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S

　国民党的牛屄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要脸的牛屄学。例如它吹牛说抗战胜利收回了台湾，但它却不说它丢了外蒙古。台湾在中国东南，面积一万三千平方英里；外蒙古在中国正北，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吹牛只吹东南不吹正北、只吹一万三千不吹五十八万，这算什么英雄？


　　断送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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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大卖其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可是签约后，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在东北、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失！……


　　国民党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有过这样的秘密谈话：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当时首都在南京，似不是致命伤。到首都变成北京时，就是致命伤了——李延明），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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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段话里行间，蒋介石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可见这段秘密谈话，开宗明义，就在承认国民党"谋国之道"的错误。这一承认，因为出自蒋介石本人之口，最值得我们的重视。


　　"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


　　国民党上当四年后，自己流亡到台湾。到了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存在，国民党文学待从之臣邵毓麟，当天上午即请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议，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Gong，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协议》，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声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王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奇怪的是，既然苏联早就违约背信了，国民党为什么不早点废约呢？为什么拖到八年后才废约呢？这一颟顸行径，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国民党外交部在《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声明》里，透露了答案：


　　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不惜重大牺牲而缔结中苏条约，原冀远东和平及安全得藉此奠一基础，因之虽苏联屡次违反该约，但中国政府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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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作风，岂不是太贱了吗？事实上，明明是苏联签约起就违约背信，国民党外交部却从来不昭告世界，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早已成立；废约的理由，也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呢？这种颟顸，古往今来的执政党中，又有谁干得出来呢？


　　保送外蒙古


　　国民党一九五三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国民党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在台湾时意淫大陆，兼及外蒙古，自然也是一件快事。


　　不料，好景不长，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国民党大吃一惊！因为这时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是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在手，如果见外蒙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于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非洲许多小国入会，国民党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国民党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十四、十六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的说：


　　蒙古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而伪蒙在目前则只是俄帝的附庸；其加入联合国，当然是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为着这个问题，我们对美国和其它有关友邦，曾多方接触，严正表示我们的立场。最后由于美国肯尼迪总统向我们诚挚表示："中华民国必要是准备退出联合国。但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如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自然直接是联合国的解体（真的吗？--笔者存疑），间接是美国对自由世界领导声的坠落；我们为阻止俄共最近挟匪入会，为着防止俄共对自由阵线的渗透分化，特别是为着尊重中美共同**的长远利益，乃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在坚持反对外蒙入会的立场之下，忍痛避免使用否决权。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徒然愤激痛恨，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我们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我们就不怕没有拯救外蒙人民的机会，不怕不能贯彻自由正义的主张。现在我们一切忍辱负重，就者是在光复大陆这一总目标上"坚忍图成"的作为，"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局"，今日之伏翼局局，乃就是为明日奋飞致远，作一地步。我们在收复大陆以后，自当积极的进一步使蒙古周胞，确实获得自由的权利，实现其真正的意愿。这乃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挫败之余，一个沉痛庄严的检讨和信誓。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又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他"避免使用了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国民党查禁我们的书，理由都是说影响民心士气的是我们，这回总算夫子自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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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几十年来，一路把持政权，我们小百姓自然不懂"谋国之道"。但是，看到懂"谋国之道"的国民党"忍辱谈判"，断送外蒙古于先；又看到"不得不遵循盟邦之请"，保送外蒙古于后，我们真的领教了，也服了。--国民党"谋国"谋了四十年后，最后竟然是一挫再败，要靠"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的远期支票来解决蒙古问题，这一"谋国之道"，可真是"蒙古症"（Mongolism）的"谋国之道"呢！

qazwsx

几天没来，咱们议蒙古的帖子呢？

w2s，你的历史过于看重对点，线和细节的感知，而少去探知历史事件的因果逻辑。所以你容易被御用历史学家和政客欺骗。

比如李敖，当他发现国民党签订条约时，给了苏联超出了雅尔塔密约规定的蒙古宗主权，就推论出，老蒋是为了打击中共，出卖了蒙古。

可惜史实不是这样的，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超出了雅尔塔密约规定，再加上台前幕后的威逼利诱，逼迫老蒋丢了蒙古宗主权。而老蒋同时提出要求苏联保证新疆和东北的主权，苏联不得帮助中共只是条件之一。

所以，李敖的“老蒋是为了打击中共，出卖了蒙古”是站不住脚的。

qazwsx

第二节 斯大林：“不得到外蒙古，我就不甘心”
1．斯大林翻云覆雨，宋子文忍气吞声
1945年6月30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一些高级将领和全体外交人员的欢迎。中方主要成员有宋子文外长、王士杰、蒋经国、傅秉常等。
当天下午、宋子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在与斯大林初步讨论时，宋子文表示，中国愿意恢复20年代初的那种中苏合作关系，他认为，苏联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理解和同情，中国就难以建设国家。
斯大林致欢迎词，他指出，现在苏联领导人与沙俄时期有天壤之别，那时沙俄的目的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而现在，苏联的目的是联合中国遏制日本。
翌日晚上8点，斯大林和中国外长开始正式谈判。由于斯大林的习惯，谈判时间都定在晚上。
斯大林一开始就盛气凌人，搬出了雅尔塔远东协定的副本，指着上面罗斯福、丘吉尔和他本人的签名，粗暴地让宋子文看看清楚。
宋子文也不示弱，拿出了5月28日斯大林与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副本交给斯大林，并特别强调指出，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
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在旅顺问题上，斯大林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当宋子文提到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
“为了满足蒋主席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准备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我不愿开创有损中国的先例。”
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极力反对“租借”旅顺，也知道蒋介石反对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旅顺问题上的声明，便一直把“租借”旅顺当作一张有用的“小牌”，可以随时抛出，随后就利用这一“重大让步”，迫使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投桃报李。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应该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实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可能会出现或长或短的分裂，但是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就必然会或者应该重新统一而成为唯一的、伟大的“中国”。在中国古代，那些把“中国领土”交给“野蛮人”统治的当权者仍被后代当作卖国贼而唾骂。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自13世纪元朝建立后，外蒙就一直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蒋介石如果同意把这么大的“中国领土”变成一个独立的蒙古，将会大大削弱他作为中国民族领袖的威望。
而且，外蒙问题涉及的远不只是民族主义象征，它还与未来中苏边界力量的长期均衡有直接和现实的关系。外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它受反苏维埃国家（比如日本、美国或即将强大的中国）控制，将对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如果控制在苏联手中，苏联红军就能轻易对北平实行有效的打击，并能扼住南满的脖颈。
蒋介石和斯大林都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的目标是，在名义上长期维持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国影响，等中国强大以后，再进行控制，面斯大林的目的恰恰是阻止出现这种局面。
6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彼得罗夫时，已表明了对外蒙的态度，他认为，外蒙“现状”是，中国对外蒙仍保留宗主权。这一点苏联在1924年的中苏条约中已经承认。但是，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允许外蒙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军事、外交领域的自治。蒋介石认为，外蒙问题和西藏问题也有联系，中国在外蒙问题上向苏联让步，就会便英国对西藏提出同样的要术。所以最好先不要提外蒙问题，如果不得不提，中国愿意正式宣布外蒙为高度自治地区，但中国仍保留宗主权。这种解决方案意昧着：蒋介石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7月2日，在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根本无法接受蒋介石对外蒙的立场。他告诉宋子文，蒙古人民不想再受中国的统治，而希望独立，而且，外蒙已经正式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已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行政管理和从事外交活动，中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维持现状。
斯大林不同意蒋介石对于“现状”的解释，他认为，莫洛托夫参与了雅尔塔协定的起草，有关外蒙问题的条款在圆括中写上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条，这表明，“现状”是包括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存在的。
他蛮横地说：“协定的创立者难道不知道协定的内容吗？”

