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浪峰

[导读]徐友渔：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义。……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学者徐友渔

采访人：灵子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记者
受访人：徐友渔 哲学学者
时间：2010年9月10日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系列丛书“三十年集”收录了30名“50后”学者30年来每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渔的文集名为《与时代同行》。翻看文章标题，从早期的“罗素认识观述评”“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到“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可以明显看出其关注领域的变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而，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困惑，却是理性也难以解决的。


>>徐友渔：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个骗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动用的却是用行政力量，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徐友渔：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一看学问根本不行。他那么好的文采、悟性，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们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徐友渔：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惟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昆德拉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化，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 貌似非常深刻，实际是勇气不够，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个借口。
>>徐友渔：要选择信奉哈维尔实际很困难，你宣称选择哈维尔之后该怎么做？会让生活很尴尬。而喜欢昆德拉就特别理直气壮。
>>徐友渔：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猖獗的东西，民粹主义大泛滥，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些危险非常现实。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中国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
再做书呆子有点没心肝
问：你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上说，在书斋里做学术是你最感兴趣的，但你却一直在纯学术和公共事务之间挣扎。这种矛盾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友渔：这种矛盾由来已久。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这不是官方和政府的奖，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它证明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资格。
去牛津之前，心里很不服气的，牛津又怎么样嘛，咱们不是有北大、清华吗？但去了之后看法很快就改变了。你随便碰到一个人，不是权威，就是学科的奠基人，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体会到，个人的聪明才干是一回事，但更多是靠水涨船高。只要在牛津这样的学校泡一段时间，即便付出的努力跟国内一样多，都会比在国内提高快得多。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管再突出，靠个人努力绝不可能使这一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队有个很好的队长容志行，技术非常优秀，基本上关键球都是他进的。但他表现再好，中国足球队还是输。因此，他放弃球星生涯，自己办了一所志行少儿足球学校。对我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原创力，把自己的学术做到国际水平，还是我不做这件事，而致力于使整个中国学术水平有所提高？
问：那在后一种选择上，个人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当然能，只要你想做。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问：比如呢？我一直很困惑，所谓道德重建、文化重建，到底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这就要分析上世纪80年代的形势了。当时有几个文化路向，一个是杜维明、汤一介，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破坏了，要重新恢复。这是非常好的想法，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这个路线。第二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他们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主的一帮人，认为中国历来是受一些不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影响，所以，主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当时基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已经全部占领了。汤一介看到国学复兴，金观涛看到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最新的科技潮流，而且在社会科学去运用它，这些想法都高明得不得了，而且要贯穿下去，要翻译和出书。这是一片辉煌的天地，是以前意识形态里面没有的。
我们这批人是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年轻的研究生，我们看到，大家再有眼光，但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潮根本没有触及，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分析哲学，我们就占领这块。另外一个独到的想法是，不能马上取代现在的意识形态，而是缓慢地从根基上做起。甘阳当时用了一句话：中国二三百年里就是翻译。就是通过西方著作使中国人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能够接轨。
这从长远来看，就是提高中国人的思维素质。像我搞分析哲学，就觉得中国人一考虑问题就像中医一样，什么东西都是甘草，都治不好也治不死；什么都是易经，说一也是它，说二也是它。我觉得中国的思路应该改变。我做语言、分析和逻辑，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
那时候，我感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天分和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一回事，像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而且自己又置身其中，这样的状态非常好。个人与民族的状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我个人做好了，民族也好了。每个人都煞有介事，整天很忙碌，认为自己肩负重担。
这件事在1989年被打断了。有着无限热情的年轻学者，为中国设计的文化蓝图一夜之间就被粉碎了。
问：事实上，你很快就把注意力转为关注当下社会生活。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
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原来的领域很想继续做下去，毕竟已经在这个领域开了个好头，应该巩固这个地位。换一个东西就要重头开始，好像本来已经在一场长跑比赛中跑在前面，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拿冠军的，突然又换到另一场比赛，要从队尾开始跑起。这实际是很痛苦的选择。
“为问题而学问”与“为学问而学问”是近代中国学人的悖论
问：那你这种选择能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吗？
徐友渔：北大有个知名学者，曾公开在杂志上点名说：中国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做不下去了，或者曾经做得很好但创造力退化了，因此就挑一些轻松的、特别容易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事情来做。他还点了其他几个特别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比如《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不顾她最早、最系统、最深刻揭露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事实，认为她不过是个新闻记者，没有学术修养。
我坦率讲，这说法不但非常肤浅，而且罔顾事实。我对死学问有着超出常人的热爱。但人不都是天才，能在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的人不多。可能一两年之内你还可以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还可以就专业问题发言，但再过几年肯定不行。我知道学问艰辛，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所以，后来这个领域我根本不说话了，所有邀约都不参加。这是我最遗憾的。
问：你是纯粹从学术上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呢，还是作为理论武器，用来分析中国现实？一段时间里，是潜心做学问，还是经常出现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发声，你如何做出选择？
徐友渔：这个问题，客观地说，我至今还没有解决。这种选择非常频繁。我搞逻辑哲学出身，是高度理性的人。但是，在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却是凭着感觉走。如果某个事件发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或者没有人比我说得更清楚，我就会觉得有这个义务。
问：比如什么事情？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
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个骗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动用的却是用行政力量，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问：你最终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是个性使然，一定要选困难的事情做？
徐友渔：比较准确和客观地说，自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有时很投入，大概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是跟时代有关，如果我在英国、美国那样的平稳社会就不会做这种事；第二是跟人的本性有关，我觉得人生应该充满热情，对是非有比较强的爱憎态度。如果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平淡、无动于衷，就没意思了；第三是我抱定一个宗旨，别人能做的事情我肯定不做，干吗一定要冲到第一线去？
