的团结。血缘的联系可以很团结，有凝聚力，可是，血缘的联系经常是小范围的，不能扩大到全民族。曾国藩的湘军在创立的时候，就是利用了血缘的凝聚力来形成战斗力，可是，血缘的小范围性，决定了湘军不可能持久，后来的淮军也不能持久。专制制度的政治联系虽然可以很广大，但是，毕竟政治的联系都是在官场的范围内，不会深入到民间，深入到全社会，而且，常常又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一旦改朝换代，一切又都重来了。



中国人到了海外，为什么不团结，不抱团，原因也是在此。因为没有那个紧密的血缘，血缘关系只在小范围存在，又丧失了政治上的表面联系，道德上也都变了，也没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大家紧密的维系在一起。有的小集团靠的是小范围内的血缘，如各种同乡会，还有同学会，但无法超越成大规模的联系。这就是海外华人一盘散沙的原因。



这也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尴尬局面，也是海外华人所处的尴尬局面。国内有的地方有基督教进入，有的地方还维持有佛教的信仰，但都很分散。可能，近期，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房子看，一切向女人看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统一的兴奋点，但这些东西都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也因此，中国现在虽然是专制制度，大家也都讨厌这个制度，可是又没有办法替代这个制度，因为中国人现在还在靠这个专制制度从政治上来维系一个全国水平的统一局面。即便推翻一个，新上来的可能还是同样的制度。因为中国人现在非常缺乏一个将全体人民有效联系起来的东西。爱国主义可以吗？表面上看也好像行，但爱国主义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舶来品，是靠与洋人作战打出来的。民粹主义可以吗？肯定不行，因为太狭窄了，而且也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东西。



那么，新建立一个民主政治，是否会将人们联系起来呢？民主政治建立的前提是公民意识，共同的信仰根基，契约精神与律法精神，而这些方面，自从西周孔子以后，几乎就失传了。而那个政治制度上的分封制度，即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有传统的。只是，这势必要分散权力，而中国又没有其他有效纽带的维系与替代，因此真的很难。可如果不分权，也就不会过度到民主政体。我们能恢复天道信仰吗？我们能恢复分封制吗？这两个东西是最接近民主政治的。

大汉天生

其实真正把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中国国家这个概念，不论是否反中国的，都是这个原因，就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反华也得把中国做资源）。因为中华文明是国家文明（nation civilization），这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的，因此能流传下来，因此也是第一代华人能维系的原因。

民主的核心或表现形式是遵守程序，即制定了的规矩不能不遵守，对规矩或制度不满意也要通过相应的规矩或程序来改变，不能自己说了算，或仅仅是多数人说了算，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美国大选。

而不是各自为政，那种是属于mob政治，就是文革的性质，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类公投。公投本身可以是民主程序一部分，但应该是其他所有程序失效后的last resort。而公投的结果对社会的影响一般也是革命性的，因为体现了民主的失败（即所有基于民主理念的程序都不适用了）。
民主的遵守程序的概念体现了一个公开的平台，既然公开，也就相对公平，因为公开意味着可以监督。而且改变程序的过程也是个程序，比如美国宪法的改变程序，等等，因此也是符合民主的核心概念。

而这个遵守程序的概念源于契约的概念，即签了合同就必须遵守，否则经济也好，生意也好就没法实现。
而契约的出现是社会职业分工的结果，过去一个铁匠（blacksmith）就等于是军火制造商，他可以给贵族制造武器和甲胄，但不必从属于贵族个人，如果贵族不按照合同给钱，他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因此强势阶层也必须遵守合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权，那么就更不用说各类其他阶层了，一个契约社会就形成了。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下层骑士，就是自己不拥有土地的，等于在当时是雇佣军的概念，领主也要遵守与他们之间的合同，否则就没有了军队。
欧洲历史上多是国王，而不是皇帝。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合同关系，不是皇帝与下属官员那种隶属关系。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活跃，有孔子老子荀子一类的思想家出现，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是存在契约社会，比如当时的贵族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国王与贵族的关系。

而宋朝独尊儒术后，直到今日，中国就再没有思想家出现（连印度都出现了泰戈尔），因为皇帝体制确定，中国再没有贵族存在。欧洲至今仍有贵族头衔，但中国人向上数8代都是农民，因为存在富人，但没有贵族。大型政乱后，后朝推翻前朝，不需要尊重富人的权利，因为没有欧洲那种国王需要贵族的支持求得社会稳定的需要，富人会被瓜分财产。另外因为不是基于契约社会的概念致富，自然存在为富不仁的概念，富人在战乱中成为牺牲品也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类似打土豪分田地。