W2S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为一个问题烦恼：从国力军力上来看，美国打败日本问题并不大，但问题在于美国打败日本要花多大的代价。美国毕竟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能象獨裁国家那样要求人民为了领袖无限制地奉献生命财产。如果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人牺牲太多的话，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抬头，政府就不得不顺应民意与日本中途停战讲和。　　后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也表现了美国人的这个特点。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把赌注放在美国经得起物的消耗，却经不起人的消耗这个弱点上。日本军部认为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默认东亚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让第三国参战来分担美军的人员伤亡消耗。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在美国的牵头下，２６个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对德意日作战。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弱小国，美国对他们并不抱多大指望。当时罗斯福考虑到能够有效帮助美国共同对日作战，分担美军人员伤亡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中国和苏联。
　　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英国，英国人当然是美国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国当时正忙于欧洲和北非战事，对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心有余力不足。驻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便战败，向日军投降。不过驻扎印度的英印联军还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力量。
　　罗斯福第二考虑的是中国，一来中国已经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军发动反攻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二来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弹药。所以罗斯福设想了一个“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力”的方案，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军。但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心里没底。
　　罗斯福第三考虑的是苏联，苏军的战斗力强，在战术上是美军的最好帮手。但罗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愿意对日作战，因为苏日两国之间１９４１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有保持中立的义务。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愿意撕毁条约向日本开战，或者斯大林会为向日本开战而漫天要价。另外出于防共的考虑，罗斯福也不很情愿苏联出兵中国和日本，因为这样有可能使中国和日本“赤化”，成为美国日后的敌人。基于以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定首先武装中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武器装备，试图让中国承担起太平洋战场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苏联的参战。
　　所谓“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在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和日本签订的有效期为５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两国在条约签署后的５年间保持相互中立，苏联承认“满洲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是两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
　　在向中国运送武器物资方面，美国又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出海口均被日军占领，只有通过陆路向中国运送军备物资。苏德战争爆发后，经由苏联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印缅道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兵占领英属缅甸，切断了印缅道路。所以美国希望英印联军和中国军联手打通缅甸道路，以便向中国运送军火武装中国。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国派出缅甸远征军，由美国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英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试图夺回印缅通路。
　　１９４２年１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１９４２年３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國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的这次作战被日军打败，英印军退回印度。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军队撤回云南（蒋介石经常越权直接指挥，对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评）。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在退回云南途中，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１０余万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云南的只有４万人。撤往印度的两个师改称中国驻印度军，驻扎在印度的兰姆咖。驻印度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采用了全式美式装备，后来成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史迪威称他作为远征军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欧美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亲自训练一只１０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１万余人，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军补充到１０万人，但蒋介石对此十分冷淡，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只不听他指挥的强大军队。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蒋介石前后只向印度空运了１万多人，使史迪威的１０万人训练计划受到很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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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１０００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１９４２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可是在两天前的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鉴定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国民黨搞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汪精卫作为蒋介石的老对手赶在他以前签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让蒋介石十分不快。蒋介石说：“新条约一再拖延，让汪伪抢先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为终身憾事。尽管人们对汪伪的条约视同儿戏，但中美新条约晚于汪伪发表，仍难免让人感到难堪。”此后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日渐冷淡，这也导致英国在１９５０年最早承认中共政权，因为当时中共没有明确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均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蒋介石不愿意和斯大林一起开会，因为蒋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假如斯大林在会议上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蒋介石承认了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无法向国人交代；如果蒋介石不承认而美英两国又支持斯大林的话，中国就会在会议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后来罗斯福提议分别召开一个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和一个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Ｅｌｌｉｏｔｔ）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產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随后召开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斯大林说：“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与共產黨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更加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罗斯福支援积极抗战的中国共產黨部队，罗斯福答应考虑。当时一些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写了不少赞美共產黨清廉、八路军勇敢善战的报道。
　　与腐败的国民黨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產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黨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產黨接近，美国接近共產黨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產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產黨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產黨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同意，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于美国同意了，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１０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于１９４３年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夺取印缅道路。但后来美英更变了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阁下同意计划的变更吗？”蒋介石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１０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
　　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６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４５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６０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８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另外１０亿美元的贷款也引起美国人的争议，１９４２年２月７日美国国会虽批准无条件贷款５亿美元，到１９４３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２．４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國政府提取的２．４亿美元中有８０００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中國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１０亿美元贷款１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２５００万美元以内。
　　１９４３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１０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３３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５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１９４２年２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５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黨政府的獨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１９４２年６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３５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黨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黨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另外掌握国民黨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５０年后的１９８３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１９４３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５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国民黨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國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另外蒋介石在１９４３年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外国人的侵略掠夺，推卸中國政府的责任，让美国人读后非常不快。当时美国舆论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头脑顽固的冷酷獨裁者”。
　　１９４２年２月美国向中国提供５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２０元法币兑换１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３０００多元法币兑换１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５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买到１６０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１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１９３８年２３亿元、１９３９年４３亿元、１９４０年７９亿元、１９４１年１５１亿元、１９４２年底３４４亿元、１９４３年７５３亿元、１９４４年１８９４亿元、１９４５年１０３１９亿元，抗战８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７３８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来越多，国民黨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１９４４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１０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被迫出兵，１９４４年４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１９４４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５０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４０余万，面对５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３８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８００辆卡车中的６００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１４６座及美军空军基地７个，飞机场３６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黨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５０万共產黨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產黨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与蒋介石政府的避战保存实力相比，中共的积极对日作战姿态，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传，使不少美国人耳目一新，对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也称赞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时，特别提出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延安视察。蒋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国人访问延安，但在华莱士的再三坚持下，被迫同意美国观察小组访问延安。