形成这些原因跟个人经历也有关系。小时候家庭条件好些，接触的书比别人多。初中时期开始看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天然对不幸者有一种同情。或者看托尔斯泰，古典人道主义的影响对我很深。我从来摆脱不掉，而且也不打算摆脱。
二者只能选其一的话，我可能还是略偏重社会性方面。为什么呢？我觉得做学问最重要的素质我有，就是那种对思想的洞察力。我做学问很轻松，比如我从来没有进过哲学系，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每天上厕所拿一本哲学书，就这么看出来了。但我觉得人生要追求全面的价值最大化。有些品质是在象牙塔里没法满足的，比如道德勇气。人在某些专业领域有天分当然很珍贵，但我觉得这未见得是稀世之宝；而正义感、敢于实践的勇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缺的。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既然做得到，社会又需要这东西，我更愿意做这些。
我觉得一个人只想挑一种比较轻松的、一帆风顺的生活是没有乐趣的。我有很多烦恼、矛盾和内心冲突，但这也许是一个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表现。
问：华师大的许纪霖先生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他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从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心愿，为问题而学问。
徐友渔：在绝大部分意义上我承认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代人不论自己想把自己说成是怎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动荡，经历过下乡，从基层干起，只说为学问而学问，有点说不过去。另一方面，我研究罗素，他可能是西方哲学家里面最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与许纪霖说的略有不同的一点在于，至少我能够进入为学问而学问的这种状态。
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为问题而学问”与“为学问而学问”哪个更重要？
徐友渔：这样推下去，可以得出一种很深刻的结论。
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
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一看学问根本不行。他那么好的文采、悟性，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们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真想在这种情况下做学问的，自认为在国内干得很好，到牛津一看就知道自己其实也不行。客观地说，就算我是为学问而学问，大家以为在国内当个博导或者拿了很多国家奖、课题基金，就很了不起了，真正见过大世面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根本不行的。
其实，选择哪一头都是很痛苦的决定，这就是民族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想到这一点还是挺丧气的。我们这种做学问的人也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经常感到惭愧。那些不懂的人看起来很风光，我们心里知道远远矮人家一头，其实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我在美国，也许跟自己理想中很标准的学者一样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有机会当一个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尽管我周围很多朋友已经很容易就当上了。
我一点不觉得他们的选择一定比我高明。我觉得一个人接受命运以后最大限度与命运抗争，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昆德拉为犬儒主义提供了精巧、华丽、动人的思想资源
问：我从书中看到，上世纪80年代时知识分子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徐友渔：我80年代走上舞台，不仅是观察者，还是亲历者，是见证人，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层次的东西。比方1989年之后要寻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方向和生存方式，那时，昆德拉在中国大行其道。
问：那么，当昆德拉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后，你对他的批评指向哪里？
徐友渔：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惟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昆德拉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化，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 貌似非常深刻，实际是勇气不够，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个借口。
大概从1990年开始，有两三年，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弥漫着的都是昆德拉。昆德拉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过犬儒主义生活的非常精巧的形而上学的根据。
而且还有精彩的故事。比如武汉的学者到上海，当时朱学勤很夸张地命名为“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上海人尽地主之谊，在市委一个很高级的礼堂放内部电影《布拉格之恋》。看到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朱学勤就发难了，指着他们问：这种形势下你们怎么还有沉默的权利、退出历史的权利？对方觉得你是在进行道德上的敲诈勒索。我们本来是谈论学术思想上非常形而上、非常高深的退出历史的权利，你现在把苏军坦克入侵的特殊状况拿来问我们，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道德上很低下的位置。“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朋友之间非常动感情的一个活动，最后变成了一场大争吵，不欢而散。
透过这些人事纠纷确实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当压迫到来的时候，当专制机器开足马力显示出其威力的时候，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一定要升华成形而上的东西。
客观地说，昆德拉揭露的东西，比如那些西方抗议者作秀确有其事。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可昆德拉。昆德拉一方面批评集体性的行动、斗争哲学、激进主义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里面继承的这套东西；另一方面提倡的是彻底退出历史，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有没有另一条路？我们马上就发现，哈维尔提供了更好的说法和做法。
问：哈维尔与昆德拉的区别在哪里呢？
徐友渔：哈维尔丝毫没有好莱坞作秀的嫌疑，没有在反抗中鼓吹激进主义、强调整体性口号来对一般人实施道德绑架——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一再要人去签名、游行——哈维尔体现非常本真、个人的东西。他去参加游行集会可能会在中途玩一圈，喝杯啤酒又回来，他参加这种集体活动不是作秀，是有效的。我很少佩服、崇拜一个人，但是，哈维尔确实让我钦佩。他让你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罕见的人物，自然，率真，不同凡响。尤其是见面时感受到那种洋溢着的人格魅力。
我认为我自己写过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就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第一个明确揭示出在昆德拉和专制主义之间有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犬儒主义的人仍然是犬儒主义，别想再用昆德拉作为武器来为自己辩解。
要选择信奉哈维尔实际很困难，你宣称选择哈维尔之后该怎么做？会让生活很尴尬。而喜欢昆德拉就特别理直气壮。
超乎寻常的打击和转型期的诱惑，使得人几乎别无选择
问：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严苛。其实，学者也是有权利坐在象牙塔里的吧。
徐友渔：当然，谁都有权利这么做，对于知识分子更多道德上的要求或者胁迫是说不过去的。道德勇气只能要求自己，要求别人是很荒谬的事情，就像我年轻时候在“文革”中的教训一样。但是，作为个人，要有内心的真诚。
问：但这个很难判断，你怎么来界定一个人是否真诚地想要献身学术，还是因为怯懦而不愿面对现实？
徐友渔：所以不能有诛心之论。但内心会有一个判断，我熟悉这个群体，我坚信我的判断是没错的。客观地说，对于在民间维权的人，或者在新闻战线上为正义打抱不平的人，与那些大知识分子、名教授，懦弱而只考虑自己名利的人，我内心要尊敬得多。
问：那你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道义是第一重要的吗？
徐友渔：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身份，但是，知识分子在说社会责任或者历史使命之前，首先要能用学术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学者。撇开这一点，就像鲁迅说的，成了“空头文学家”。
我是个教授，我必须把学问做好，但我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不但要维护自己身为公民的权利，还要维护其他公民的权利，这点没做好是说不过去的。这点做好之后，另外的事情是锦上添花。这点不做，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事情。西方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公民意识，看到不正当的事情总是会站出来。当然他不必牺牲自己。
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要比现在好。这可能是社会已经把这种道义感破坏了。中国的政治迫害太厉害了，就算一个正直的人，也经不起超乎寻常的打击。同时，转型时期诱惑也太多。你如果在道德勇气上退一步，能得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没有这么多诱惑，人总还是有天然的正义感，总是要骂娘、要说话的。现在尤其对于高校的知识分子，威胁和利诱两方面的强度都特别大，使得人几乎别无选择。
问：所以，很多人都期待这一代人从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会有所改观。
徐友渔：这个期望好像不是太有把握。体制的基因复制能力非常之强，权力的格局会把人改造得非常厉害，制度安排常常比个人受的教育训练重要得多。很多政治家对现实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什么都知道。
问：你的关注和参与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徐友渔：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猖獗的东西，民粹主义大泛滥，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些危险非常现实。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我不是政治家，一定要给出一个图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我对现实的危险很清楚，但只要拼命跟这些危险作斗争。未来中国社会是个次好的社会，我也会满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xhu