因此社会职业分工是产生契约社会的前提，而职业分工的出现，前提是有两个，第一是有闲散劳力，第二是这部分人不得不选择某种非主流职业。这就涉及了欧洲与中国古代在经济权利分配上的本质不同，欧洲是长子继承制，老二以下即不能继承财产，更不能继承头衔，因此家族财产不分散，贵族头衔一代一代传下去。而没有了财产的兄弟们就成了闲散劳力，必须从事什么与土地无关的职业，或冒险去海外发财，即西方人的所谓冒险精神的出现。

中国是兄弟评分财产，每个人的财产都小于父辈，三代之后，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契机发达，否则就是富不过三代，因为基础财产太小了。
因而家庭兄弟和睦就是关键，即联合起来能保证对外整体财产基数不变，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德崇尚的理念能被社会接受的原因。中庸是避免矛盾的最好行为准则，而目的是“兄弟之间和谐”。
但这个东西不是契约的概念，而是自省的概念，如果不自省，即出现自私，就会打破这种和谐环境。另外因为是家族有最大控制权，而不是个人可以选择，人们自然有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的心理，就是放弃或忽略责任。在契约社会中，这叫做没有职业道德。

这个概念是基于经济因素，自然会上升到国家档次，因此中国历史上普遍接受皇帝制，而不是国王制就可以理解，因为不存在契约的概念。家族里人们不论干什么都是给家族打工，国家里人们都是给皇帝打工，一个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贵族的独立地位就消失了，等于没有了贵族。

东晋谢安家族，平时不羡权利，但国家危机的时候自动出来担当重任，叔侄创造淝水大捷军事奇迹，保证了国家和百姓的安全，这个事例体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对社会的责任的概念。王导谢安，就是当时贵族的代表。但等到“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没有了贵族的概念。如今国内动辄什么“贵族”的，有当时人家那种责任感吗？

这种东西方的对比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上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因为不需要。为什么没有职业道德的概念，因为没有标准评价。为什么一盘散沙，因为权利在上层自己不能把握什么一切行为要服从家庭或国家，没有权利则不需要有义务，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为什么战乱太多，因为没有社会可以赖以维持的公平的基于契约即大家都接受的规则，因此为富不仁，强取豪夺就是可能，最终引起不满。为什么道德虚伪，因为权利和等级代表着可以定义道德标准。。。。你可以自己补充。

孔子的儒学理念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家竞争的环境，因此把国家弄成一个机器，大家自觉做零件才能保证机器运转达到高效从而在群雄中称大的概念，可以用一时，但不能用一世。因为当做大之后，有了财富，就出现了如何分配的问题，而权利和等级是可以任意制定分配标准的，不存在公平的基础，即便可能有道德高尚的个人（比如国人对周恩来的评价），也是无济于事。打天下时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做天下后同享福，这是各朝代初期的通病。因此政治斗争杀功臣就是常规。所谓“打天下易，做天下难”的概念。

可是儒学理念是个从道德层次，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从经济基础的契约低层次维持社会的工具，就会出现“知识分子精英”的阶层，因为这类人只能涉及道德层次。而这个阶层并不具备自己的财产生存，只能在权势下为权势服务，成为帮闲。如果自己被赋予了权利，就成了无赖流氓甚至贪官滥权，因为可以自己定义道德标准。或看透红尘或不得势，成为“批评家”，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常见的三种社会角色。
而权势也会利用这套理论和这个知识分子阶层来维护统治。看看国内如今在提倡什么？于丹讲论语的走红。。。

如果观察中国的这个从经济基础，到道德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许多东西为什么是如今这样，比如贪官文化，和为什么杀贪官能平息民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容易陷入社会危机，无论经济不好或经济好都会陷入危机。因为这是个负反馈的过程，是动态稳定的概念，不是静态稳定。老毛的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就是重新洗牌，使社会权势产生危机感，重新“打天下，共患难”，可以团结整个社会的概念。老毛是吃透了中国社会和文化，无奈这厮是缺乏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了解，只是学了什么文字拼音化之类的东西，停留在五四运动的档次。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只能是以毒攻毒的方式-人为制造社会动荡。

至于最早的东西方财产继承制的区别的形成，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中国的自力更生的概念有历史政治因素，也有经济传统和文化因素，比如“小而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经济组织形式。。。都是阻碍社会分工的概念，因为社会分工意味着契约出现，而遵守契约或程序意味着权利的流失。

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作为世界资本输出国的现实，都是使中国经济环境走向社会分工，尊重契约的因素，这个过程是很难逆转的。因此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打破封建文化和经济基础轮回的机会。

所以什么海外民运也好，轮子功也好，什么民主斗士也好，都TMD是扯蛋加混蛋。因为其运作的本质还是停留在上层建筑，是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如果成功，不过就是中国历史的另一轮重复。