　　１９４４年６且１８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华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到达第二个访问地昆明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產黨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也不好公开拒绝移交军权。但作为政坛老手的蒋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战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说，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请罗斯福给他一些时间，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同时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要人为他说情。
　　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９月６日到达重庆。９月１２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９月１３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９月１８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９月１９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５８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９月１９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９月２０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９月２６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獨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９月２５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１０月６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１０月１２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１０月１８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１０月２１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１０月２０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１０月３１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１１月１６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招回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史迪威离任后，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但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更为严重的是，蒋史之争降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美国预计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１００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共同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中国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１９４５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作战，也可以说是蒋史之争造成的间接后果。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非常气愤，曾一度派缪斌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于１９４５年８月承认了“雅尔塔密约”。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虽然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向日本开战，但斯大林并没有准备立即开战。据最近俄国解密的秘密文件，当时斯大林准备等美日中三国打得筋疲力尽后，再出兵占领中国长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满洲国两个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把中国北部交给中国共產黨，只把中国南部让给美国。但美国发明了原子弹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计划，苏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急忙出兵满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国的计划已经落空。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的结果就有可能使中国出现南北朝鲜那样的国土分断结局。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國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
　　１９４４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中国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中国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中国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黨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黨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１９４４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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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末期由于国民黨的腐败，国民黨军队的素质比１９３７年抗战初期时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国民黨高级军官为了确保经济收入，各军队开始经商，军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商上，更加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为变相的商业性机构，商人要依托军人的特许和保护才能从事商业活动。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在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９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黨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坏了。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１９４４年７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黨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１９４４年末，国民黨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对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最早到达延安的是一批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异口同声地报道说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国记者的报道使不少美国人把中共视为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称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国”，而重庆代表“封建的中国”。美国新闻界对中共的正面评价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予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清廉进步的中共，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国战区美军最高参谋史迪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利用共產黨的军队打击日本人，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的更远一些，他希望把中共从苏联拉入美国一边，不仅成为美国军事上的同盟，而且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当然在美国反共的大气候下，罗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于是萌发了建立国共联合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產主义政黨，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评价中共说：“中共里面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共產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共產黨，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农民民主黨。”同样苏联的斯大林也称中共是“马戈林共產黨”（马戈林：ＭＡＲＧＡＲＬＩＮＥ人造黄油、非纯正的）。
　　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提出美国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好同意美国派一个十几人至二十几人的小型代表团到延安，团长为鲍瑞德，代表团中还有中共的“朋友”，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斯。谢伟斯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期间，就与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结为朋友。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毛澤東同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毛澤東向美国放出“远苏近美”的气球，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毛澤東执政后，在中共黨内批判了王明的“国际派”，１９４２年的“整风运动”后，更进一步肃清了“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确立了毛澤東的领导地位。而苏联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澤東上台后，中共和苏联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战爆发后，苏联主要援助的是蒋介石政府，对延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虑放弃苏联而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
　　这时中共在理论上也开始摆脱共產主义的色彩，毛澤東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共当前的任务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毛澤東提出：在中国搞社會主義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后，国家完成工业化建设以后的遥远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国人对中共搞赤化的恐惧感，谢伟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毛澤東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社會主義国家，相反中共试图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在中共与苏联以及共產国际并没有密切关系，中共认为美国比苏联更可以依赖。”
　　中共明白美国人喜欢“民主”，所以尽量树立民主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共声称在他们的解放区里，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组成方面，实行“三三制”，即黨内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农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召开边区参议会，实行与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说：“共產黨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黨，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產黨的这个同黨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１９４４年秋开始，美国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国共两黨的“联合政府”。１９４４年８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的赫尔利，担任起国共两黨的调停人。当时中共由于处于劣势，缺乏国际支持，所以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积极。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赞成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国军队。１０月２３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约见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相比之下，蒋介石则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极，只是为了不得罪美国人，才不得已勉强与中共进行谈判。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访问，毛澤東和周恩来等人到机场迎接。１１月８日，赫与毛澤東、周恩来会谈，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项建议，１１月９日毛和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毛赫达成的五项建议是：
　　一、中国军队统一。
　　二、国民政府改组，建立一个由各黨派及无黨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四、美援物资在所有抗日武装间平等分配。
　　五、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为合法政黨。
　　由于赫尔利是美国的反共分子，中共担心赫尔利在国共两黨的调停中偏袒国民黨一方。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正确转达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弗里德曼带一封信，请他回国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信中说中共对国民黨政府不进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请摩根索访问延安。