文革期间多少有很高艺术品味和修养的艺术家和很祥瑞的老人和文人挨狠整，这笔账怎么算。。。。。。沈至整死为止啊！！！！！。。??。。?。?就说句文革是错误的太简单了吧。。。?。?。中国人一向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周浪峰

政协委员刘梦熊登整版广告 怒吼谁不政改谁下台 明报

　　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12日在香港报章刊登全版广告，批评北京法院构陷赵连海，践踏人民宪制权利。公开呼吁政改由法治开始、「谁不政改谁下台」。
　　刘梦熊的文章以「非法的法、无罪的罪」做标题，批评北京大兴区法院重判赵连海，是践踏中国公民宪制权利，背叛共產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亦侮辱良知。他指，毒奶粉事件是有关部门监察不力。但法院把受害人由原告变被告，用司法腐败压制民眾合理诉求以掩盖行政腐败，损害人民根本利益。他最后写道﹕「赵连海冤案有如反面教材，当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连一个疼爱子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时，任何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被迫著发出最后的吼声﹕政改应由法治始，谁不政改谁下台！」
　　刘梦熊过往经常发表支持中央政府言论，曾经指六四事件有很多真相也未清楚，不应该那麼快就要求平反，亦不应该形容是「屠城」。今年初又猛烈抨击公民党和社民连发起五区请辞，是企图搞「港独」。
非法的法，无罪的罪原文：
　　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被关押一年后，前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所谓「寻衅滋事罪」重判两年半。这宗判决，是对中国公民宪制权利的践踏，对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须全民共斥之，全国共讨之！
　　国家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赵连海作为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无论在街头接受记者采访，或是受害人家长周年聚会，或是为被强奸女访民鸣冤，要么是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要么是打抱不平的公义之举，与所谓「寻衅滋事罪」风马牛不相及！法院构陷乃「非法之法」，赵连海所犯乃「无罪之罪」！
　　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核心一条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有关部门监察不力，让三聚氰胺奶粉流毒全国，坑害了数以千万计「祖国的花朵」，单是因此患上肾结石婴孩就有三十万之众，这是明显的行政缺失；如今，法院竟将受害人家长由原告转为被告，以司法腐败压制民众合理诉求来掩盖行政腐败，完全是损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违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
　　赵连海冤案有如反面教材，就是当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连一个疼爱子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时，凡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政改应由法治始，谁不政改谁下台！

大汉天生

中国已沦为世界的“赌场” 五种人正参与着赌博 天涯


天涯网友 静雨山晨认为，当所有人看好通胀，并希望在大宗商品期货、股票、古玩、黄金、粮食中大赚一把的时候，华尔街开始收网，锁定做空套利模式。在华尔街正要喊做空的口号时候，我们的大爷显着急了，抢着帮华尔街喊了这一声，撤退！
点评：东临碣石易观沧海，每天万吨级巨轮冒着滚滚浓烟带着廉价的商品出海，换回一堆又一堆的美金，央行又将这些美元乘以6.66倍印刷成人民币投放市场，中华这片古老而青涩的热土地，剩下的资源越来越少，而进来的钱越来越多，怎么可能不发生通货膨胀，外贸进来的热钱还算名正言顺，更大规模的非法热钱伪装后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地下钱庄进入中国，这是当局无法察觉的，据专业热钱研究者估算，应该在10万亿美元以上！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也容不下全世界的热钱大规模的汇集而来，热钱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热钱流经之地物价飞涨，美国日本都是奉行零利率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非常低廉的拆借成本，那些资本大鳄如鱼得水，释放着史无前例的流动性袭向中国，赌人民币升值，赌房地产升值，赌国内紧张的矿产资源涨价，艺术品市场，农产品市场，中药材等等，赌中国会增加利息，就是什么事情不干放在银行里面也能得到比美国日本高得多的利息，中国人声鼎沸物价飞涨，任何资源都可以拉来炒作，任何商品都可能沦为下一个泡沫，整个中国已沦为各大资本玩家的巨大赌场，各种游戏花样翻新，游戏规则却十分落后，更滑稽的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各类游戏的参与者，这个赌场钱多人傻，那么这个赌场到底能容纳多少赌注？其实美国佬的钱就可以把中国这个大赌场填满，外加上日本人的钱，恐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捆稻草！
什么都涨价，买什么涨什么，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投资热浪，先知先觉的炒家已赚翻天了，巨大的赚钱效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行”投资者也参与其中，搞实业没有搞炒作赚钱快，厂房不搞生产了，将工人都解雇，厂房里面堆满了稻谷大蒜绿豆中药或者紫砂壶，大规模囤积货物赌涨价，全民眼看着飞涨的物价以及被贬值的存款不甘寂寞，带着7000亿储蓄热情洋溢的参与其中，富人买黄金穷人买大米！一天一个价恐慌性抢购，全民皆赌！
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被炒作，还有什么不涨价?百姓恐慌性抢购潮四起，中央眼看热钱就要失控，周行长“池子”横空出世，疯狂的物价遇上zf忽左忽右的调控，导致本月股市期市暴涨暴跌，有人一天致富，有人一夜赔光，愚化的民众与丑陋的人性那禁得起这般的刺激与挑逗，在此时此刻人性的疯狂表现到了极致，后知后觉的炒家接连爆仓血本无归，失去的不仅仅是赌注，同时也失去了未来的梦想，失去了原本就不够的幸福，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对zf的信任……
来到这个赌场的人，当局者迷，疯狂的人性就始终被贪婪与恐惧这两大魔咒左右着，牛顿也曾经被吸引到疯狂的股市，结果同样被洗劫，他承认可测量出天体的运动轨迹，却测量不出人性的疯狂。赢了还想赢，输了想赶本，或者跌的受不了割肉丢盔弃甲恐惶而逃！价格飞涨的时候人们恐慌性购买，价格狂跌的时候人们恐慌性抛售!
在这个伟大的赌场中，人类动物的本性暴露无遗，根据性情、智商、社会地位等，可大致归类为以下几种动物:
——一、鳄。
国外资本大鳄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无数次大起大落，累积了足够的钞票与经验，他们深深的知道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发展轨迹，它在打赌新兴市场的各种物资价格泡沫都会轮流吹大，将来也会赌这个泡沫大到一定极限必然破灭而做空C国！这只鳄鱼早已闻到了资本的血腥，潜伏其间相时而动，随着中国资本进程推波助澜趁热打铁，鳄鱼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大猎物，一旦时机成熟瞬间张开血盆大嘴一招制敌！
——二、狼。
中国商人都崇尚狼的精神，敢打敢拼白手起家，很多民企都是狼的文化，他们是这个赌场的常客，商战竞争异常激烈，为了控制物价，哄抬物价，抢得一手资源，它们又需要联合作战，狼狈为奸，联合坐庄！甚至为了暴利敢违背道德与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赌博，动作灵活，活动面广，无论竞争还是联合，逐利是它们的本性，抓到羔羊才是目的，但它们绝对不敢对鳄鱼下手，相反在河边饮水一不小心就被鳄鱼吃掉！
——三、羊。　
羊群效应，喜欢跟风，看到被鳄鱼与狼慢慢炒高的物价继续追涨，其他的羊来吃草它也来吃草，享受着物价上涨的快感，还有一部分没有买进的羊每天忍受着物价上涨的痛苦，于是越来越多的羊，一群又一群的羊全来吃草，它在打赌“别人都这么做”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它也很自然的认为“是对的”，全然不知道暗藏的风险即将来临，来到早的羊吃饱了，来的晚的羊基本上没草吃了，于是来到河边喝水充饥，不料被潜伏水中的鳄鱼一网打尽，另外一群羊看见形势不对，仓皇而逃，这群羊逃到了山上，没想到又入了狼窝……
——四、猪。
主要是懒惰不动脑子，总想撞运气捡便宜。也容易被垃圾饲料所忽悠，看着被鳄鱼和狼炒到顶峰的物价后知后觉，嗷嗷叫着要吃，拦都拦不住，它参与的赌博赢钱的概率极低，它也只是妄想中个小彩票，结果不小心中了内外勾结之圈套一买就跌，然后又嗷嗷叫着怎么办怎么办怨天尤人，狼忽悠它还要继续跌，于是又嗷嗷叫着挥泪割肉，结果一卖就涨!看着反弹上去了的物价又嗷嗷叫着要去追，如此反复着!
——五、虎。
兽中之王也，这个赌场就是它开的，生意红火的不得了！为了维持动物界的食物链平衡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作威作福还要立牌坊，绝对不允许谁挑战自己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也要保持食物链下游的可持续宰杀，狼群数量太多了，需要吃掉一部分，但是它对外来的鳄鱼却没有办法克制，有时候还得顺着他们，它在赌鳄鱼先生不会轻易动武，它在赌小肥羊们以及那群蠢猪不敢早饭，对于这种权利太大的猫科动物，鄙人也不敢多加评论……