至于儒学文化理念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便在今天。但不能独存，必须与“成本”的概念结合，来处理资源有限情况下的社会生存。而成本是个经济概念，不是上层建筑。

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总之国内宣扬儒学是个误区，实际上是对如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动”。

至于对海外华人来说，就可以理解很多与西方文化不容产生的问题，被人歧视是因为自己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是因为“我是好移民，我尽到了社会责任，社会就该对我如何如何。。。”的心理，即没有对社会要求权利也就没有义务只有索求的心理，这种心理是不受西方以自由为文化核心，只有契约即法律程序才能管制的概念保护的。
因此就失落，就通过排外来自保，人以群分麽。排外就更一盘散沙，老子是“融入主流”的，是高等华人，你丫凭什么跟我同起同坐？就是这个心理的体现，网上随处可见。即更等级，更排外，对同族人，对同样是少数族裔的人都是如此，体现的是一种力争被“主流”接受从而得到保护的自卑心理。

而第二代华人，至少在加州，这种心理就基本看不见。加州这里生活中只有亚裔的概念，华人的概念很不明显（也就是华人报纸上存在）。而亚裔是因为人种相同，并不包括印度人，这是人类通过本能划分社会的概念。

这个话题太大了，这里只能简单说点。

大汉天生

海外华人的爱国有三种样子，一是阴险爱国，二是表皮爱国，三是骨子里爱国。   
什么叫阴险爱国？不好讲，阴险是一种心态，谁会傻到把阴险的心态暴露出来？不过，有一种爱国的特征不妨一展，这个特征就是无问好歹，凡事向着祖国满脸堆笑、一口奉承、从来不说半个不。跟刁德一皮笑肉不笑不同的是，这种爱国者皮肉总动员、不打折扣。我有一位朋友，在澳洲参加过不少社团活动，接触了一些“成功人士”，也接触了一些正在跟中国做生意的华侨，有一位越南华侨说：“当初共产党骗我们，现在我们也骗共产党，共产党喜欢听好话，我们就讲好话给它听。”中国需要他们座谈、表态、上媒体时，他们都按一个调子唱，从不走调。有些人在座谈会上讲的话比中宣部还要左，以至于旁边坐的人都忍不住要用脚尖去暗暗地点一下。中国人讲投桃报李，他们得到的回报是继续跟中国做生意，逢喜庆日免费往中国观光。
    这样很用心地醸一罐劣质酒，再掺一半水，恭恭敬敬递给中国喝的行为被称作爱国。这样的爱国，你说叫不叫阴险爱国？
    中国喝了这样的酒，连连说好酒！好酒！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这样的行情，这样酸楚的行情，我们局外人见了都暗暗叫苦，可中国它还无其所谓，你说急不急人。这样的怪现象，其实中国它是知道的、明白的。可为什么它还要对他们纵容和笑纳呢？这就跟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有关，1957年大炼钢铁，土炉土灶炼出的都是毛铁坯子，为什么这些毛铁坯子还要一律统计成钢铁产量呢，目的只有一个：在账本上现出超英赶美的数字。老毛头说：钢铁元帅升帐！孰料眨眼间工夫，元帅咽气。虽然元帅被盖棺论定了，但牛逼轰轰的大呼隆影响至今。当前的形势是，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商品很受国际欢迎，而中国的共产党及其政治制度却不受国际欢迎。这个现实很尴尬、很严峻，对于执政党的地位和尊严是一个挑战，如此，共产党它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来抗衡这个局面。洋人的脑袋和嘴巴它控制不了，但华人的脑袋和嘴巴它控制得了，它可以把华人搞得一窝蜂地声援中国、赞扬中国。中国的朝廷发布文件可以通达任何有华人的地方，这是因为华人的朝廷意识很浓厚，当年，清廷把抓捕孙中山的通缉令贴到海外华埠去了，这事儿闹在今天就是国际笑话，是在别人国家行使司法权。共产党它今天不公开通缉人了，它把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花在统战上，统战就是统一战线，讲的是统一，也就是一统的意思。一统天下，依旧是个封建王朝的思维方式和运行手法。共产党在很多事情上都小心翼翼，探虚实、查动机、明真伪，但惟有给它说好话，它绝不探虚实、查动机、明真伪，而是照单全收。这个饥不择食的局面完全是内外焦困造成的，没得办法。就像卖地的钱必须进入GDP一样，阴险爱国者也被共产党纳入赤子一族。
    中国被这样地爱就像大款被那样地爱一样，都是用钱砸出来的。大款们很有派头，开个豪华车，置了别墅，红颜们一拥而上，大款们百里挑十。但是，得了红颜不一定就得了知己，大款有个三病两灾，命悬一线时，裹起财产跑得最快的就是红颜们。我在国内见得多了，最后回来收尸的，往往是那个被抛弃的原配，人虽寒碜，但有一颗质朴的心。穷的时候爱上你的，那是真爱；富的时候来攀缘的，多是水货。