　　１１月１０日，赫尔利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返回重庆后，罗斯福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汇报他与毛澤東达成的五项建议，但蒋介石对建立一个有共產黨参加的联合政府毫无兴趣，因为这样要使国民黨失去独揽政权的资格。１１月２２日，蒋介石提出三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军队与国民黨军队合并。蒋介石同意军事委员可以接受数名共军高级将官加入，但没有同意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反对毛赫五项建议，使赫尔利很失望，但赫尔利又接纳了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试图说服中共让步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
　　中共对赫尔利的摇摆不定感到愤慨，毛澤東指责赫尔利为什么和他签订了五点建议，又倒过去同意蒋的三点建议。毛澤東对美国延安代表团团长鲍瑞德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澤東仍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合作。赫尔利的这次调停失败，与他自己的立场摇摆不定有很大关系。
　　尽管中共不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但声明无意关闭和谈之门。中共发现赫尔利等人是亲蒋的，但也有鲍瑞德等一些美国人是亲共的，中共想冲破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与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建立联系。１９４５年１月９日，毛澤東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个代表小组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来打算亲自赴美国访问。从现在披露的情报来看，罗斯福并没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谁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无法查明。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４日，国共双方的谈判再开。中共代表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坚持共產黨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以后，才能开始谈判联合政府的问题。最后双方于２月３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取代现行的国民大会，为建立民主宪政开辟道路。但在统一军队和共產黨参政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谈判。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美军中国战区最高参谋魏德迈申请二千万元美元贷款，作为对日作战经费，被赫尔利阻止。中共一直无法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直接取得联系，打不开对美局面，并且又得不到苏联的实质性支持。１９４５年６月，毛澤東在七大会议上发表了《愚公移山》讲话，表达了中共即使没有国际支持也要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批评蒋介石政府“要把中国引向黑暗”。
　　正在美国撮合中国联合政府之时，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上罗斯福背着中國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雅尔塔协议”，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出兵。“雅尔塔协议”关于中国的内容如下：
　　一、外蒙古脱离中国獨立。
　　二、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
　　三、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
　　四、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蒋介石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中国将是十分不利的。蒋介石在２月８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３月１５日，蒋介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得知雅尔塔密约的具体内容后非常愤慨，他在３月１５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己卖华乎？惟如何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当时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出兵。蒋介石没有估计到日本会那么快投降，以为日本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所以苏联一旦出兵，苏军就会以消灭在华日军为借口，进军大部甚至整个日占区。苏军一旦进入中国，就不会轻易撤走，要换取苏军从中国撤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有甚者，如果苏联象处理东欧占领区那样，把进入中国的所到之处都建立共產黨政权，蒋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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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蒋介石希望日本放弃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重庆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日军从中国撤军，把日占区交给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对日单独讲和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一旦日军撤出中国，苏军就没有了进入中国的借口；二是可以保证得到日占区的领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国单独与日本讲和当然要得罪美国人，不过蒋介石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做出牺牲中国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之举，中国这样做也不算背信弃义。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６日，缪斌奉蒋介石的密令乘飞机来到东京，与日方密谈单独讲和一事。当时缪斌名义上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实际上却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缪斌到日本时，携带一部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无线发报机，把密谈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并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令。
　　缪斌首先提出要直接与天皇会谈，但缪斌并不持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什么其它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对缪斌的身份尚有怀疑，所以不同意缪斌见天皇，而是让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会见缪斌。３月１８日东久弥宫会见缪斌时，开门见山地说：“在我们会谈以前，请先生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缪斌说：“请讲。”
　　东久弥宫问：“第一，重庆承认天皇吗？”
　　缪斌答：“承认。”
　　东久弥宫问：“第二，为什么要与日本和谈？现在美军已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直率地说，日本对战争已经绝望了。”
　　缪斌答：“重庆并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安全也要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如果日本在灭亡前与美国停战讲和，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防浪堤，可以将苏俄进入中国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东久弥宫问：“第三，为什么要直接与天皇会谈？”
　　缪斌答：“日本政界没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东久弥宫对缪斌的直率回答很满意，认为缪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东久弥宫问起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缪斌说中国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点：一、取消汪精卫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军立即从中国撤退，将日占区移交重庆政府；三、中日单独签署停战协议，中国负责斡旋日本于美国之间停战讲和。东久弥宫听后认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矾国昭继任首相。小矾也十分支持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１日，小矾首相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蒋介石和平方案。尽管小矾一再坚持与中国单独讲和，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均反对，他们认为单方面从中国撤军会导致军心涣散，也反对抛弃日本支持了多年的汪精卫政府。最后小矾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与中国讲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圣断”。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对，这样失去了各方支持的小矾不得不辞职，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小矾辞职后，由铃木贯太郎继任首相。铃木也曾设法与重庆和谈，但得不到军部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缪斌得知日方的商议结果后感叹说：“日本的政治家都是猪脑子。”
　　缪斌这个人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彩。缪斌１９２１年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电气科后，加入国民黨，１９２３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出任无线电科教官。１９２５年２月东征陈炯明作战中，缪斌组织了敢死队，带头冒死冲入敌阵，一时被誉为国民黨军中的英雄人物。缪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１９２６年北伐时，缪斌出任第一军副黨代表（正黨代表为汪精卫），１９２８年北伐胜利时，缪斌任陆军中将。１９２９年，２６岁的缪斌出任江苏民政厅长的重职，但不久遭排挤下台。此后缪斌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隐居著书。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缪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
　　美军占领日本后，从日本档案里发现中国单独与日本秘密讲和的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中方代表缪斌出庭作证，但缪斌已被中国处死。原来抗战胜利后不久，缪斌作为汉奸被逮捕，并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被处死。缪斌是蒋介石政府处死的第一个汉奸，不免让人感到有杀人灭口之嫌。缪斌死后，缪斌的日本朋友为他建了纪念碑；１９５０年，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在东京主持了缪斌的追悼会；１９９１年在东京稻荷神社为缪斌树立“显彰碑”，封缪斌为“和平神”。日本人认为应该感谢缪斌冒险到日本谋求和平的行动，缪斌最终因此而死，故树碑表示纪念。
　　蒋介石政府虽然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由于腐败，却失去了中国民众的民心。在抗战时的艰苦环境下，不仅底层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过教育的中产階級，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也挣扎在饥饿线上，承担着战争带来的牺牲。可是他们周围的有权有势之人，却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发战争横财，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亲共產黨，也不赞成共產主义，但他们更痛恨国民黨政权的腐败，然而中国却没有第三条道路让知识分子们选择。
　　一些历史学家著书说二战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为蒋介石出钱出枪打内战，这是有违于历史史实的。美国固然反共，但美国并不赞成蒋介石用武力消灭共產黨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蒋介石把共產黨作为一个合法的民主政黨对待，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共產黨问题。蒋介石则坚持用暴力方法消灭共產黨，这是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点。
　　１９４５年４月以后，美军已经攻占硫磺岛等日本外围岛屿，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基本被歼。此后日军发起“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攻击，虽然没有阻挡住美军的攻势，但也给美国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进攻日本本土之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加期望苏联出兵分担美军的牺牲，但苏军并没有立即行动。日本人并不知道美苏之间关于苏联出兵的密约，以为斯大林有可能出面调停美日停战，所以通过外交途径请苏联向美国转达日本的停战条件：保留国体（天皇制），日本自主撤军，对日本不得实行军事占领，在割地赔款方面可以商议。这其实是一个有条件投降方案。
　　对此，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美国新总统杜鲁门、英国新首相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郊外波茨坦开会（蒋介石未被邀请），决定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起草了《波茨坦公告》。中国并没有参加《波茨坦公告》的起草，只是在公告发表前，请中国在上面签了字。７月２６日，《波茨坦公告》以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名义发表，苏联因碍于苏日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间，当时未列名于公告。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波茨坦公告》中添补了斯大林的名字。
　　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接到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但对原子弹的威力仍然心中无数，所以还不敢拒绝苏联的帮助。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摧毁了整个城市。此后美国感到打败日本可以不要苏联的帮助了，对苏联的态度强硬起来，从积极邀请苏联出兵，转变为反对苏联在亚洲扩张。同时苏联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从等待观望转为立即出兵，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要赶在日本投降以前出兵，否则苏联就没有出兵的借口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美国和苏联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立场对立，美国主张美国专管日本，而苏联主张共管，中国怕苏联驻进日本后，找借口盘踞中国东北不走，因此赞成美国专管日本方案。苏联在对日作战中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最后只好同意美国专管日本。
　　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力量稳步发展，到１９４５年，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除了陕甘宁边区外，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也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已有军队１３０余万，民兵２００余万。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日占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地带，日占区成为国共两黨争夺的肥肉。盟国约定中国战区的日军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投降，中共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于是共军独自出兵，在解放区附近受降日伪军。国共两黨军队因争夺日占区而发生的武装冲突日益激烈，中国刚停止外战，又开始了内战。