xhu

想先辈共产党革命者多么纯洁啊！对组织无比忠诚。

大汉天生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之傻，可称世界第一，并列出五条证据：一曰中国海关听凭巨额赃款流出国门；二曰中国外贸为他人做嫁衣裳；三曰任由全球电子垃圾涌入中国；四曰不知善用稀土战略资源；五曰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要求。
这种观点看似不无道理，其实值得商榷。
先讲一个故事。某人住在一座市价五亿的公寓大楼里，为自己的套间买了一百万火险。随后，此人趁月黑风高，一把火将大楼夷为白地，神不知鬼不觉之间，一百万到手。
毁掉五亿，换来百万，看似其傻无比。然而，五亿是大伙儿的，百万是自己的，这样看来，傻与不傻，便需另当别论。
先说海关。中国的贪官们狡兔三窟，逢到风吹草动，便溜到外国享清福去也。官官相护，乃是中国的光荣传统。海关也是咱中国的地面儿，岂有断人生路之理，至于流出百亿千亿，与我何干？
再说外贸。中国人做得辛苦，中国货卖得便宜，这话不假。可是，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农民工端上了饭碗，官员从中既得实惠，又有政绩，夫复何求？美元是在国库，不是在我钱包里，币值是升是降，是稀是稠，管它做甚？
再说电子垃圾。引进外国电子垃圾，各地拆解业繁荣昌盛，多少人空手套白狼，大发横财。电子垃圾为害后世吗？拜托，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再说稀土。不错，中国稀土是人参卖了个萝卜价。但是，不禁要问：中国当做萝卜卖的人参岂止是稀土？既然卖罗卜已能饱我私囊，为什么还要罗嗦？
再说日本战争赔款。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说过，要感谢皇军侵略中国。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大家句句都听，句句都信，为什么单单这句不听不信？
总之，“中国人太傻”这种观点的毛病，全在于“中国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
还回到上面那个小故事。有人为赚钱而纵火烧楼，如果因此而给楼里居民统统戴上“傻”帽，恐怕不大公允。假使居民们明知有人纵火，却根本无力阻拦，只能任其为所欲为，那就更谈不上傻与不傻，而是可悲可怜了。

大汉天生

加拿大广播公司进行的一个受歧视民意调查结果，2010年感受歧视程度(经常感受到
的比例)排行榜：

穆斯林 34%
原住民 33%
印巴人 28%
黑人   20%
一犹太人 13%
华人   11%

2004年联合国有关官员指出：“种族歧视在加拿大仍然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系
统性的事实”。联合国因此建议加拿大联邦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制定出
一套全国性的反种族歧视的计划。尽管加拿大在反种族歧视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联合国认为加拿大应该在更高层次上遏制种族歧视，不平等对待以及仇外排外
这种“祸害顽症”。

联合国今年三月公布的少数族裔问题的报告指出，尽管加拿大在多元文化方面有
“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但在涉及到显著少数族裔的那些“重要及长期存在的问
题”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Jason Kenney对报告很快做出反
应，称联合国把他们的优先问题搞错了，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加拿大，因为世界上几
十个统治区在对待少数族裔问题上有着很成问题的记录。

911 让穆斯林拔得头筹是可以预见的，而华人最少令人费解。翻开加拿大社会学的
书，提及少数族裔时，总是说仍还最受不公对待和歧视是华人这个最大的少数族裔，
并归咎为华人传统文化与主流社会群体差别太大。有什么理由能说明从最受歧视到
受歧视程度最少的变化，我想华人判断种族歧视的标准比较特殊恐是原因之一。

最近读了几篇关于歧视的文章，认为像加拿大和美国曾有的排华法案才属于种族歧
视，别的什么是种族歧视上大家都没说。

但有些观点值得深思，比如“ 不是所有“歧视”都是种族歧视。很多“歧视”在国
内就有。不要把到处都有的“歧视”和种族联系起来，更不要把个人的问题和种族
混为一谈。”， 可能有人把职场能力上的差别归咎于种族歧视，所以，又有说法
“你的本事大一些，你受到的“歧视”就会少一些。” 这导致有人出来抨击歧视时，
先强调自己是成功人士。也有认为种族歧视是我们对些事过度敏感的结果。这样的
话，要找出种族歧视还真难。