    另一种爱国不是为了捞油水，但却爱得很表皮。这样的爱国流于操作，把爱国当成一种可控形式。我们所见的诸如摇红旗、喊口号、响应、歌颂、护驾等等都是相关表现。爱国爱成一种形式，也算风潮。追风潮是我们的民族特性。而追不追爱国形式的风潮则直接检验着中国人做人的立场和态度。“你什么立场？你什么态度？”在中国，这两句话是要拿前途和命运来办交割的，在海外则是区分爱国和不爱国的界标。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优异的灵活性和别出心裁的对事物的理解力以及机巧之心缘于何处。
    表皮爱国热跟当前的国学热类似，国学热下的国人并不理解也不愿意去理解国学的精髓，他们热衷于国学的形式，诸如，恢复繁体字、穿汉服、穿对襟服、背唐诗、背四书五经、祭庙子、供祖宗、续族谱、盘活孔二爷、之乎也者矣焉哉等等，在这些人中，你拿筛子去滤一下，滤不出一点儿像样的国学精神（比如死谏，一个油锅架在大堂，下头燃起熊熊烈火，你还直不直言？）所以，当前中国的国学热是形式主义热和文字游戏热，一边倒地歌颂当今太平盛世，装作没看见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油锅和扔进油锅里的谭作人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爱国也爱成了一种形式，这形式就是好话爱国、遮丑爱国、举手爱国……这个形式主义因了激情而转成一股意气，形成举国上下、海内海外的意气用事，谁要胆敢揭露问题、痛斥时弊，爱国者们就要操起家伙一拥而上乱棒击出，口里呐呐曰：“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你这汉奸！”五毛们图的固然是钱，但热血贲张的愤老、愤中、愤青也不在少数。这样的爱国最是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同时，履行起来也简单、易行、无风险，犹如放顺水筏子----随波逐流。
    古时候有很大一部分读书人都忧国忧民，那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去忧，而是社会问题纠缠着他们、给他们胸口添堵。心头忡忡，救国无门，悲愤难抑时就要跳河。我们每年吃粽子，有谁事先在心头为屈原默哀三分钟？谁想过要喂一喂在屈原身边打转转的饿鱼饿虾？哪个不是拿起粽子先口水流，然后猛一口咬下去？现在的粽子，里头有五花肉、红豆沙、枸杞，屈原在水底说：“我爱国，给子孙们爱出了一道丰厚的特色小吃。”我要说，像屈原这种寝食难安、跳河自杀的人正是骨子里爱国，透支了他的精神和情感。骨子里爱国的人爱得很难看，一幅愁眉苦脸的样子，你一走近他也跟着沉重起来，没有了食欲。所以爱国爱得很透彻、很清醒的人朋友很少，尤其没有酒肉朋友，非常孤独。骨子里爱国的人，看问题不看表皮，所以爱国也就不爱表皮。表皮的光鲜很炫目，内里的瓤子才是关键，得绝症的人在咽气之前还要显出精神和红润呢，只看表皮行吗？中国的城建速度了得，到处烟花礼炮、莺歌燕舞、门庭若市、喜气洋洋，我们就一味地歌颂、赞扬、拍马屁。那因言获罪、贪污腐败、独裁专制等社会问题就完全不能说了？一说就是别有用心了，一说就是对祖国没有感情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二杆子人民就这么脆弱？
    西方的强大不是自吹自擂得来的，而是不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得来的。西方人他专门找问题、找碴子，绝不歌颂政府。政府是在民众的骂声中学乖的、是在不断的丢人现眼中成熟的。能骂和被骂、能砸鸡蛋和被砸鸡蛋是文明的表现；不能骂和不愿被骂是封建的表现。封建跟专制一体，所以还在垂死挣扎的几个专制国家都是遥相呼应、相互鼓励、结伴而行，合力抵挡各类批评和声讨。国学在教国人处事之道时，特别说到对伶牙俐齿的人要疏远，对说话难听的人要结交。要知道古人结交朋友不是喝喝茶、饮饮酒就得了，那是要肝胆相照、拔刀相助的。而伶牙俐齿的人平时好得似蜜甜，灾祸来时躲得最快，绝不挺身而出。阴险爱国者就是这样的角色。基本可以说，以后中国实现民主制度了，对共产党落井下石最快的也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做人没有主心骨，他们的眼中也没有是非曲直，唯有利益，谁牛靠谁。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哪种人是君子呢？就是自己一穷二白，还舍得得罪中国，不去揩中国的油，这样的人就是君子。中国民众并非普遍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中国政府为了活得有尊严却年复一年向海外华人机构及社团组织祭出一块块肥肉，我们海外华人要真是爱国，就要想到那是中国人民纳的血汗钱，断不能伸出舌头去舔。