　　在中国内战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美国出面斡旋中国的和平。美英苏三大国统一了对华方针，即不干涉中国内政，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时苏联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苏联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同意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但另一方面，苏联又把中共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棋子，暗地里扶持中共，接应中共进入东北发展势力，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中共。为了避免国共两黨利用日伪军打内战，美国特别通告国共两黨要遣散“伪军”，不得对其进行改编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
　　但国共两黨谁也没有理会美国的通告，私下改编“伪军”，暗地里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与技术人员，为打内战作准备。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总兵力近３０万人；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兵力５万余人；满洲国军兵力约４０万人。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黨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接收了绝大部分日占区，又得到了数十万投降日军和汪精卫政府军的装备，吸收了数十万“伪军”，加之抗战时得到的大量美援装备，使重庆政府的军事力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有军队约４００万，军队的装备也大大好于战前。由于重庆在军事方面对延安有绝对的优势，蒋介石试图依靠其军事优势，一举摧垮歼灭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彻底解决共產黨问题。
　　但美国却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灭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方案，中共的态度十分积极，因为延安的力量在抗战中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与国军相比仍处于明显劣势。当时中共对国民黨的军事优势相当畏惧，以前被国民黨赶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并没有想到国民黨军队已腐败丛生，不堪一击。加之苏联又采取“脚踩两条船”态度，以支持国民黨为主，扶持中共为辅，使中共感到另一种危机感。当时中共的最佳选择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中共对１９４５年美国调停的“和谈”具有相当的诚意。
　　与此相反，蒋介石对美国调停的“和谈”并不感兴趣，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与共產黨和平谈判的姿态。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蒋介石给毛澤東发电，邀请毛澤東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邀请毛澤東到重庆也是有所考虑的。毛澤東只身前往重庆谈判，必定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如果毛澤東不敢来重庆，那么蒋介石就可以向美国人说延安没有和谈的诚意。即使毛澤東前来重庆，毛澤東在客地谈判的不利条件也较多。当时毛澤東的确对前往重庆有所顾虑，延安很多人也反对毛澤東去重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毛澤東给蒋介石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澤東：“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
　　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澤東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澤東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所以毛澤東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在谈判期间美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于是赫尔利８月２７日亲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来到重庆。毛澤東赴重庆前，中共中央召开了谈判对策的紧急会议，会上决议：“国民黨在内外压力下，有可能在谈判中有条件地承认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黨的地位，形成两黨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同时蒋介石也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讨论谈判方针。国民黨的谈判方针是：在军事毫不迁就，在政治则可以适当宽容一些。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双方谈判开始，谈判的出发点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毛澤東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八项要求：
　　一、召开各黨各派和无黨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旧国大代表无效。
　　三、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
　　四、给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释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保留４８个师军力（后来毛澤東让步为２８个师）。
　　八、中共参加受降。
　　蒋介石则提出了国民黨方面的意见：
　　一、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保留１２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区问题：不承认中共的解放区政府。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方面的行政人员。
　　三、政治问题：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黨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
　　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当选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额。
　　由于国共双方立场相差太大，谈判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澤東单独会谈了约１０次，但会谈的内容至今尚未公开，无法知道蒋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谈了些什么，两人也没有发表过对对方的看法。但据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说，蒋介石曾对他说过：“毛澤東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竞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１０月９日，毛澤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１０月１０日，双方发表了所谓“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在召开政治会议，开放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在军事方面，共產黨最后让步保留２４个师，国民黨方面最后让步允许共產黨保留２０个师，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区的民选政权和国大代表问题上，双方意见仍然分歧。虽然“双十协定”中共產黨让步较多，但仍不失为一个平等的协议。
　　“双十协定”是国共双方相互让步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如果国共双方能够严格按照“双十协定”所规定的去做，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中国应有很大希望。但国共双方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和平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双方都不遵守，国共两军间的军事冲突依然不断。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撤回了比较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特，换上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表示美国有公平调解国共合作的诚意。马歇尔来华了解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后，说：“中国人的哲理与欧美人完全不同。欧美人怎样说，他就怎样去做；中国人则说法是说法，做法是做法，这就教人难于揣度了。”
　　中国的民众深受八年抗战之苦，不愿意再打仗了，中国民间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黨派（民主同盟等）形成了中国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开始向国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战。民盟虽然没有枪，但在社会文化界有相当的影响，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利用战争，在国民黨内中形成了个人独揽大权的獨裁体制。战争结束后，中国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蒋介石除了在军事上受到中共的挑战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主黨派和国民黨内部民主势力的挑战。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发表关于内战问题的演说，提出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组建联合政府等主张，结果遭军警干扰并开枪断绝交通，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于次日举行罢课，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发起學潮声援。１１月３０日军警与学生发生了暴力冲突，１２月１日冲突升级，军警向联大师院校内投入两颗手榴弹，炸死学生３人，伤数十人，造成所谓“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學潮，各地学生和教师纷纷罢课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惨案同时也给国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１２月６日蒋介石致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要他尽一切努力平息學潮，万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把学生送去集中军训。１２月８日，卢汉召集各校教授谈话，１２月９日又召集各校学生谈话。卢汉表示要严惩凶手（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宣判死刑），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后，学生方面感到满意，各校决议于１２月１７日复课。但仍有少数学生认为学生代表太软弱，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继续罢课。后来政府方面宣布１２月１７日仍不复课的学生一律开除，學潮开始走向平息。
　　“一二一”學潮是抗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协让步而结束，从此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各种學潮此起彼伏。当时国民黨统治区之所以频繁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主要是因为人们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虽然蒋介石每次以比较低的姿态处理學潮，但并未能遏制學潮，各种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蓬勃的反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导致蒋介石政府垮台的一个原因。
　　“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军的武装冲突依然不断，使美国人开始考虑采用强硬性和平调停。马歇尔来华后，向蒋介石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意思：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的统一。如果国民黨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制性和平调停深感不快，认为马歇尔受了中共蒙骗，为中共帮忙。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担忧也。”
　　中共则很欢迎美国的和平调停，对马歇尔寄予相当的希望。周恩来向马歇尔表明：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间的覆辙，中共愿意承认蒋介石主席的领导，愿意作为国民政府名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参加国民黨联合政府。马歇尔同意中共作为国民政府下一个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拥有一定军队。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建立与共產黨分享权力的联合政府问题，但蒋介石只准备让中共在政府机构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不让中共分享实权。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成立马歇尔、国民黨代表张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又称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展开认真负责的谈判。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三人小组”主持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向国共两军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双方最迟在１月１３日午夜前停战。１月１３日，蒋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别向两军下达停战令，中国内战一度出现和平解决的趋势。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在“三人小组”调停下，国民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四十人，其中半数由国民黨人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黨派及无黨派人士担任。
　　二、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名额由现在的１２００名增加到２０５０名。
　　三、和平建国的纲领：“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黨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和平建国纲领》通过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拥护，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一切决议。”但实际上蒋介石在具体执行《和平五案》时，却制造了层层阻力。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在确认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给予中共一定的军权。整军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一、军队领导：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时，应由中共代表所提名的军官递补。
　　二、陆军缩编：一年后全国陆军缩编为１０８个师，其中共军占１８个师。
　　三、军队配置方案：东北地区配置６个军（每军三个师），其中中央军５个军，中共军１个军；华北地区配置１１个军，其中中央军７个军，中共军４个军；华中地区配置１０个军，其中中央军９个军，中共军１个军；西北地区配置５个军，均为中央军；华南地区配置４个军，也均为中央军。