歧视意指区别对待，就是相同的情况，但是处置不同(非一视同仁)。至于种族歧视
就是受到这样区别对待，是基于种族和国籍等等。我们通过故事来看别人是怎么判
断种族歧视，好像他们是按定义针对情况发挥，不是咱们的这个思路。

有一黑人女子在美国某汽车大公司工作，被发现偷公司的资料用于她的读Ph.D后被
开除。他们家控告这是歧视,理由是同样情况的人但不同族裔会得到不同的处置。这
么大的公司，一查两个白人有同样情况，但处置是一个提前退休，另一个降级。而
另一黑人女子在加拿大就不走运，她是加拿大公民，在多伦多机场被怀疑带毒品错
抓。其控告联邦海关官员使用暴力过度，法院审理发现使用暴力没有过度。其律师
又提错抓和族裔有关(原诉状没写)，要求公布多伦多机场错抓记录。联邦政府提出
这不公平，因为法院规则是正式答复诉状后，原告就无权再提加新诉讼点或再重诉。
联邦政府也顾廉耻，歧视人还要公平。前一种情形，就咱华人的人气，就不要去抗争了，还是“你的本事大一些，你受到的“歧视”就会少一些。” ，后一情形有参考意义。

在加拿大，别的少数族裔抗争种族歧视情形是怎样的？皇家骑警让伊朗裔学员退学，
因为他的一些德行让大家受不了，结果除复学外，赔50万加元的种族歧视痛苦费。
农业部有个实验室因为基金短缺把个老印给解雇了，留下的要是个老中就没问题了，
偏留个白人，同样的结果是赔钱加工作。加拿大的老印控告种族歧视是遍及各行各
业，有告拳击协会的，厉害的把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本身的歧视给告了。反种族歧视
委员会以资金短缺把在一个部门当主任的老印给解雇了，她告法庭后，资金短缺理
由不够，反种族歧视委员会又说她的工作评估分太低，法院判决前后解雇理由不同
就是歧视。

老印控告水准不输于黑人。比如在蒙特利尔有个锡克教小孩上学也要佩把小刀，但
学校规定不能携带刀类凶器，为此，他家指控学校规定违反宪章宗教自由。其实，
除他们家之外的锡克教天天围头巾是真，但佩刀也就是逢年过节时，没有随时都佩
刀的，意味他们与众不同。在诉状中他们自称是正宗的锡克教，“正宗”二字使得
法院没法去讨论为什么大家都不佩，而你要天天佩刀。他们让法院回答这个问题，
这把刀是凶器还是宗教饰物，打了4年多的官司，结果他们赢了。他们也是学来的，
最早是一个囚犯指控政府不给他吃素违反宗教自由，因根据他对教义的理解，他要
吃素。虽然，不认可这种让你的政策因我的存在而变，而不是我来适应你。但佩服他们的力量，因为，加拿大锡克教协会也加入进去。

反观咱们华人，除了很早前一位多大教授控告多大歧视外，网上曾报导比如把个体
老板告了因为某中国人怀孕而解雇，又如在工厂大会上称支那人吃饭像猪。真的就
这点歧视吗？远远不止的，我帮过不少家庭，有被警察枪杀的，自杀的，和判刑的，
真的是像有人说的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这样对我们。

和大家分享一点我抗争歧视的经历。

申请加拿大公民时，移民局要抽查部分申请人，出示文件证明居住满3年(即背景调
查)，这个背景调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周围的被调查的中国移民家庭都被搞得很
痛苦和失望，他们感到不被当人看待，在羞辱下得到了公民。我2001年申请，当时
申请公民一般3到6个月，我太太和小孩在我后半年申请，4个月就拿到。而我等了1年
半后被要求出示文件证明我居住满3年，我的文件很完整，文件交出后又等了1年半，
查询后被告之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后到当地移民局去问，从他们提的居住问题发
现他们根本不看我以前提供的居住文件。

移民局的人说想要快拿公民，撤回现有的申请，重新递交，是因为这样快，等法庭
处理要等很长时间( 他们对被调查的中国人都说这话)。我表示我要知道我有什么不
足之处需要法庭来处理，对方不回答，只是说会有人来决定。当我知道递交申请时
如没有居住满3年，可以撤回重新递交，我认为他们是逼我认罪，羞辱人，我感觉欺
人太甚，一气之下自己就把移民局告到法院。下面是控告的其中一条。

我指控移民局“背景调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政策违反加拿大宪章15条平等权，因
为该政策歧视受背景调查的人。理由是：相比较与大多数公民申请人不需要背景调
查，背景调查是强加了差别对待到受背景调查的申请人，这不构成在宪章15条下定
义的歧视。然而，背景调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确是有这样的或促进这样的作用，
即让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申请人，其个人的能力受损、或财富受损、或价值观受损、
或认同感受损，让其作为加拿大社会的一个成员，得不到平等的关怀、尊重和考虑。

我不说背景调查的政策歧视我，而说该政策歧视受背景调查的人，我作受害人之一
来诉求宪章权力，促使法院去在大多数不需要背景调查公民申请人与受背景调查的
人之间找平等对待，以防政府和法院说我和别的受背景调查的人没差别。

法院是这样判决的：原告申诉对他进行居住调查，而不查别的申请案就构成歧视，
如此断言是缺乏必需的事实依据来作为申诉的，他也没有申诉在背景居住调查上对
公民申请人有任何差别对待。再说，被告呈交的陈述与原告的申诉不一样，在公民
申请中，背景调查是一项普遍存在的操作。因此，原告根本没有事实基础来控告违
反宪章15条的权利。

我是2004年底控告移民局的，2005年移民局开始在入籍考试后，采用与所有申请人
面谈居住问题，这样就消除了差别对待，而且申请也开始有了时间表。我想今天移
民局不会有人敢像当年再叫“没有时间限制的”了。

然而，法院在行使不公和歧视时是那样的坦然无惧，法院都我走遍了，我所控告的
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而是层层判罚( 大约共$7000多，我只付诉状开始写错的$2000费，明确告诉拒不公的判罚)。也吵到管法官的委员会，结果都一样，用他们的一套打发我。上帝真会安排，三年后我因税务官司又光顾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 同样法院是
那样赤裸裸的不公和歧视。所以，感谢上帝，捡选我经历人间的磨难。在我的字典
里，没有“忍气吞声”和“放弃”。在和司法部长交涉时，我告诉部长，我只要活
一天，我就会抗争一天。