周浪峰

勤奋与受辱并存 解密海外华人总受欺负的原因(图) 高远博客

高远/早在清末民初，中国人走出国门，“受辱”变成了家常便饭，中国人在海外简直就是“软弱”的代名词。1848年，大批广东人涌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矿淘金，在当地像猪仔一样过着非人的生活，之后一连串反华浪潮把华工打向渊底，美国大街上，白人看到华人可以随意欺辱，揪着华工的辫子叩头，引来路人围观、喝彩。华工被人任意被杀戮，无数人惨死异乡。他们有家不能回，按大清法律，回家便被杀头。
欧洲华工所遇情形与美国基本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英、俄等国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兵力不足和劳力奇缺状况，去中国招工。给每人几块大洋，便有无数贫苦青壮年应征，大都来自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地。资料显示，仅法国就招募十五万华工、英国招十万，俄国招两三万，这还不算其他国家来华招募的华工数目。
华工在欧洲，大多被派往前沿阵地：挖战壕、埋死尸、运军械、修桥路，当牛做马，过着奴隶生活，无数人魂断异乡，身成炮灰。一战后死里逃生的华工状况却生不如死，他们得不到政府补偿，连最基本的工作权力都没有，有的还把华工看作是社会的累赘，处以极刑或流放。那时的华工遭遇，可谓“非万言所能详尽”，这是百多年来华侨的真实生活写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潮汕和全国各地留学生纷纷走出国门，像蒲公英一样洒落世界各地。“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这句话并不为过。他们仍靠勤奋为本，但仍难逃离前辈人受辱的境遇。生活比早期华侨富裕了，在所在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为什么还屡遭欺辱呢?
我觉得，第一，华人在外只懂得勤勤奋奋、任劳任怨的工作，不愿意参政议政，远离政治，是受排挤、遭欺凌的主要原因之一。华人以为不触犯当地法律，独善其身就会生活美满。在西方现代社会，这种闭门造车的生活作风就等于自决后路，结果事得其反。华人境遇只能更受排斥，无人理会。海外华人想真正得到重视，唯有积极参与所在国政治、社会活动，包括选举、游行、慈善等等，才会真正受人关注和重视，不受欺负而有地位，这是华侨生存状况改观的第一要素。
第二、华人与主流社会人交往时，应该适当减少、隐藏一些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尤其利益纷争上，中国人信奉以忍为上、息事宁人原则。遭抢、遭袭、哪儿怕危及生命也常常不吭一声，一忍再忍。在西方国家，这就等于甘愿放弃公民权利，是很得不偿失的事情。被抢就要报案，被欺就要呼喊，如若不然，欺人者会更加猖獗，肆无忌惮。大声喊出你的遭遇，大声呼吁你的诉求，让所在国主流社会听到、看到，受到社会关注，才会有真正安定生活。
第三是团结，某种程度上说，华人与其他族群相比，是最不团结的族群。华人习惯以家乡地域为界，各立山头，拉帮结派，不但互不交往，遇事互不援手，甚至水火不容，但对他族人低眉顺眼，对自己的同胞却比敌人还很，这样一盘散沙，怎会不受欺辱?第四是需要祖国撑腰，华人身在海外，身后依靠的唯有祖国的强大，只有祖国繁荣昌盛了，他们的腰杆子才硬朗。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所在国人对华人的态度，反之亦然。
以上是华人在外不受欺辱原因及条件，在任何所在国的人看来，华人是不分地域，不论老少，不晓级别的，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人。

周浪峰

江湖上传说，几乎所有男人都爱吹牛，而且，越成功，牛皮越多。无论政商。从个人经验来说，此言不虚。吹牛的东西往往是嘴上功夫，一般人吹牛不上税，说过算过，但是要真白纸黑字写下来，被人抓住把柄，也算半个杯具了。被抓住小辫子后，如何处理，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功力的。当这个人江湖地位很高，又号召年青人复制其成功学时，这事件委实成为一件江湖大事。