　　这个“容共”的整军方案，是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达成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蒋介石在２月２８日的日记反省录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中共方面对此协议中中共军队的比例较少也不很满意，但认为可以接受。此时中国在马歇尔的调停下，中国内战一度停火。马歇尔和三人小组从２月２８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地区视察了六天，马歇尔在延安会见了毛澤東。本来马歇尔还准备到东北视察，接到美国政府要他回国报告中国调停的进展情况，马的东北视察未能成行。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１日，负责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暂时返美，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又重新开始。
　　国共间军事冲突重开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一方，中共方面以被动应战为主。但此时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比较积极地援助中共。中共有了苏联的援助后，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主动向国军发起攻势。
　　１９４６年以来，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关系破裂，冷战开始。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因此苏联开始扶持中共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军事对抗。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先由张作霖经营，后来又由日本扶持的满洲国经营，国民黨和共產黨的势力从来没有渗入过东北。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成为政权的真空地带，国共两黨谁先进入东北，谁就能抢到控制东北的政权基础。
　　按照协议，苏联本应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届时苏军并无撤军的迹象。为了防止苏军南下，美国派５万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进驻北京、天津、青岛等地。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主权的部分，在中国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２月２２日，重庆各校学生２万余人发起了要求苏联从东北立即撤兵的反苏游行，捣毁了亲苏联的中共的《新华日报》报社。
　　对于中国方面的撤军要求，苏联提出一个反要求：“如果美国撤走驻华北的美军，苏联就撤走驻东北的苏军，苏美两国同时从中国撤军。”美国则以驻华美军是应中國政府之邀为由，拒绝了同时撤军的建议。苏联把日本和满洲国在东北工业机器设备能拆的全部拆走运回苏联，并招请中共军队进入东北，放手让中共在东北发展势力。在拖延了几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３月，苏军突然开始从东北撤军（５月３日撤军完毕），苏军将沈阳等靠南的几座大城市交给国军，而将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中共。５月２４日国军夺取长春，但中共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共派３０万干部渗透东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起东北政权的群众基础。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一时离华的马歇尔特使返华。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又对蒋介石启用了罗斯福那样的强压手段：不停战就停止美援。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６月７日开始为期１５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但蒋介石已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１５天的停战期过后，国军又对中共发动新的攻势。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０日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压手段已有领教，发现了美国人的弱点：只要他坚持到底，美方最后就不得不让步。蒋介石在公开场面还是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措施。对于蒋介石的阳奉阴违作法，杜鲁门于８月１８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由于二战后国民黨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黨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美国到１９４８年４月才再次恢复对蒋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黨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杜鲁门的包庇纵容中共的中国政策，不仅损害了中国，也损害了美国本身。蒋介石与美国的争执也表现了中美两国对“国家领导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蒋介石看来，他是中國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中國政府，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華，批评中國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不过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松手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力争树立民主开明的形象，给喜欢民主的美国人一个好印象。可就在此关键时刻，１９４６年７月发生了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事件，在国际上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事后查明，李公仆、闻一多的暗杀并非来自蒋介石的指示，而是国民黨下层特务的个人行为。李、闻教授常发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论，而个别国民黨下层特务认为李、闻有意侮辱国民黨、侮辱领袖，出于对本黨的“侠义之心”而对李、闻下手。
　　当时民盟是中国政界次于国民黨与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势力，但蒋介石对没有军队的民盟十分轻视。国民黨一直与中共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从来没有邀请民盟参加和谈，在政治上也从未认真听取过民盟的意见，因此民盟对国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作法十分不满。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黨召开“国民大会”时，事先也未与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共一起抵制和不参加国民黨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因缺少中共和民盟的参加，成为国民黨一黨包揽的大会，没有任何民主的气氛。蒋介石树立民主政治形象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高，不像他那样声名狼藉。”
　　由于马歇尔的停战调停不成功，美国政府放弃了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回国。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共和国民黨对和平都没有诚意。美国退出调停后，国共两黨开始放手大打内战。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１９４７年７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华任教，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產主义的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中国的悲惨局面。”
　　东北战场危机时，司徒雷登又给美国政府发去电报：“目前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而且拥护他的人，不过是其最亲近的同志及一些军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员长，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他们的人日渐增多。现在除非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否则将无法避免再度的军事惨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１９４８年３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国民黨内尚无可以与蒋介石竞争总统的人物，于是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作为取代蒋介石的第一步。
　　在中华民国宪法上，副总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位置，所以蒋介石本来不应该在意谁当选副总统。但是蒋介石得知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李宗仁是否当选副总统就成为蒋介石与美国“反華势力”的新一轮斗争。蒋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的阴谋。蒋介石甚至亲自与李宗仁面谈，劝李宗仁放弃选举，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宗仁有美国的支持，倒也气壮，李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当选，蒋介石在这次“抗美”行动中失利。
　　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队的败色已浓，美国开始撤回国民黨军队中的美国军事顾问，驻扎在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也离开中国，美国希望避免卷入国共两黨的内战。蒋介石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却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予以拒绝。美国不支持蒋，苏联又是蒋的敌人，此时蒋介石可以寻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敌人日本了。
　　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请他为国民黨军物色一些旧日本军的出色军官，担任国民黨军的军事顾问。美国的军事顾问太讲民主人權，不允许长官打骂士兵，倒是日军的训练方法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蒋介石痛感国民黨军队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武器，而是军人的素质太差，所以蒋介石想请一批旧日本军官来为他训练军队。
　　１００多名旧日本军官组成的日军顾问团于１９４８年底秘密从上海进入中国，为了保密起见，日军顾问团的全部旧日本军官都起一个中国名字。日军顾问团的团长是前陆军中将富田直亮，其中国名字为“白鸿亮”，所以日军顾问团也称为“白团”。日军顾问团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作战建议、培训军官、训练士兵的工作。国军兵败退守台湾时，“白团”也跟着撤到台湾，继续担任国军的军事教官。蒋介石经常在日本教官讲课时，亲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听讲，认真做笔记。１９５４年美国与国府签署“华美防卫条约”后，美国重新派军事顾问到台湾。美国军事顾问对蒋介石启用旧日本军人做军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蒋介石辞退日本教官，蒋介石说：“在你们抛弃我们的时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会辞退他们的。”
　　在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国军却在劣势的共军面前连连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国民黨失败的原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实中共的显著成功，主要是由于国民黨的无能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当初美国并不关心蒋介石政府的存亡，对国民黨政府的失败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准备坐视中共解放台湾，也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问题了。当时不少美国人对中共颇有好感，但后来中共为了配合苏联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鲜战争，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反共的蒋介石国民黨政府。
　　１９４８年美国大选，因为现任总统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蒋介石为杜威助选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给杜鲁门写信：如果美国不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话，就请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书面宣言，增加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鲁门连精神上的支持也不肯答应，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声明。蒋介石派宋美龄访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却要求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已经明白打出了“逼”蒋介石下台之牌，不过蒋介石也不会轻易认输。
　　１９４８年底，尽管国民黨还控制着长江以南的地区，但谁都可以看出国民黨政府已经危在旦夕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黨内的张群、张治中等人发起“和平谈判”的倡议，希望以蒋介石下野来换取与共產黨讲和，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国也支持国民黨的“主和派”与共產黨和平谈判，停止内战。蒋介石却是一贯的“主战派”，反对讲和，但三大战役后，国民黨军队的主力被歼，蒋介石已无法抵挡黨内与美国的要求他下台的压力，被迫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与共產黨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退居故乡浙江奉化，但仍然担任国民黨总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蒋介石对李宗仁新政权暗中处处拆台，蒋要让美国人知道，国民黨离开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让蒋介石出国，避免蒋给他处处制造麻烦。蒋介石却说：“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李宗仁最后终于还是无法与蒋介石抗衡。
　　李宗仁上台后，对和谈的前景也甚为担忧。李说：“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產黨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產黨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產黨易地而处，他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 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担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谈成功的关键在美国的态度，李宗仁向美国政府请求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制止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李宗仁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如果现在美国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產主义的扩张，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１００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司徒雷登却说：“蒋先生还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中国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不管美国提供多少援助，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美国虽然支持李宗仁，但由于李宗仁尚未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美国对李宗仁的领导能力有所怀疑，不肯轻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对美国的观望态度十分失望，又向苏联政府进行外交试探，希望苏联出面“压”中共进行和谈。苏联表示可以做国共谈判的中介人，但前提是国民黨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这当然是李宗仁无法答应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战失败。