一位名叫MargaretCannon的加拿大白人于1995年写了一本《加拿大－隐性种族歧视
的王国》的书，她是GlobalandMail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她根据自己的经历，深深
体会到加拿大虽然在法律上禁止种族歧视，但以白人为主的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
尤其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仍然非常严重。当然他们的歧视方法和花样不象以前那样
公开赤裸，而是非常高明地利用各种机会和事件大作文章。面对媒体的那种藏头露
尾、闪烁其辞的手法，被歧视的族裔或群体通常无可奈何，一般难以作出恰当的反
击。

在加拿大，我看到别的种族抗争的多是隐性歧视，也就是模棱两可的东西，而我们
面对的是明目张胆的歧视。这说明我们没有力量，华人这个最大的少数族裔的社会
地位远没有到我们想像的那样乐观，在司法抗争歧视和不公平上，我们华人做的远
远不够。

咱同胞对我控告的反映有意思。有的媒体关注的不是司法不公，而是我之所以控告
是我自身有问题，明报标题是这样写的“入籍资料不齐审核逾3年，华汉控移民部失
职”。结果有一个网站这样讨论我的，80%网民指责我，不少人说这真丢人，有人建
议联邦政府以刁法制刁民，认为司法不公在中国可能，在加拿大不可能。这是媒体
误导的结果，我想如果网民了解更多实情，可能态度会好些。在联邦上诉法院判我
的上诉败诉后，多伦多一位知名的华人律师就在报上指责我有行为不当的地方，说
我告政府违反人权和宪法是非同小可的上诉，一定要有足够的法律依据。网友就说
“要啥子证据，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法院又不能把人往外赶。”。其实，我还真
没有问题，而所控告的几点都导致移民局改变其政策和规定。我错了吗？没有。而
在于我们自己判断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取向，不是去针对歧视和社会不公，而是
自责，自己否认自己，自己排斥自己，自己不尊重自己。面对强敌，可怕的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因为真正的敌人是自己。

最后，我把多思文章引用的话“自由不是无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窜改一
个字，变成“公平是有代价的(Justice is not free)"。想说在北美这样即便文明
和公平度很高的社会，权力和利益是抗争来的，不是等人家呈送。我想引用电影
“战俘列车”结束语“也许逃出去一个也是胜利”来结束此文。

也送大家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You Raise Me U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aKFcfytlxU ( 喜欢女的演唱，点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1_MydgRFZw&feature=related (喜欢男的演唱，点这)

歌词是：       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评论(13)引用浏览(4608)发表评论文章评论作者：百分之一留言时间：2010-06-04 06:43:13谢谢大家光顾此文，因几小时后回国探亲，不能回复大家。作者：复兴中学留言时间：2010-06-05 03:38:26Thanks for your sharing your valu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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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and have a nice trip!作者：复兴中学留言时间：2010-06-05 03:39:50Thanks for your sharing your valu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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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and have a nice trip!作者：税务局留言时间：2010-06-05 08:58:22文笔不太流畅,但是内容很深刻. 很想跟这样的人交流.作者：kingking留言时间：2010-06-05 11:53:40Thanks for your sharing your valuable experience!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are lacking of. Chinese do not know how to use the power of law and the power of 最大的少数族裔作者：当局者迷留言时间：2010-06-05 14:11:25test作者：当局者迷留言时间：2010-06-05 14:26:48加拿大很多机构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而法庭系统的“文件正确”和“程序正确”就是其中主要代表之一。如果版主没有律师代表是自我上庭，非常可能陷入这两个司法法庭的陷阱。

我个人的经验：这里的很多行业协会，最主要的目的是限制竞争、行业自保。譬如很多律师，既什么专业水平，又无道德素质，唯一帮他们保住高薪收入的就是他们对这些“文件”和“程序”的熟悉。而本身也是律师出生的法官们，对这些鸡毛蒜皮的要求也是趋之若婺。很多自我上庭的普通人，再有理，跌到这两个陷阱里，就无出头之日了。那些衣冠楚楚的律师和高高在上的法官们，心里一定在暗讽：“让你省律师费！”

公开的法庭如此（说“公开”，因为庭审、记录和判决是任何人都可以查阅的公开资料），其它有些机构就更不堪了，例如很多委员会、行业协会等等。相比较那些地方的黑幕，这里的法庭算可以了。作者：华山留言时间：2010-06-05 18:27:05大多数在加华人地位都很低下，能有一份工就算不错了，哪里还敢说什么歧视不歧视。只有到被开掉工作，才会争一争。也不会有结果。什么公司投诉部门，HR部门，工会，省人权调查委员会啊全是穿一条裤子，再看是华人投诉，门都没有。作者：no name留言时间：2010-06-05 21:17:26It is not race discrimination. It is DNA of Nazism.作者：km留言时间：2010-06-06 00:06:29老中真贱，许多人甚至为虎作伥