据报道，方舟子前些日子打假打到唐骏身上，对唐骏出版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书籍中，找出大量纰漏。如对唐骏的学位，方舟子查到加州理工大学电脑系校友名单中无唐骏的名字，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文库也查不到唐骏的博士论文。其后根据查证，在2001年前该学校就没有华人得过电脑博士学位，到现在也没有姓唐的得过。而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第二章第56节最后一段写道：“办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弃了学业。但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写道，“在90年代初到美国自办公司有几项发明，靠卖专利赚了钱并引起微软的重视。”也受到方舟子质疑：查美国专利局自1976年以来的专利全文数据库，在1999年之前并无叫Jun Tang的人获得过专利。方舟子的理由是，唐骏去微软用的名字还是Jun Tang，不太可能用别的名字申请专利。对于唐骏在书中称自己曾获得的“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OK打分”专利，方舟子称经过查证，都有专门的拥有者，而均非唐骏所有。而对于唐骏自称在美国办了“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开业5个月在洛杉矶的移民咨询业中排到第一位，他是该事务所的唯一律师；方舟子质疑：“唐骏没有任何法律学位，也没有美国法律知识(自称一边啃法律书一边接案)，有何资格在美国当律师替人办案？

对此唐骏的回应是：“我的能力我的学历我的经历我知道，没有理由去向他证明！”，这和唐的秘书所说，方舟子是偏执狂异曲同工。不过，不管是从日常经验，还是笔者的法律经验，基本上可以肯定，唐骏这里没有轻易可以击败方舟子的证据，不然，和奥巴马网上晒下出生证一样，只把自己的学位证书、专利证书一晒，方舟子立马杯具了。而且，没有法律学位能开律师事务所，确实有点匪夷所思。果然，后来唐骏回答记者问题是，立马暴露出这个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果然是个水货。

其实，所谓唐骏作为一个善于营销自己的职业代理人，是否学历造假，和其实际能力没什么关系，因此，唐骏的回答中把我的能力放在第一位。英雄不问出处嘛，朱元璋都是和尚出身，唐骏的身价几乎已经说明其外功了得。这种涉嫌造假无非是人的虚荣问题，身为男人，焉能不吹，吹而被捉，坦然承认者不失为君子。抵死不承认者，必须练就厚皮功，这种厚皮功，乃是内功。诸如秋雨大师一类的高人方能练就。

真正值得思考的倒不是唐骏学历真假，也不是唐为什么敢在中国吹那么大的一个牛，海龟博士、外国专利等莫不是国人敬仰的，有激励就有动力，和办证牛皮癣无处不在一个道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唐骏这样的人会在中国能取得成功，以及唐骏这种成功学追随者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所谓，只要有能力，不管学历真假。学历真假不是问题，关键唐骏老师成功了。这种可怕的成功学其实不光是唐骏在鼓吹，连另一位成功学大师，李开复老师也一样。李开复老师的名言是，要让这个世界有我和没我之间的区别最大化。照这个理论，希特勒或许是最成功人士之一。怪不得李开复离开谷歌后，谷歌才决定退出中国，李老师如还在，谷歌中国估计会继续下去的。李老师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口语，或许正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逍遥派的武功，只认武功，不认武德。唐老师和李老师作为成功的楷模，固然是胜利者不受谴责思维的延伸。无论是唐老师的学历、专利、律所真假，无论是李老师长袖善舞，不不作恶，都会受到广大成功学追随者的复制，发扬，广大。其实，唐老师，德不孤，现在社会上多少官员，只求升迁，不择手段，成功学的风行一时，不是唐老师等一二人能推动的。

这种成功复制的后果是，有一天，唐老师、李老师也会被人耍，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当左冷禅、岳不群遇到劳德诺、林平之时，只能感叹，后生可畏，没有最成功，只有更成功。而且，越唐骏，越成功。

周浪峰

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4日文章，原题：中国的身份认同危机
    凯罗琳·施华兹2006年在中国某公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然而她除了参与各种会议，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工作可做。开会时她只是安静地坐着，不知道会议议题，甚至对客户一无所知。“我总是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但会议本身和我没任何关系”,现就读于纽约的施华兹说，她在中国之所以拿钱却不用出力，仅仅因为她是白人。那家公关公司有西方客户，他们想让公司显得更加“国际化”。尽管这种方式欠妥，却折射出中国同西方之间一种全新的微妙关系：一些中国公司想通过雇用西方人（特别是白人）来衬托自身，好让本公司显得地位很高、运作很成熟。
　　中国同西方之间的关系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不太明朗，这既触发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使中国人充斥着自我否认情绪，同时对西方充满盲目崇拜。
　　中国人的“优等”和“劣等”情结根植于“100年的民族屈辱”，从未自我消除。即便中国最近30年已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这种情结依然存在。一方面中国要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西方的更多尊重，而在个人层面上，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仍贴着“优等”标签。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国下馆子、住酒店往往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饭馆和百货商店里一掷千金购买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轿车的往往是中国人。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些和西方人共事或交友的中国人却常常发现自己仍无法享受到外国同伴的待遇。一些饭店将较好的桌位留给外国人，在提供服务时也是老外优先。我的一位朋友嫁给了一个欧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如果她回家忘了带小区的通行卡，门口保安往往会刁难一番，而她丈夫就从未遇到过这种麻烦。而事实上我的朋友才是房主。
　　一些中国人在“西方优等论”上显得有些极端。中国某大公司的总裁就擅用“白人”商业策略：他出差到一些小城市时身边往往带着一名白人随员，“身边带个白人，当地人会高看我们一眼”。尽管这名随行外国雇员不必开口，其存在却往往会使事情进展更顺利，至少能让氛围变得更友好。但他的“白人策略”也有个缺陷，那就是别人往往将其雇员当成老板，而他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翻译。
　　对一些被中国公司雇来“充门面”的白人来说，这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施华兹就觉得自己在公司被当成小孩子一样，甚至就是“动物园里的一只被观赏的动物”。她来华之前学过8年中文，但她的中国上司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我的简历都没看过。”
　　而我那位朋友的丈夫对小区保安对他们夫妻差别对待的态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保安应该像对他那样对待所有人，但直到中国人学会尊重农民工和穷人，这种变化不会发生。