　　李宗仁向中共抛出了和谈的气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共產黨军队不过长江，国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共的回应比李宗仁预想的还要严峻，中共首先表明不承认李宗仁政府，中共说：“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而是因为其尚控制着若干军队。”中共方面的条件是：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但如果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帮助中共消灭蒋介石系军队的话，中共可以答应给桂系保留广西的地盘，让桂系军队驻扎两广，广西三年之内不搞土改。中共的谈判条件其实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条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一国两府”方案；而中共的条件是李宗仁放弃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担任副主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两制”方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甚远，谈判破裂。
　　和谈破裂后，李宗仁把赌注放在长江防线上，希望长江天险能帮助国民黨军队抵挡中共军队半年左右，在美国人面前搞出点“政绩”，取得美国的支持和信任。一旦美国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共军队发起渡江战役，李宗仁的长江防线当即崩溃，南京失守，国民黨政府被迫迁都广州。但美国大使馆却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１９４９年６月，美国报纸刊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新政权的新闻，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美国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指责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表示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政府，并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将尊重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蒋介石对美国发表这样的《白皮书》十分悲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针对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国民黨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在国际损害中國政府的国际威信，在国内瓦解政府军官兵的士气，实为“落井下石”之行为。蒋介石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蒋介石在下野的同时，就考虑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开始把北京故宫的国宝文物移运台湾，又把大量黄金外汇密运台湾，并派最为信任的陈诚任台湾省主席。美国却不满意蒋介石的迁台计划，１９４９年３月，美国派密使到台湾与陈诚密谈，促陈诚脱离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说台湾“自立”后，可以先派联合国军队驻扎，保护台湾免受中共军队入侵，保证台湾的獨立。但陈诚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密案。１９４９年６月，又传来远东盟军司令部派联合国军进驻台湾的拟议。蒋介石气愤美国人竟然要剥夺他最后的立足之地，蒋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
　　李宗仁迁都广州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虽然已决定不再援助蒋介石，但对李宗仁的广州政府仍抱有希望，并由国会通过７５００万美元援助广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能够顶住中共军队的进攻，保住两广地区。然而桂系军队在中共军队面前还是一败涂地，美援还没有到广州就失守了，这笔美援最后又落到蒋介石手中。桂系军队被歼后，李宗仁已无立足之地。李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共，最后选择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蒋介石却不顾宪法，于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宣布复职总统。蒋介石的此举美国人十分不悦，３月１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违宪复职总统。杜鲁门总统则于３月２日在白宫亲自接见李宗仁，待以国家元首之礼，表示支持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复职。尽管美国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黨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当时美国政界的不少人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共政府，否则中共就会更加接近苏联，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也数度试图拉拢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就将承认中共政府。但中共还是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最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撤出了在大陆的全部外交机关和人员，放弃了拉拢中共的努力。尽管如此，美国仍没有干预中共“解放台湾”的意图。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国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会使用武力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不参与中国的内战，也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美国同时还宣布从台湾撤走美侨。美国的行为等于告诉中共，它可以放心进攻台湾，美国决不过问。
　　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在台湾对岸结集军队舰船，准备进攻台湾，后来传出的一些资料也显示中共上层曾决定在１９５０年合适的时候“解放台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北朝鲜军队突然向南朝鲜发起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６月２７日杜鲁门宣布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１９５０年７月，美国向台湾派遣大使，重开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朝鲜战争使国民黨渡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蒋介石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黨军队到朝鲜参战，却被美国拒绝。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虽然有獨裁之名，却没有獨裁之实。因为国民黨中派系很多，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的指挥。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獨裁统治。蒋介石先是改编军队，凡是撤退到台湾的军队都要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保证了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是改造国民黨，黨员重新登记，排除腐败不纯分子。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就想整治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在台湾的另一个重大政策就是土改。台湾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由于日本当局采取优待地主的政策，农民的生活比较贫困。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学习共產黨搞土改，争取人心。国民黨先在台湾搞减租减息，推行优待农民的政策，然后国家出钱买取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由于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国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农民的拥护欢迎，平缓了“二二八”事件以来台湾本地人对大陆人的怨恨，争得了国民黨政府在台湾的群众基础。
　　１９５０年代，蒋介石还对反攻大陆抱有幻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但美国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１９５８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台时对蒋介石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厌恶战争，特别是美国人更不喜欢战争。如果台湾反攻大陆的话，最不愿意看到的必然是保护台湾的美国，所以您的反攻大陆政策其实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我认为您还是有机会返回大陆的。您先在台湾推行善政，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样板。现在中共大搞人民公社，无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满，也许什么时候就会出事。等到大陆天下大乱的时候，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繁荣，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欢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陆吗？”蒋介石听后沉默良久，似有所思。
　　蒋介石是不是听从了吉田的劝告不得而知，但此后国民黨政府走上了发展经济为主的轨道。由于台湾的资源人口有限，国民黨政府着眼于对外发展经济。台湾以减免税收的方法吸引外资，鼓励创办加工外销企业，着重发展对外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经济上却不乱插手，完全放权给专家们。蒋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陆官僚买办经济的教训，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建成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台湾经济。美国对台湾的援助１９６５年以后完全停止，台湾共接受１４多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领袖们》一书中说：“尽管１９６５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台湾是二战后美国的盟国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到１９８０年代，台湾已成为少数的新兴工业国家之一。
　　台湾虽然经济发展顺利，但在外交上却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试图发展与大陆的经济往来，１９５８年２月，日本钢铁代表团访问北京，与大陆鉴定了２亿英镑的“钢铁５年贸易协定”，向大陆提供建设急需的钢材。随后日本方面又规定对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团给予入境方便，允许悬挂大陆国旗。对此蒋介石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不给予中共官员外交特权，不允许悬挂大陆国旗。日方对蒋介石的抗议让步，答应不给予中共官员外交特权和不悬挂大陆国旗，台日关系暂时缓解。
　　１９６３年８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陆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并向中共提供贷款，台湾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议。同年１０月，又发生中国油压机械访日代表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周鸿庆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台湾，台湾国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许周鸿庆来台，可是日本政府畏于大陆的压力，按照大陆的要求把周鸿庆送回了大陆。此事大大激怒了蒋介石，１９６４年１月台湾外交部召回驻日大使，并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将不惜与日本断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池田内阁派出与蒋介石私交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台，修复台日关系。吉田茂与蒋介石长谈三次，共同发表了一份支持国民黨政府的《吉田书简》，再次缓解了台日关系的危机。
　　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对蒋介石来说是坏消息不断。１９７１年５月，日本宣布不再受《吉田书简》的约束，批准向大陆出口重型工业设备；１９７１年６月，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大陆的经济禁运；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投票表决招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声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美国的背信弃义，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辨，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
　　１９７２年７月，蒋介石突发心脏病，虽然主要是因为年迈体弱，但也不能说与美国背信弃义的精神刺激毫无关系。从此蒋介石病卧在床，很多时间处于无意识状态，但他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终年８９岁。蒋介石死后遗体安放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墓之旁。
　　蒋介石从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美国，但蒋介石与美国的外交史，却充满了美国的威逼和蔑视，是一部眼泪与心酸的悲剧史。美国不喜欢蒋介石有各种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蒋介石一味坚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与美国人的民主意识、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蒋介石对政权从不松手，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６年，最多连任２届。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时，蒋介石已任连２届，按宪法规定不能再任总统。可是蒋介石却提出“反乱镇定动员时期临时条项”，不仅再任第３届总统，而且还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２年再任２届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放开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台湾的民主。
　　蒋介石的一生不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主的一生。但蒋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谓开明獨裁，在台湾小岛上干出一番事业，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蒋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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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外蒙古本来就不属于中国