大汉天生

漫谈汉字圈里的几个国家汉字圈里都有哪几个国家？严格地说，只有咱们中国、日本和韩国+北朝鲜，中国则是汉字的中心和发源地。为什么说日本和韩国是汉字圈里的国家呢？因为他们历史上都正式使用过汉语：或在宫廷里记录历史、发表文告，或在贵族学者们之间做为上流语言交往，或在民间的做为语言交流。而时至今日，汉字还仍是他们本国语言里的重要组成因素，不但表现在读音和含义之中，在书面上还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都有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把汉字做为官方文字来使用。
如果条件放宽，再扩大一下范围，则越南也可进入汉字圈。越南的古代宫廷里，颇有一段时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当时汉语就像欧洲历史上的法语一样，成了越南贵族之间的时尚语言。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是，虽然越语读音和含义里有很多汉字因素，但在书面上却没有汉字的痕迹。
条件再大大放宽，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应该算入汉字圈，当然汉字的影响不是体现在其语言中，而是他们每个国家都有很多华人在那儿说汉语。
泰国的华人总数虽少，才占10%，却大多集中在曼谷，占曼谷人口的60%。当年过曼谷，颇有些现在想来还觉得逗笑的事。那时国内的夏衣罕见彩色，大多为白灰兰黑等单色，裤子也以深色为多，所以俺们几人一上街就很醒目。老远一看都知是国内“表叔”来了。结果一胖矮男性，穿花格子短袖绸褂，右手戴个老大的金戒指，一口磕巴的普通话，拦住俺就喊告状。俺就问了：“你倒是告谁呀？”“告你们使馆的商务处！就是听了他们的话，我把钱都赔光了。”俺们天津人就好找个乐，到了泰国亦然，俺说：“告得好！怎么能让咱们同胞们赔钱？”他问怎么告？俺寻思了一下说：“你给邓副总理写信吧，一告就准！”当时邓大人刚复出。
俺不大喜欢买东西，比较喜欢看“民俗”，什么张李两合公司什么的，当地朋友告诉这是夫妻店。还有六块板的棺材铺，用料比中国北方要肥得多，模样很胖，一下子就想起了林正英演的《僵尸先生》。中午朋友请饭，专门找了家中国餐馆，俺心中不快。当然么，中国菜国内俺们还不是天天吃？晚上俺偏要到街上吃大排挡，朋友还是觉得大街上不妥，就到小巷子找了个“真正的”泰国小饭馆吃，点的都是海鲜，粉条炒螃蟹块，鸭子屁股串在火上烤什么的，反正一满桌子。可惜没白酒，结果喝威士忌，泰国产的。呵呵。吃完了俺刚说总算吃了个典型的泰国菜，结果老板娘出来道谢，一问是中国人，第二代移民。
晚上回到旅馆最戏剧性，首长的房间是单间，俺们其他人则是两人一间。夜深了，陆续有敲门声，民航的人早告诉了俺们：此店固然高级，但不decent，每层都有妓女。俺们两个人一屋不怕呀。首长不行了，吓得跑俺们屋里来了。唉，那时当官儿的胆真叫个小啊。首长烦恼，说：有个女的硬往屋子里挤。正说着，后面还真跟着进来了。同屋问俺：“怎么办？”俺说：“扔出去！”两人一提溜，只听扑腾一声，扔出去了。这一招儿也是民航的提早告诉俺的。气定了，同屋喃喃地说：“md，奶子挺大的。”三个人一下子笑成一团。
缅甸的华人不是很多，约占总人口的3%，近200万人。但多集中在北边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那儿还有个所谓的果敢族，其实也是中国人，是早年因历史变故迁入缅甸的。近代文革时期，中国有些红卫兵小将竟到了那里，成了将领，组织人搞起革命来了，成了气候，至今余焰不熄。当年是祖国支持他们给军火跟军政府对着干，现在不听国内的话了，让他们罢手就是不听，结果，国内掉过头来支持军政府，一下子老实了。
新加坡则是蕞尔之国，连台湾当时的民进党官员都骂过他们是鼻屎大的国家。新加坡实在太小，小到比俺们天津市的一个区都小。不过几乎都是华人，赖李氏父子经营有年，保护汉字传统的劲头比咱国内还足。当年中国高层颇与李光耀交好，俺冷眼看，其实并非看重他多么政治家，多么有才，而是要在东南亚为自己插个钉子。太小也是国呀，多个给中国说话的，总比少一个强。就像当年毛太祖偏要说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用意一样，有胜于无。其实新加坡太好治理了，就像中国一个自治县似的，调个县长过去一样管理。俗话说“船大难调头”，可治理中国，俄罗斯，美国这样的大国就不一样了，国家大的南边光膀子都热，北边已经穿皮袄了；东边红日冉冉，西边还是黑夜。同是国家领导人，量级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马来西亚华人颇多，占23%，约800万人，是该国第二大族群。华人多了，自然也注重传承华人的习惯。其华人界虽不像新加坡那么尊孔读经地复中华之古，但也时不时地弄些什么汉服汉字的提倡活动。倒是咱们国内消停，竟默认旗袍就是女性国服了。满清能代表中国的时间段和能代表中华文化的内涵终究比起汉唐来要少得多了。
其实若着重于汉字乃至汉语对其它国家语言的渗透，还是越南，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讨论起来热闹。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字的因素却在其语言占了很重的份量。
越南也有个故宫，是北京故宫的袖珍版，乃越南阮朝所建。历史上越南也曾是中国的属国，到了明朝才失去了管辖权。明朝版图很怪：北边多了个萨拉林群岛，南边丢了个越南。越南民间结婚至今还贴喜字，有的还贴汉字对联。这都是当年宫廷里以说汉语为时尚的影响。奇怪的是当年的共产党国家都很要面子，跟北朝鲜一样，掌权之后，他们都竭力地要把自己的语言从汉字的影子里洗出来，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可惜却无法真正做到。越语中有很多发音源自汉字，根本改不掉，除非再创一种语言。还有很多史书也是用汉语书写的，估计不会为了摆脱对汉字的附属关系就都焚毁了吧。胡志明的汉语说得很好，曾参加过中国革命，算来也是一代枭雄人物，枭雄们都顾大义而不拘小谅，不死好面子活受罪，所以胡志明来中国会毛太祖，都是自己说汉语，不须翻译来抬高自己。网上有胡与太祖光膀子聊天轶闻。
胡志明不仅说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说上海话和广东话。汉字书法不错，甚至可以指书（不用毛笔，直接用手指写），另外也能写老干体诗词。胡志明曾有诗赠大将陈赓：
当年遇君一青年，如今统兵握帅权，
雄兵百万悉听命，捍卫革命固滇边。
金正日是北朝鲜的开国之君，按说也该算个枭雄，当年在咱们东北跟着抗联打游击抗日，汉语自然十分了得。他真心佩服的大约就是毛太祖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太祖寿诞一到，定送一筐苹果，从来只送苹果，且只送一筐，深识太祖脾性也。每次国内都要登报：金正日同志送苹果一筐祝寿云云。其他国家效颦者颇多，非洲穷国有送小孩子做的弹弓的，送一筐芒果的，有次芒果据传转送了北京某幼儿院，一时消息上报，各报转载。金日成会毛太祖那是要说汉语的，后来金日成傲了，周公访北朝鲜，镜头前已经无谦卑之态，大模大样与周公并行。到了金正日就更是草头蛇下蚯蚓，一代不如一代了。守成之君，原当谦恭，他偏不，要大肆“清洁”朝鲜话，一时汉字绝迹。其实，北朝鲜人恨中国要比韩国恨得厉害，可能就是这小子骨子里使的坏。
相对而言，韩国对汉字的态度比越南和北朝鲜坏得少些，但更无耻。说少些是因为他们终究底气足，国家富强，不太怕汉字侵略。所以也无须彻底去汉字化。说他们无耻吧，就是他们心里总是不快：自己语言里有这么多摆脱不掉的汉字因素，老得低中国人一头，于是干脆无耻了，干脆说：汉字是韩国古人创始的。网上还有韩国人称孔子是韩国人的传闻，估计耶稣和释迦摩尼也危险了，早晚得入韩国籍。
当然，韩国对文物的保护比北朝鲜好，汉字文化遗留下来的也多，如书籍，字画等。还有写汉字的传统，如名片是一定要写汉字的。而北朝鲜用的则是咱们中国文革时的路数，都破四旧了。
当年北朝鲜领导来往中国甚是频繁，电视上常看到金家的人讲话，当然都是车轱辘发音，久了，俺们天津小孩子都会模仿了，写成咱们汉语是这样的：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前轱辘离后轱辘三尺三
写成音标是：
qiiiaanguloubuzhuanhooouuugulouzhuan, qiiiaanguloulihooouugulousanchisan.
其中除：“前、后”，还有第一个“三”字要拉长声重读外，“轱辘”要连读，其它字要快读轻读。这，就是韩语了！
而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上是从不手软的，也不掩盖真相，颇有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潇洒。唐代服装你们中国不穿了，俺们接着穿，叫和服；汉字你们简化了，俺们不简，再改几下，叫日文汉字；毛笔字你们不喜欢写了，俺们喜欢，叫书道；你们抽鸦片把剑术忘了，俺们正好练，叫剑道；你们产茶叶，茶叶多，喝起来像饮牛似的浪费，俺们像举办仪式似地慢喝，为了节省，叫茶道...
中国文革末期，敢公开研究古文的没几个了，日本人说，将来你们中国人想学四书五经非来日本不可了。日本天皇的年号都是从《论语》里选出来的字义，所以小鬼子也得通点《论语》才行。
日本当今的书道，整体上比咱们中国要差很多，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些日本书家在书法融入了所谓的“禅”意，结果“禅”意有了，字都成鬼画符了。日本书道在传统上很尊崇王羲之父子，历史上也有些形似的佳作。
真正让咱们中国人汗颜的还是所谓的“棋道”，你说围棋这鬼玩意儿，当年咱们孔子那么提倡，把琴棋书画射御称为“士”必学的“六艺”，咋咱们现在就整不过小日本和韩国涅？弄得国际上都有人认为围棋是日本人发明的。