转者注：即使在海外，白人在很多华人眼里仍贴着“优等”标签！象某些人成天嚷嚷“和北美做生意的原则是，如果鬼佬，开信用证，可以先出货；如果是国人，对不起，先付款，付多少款，给多少货”。象某些人对敢于站出来维护自身权益和华人形象的书包厂维权者冷嘲热讽，断然否认加华人曾蒙受过排华法案的屈辱史等等。因为他们骨子里认为白人比之更优等！！！:mad:

周浪峰

法国大革命的思维对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欧美力量之中，影响中国最大的不是英美派，而是欧洲大陆，有德国的影响，也有法国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是法国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无论是孙中山的国民党的革命还是毛的共产党的革命，都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不是英国和美国的影响。


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从思维上说，就是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与英美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欧洲的大陆理性思维方式，与英美的经验论为主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一般人会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经验型的，是归纳型的，因此中国人最可能接受的是英美的经验论或实用主义，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人在近代接受的是德国和法国式的大陆理性主义。


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和力量。这些人，比如说卢梭，卢梭有一些的书影响非常的大，一个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个是《社会契约论》，还有一个在教育上影响很大的《爱弥儿》。孟德斯鸠有《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是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倡导者。卢梭的思想虽然有情感的因素，也有反理性的因素，但那只是相对伏尔泰而言的，他们这些启蒙思想家还是有共同的特色的。


法国思想家以及卢梭的思想是唯理论的，唯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先假定一些先天的概念，然后开始演绎。德国哲学家也有这个特点。卢梭思想的几个假定的概念，一个是自然人的概念，一个是人民主权，还有一个是自然社会和社会契约，在教育上还有一个儿童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一个总的特点就是都是一个个的假定，就是在理想化的状态下，民主是什么，自由是什么，人权是什么，法是什么，契约是什么，儿童是什么，多少有些乌托邦的意思，然后，其推演的结果就是，比照这些理想的概念，现实是什么状态，当然现实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当然要改变现实，以达到这个理想化了的先天概念给我们描画的美好的图景。


因此，批判现实，反抗现实，挣脱旧世界，甚至砸烂旧世界，为实现理想而不惜一切，还有激烈的革命热情，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后来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点。卢梭的问题是，其自然人的概念，人民主权的概念，都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理想状态的概念，因此，其革命的特点就是无法无天。无论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还是毛的共产革命，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效法者和实践者。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反对皇权，不要君主立宪，搞共和革命，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特点；而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乌托邦，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也是非常高的，不惜流血牺牲，也很令人钦佩，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革命的结果都不是很好，而且往往与他们的理想和初衷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源就在法国的唯理论本身有先天的缺陷，就是那些的概念都是一些的先天的假定的概念和理想状态中的东西，无论卢梭的自然人和自然社会的概念，民主和自由人权还有契约和儿童，都是一些的假定，是没有社会实践来支撑的东西，因此，其结果必然变形。因为，现实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与那些理想状态的东西是不是能契合，谁也不知道。


法国人自身的革命实践就非常的失败。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结果非常的不好，那些的革命党人，采用了暴力的手段，推翻了皇权，砍了法国国王的头，杀掉了很多的贵族，还摧毁了许多的教堂和教士阶层，最后搞得是乌烟瘴气，一批一批的杀人，人类的私欲和暴力的一面被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但其革命的结果却是离开这个理想越来越远，最后不得不用拿破仑来收拾残局，最后也是不得不恢复了王权，拿破仑还称了帝。法国大革命后，其经济和政治环境都大幅恶化，国家一直动荡不安，政体变来变去，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与英国的发展水平相距越来越远。后来这个欧洲强权法国在军事上是一再败于后起之秀普鲁士和德国，在二次大战中三个星期投降。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为了一个理想的东西，不惜动用武力和暴力，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惜实行阶级的镇压，杀掉某一个阶层的人，这就是法国的唯理论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理想主义是非常可怕的东西，理想是能杀人的。