　　中共文化部长郭沫若就曾说：外蒙古本来就不属于中国。下面便是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的文章《纪念“八一五”伟大节日 拥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努力建设新中国答谢苏联友谊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党史研究专家胡华：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对于外蒙古问题，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历史学家、中共党专家胡华的文章，题为《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胡华在文中说：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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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支持民族独立不是什么秘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其中一条就是支持民族独立. 任何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不成熟的决定. 国民党也有支持民族独立的法规, 好象只是在蒙古独立时使用一次, 也就是为什么老蒋硬要加上那个公投,因为符合宪法.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不管共产党如何喊, 没有人会承认他们. 而民国政府不一样, 他代表中国. 他的任何条约都要受国际社会制约. 这就是为什么抗战的国际援助, 都是进入民国政府那边. 日本投降也只接受民国政府.

实际就象现在, 大家大骂江XX永久丢失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没有人骂民国政府. 再比如, 南海诸岛, 大家都谴责共产党政府, 而没有谴责民国政府.
如果还要例子, 那就是袁大头对日本的21条. 据说当时孙中山的那些条不比袁大头的差, 但是日本人不相信孙中山而接受袁大头21条.

蒙古的独立, 不管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条约是民国政府签的. 蒙古加入联合国时, 蒙古还在民国的地图上, 而民国政府没有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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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上对老蒋有两句话评价得非常到位，那就是日记强国，地图开疆。日记强国自不必说，前段时间不是有位杨叫兽通过蒋委员长的日记考证出委座竟然是720刺杀小胡子的幕后主使，其玄幻程度已经可以与裕仁同志44年就准备送武器给共产党有得一拼了。而委员长一生最大的杰作就是在逃到台湾后将已经从中国境内独立出去好几年的蒙古再次“划”进中华民国的地图开疆的壮举。熟悉真相的人都清楚，那是委员长自欺欺人的体现，但很少有人想过老蒋“地图开疆”本身是一种否定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愚蠢做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蒙古独立的全过程。
一般认为蒙古独立的祸根是在清朝时期种下的，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误区，那就是通常很多人认为满清与蒙古“亲如一家”。应该说从史料上看野猪皮的先祖可能与蒙古有着某种密切联系，明末满清能最终顺利入主中原，与蒙古的联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与蒙古上层贵族结为姻亲关系（如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出自蒙古科尔沁部）。但事实上满清入关后统一中国后对征服的蒙古各个部落仍然沿袭了自唐朝以来中原王朝（也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建立的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草原蛮族“以夷制夷”，“分而制之”的策略，所谓满蒙“亲如一家”事实上只限于漠南蒙古（今内蒙），而对漠北，漠西蒙古采取打击，压制政策，并在康乾年间还与漠西蒙古准葛尔部发生战争，并最终全部屠灭（这一点在陈道明主演的《康熙帝国》中有反映）。当然对于蛮族“狗咬狗”的做法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综观历史上入主中原的那些北方蛮族政权（扫一下小盲，女真并非游牧民族，而是渔猎民族，故以蛮族统称），只要是实力不太弱的，在打击自己昔日的同行方面往往能表现出比汉族王朝更高的热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与成吉思汗同出自拓拔鲜卑的北魏王朝著名的雄主太武帝（虽然是胡人皇帝，但偶很崇拜他，14岁就敢亲率鲜卑铁骑亲自迎战来犯的同出一脉的柔然铁骑，如果以他的一生拍一部史诗巨片，气势绝对不输《汉武大帝》，论打击游牧民族的历史功绩，绝对不逊色刘彻。至于后来的李二，朱四之流给他擦鞋都不配）。清朝的这种做法固然有效地防止草原上出现铁木真第二，避免重蹈其祖先女真金国被成吉思汗所灭的覆辙，但却不可避免导致漠北也就是今日外蒙古民众对清朝乃至整个中国的仇视情绪，最终为后来沙俄/苏联利用这一民族矛盾煽动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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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压垮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已经成为空架子的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朝的灭亡使外蒙古要求独立的倾向表面化，而建立在清朝废墟上的民国政府使中国迎来了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时代，期间虽然有北洋军阀政府利用一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机遇收复外蒙古的壮举，但最终被苏联红军赶了回来，而且已经有人指出北洋军阀此举主观上是维护祖国主权统一，但在客观上却起到进一步刺激外蒙古独立倾向的作用（貌似历史教科书提到的所谓外蒙古爱国王公的说法是扯淡），可谓事与愿违。当然大家也知道，在苏联支持下，外蒙古还是在1921年单方面非法宣布独立，但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此时中国还保留对蒙古的宗主国地位，这个情况与今日科索沃单方面从塞尔维亚境内宣布独立类似。
而真正让蒙古独立合法化的契机则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熟悉太平洋战争历史的朋友都清楚，虽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依仗超级综合国力带来的强大海空优势加上先进的蛙跳战术在消灭日本海空力量的同时以较小的代价也消灭了不少日本陆军精锐师团（其实多数是被美军切断后勤补给陷入绝境后因伤病而亡，但也有拉包儿全军大部幸存到战后的例子，不过因丧失应有的作用，实际上与被歼灭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在有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根本无法蛙跳必须强夺的岛屿如塞班，硫磺等的战斗中，日军依靠坚固工事（二战中如何对付要塞这样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似乎是两大阵营各主要大国军队都倍感头痛的问题，如最著名的马奇诺防线，虽然最终被纳粹德军饶过丧失作用，但德国还是为对付类似的防线专门研制一款光操作人员就至少一个连的巨型克鲁伯大炮。而后来苏军进攻东北的关东军其伤亡也主要集中在攻击关东军在东北修筑的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要塞的战斗）对美军进行顽强抵抗，尽管最终日军因弹尽援绝而全部玉碎，但毕竟还是重创了攻岛美军（要是发生在朝鲜，只怕又将上演日本版上甘岭战役，呵呵！）。日军强悍的武士道精神给美帝以极大的震撼，以至于美军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产生了这样的判断，那就是如果美军选择直接登陆日本本土直捣黄龙将付出至少百万的伤亡（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的“上甘岭”战役也对美军产生同样的效果，当时美军因此估计如果强行打到鸭绿江，将阵亡至少20万美国大兵，最终选择停战）。而且日本天皇很有可能选择放弃本土，迁都满洲继续顽抗到底。很显然在战争最后阶段牺牲这么多美国青年，民主国家哪能承受这种打击？而偏偏这个时候和今天男子国足一样废柴的国民党军在豫湘桂被日本人抽得满地找牙，以至让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有全部陷落日军之手的危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认为只有邀请苏联出兵才能尽快结束对日战争。这样的判断不仅事实上葬送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也让日后老毛子通过70年代一个华语广播制造的一个以武装百万共军为名，诋毁美军击败日本战功为实的世纪骗局的出笼变得顺理成章。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东北，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如下协议：“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千岛群岛让与苏俄。 上述有关外蒙古及东北的港湾与铁路等协议，须征求蒋中正之同意，罗斯福总统依斯大林之通知，采取取得其同意之措施。”
正是这个协议，使得苏联出兵东北后民国政府在与苏联谈判过程中得不到美国的公开支持，造成了其谈判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民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让蒙古在45年10月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自然没有任何悬念，压倒性地赞成蒙古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发表政府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并由内政部将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决议通知外蒙古政府，然后与之建交。至此蒙古独立才算完成了生米煮成熟饭的全部过程，再无任何挽救余地。
而随后国共内战蒋委员长转进台湾，在1953年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以此为“法律依据”不再承认蒙古独立，并将蒙古单方面画进了中华民国地图中，这也就是所谓“地图开疆”的由来。
而这就成为网上一些NC攻击老毛出卖蒙古以及蒋介石没有承认蒙古独立的依据所在。目前网上流传的一个NC帖《外蒙古独立过程》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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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共产党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
应该说，熟悉国际法的网友都清楚真相，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但此说在网上流毒甚广，因此还需要说明一下。
在驳斥这个观点之间不妨先看一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内容：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汁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又为两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利益，对于维持和平与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坚定不移之合作志愿；并根据一九四二年—月一日联合国共同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字之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国际组织宪章所宣布之原则，决定签订本条条约，各派全权代表如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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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族社会主义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持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员部部长长莫洛托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缔约国担任协同认其它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第二条 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明白放弃—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第三条 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反破坏和平之可能。缔约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己而与之发生战事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该作战之缔约国—切军事及其它之援助与支持。
　　　　　　本条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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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缔约国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五条 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条 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八条 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
　　　　　　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二十年。倘缔约国任何一方不于期满前—年通知愿于废止，则本条约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得于年的通知对方，终止本条约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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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两争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缮两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只要看这个条约的内容，大家就会发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本身没有半个字提到外蒙古问题，也就是说外蒙古独立本身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当年的“控苏案”内容也没有半个字提到蒙古独立。这个程序上如何自欺欺人笔者就不浪费笔墨论述，在这里重点说说为什么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不能改变蒙古独立的事实。