大汉天生

　漫谈汉人与华夏文化　　　　　　　
俞力工

“中国”之称，有点自我中心之嫌。华夏之“华”，根据《春秋左传.正义》的“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大概可知，汉族祖先衣饰较华丽，因此自称“华人”，这也有点矫情。

　　另据报道，凡受华夏文化影响的地区，如日、韩、越，历史上也经常自称为“中国”与“华”，而对其周边文化较落后地区，则称其为“夷”。回头看这文化嫁接史，的确很难断定是与非。

　　就汉族祖先的来源，近数十年随着分子遗传学研究和考古发现的互相验证，学界倾向于认为当前的汉族并非北京周口店的后代。原因是十万年前中国大陆进入冰川时期，这批百万年前由非洲移居中国大陆的人种多已自然消灭。此后，大约两万年前冰川期接近尾声时，一批于十万年前自非洲东部经中东，来至缅甸地区，并在此滞留相当长久的所谓的黄种人“西部内陆支”，便开始向黄河上游及渭河流域进发，并在半坡一带形成仰韶文化和随后的华夏民族（“蒙古人种北方远东类型”）。大约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不足以满足部分群体的生活，其中一部分便远走西藏。这也就是汉、藏分家、两语言之间有系统性关系的渊源。

　　若干考古学家对以上理论不表赞同，提出周口店北京人就有铲形门齿的汉人特征，因此认为汉人是北京人后代的可能性仍旧存在。情况究竟如何当然有待继续考证，不过，可能性大体只有两个，一是冰川期还有一批大难不死的周口店北京人漏网之鱼；二是，先后两批非洲移民都属同一血缘，而且都有移民中原倾向。

　　汉族的祖先毫无疑问最早在中原定居（河南、山西、苏西、徽北之间），其周边自然也有一些沿其他路线移民至此的蒙古种亚群，如阿尔泰族（突厥、蒙、满、朝等）、东夷（汤）北狄（黄帝、炎帝）、西戎（周文武、秦）、以及南部的先越、先蛮。还有一些属于棕色人种的移民，他们更早于黄种人沿着海岸线前往南亚、东南亚、东海岸，并继续北上白令海峡，直奔美洲。

　　总之，中原地区的汉族祖先通过与周边族群的交往、通婚，再通过文字的发展与文化认同的促进，构成了汉族与华夏文化。严格说来，汉族的最早定型期应当始于秦汉，但其后随着周边民族的入侵和社会动荡，民族成分以及文化认同又变得模糊起来。于是，到了宋朝，辗转进入第二个稳定期。元朝蒙人入侵之时，非止把汉族定为贱民，还要以淮河为界，把汉族划分为地位较高的北方人和最底层的南方人。汉族最后一次稳定期，始于明清并延续至今。从这里，大概可看出汉族或华夏民族的形成历程。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尽管分分合合，却始终留着一炷烧不尽的香火。

　　众所周知，约在北纬30度长江流域东部地区还发现了规模很大的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旧址。该文化的古老至少与中原文化一度并存，但是因为没有文字可考，其真正地位还有待发掘。

　　华夏文化与汉民族的社会发展在全球范围的确独树一帜，而其独特性就在于他的扩张、壮大依凭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认同。笔者以为，这社会现象必须符合几个特殊条件：一，汉族主要以农耕为生，而周边多为游牧民族。汉族在战斗力不如人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防守、科技与文化融合。因此，汉族不得讲究血统，必须习惯于与异族通婚、共处；二，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才能够一口口地把侵略者“吃掉”。基于此，历史上的其他大帝国的人口多受限于自然增长，而中国则不断超限增长；三，公元五百年前，中国与其他社会分道扬镳，走向一条自由经济道路，因此其自由性对周边奴隶制、封建体制社会的人民具有甚大的吸引力；四，中国同时走的又是政教分离的道路，凡受宗教迫害或精神压力的周边民族都可在中国获得解脱；五，汉族不讲究血统、阶级而重于文化与教无类。因此只要认同华夏文化，俱能接受为自己人，甚至跨进权力中心；六，中国文字发展得早，而且特点在于表意，而周边民族语文多属表音，无法轻易对汉族造成干扰和影响。

　　虽然就人类学意义，今天已找不到“纯种”汉人，但汉民族的大多生理特征却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口中占主要地位。当前汉族人口约占全球的19%；大陆占92%；台独分子自称受频繁“国际嫁接”的台湾占98%。       2010-11-09

大汉天生

白岩松：勒紧裤带奉献他国 为什么中国却缺少朋友 CHN强国网

白岩松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

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

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而XX却不顾民众的生活在用大把金钱买他国的欢心。

有不少网友指问：我国是发达国家了吗？中国有钱吗？有没有钱老百姓说了算。什么时候也可以减免一下自己国内穷人的债务呢？还有网友表示，看来政府还是不缺钱，以后捐款要审慎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