中国革命，在近代，开始本来不是革命，是梁启超他们要搞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当时的清帝国来说，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清帝国的统治者后来在1900年之后也开始了立宪的准备，而且也开始动了，可是，由于满清贵族太贪恋权力，又由于孙中山他们号召革命，而不是改良，结果，一大批的人，在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激情的鼓舞之下，开始了国民革命，结果是皇帝没有了，中国进入到了共和时代，但是现实的结果当然是天下大乱。共产党表面上是受所谓的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受所谓的苏俄革命的影响，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是法国启蒙思想，是大陆唯理论的思想，包括德国哲学的影响，在实践上，是受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何其相似，其革命的语言都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的革命还没有革乡绅地主的命，而共产党的革命是革了乡绅地主的命。


共产党的革命，实现的目标倒不是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契约，而是共产主义，但其运用的手段，完全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那么，共产党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了吗？当然没有，因为那是乌托邦，是马克思的唯理论的想象，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毛如何将其理论和理想一再的下行，一再的修正，将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果，当然还是失败。最后，只有靠邓小平出来，开始放弃那个先天共产主义的假定，开始走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放弃了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而开始靠近英美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


那么，这个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百年的唯理论现在没有了吗？当然还有，不过是改换了一个马甲，共产主义是不谈了，他们开始谈卢梭孟德斯鸠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契约了。当然，有些人不说自己在谈法国的唯理论，而是在谈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可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完全是两回事。关于法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区别请参阅笔者的《神本与人本》一文。


只是，笔者闻到的气味，这些人，包括一部分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许多人在谈的不是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只是打一个旗号而已，其本质还是在谈法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就是还是理想性的，先天性的，唯理论的。是一个先天的理想的东西在那里放着，然后大家一起向那个方向努力，其手段当然首先是批判现实，因为现实与那个理想的东西有差别，因此这些人就拼命攻击中国的现实，逢中必反，用一些的理论来套中国，只要不合这些的理想性的概念，那就要开始攻击。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出发来看问题，而是从一个理想的先天的概念来看问题，这恰恰是法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是唯理论的思维，而不是英国和美国人的思维。可是，这些人以为自己是在运用英国和美国人的思维，而且这些人可能还生活在英美，可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英美，不了解什么是英国的经验论和美国的实用主义。


英国的经验论在政治上的一个结果是，开创了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美国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是在美国没有发动法国式的大革命，而是搞了美国式的民主体制，是非常适合美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与文化的体制，因为，美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是有200多年的实际上的民主自治实践的。只要看看那个19世纪法国人写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就可以明白法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式的民主的，以及法国民主与美国民主的不同的。


当一个人开始用一些先天的概念来制定一套制度的时候，就是唯理论的思维，然后用这套理想性的制度来套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并要求现实向这个理想的概念和方向进行改变的时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思维，就是法国唯理论的思维。


而英美经验论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是，不是用一个概念来套现实，并要求现实向这个概念和方向转变，而是从具体的现实，具体的国家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中，进行缓慢的改良和改革，来慢慢从现实中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案和操作的方法，甚至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这恰恰是我们要学习英美的地方。而我们很多人是用法国的思维方式来解读英美的做法，岂不是南辕北辙？美国人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框框，没有什么先天的概念在那里放着，美国的军队也是非常善于学习的军队，无论是二战还是朝鲜战争，美军都是非常善于快速学习和改变的，善于从实战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设计新的战法，这就是经验论和实用主义的力量。


中国近代的革命，就孙中山他们来说，就是用一个概念来套中国，最后当然是不成功，中华民国也成了北洋政府的民国。共产党一开始也是用马克思和苏俄的东西来套中国，当然也是失败，还多亏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毛运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修正了那个来自俄国的概念，用孙子兵法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搞中国的革命，用土地革命来整合农民和组织农民，这样共产党才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毛是用经验论和实用主义的办法改变了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的做法，共产党才得以成功。但毛在建国后，又开始按一些的理想性的概念来试验和来改变中国，试图回到法国人的唯理论思维中去，当然最后是失败了。而邓恢复的就是经验论和实用主义，这也是毛一贯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毛自己后来背离了自己的正确的思维而已。


现在中国搞民主搞自由人权，也不能靠法国的唯理论的思维方式，而还是要用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可以参考英美经验论和实用主义好的方面，来搞中国自己的改革。也就是，无论搞什么，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美好的概念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